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主义与文化政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主义论文,文化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2)03－0067－09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演变，尤其是西方新左派思潮的演变，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一些多元主义文化政治的理论取向。这些理论取向旨在将文化问题政治化，将政治问题放进文化问题的发展逻辑之中。①最为明显的变化还在于，这些理论取向大多奉行了“葛兰西主义”的理论范式。在风光一时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退却之后，伴随着“领导权”理论及其多元主义文化政治策略的扩充，葛兰西的文化政治思想不断地浮出水面，有力地推进了当代西方新左派思潮的发展和演变。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进程中，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及其文化政治思想为何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他提出的文化政治学究竟在哪些方面成为了一种理论范式？本文立足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转向，对于葛兰西的文化政治学及其理论逻辑进行梳理，旨在勾勒出“葛兰西主义”的基本特征。
一、“实践哲学”与上层建筑问题
葛兰西在当代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今天，如果以‘葛兰西’为关键词搞一个西方科学文献资料总汇(就像美国巨大的‘学位论文’总汇那样)的话，那你准会感到吃惊：今天用葛兰西理论研究的社会现象领域是何等宽广。它既涉及挑起民族冲突的进程，又涉及教会上层在尼加拉瓜反对‘解放神学’斗争的策略，还涉及美国体育运动史及其对群众意识的影响、目前非洲文学的特点，以及各种形式广告的效果。如果说，20—30年前西方实用主义社会学认为必须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当然同其他方法一起)去分析重要的社会过程的话，那么今天则认为必须用葛兰西的概念和方法论来‘研究’问题了。”②阿尔都塞在20年代60年代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明确地将其思想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直接衔接起来。他有这样的表述：“据我所知，我现在走的路以前只有一个人有所涉及：这就是葛兰西。他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认为国家不能被归结为镇压性的国家机器，还应该包括若干由市民社会产生的机构，如教会、学校、工会等等”。③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两位代表人物，E.拉克劳和C.莫菲在其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将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作为构建当代激进民主政治的核心所在。以“新社会运动”(诸如女权主义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反核运动，同性恋抗议运动，各种反体制的社会斗争等)为代表的多元政治的历史转变，促使他们把葛兰西关于文化政治的论述(比如历史集团、集体意志、知识分子、道德领导、阵地战等)作为构思新政治领导权的出发点。④在英国新左派及其“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R.威廉斯看来，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思想不仅突出了社会实践的总体性特征，而且还确立了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构成性作用。⑤显然，这些理论代表人物都十分看重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也就是他关于西方社会变革的文化政治构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开启人物(一般认为有卢卡奇、科尔施、布洛赫、葛兰西)中间，葛兰西的理论思考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性。他对于文化领导权的探索，就不像卢卡奇那样置于思辨的总体性范畴之中，而是立足于西欧社会的传统与现实，立足于文化革命和道德重建，并提出了一种反经济主义的文化政治逻辑。正是因为这种逻辑吻合了当代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政治诉求，使得“葛兰西主义”不仅成为一种文化分析的方法论，而且还成为一种当代文化政治的理论范式。
在葛兰西所处的那个时代，工人运动的革命浪潮席卷欧洲社会。最终的结果是欧洲工人运动走向失败和低潮，反而是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这样的现实落差激起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理论反思。葛兰西发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明确提出十月革命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发生的事件已经冲破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来决定俄国的历史如何展开的分析公式。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且用明确的行动和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和一直想象的那样停滞僵化。”⑥与此同时，他也强调俄国革命是在实践马克思的思想，即“主张历史中占支配地位的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他们彼此联系，互相达成协议并通过这些联系(文明)而形成一种集体的社会意志。这些人理解经济事实，他们进行判断并且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而成为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存在着、运动着，并最终像火山熔岩一样按照人的意志随时随地地开辟道路”。⑦葛兰西针对意大利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的不同结局，并且依照克罗齐的绝对历史主义逻辑，将理论思考的焦点集中在文化问题上面。他坚信文化是人类走向自我解放的途径，力求论证精神活动与历史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了更加深入和具体地阐明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他在被捕入狱之后就拟定了系统的研究提纲(列出了16个题目)，其中的内容大多涉及文化问题，诸如知识分子的形成和发展、天主教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问题、以皮兰德娄代表的意大利戏剧的风格问题、代表性杂志的文化普及作用、语言学问题等。