执政安全：执政党建设研究新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新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执政党执政安全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基本的规定确立了我国执政党安全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安全问题。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对全球化的主动参与，必将深刻地影响国际国内大局，对执政党执政安全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同时，我们要看到，当前党的建设还存在着许多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特别是如何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胡锦涛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国内繁重艰巨的改革、建设任务和我们党肩负的庄严使命，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陶醉于已有的成绩而稍有懈怠，没有任何理由固步自封而止步不前，没有任何理由满足现状而不思进取。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风险，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1]一再告诫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把发展作为执政党第一要务，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我们要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以强烈的执政安邦的忧患意识，洞察危机，未雨绸缪，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经受任何风浪的考验。
一、执政党执政安全：问题的提出
建国前夕，毛泽东周恩来把进京执政喻为“赶考”，并说要考好，不能像李自成那样进京后很快又被退回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告诫全党在执政后要继续保持先进性，经受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考验，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建国后，毛泽东亲自批准惩办了刘青山、张子善，成为共和国反贪第一案，表明了我党反腐倡廉决心，并向世人承诺“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今，50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的“考试”是令人满意的，但今后的道路还很长，“赶考”任务还远未完成，要防止在今后“赶考”中被退回来，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危机意识，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确保执政地位毫不动摇，完成好历史赋予的执政课题和“赶考”任务。
（一）执政党执政危机：警示执政党执政安全
20世纪是风云际会的世纪，是世界局势剧烈动荡的百年。历史的车轮碾过百年之后，留给人们许多沉重的思考。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中，我们亲眼目睹了一些国家的兴起和沉落、许多政党的兴衰与成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执政了几十年的苏联、东欧共产党纷纷垮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执政党执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面临危机和挑战的，并非只是共产党，也并非只是社会主义国家。
20世纪80、90年代的多事之秋很难说只是冲着社会主义而来的。我们把目光从苏联、东欧、中国转向发达国家，转向西欧、日本、美国，我们看到，那里的政党体制竟然也同样经受着不同寻常的考验，而且在有的地方，把这种考验叫做危机并不过分。在日本，连续执政38年、使其他政党与掌权无缘的自民党急剧衰落，在1993年7月的大选中未过半数而沦为在野党。在意大利，一向以议会第一大党身份掌握实权的天民党，在1992年政治丑闻的冲击下陷入危机，虽苦苦挣扎一年，终因回天乏术，遂宣告解散，成立新党（新党取名人民党）。作为意大利政党体制另一根支柱的社会党亦未幸免于难。这两个党在1994年3月的大选中，在参、众两院的845个席位中加起来也不过得到87席，成为议会中两个无足轻重的末流小党。这一结果，使意大利的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称意大利的“政治地震”。在墨西哥，一党独大，统治墨西哥71年的革命制度党，在2000年7月2日的大选中失败，由在野阵营国家行动党与绿党合组的中间偏右的变革联盟取代成为执政党。在英国，本来十分标准的两党制也在逐渐地变得不那么典型。所谓“第三党”——除保守党和工党之外的其他政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有发展。1981年从工党中分离出社会民主党，更壮大了“第三党”的阵容。1983年大选，以社民党、自由党联盟为主力的第三党在大选中得票30％，首次超过工党。1988年社民党和自由党合并为一，其后虽未改变执政模式，却已明显对长期以来的两党制构成威胁。甚至在美国这样的政党体制平稳运行了200多年的国家，政党政治遇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政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被看得十分重要的。民众中普遍存在着政治冷淡主义。这种政治冷淡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一步加剧。20世纪70年代以来，兼投两党候选人票的现象已司空见惯。无党派选民的投票正遍及各地，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对党的忠诚越来越薄弱，党员和党的关系越来越变化不定，党的各级组织也越来越松散。在我国台湾地区，已有百年历史的国民党连续执政50余年，但是在2000年3月的“总统”选举中败给民进党，失去执政党地位，成为在野党……
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日趋明显的时代背景下，要善于从世界各国的宏大背景以及世纪变迁的时代大势，提出、提升、提炼出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增强我们党的执政水平。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指出：“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我们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切不可掉以轻心。”[2]
（二）全球化：凸现执政党执政安全
建立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和交通、通讯技术基础之上的全球化已经突破了时空限制，把生活在本星球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类在空前的范围和程度上紧密、广泛和深入地联系在一起了，并进而使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空前强大起来。全球化实现了各种资源的全球配置和利用，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巨大发展。
然而，我们正面对着世界经济和科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国际竞争。这是一场全球范围的大竞争，任何国家、任何政党都回避不了。同样，在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条件下，我们党的建设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显得更为急迫和紧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科技革命进展快速，科技手段日益现代化，特别是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出现，给各国的政治生活和政党结构及功能都带来了新的变化：在经济发展的多样性、灵活性、国际化和生产的分散化、个体化、小型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及行为方式也有所改变，民主意识提高，权力趋于分散化，权力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演变，高度集中的权力越来越向地方和基层转移。这种共同参与民主制的发展和权力分散的趋势，必然要求对政党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及整个政党体制进行改革，并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制和“间接民主制”地位下降，政党的活动范围缩小。在新经济和现代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利益集团，对政党政治也形成挑战。总之，要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寻找政党发挥作用的新途径。