“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特别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阐述：对过去各次文化运动进行了历史分析；批判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同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经济主义、机械论和宿命论等蜕化变质现象进行斗争。”⑧对于葛兰西而言，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学是一种现实斗争的需要。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还必须从理论上清除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倾向，按照“实践哲学”的思想立场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经济主义、工联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所侵蚀，使得理论与实践不能统一起来，从而导致历史主观性问题的缺失。
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实践哲学”。“他的提法明确包含着两个含义，一方面哲学是由实践产生的；同时，另一方面实践又是哲学的对象和目标。”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自于实践，因此它必须从各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及其现实情况出发，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国家不可能采取完全相同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向实践，使人类从异化中解脱出来而恢复其历史主体的地位。“实践哲学”或者说“实践一元论”的概念并非葛兰西首创，应该是从意大利哲学家拉布里奥拉那里借用过来的。后者强调“实践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神经，正是为了突出主观因素的作用。后者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论断：“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是依赖于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种种条件而产生的；同时，也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为先导的、由它相伴随和由它所跟随的……”⑩正是在拉布里奥拉的影响之下，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黑格尔加李嘉图的产物。(11)他一方面强调政治领导权的经济基础问题，另一方面又欲求摆脱经济决定论的偏向。因此，他既反对用唯心主义原则来解释实践哲学，将马克思主义与康德主义和其他非唯物主义哲学联系起来，比如以奥托·鲍威尔为代表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同时也批评以普列汉诺夫和布哈林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化倾向，“实践哲学的主要敌人还不在于唯心主义，而是在于哲学上的先验性与形而上学性”，“普列汉诺夫以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提出问题，”(12)布哈林的“系统哲学”则是庸俗唯物主义的表现。在葛兰西看来，物质的概念不能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而是应该从它们作为一种生产经济要素的角度去理解。“实践哲学”并不关心“物质”本身及其物理的化学的性质，它关心的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物质的重要意义。庸俗唯物主义的错误在于丢掉了辩证法，片面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入狱之前还是入狱之后，葛兰西始终都在思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关系，始终都在关注上层建筑的问题。他首先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出发，肯定并承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主张文化和道德的改革必须同经济的改革联系起来。不过，经济基础的这种决定作用应该是总体性的，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并不是完全一一对应的关系，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上层建筑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任何变化都是经济基础的直接表现，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理解，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就现实的历史运动而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具体和复杂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一个“历史集团”或者说历史的总体，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历史运动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表现在这样三个层次上面：首先，任何时候要去静止地把握经济基础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只有在经济基础的发展过程完成后才能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其次，不是说每个政治行动都完全是由经济基础直接决定的，都只是经济基础的一个变化形式而已；再次，在特定的历史运动中究竟采取那些政治行动往往是由诸多因素来决定的。(13)相比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革命，思想意识所产生的革命不仅不是被动的，反而还具有某种先导性。换言之，我们必须看到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看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葛兰西围绕上层建筑问题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就是为了突出历史运动中的主观性条件。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中的关键词是前面的“历史”而不是后面的“唯物主义”。“历史”体现了人的意志和活动，尤其是体现了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假如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的智慧不能掌握节奏，不能确定过程的实质，那么文明的发展就成为不可能。政治上的天才人物正是根据这种掌握尽可能大量具体征兆以便确定过程实质的能力来加以鉴别的，也就是说根据预见最近和遥远的未来并借助这种预见来制定国家活动的方向、承担对人民命运的责任的才能来加以鉴别的。在这方面，卡尔·马克思大大超越了现时最伟大的政治活动家。”(14)为此，葛兰西将理论的重心从政治经济学转向了文化政治学，并且对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葛兰西主义”成为了“上层建筑理论”的代名词。
二、社会变革与文化领导权问题
对于历史运动或者社会变化来说，其中的基本因素固然是经济的变革。但是，经济的变革是不是唯一的和最终的决定因素呢？换言之，贫穷和饥饿是不是导致社会革命的最终决定因素呢？针对那些以经济诉求和贫穷因素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学说，葛兰西强调“贫穷和饥饿可以引起骚动和反抗，甚至可以打破已经确立的平衡，但是为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还需要许多其他条件。”(15)从意大利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出发，葛兰西反对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经济主义的还原论，否定历史运动是由纯粹的经济事实所决定的自发事件。他注意到了上层建筑的革命作用，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引导组织作用。事实上，历史运动只能是经济革命与意识革命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无产阶级的革命只能是一场总体的革命。这场革命要为新的劳动方式和新的生产分配方式打下基础……这场革命还要形成一套新标准，一种新心理学，一种新感觉、新思维和新生活而作为必要条件……同赢得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问题一道，无产阶级还要面临如何赢得知识权力的问题。正如它需要考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将自己组织起来一样，它也需要考虑在文化上如何将自己组织起来。”(16)葛兰西始终关注和强调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变革作用。因为他看到没有社会主义观念的传播和培育就很难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由于缺少文化，无产阶级大众很难看清自己的历史命运。他以启蒙运动为例而得出这样的论点：“人首先是精神，也就是说他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否则，怎么能够解释这一事实：既然向来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财富的创造者和自私的消费者，为什么社会主义尚未实现呢？事实是这样的人是逐渐地、在一定的阶段上才意识到它自身的价值，并且赢得这样一种权利去抛掉由少数人在前一个历史时期强加于它的那些组织形式……这意味着每一次革命都是以激烈的批判工作，以及在群众中传播文化和思想为先导的。”(17)换言之，人类的解放首先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离开了观念的变化和思想的解放，人类的解放是无从谈起的。意大利的社会现实促使葛兰西接受并发挥了维科和克罗齐等哲学前辈的思想立场，即强调人的主观性在历史活动中的决定作用，肯定人及其思想是历史发展的真正推动力。显然，这样的认识判断对于葛兰西的文化政治理论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
葛兰西将文化问题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并将理论思考的重心转向上层建筑，正是因为他看到不能机械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模式。在俄国，由于沙皇政权不是建立在被统治者的赞同基础之上的，由于“市民社会”还处于初生和未成形状态，夺取国家政权可以采取闪电式的“运动战”，即通过直接的暴力革命和军事行动来推翻旧的国家政权。可是在西方由于“市民社会”非常成熟发达，其结构就如同战争中的暗堡体系，仅凭军事行动往往只能触及外表而无法动摇其政权的基础，因此需要采取“阵地战”的斗争形式。在西方，国家政权不过是战争中的前沿战壕，在它的后面还有由许许多多暗堡组成的抵御体系。这些体系就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遵循的统治阶级所宣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是由统治阶级灌输给社会大众的思想倾向、生活方式、道德习惯以及理想希望等。如果只是夺取了前沿战壕(仅仅推翻了旧政权)而没有攻克后面的堡垒，只是进行“运动战”而没有展开“阵地战”，革命最终是不会取得成功的。欲要实现社会的彻底革命，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改变人心，让一种全新的思想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葛兰西也看到，其实列宁等革命思想家已经关注到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问题，(18)“在我看来，伊里奇已经明白自由运动战(1917年在东方取得了胜利)转变为阵地战(这在西方是唯一可能的)的必要性。只是伊里奇没有来得及深化他的这个公式。当然也要考虑到，即使他能深化这个公式，也仅仅是从理论上深化，因为这个根本任务是属于各个国家的，即要求侦察地形和确定文明社会的各种要素。”(19)列宁所提出的“先锋党”和“领导权”等理论，对于葛兰西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只是葛兰西根据他对意大利历史的演变以及西方国家现状的认知，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化了“领导权”的内涵，并且突出了以“阵地战”为基础的斗争策略。与列宁的“领导权”思想相比较，葛兰西给他的“领导权”概念抹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换言之，他所讲的“领导权”更多地是指知识和道德上面的文化领导权，即对于人心的控制和操纵。