在全球化大潮中，各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将变得日益重要，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领导国内经济建设、协调国内社会问题，将成为各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首要任务。尽管政党作为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政治组织的这一本质特征不会改变，但为了执政，政党必须考虑到多数选民的要求，在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的同时，还需协调全社会的利益，尽量拓展其社会基础。目前，西方国家左、右翼政党的政策主张明显趋同，纷纷淡化党的阶级色彩，走中间道路，进一步朝“全民党”方向发展。
各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变化和自己所处的环境，对原有理论和实践模式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调整。这种调整和变化表明，社会主义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同本国实际相结合，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各国共产党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进行重新认识、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把争取社会主义理想胜利的斗争扎根于各国的现实之中，扎根于各国人民争取民主、和平和幸福的现实斗争中，将使社会主义理论更具活力。
（三）社会转型：挑战执政党执政安全
全球化浪潮滚滚奔来时，“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3]
我们党从诞生那天起，就始终把保持先进性作为立党建党之本，因而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经受住了来自方方面面的严峻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面对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变革，面对党的领导干部队伍的整体性新老交替，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特别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与公众意识的相对独立，新兴阶层的出现与利益团体的分化，执政党的有限能力与社会转型的多重责任以及腐败的滋生与蔓延等，我们党能否站在时代发展的潮头，顺应人类社会经济和科技进步的潮流，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好地肩负起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这对新时期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安全提出了重大挑战。
二、执政党执政安全的基本内涵
众所周知，安全是相对不安全而言，安全通常与威胁、危险相关联。在汉语里，安全有三层含义：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在英语中，《韦伯词典》对安全（security）的解释比汉语对安全的解释更为宽泛，一方面指安全的状态，即免于危险，没有恐惧；另一方面，还有维护安全的含义，指安全措施和安全机构。二者的基本意思相似：安全就是不存在威胁和危险。安全不仅涉及客观上没有威胁的现状，而且涉及主观上没有恐惧的状态，即所谓的“安全感”。因此安全具有相对性、主观性、客观性。所谓安全的相对性：一是指安全与危险相对而存在，没有危险，谈不上安全，相反也是一样；二是指判断安全的标准是相对的，从哲学上讲，危险是绝对的，是无时无刻无不存在，而安全则是相对的，危险小就是安全，危险大则不安全，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安全。所谓安全的主观性，是人主观上对危险的估计和预期。人对危险的预期越低，就觉得越安全，疑虑和恐惧就越少。所谓安全的客观性则是指客观条件和态势决定的安全或不安全。或者说免除危险是安全的客观性，失去安全是危险的客观性。
安全是人类追求的最基本的目标之一。无论个人、政党、社会还是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离不开安全。对于执政党来说，安全是执政党的命运，是执政党执政的基础。可以认为，执政党执政安全是指执政党执政体系处在稳健良性运行以及可与时俱进的状态。它既包含执政党执政体系在某个时点上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也包含执政党为确保其执政体系的安全、稳定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维护执政体制，巩固执政地位，并实现与时俱进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执政安全的目标就是维护执政党的执政体制和意识形态原有基本结构和基本性质，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张力，消除不安定因素，防止动乱，保证执政体系的秩序性、规范性和连续性，即维护国体、政体和政局的稳定，不受外部势力的破坏和颠覆。一定的执政体制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对任何执政党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从执政安全的目标我们可以看出，维护执政安全不可能与政治、军事、科技、经济、文化、社会安全等问题相脱离，他们互相交织在一起彼此作用，因此，必须树立一种多位一体的执政安全新观念，即政治、军事、科技、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同时兼顾的安全观念。我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安全是建立在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整体因素之上的，执政党执政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前提和核心。
（一）执政党执政安全具有相对性
执政党执政安全是相对执政风险而言的。不同的执政党有不同的执政安全观，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在建国初冷战时期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安全的重点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执政安全的重点是政治安全和和经济安全。在世纪之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执政安全的重点是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新世纪党的领导集体处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建设任务艰巨繁重的新形势下，执政安全的重点是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以发展为第一要务，通过发展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安全。但不论任何时期，执政基础牢固、执政体系规范、执政机制健康、执政运行有序，保持着旺盛的政治生命力，得到国内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是执政安全的共同内涵。凡是影响、危害到执政党执政基础牢固、执政体系规范、执政机制健康、执政运行秩序的内部和外部因素，都属于执政党执政风险范围。
（二）执政党执政安全具有发展性
执政党执政安全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稳定”层面。这主要是执政党执政安全的“外在”定性，即执政安全是指执政党执政体系没有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风险的威胁、侵害。在这里，“安全”更多的是强调执政党执政体系处在没有突破稳定的临界点的状态，因此，它往往具有就某一个时间、空间点的观察的性质。二是“发展”层面。主要是执政党执政安全“内在”定性，即执政党执政安全不仅仅停留在“生存”的层面，更重要的是与时俱进的能力。也就是说，“生存”是执政党执政安全追求的基本目标，“发展”才是执政党执政安全追求的最终目的。发展是硬道理，实力是硬道理，我们要以安全为前提，以发展为目的，在安全中促发展，在发展中保安全。只有固基础，厚实力，旺活力，高竞争力，亿民一心，众志成城，形成强势权威、强势政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执政安全。执政党执政安全就是由某一个时间和空间组合成的“点”的概念演变为一个由不同的“点”连接起来的、连续不断的“线”的概念，这些“点”和“线”在全球化背景下，就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化的执政安全体系。
三、执政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意义