从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和克罗奇的历史观出发，葛兰西提出了他的以“领导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理论。他认为，现代国家是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构成起来的。政治社会主要由一般国家机器组成，对社会秩序进行直接控制；市民社会往往由文化机构或者社团组成。一方面，国家的职能是通过暴力进行统治；另一方面，国家又具有精神统治的职能。也就是说，最终建立一个社会制度或者国家秩序，不仅需要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机器的强制作用，而且还需要被统治阶级的承认和赞同。统治阶级为什么能够占据统治国家的位置？被统治阶级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集团不仅控制了国家机器，而且还掌握了知识和道德的“领导权”。就西方现代国家而言，除了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之外，它还需要更多地依赖于“市民社会”，依赖于文化上和精神上的控制力量。事实上，“国家强制的一面将由于确立起来了被调整了的社会(即伦理社会或市民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因素而逐渐结束自己……国家将以‘守夜者’的身份出现……它保卫被调整了的社会因素的发展，因而这些因素将不断增多，结果这个组织的权威的和混乱的干涉将逐渐减少。”(20)简言之，国家的暴力方面将逐渐地减少，国家作为教育者的身份则逐渐地突显出来。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基础非常牢固，其社会秩序就奠定在“市民社会”之上。因此，西方国家的革命策略应该是从夺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开始，也就是从“阵地战”开始。在葛兰西看来，争夺知识和道德的话语权也就是争夺文化的话语权，这是进行社会革命而必需的意识形态斗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集中体现了一种文化政治的思想路径。
为了将文化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为了证明文化斗争是开展政治斗争的前提条件，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对“文化”进行正名，即对“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扩展。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文化”一方面被当作是普遍价值而被炒得很热，另一方面又因为不同的界定而变得歧义丛生。“文化”至少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人类的理想化追求，二是指特定化的生活方式及其取向，三是指知识和艺术之类的活动。针对这些多样化的文化定义，尤其是针对当时在第二国际中所盛行的经济主义倾向，葛兰西试图赋予文化更多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意义。他在《社会主义与文化》一文中写道：“我们需要使自己摆脱这样的习惯，即把文化看成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把人看作仅仅是塞满经验主义的材料和一大堆不连贯的原始事实的容器，这些材料和原始事实必须在头脑中编排保存，就如字典的条目一样，使得它的所有者能够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各种刺激作出反应。”(21)这种文化只是在卖弄学问和炫耀聪明，而不是使人能够达到更高自觉境界的东西。文化应该体现统一的生活观念，体现某种世俗宗教，体现某种哲学，体现某种道德的行动准则。“我认为文化的意义是思想的训练，普遍观念的获得和因果关系的认知。对我而言，每个人都是由文化所造就出来的，因为每个人都要思考和把握因果关系……我信奉一种苏格拉底的文化观；我相信文化就是无论你在思考什么都应该正确地思考，无论你在做什么都应该正确地行动。而且我认为文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因为它具有综合作用，可以使模糊的思想自由的概念变得清晰起来。”(22)人不可能像动物那样自发地获得自我意识，而是要依赖于文化的警醒和解放作用。因为文化本身具有一种思维的力量，它可以使人理解自己的价值和位置，从而可以唤起人心。按照葛兰西的文化政治逻辑，文化革命决不是跟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会发生的现象，而是往往与经济政治变化同步，甚至还会有所超前的主要推动力量。文化活动不仅不是经济政治活动的装饰品和点缀物，反而还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前提条件。
与列宁强调政治领导权不同，葛兰西更加关注文化领导权。他甚至提出夺取文化思想领导权是实现社会变革的根本保证，“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这就是夺取政权本身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尔后这个集团取得政权，即使很坚固地掌握着它，成了统治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领导的’集团。”(23)通过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比如雅各宾党人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胜利和行动党人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的失败，他强调它们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说明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尤其是能够形成和引领集体意志的精神道德领导权的重要性。在被捕入狱之前，葛兰西一直从事新闻报道和实际的政党组织工作，这些经历使他注意到如何引导和组织大众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从思想上攻破“市民社会”的种种暗堡的问题。以往的统治阶级通过新闻、出版、学校、教会、节庆等公共宣传服务机构，已经将他们所需要的知识观念道德灌输到大众的思想中间，并不断地和想方设法地进行强化和维护。观念一旦被植入到思想之中，要想清除是很难做到的。事实上，除了必要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手段之外，如果统治阶级要想维护其政权的稳定和持久，就必须要依靠这种观念的植入和培育。因此，相比通过军事手段去攻破“前沿战壕”(国家机器等政权组织体系)，通过文化手段去展开“阵地战”(学校、教会、家庭等方面)要复杂许多。这种阵地战不仅要在时间上打一场艰巨而漫长的消耗战，而且更重要的是还需要一个能够担负这项重任的精英群体，即有机的知识分子以及现代政党(在葛兰西看来，现代政党也应该是一个由知识分子构成的政治组织)。为此，葛兰西从构建一种文化政治的需要出发，对于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
三、文化政治与知识分子问题
对于西方新左派来说，对于持激进民主多元主义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葛兰西主义”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葛兰西思想的独创性不仅在于他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概念，而且还在于他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文化政治作用的深入分析，阐述了他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葛兰西特别关注精神道德改革和文化重塑的作用，而这些变革与知识分子特定的社会功能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在葛兰西为后人留下来的《狱中札记》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显然占有很大的比重。通过对意大利国情历史的分析，通过对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等国知识分子历史性作用的比较，葛兰西发现在西方国家进行社会变革，必须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即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在争夺精神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中，知识分子无疑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社会变革需要的是观念先行，需要攻破那些旧有的文化传统，这里当然就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作用。因此，葛兰西在入狱之后就制定了研究意大利知识分子的计划(并且是作为第一项计划)。在葛兰看来，“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他所行使的是领导权的和统治的职能。”(24)无论是在夺取政权以前还是在取得政权之后，知识分子在传播精神文化和组织引导社会等方面都是不可替代的。作为一种社会的中介力量，知识分子的内涵和外延都需要重新界定。
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究竟有着怎样的角色定位？或者说“我们能否找到一个统一标准，用以说明知识分子千差万别的活动的共同特质，同时又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活动呢？”(25)葛兰西认为，人们过去总是将知识分子描述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其作用就是生产并传播知识。这个描述其实也是历史上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自我评价。“最为盛行的方法论错误就是采用这样一种划分标准，即从知识分子活动的性质而不是从各种关系的总体中去确定。”(26)知识分子是独立于其他社会阶级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也持此观点，将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以及其他阶级对立起来，从而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游离在各个阶级之外的群体。为何会造成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呢？葛兰西提出，主要原因是人们按照所从事的职业来划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学校教师、学者、传教士等智力劳动者就是知识分子，而其他从事非智力性劳动的职业人群就不属于知识分子。其实，不能仅仅从智力活动上面去定义知识分子，仅仅看一个人的活动是基于智力的还是基于肌肉的，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隔。事实上，任何体力劳动，最低级的劳动也包含有最低限度的智力活动。每个人都具备一定的智力和技能，随时随地都在进行某种智力活动，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至少都是潜在的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应该从社会关系的整体中去寻找。知识分子的本质并不在于他所从事的智力活动，而是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及其发挥的社会职能。因此，不仅教育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是知识分子，而且政府和企业部门的组织管理人员也应该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换言之，凡担负有领导管理职能的社会精英均属知识分子阶层。
葛兰西摈弃了以往按照职业性质来划分知识分子的标准，提出了根据社会关系来划分知识分子的不同尺度：一类是与社会分离的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另一类是与社会结合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传统的知识分子一般与前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他们仍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只是不属于任何阶级而往往存在于各个阶级的夹缝之中。他们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就如同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比如在意大利，传统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教士阶层以及旧时代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官吏等。有机的知识分子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兴起的，从而成为新型社会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每个新兴阶级都会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有机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新型社会所需要的专业人员。简单地说，传统的知识分子似乎游离于新兴发展的社会之外，他们要么消极观望要么保守反动，其命运或者被同化或者被淘汰；有机的知识分子则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切，他们往往充当着积极引领者的角色。在葛兰西看来，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前者也可以被新兴的社会阶级所同化而为新时代的发展服务，后者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会被时代所淘汰。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历史演变来看，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与新兴的资产阶级相融合，从而也并列于新兴的统治阶级之中。