认真分析和深入研究变革转型期影响我国执政安全的诸因素，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保持在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强执政党执政安全研究是实现党在新时期执政目标的需要
在国内，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又确定了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蓝图宏伟，催人奋进。同时，不能不看到，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失业人员增多；有些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和党的前途命运。为此，就要求加强执政安全研究，以保证党的执政目标顺利实现。
（二）执政党执政安全研究有利于我们正确地面对实际，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作出正确的选择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国内外依然存在敌对势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党所面临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是：必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抵御、防止和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企图以此为契机，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随着东欧、苏联的剧变，他们逐步把进攻矛头和重点转向我国。美国和西方的有些学者在战略上把全球化趋势下的世界文明进行归类，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并且不无目的地指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会是西方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联合势力的冲突。这样，就从文化上把中国摆在了西方的对立面，对中国文化采取了排异和敌对的态度，从而为西方敌视中国，把中国作为防范和遏制的对手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在行动上，美国和西方千方百计地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2000年6月18日《香港商报》披露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的《十条诫令》中，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就占了非常重要的分量。如该诫令声称，美国要“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中国）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接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美国“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该《诫令》要求美国“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十条诫令》的内容见2000年6月18日《香港商报》，转引自《中流》月刊2000年第10期）。从这份诫令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和西方对于中国在文化方面的居心是多么险恶。在国内，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有发生，并几次泛滥；“六·四”事件、法轮功事件等危机事件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提出了考验，对执政安全敲响了警钟。和平演变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主权，构成现实的威胁。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意义重大，任务长期而艰巨。为此，就要求加强执政安全研究，以防止在党内和党员队伍中出现发生和平演变战略可以利用的裂痕。
（三）执政党执政安全研究可以指导我们党的建设实践
共产党执政，有没有执政危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个执政规律是不是仍然起作用？我们的认识经过三个阶段。起初，我们认为共产党的政权不会丧失，因为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党的理论、路线、政策是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还掌握了印把子、枪杆子。随后认为，西方反动势力不仅用武装侵略而且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失去政权是可能的。后来东欧各国共产党失去了政权，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我们才认识到共产党的政权真的也会失去。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执政74年的强大的党居然解散了，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居然解体了，举世震惊！对于事变的原因，众说纷坛，有几十种之多，而且，今后还会有许多新见解，各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集中到一点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是由于失去了党心，失去了人心。最明显的证据是，苏联解体，居然十分平静，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苏共解散，千百万党员漠然视之，无动于衷。
我们党从1949年开始，在长期的执政中，随着客观环境、历史条件的变化，自身也发生多方面的变化；党所面临的又一个重要任务是：必须不断弘扬、扩大自身的积极因素，抑制、消除自身的消极因素从而有效地防止在长期执掌权力中发生的权力蜕变现象，保持权力的先进性质，稳定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执政，使我们党具备了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条件，同时又很容易使某些党员和领导干部产生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以权谋私等思想和行为，很容易使我们的党脱离人民群众。问题的实质，是党能否正确运用权力。这个问题决定着党的生命。为此，就要求加强执政安全研究，坚决纠正和克服一切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腐败现象，取信于民，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四）执政党执政安全研究对于完善党的建设学科，推进党建科学化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有自己的特点，有许多其他政党所不能比拟的优点。但是，另一方面，作为政党，它的活动同样也不能违背政党活动的普遍规律。违背了，党的建设就要受到挫折，执政地位就要受到动摇。我们党历史上是吃过不尊重规律的亏的。在我国5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社会不稳定和政治动荡也时有发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执政党执政安全方面的缺陷显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我们对执政安全、执政党兴衰存亡经验与教训研究、探讨得不够。党内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党内生活不正常，党政关系处理不好，党取代了国家政权的职能，造成国家和社会机制运行紊乱，为出现重大失误埋下了伏笔。在执政与被监督被约束的关系上，我们曾片面理解党的特殊性质。把它同执政不受监督、不受约束等同起来，从而使整个国家在一个缺乏民主、过于集中的机制中运行了几十年。在制定纲领与率领群众的关系上，我们曾忽视群众的觉悟程度，忽视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目标和途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加上指导思想的错误，走了弯路。
要研究执政安全、执政党兴衰存亡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能力、执政方式、执政监督等执政安全要素进行研究，特别是要对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进行研究，只有通过这种深入的科学研究，才能从执政党兴衰存亡中总结、归纳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也只有这样，党的建设理论才有可能把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科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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