一般说来，力求夺取政权的社会阶级在培养属于自己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同时，也需要同化和征服那些游离在外的传统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能够起到领导者的作用。无论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是在经济生产和政治生活中，知识分子都是“统治集团的管家”，(27)都是不可或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中，葛兰西对于上层建筑的探究是用力最多的，具体的成果就是他关于知识分子的全新论述：知识分子是社会生活的领导者，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构成了有机的整体，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就体现在上层建筑领域，或者说他们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组织者和活动者。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都需要创造一种新的上层建筑，而知识分子就负责建造这样的上层建筑，为统治阶级制定一套适合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这些观念和标准在维护和加强统治阶级利益的同时，也能够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行为准则。也可以说知识分子是思想观念的生产者和供应者，是上层建筑的建设者和组织者，是社会生活的劝说者和引导者。所谓有机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能只是停留在职业专家和技术专家的层面上，而是要与社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机的知识分子是争夺文化和政治领导权的一个重要保证，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能够担当社会中介的作用，即担负有对大众进行教育和启蒙的领导作用。如果缺乏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不仅难以发动群众起来革命，而且无法夺取社会的领导权。社会大众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引导，因为要改变大众的观念，改变大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必须有一个新观念的传播过程，正是知识分子主导了这个过程。在日常生活中，大众凭借经验和习惯而形成自己的见解和信念，这些见解和信念更多的时候是非理性的，即表现为比较固执的信仰。社会的变革有赖于如何攻破这些信仰，有赖于知识分子能够用经验论据和逻辑推理来消除这些信仰。大众往往会相信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是不会错的，可以为他们把握大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机知识分子与社会的结合程度往往取决于他们与大众的结合程度，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的介入程度。
按照有机知识分子所担负的领导组织职能，葛兰西事实上把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与现代政党的作用合二为一了。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应该是政党的基础，或者说政党的成员就应该是知识分子。如果说知识分子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群体的话，那么政党则是一个完全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现代君主”的政党，不仅需要造就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而且还需要将传统知识分子转化为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将有机知识分子与政党结合起来，不仅受到列宁关于先锋队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他所信奉的文化政治逻辑。任何革命都要以文化批判为前提，即需要具备革命的意识。就无产阶级而言，他们首先需要摆脱统治阶级灌输的那些意识形态，需要展开意识形态的斗争从而认清自己的历史作用。尽管无产阶级也会自发地产生革命的意识，但这种意识还需要有机知识分子的引导和组织，由此才能形成一种集体的意志。葛兰西始终坚信意志是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尤其坚信集体意志在推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当然，这种集体意志的形成是以精神道德的更新为基础的。为了实现精神道德上的更新，首要的问题是改变大众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因此，旨在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现代君主)必须依靠自己的知识分子进行动员和引导，将大众自发的革命意识转化成为自觉的集体意志。当然，在葛兰西看来，由有机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文化变革还必须与经济领域中的变革相互关联，而且没有经济体制的转变，没有大众(尤其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提升，思想文化的变革也是无法推进的。
从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论述来看，他的社会革命理论更像是一种教育理论。在统治阶级的自身利益被包装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利益的情形下，在国家意识形态完全渗透和散布在社会生活中并已形成无意识的惯例的情形下，与国家政治权力的暴力夺取相比较，思想文化权力的斗争过程显然要复杂和艰难许多。因此，“实践哲学担负着两项任务：战胜最精微形式中的现代的思想体系，以便能够组成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并教育具有中世纪文化的人民群众。这第二项任务，是基本任务，考虑到新哲学的性质，不仅从数量上，而且从质量上吸收了全部力量。”(28)面对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关键的问题是要克服大众早已习惯的常识和信念，而这个改变过程只能通过宣传教育而不是武力强制来推行。这种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必须是有组织的，而这个组织者就是以现代政党为代表的有机知识分子集团。葛兰西由文化革命的先在性和基础性而得出了他的精英主义政治策略：就政治斗争而言，其“第一要素就是的的确确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领袖和被领导者。”(29)从这个角度来看，“葛兰西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以文化精英为主导的社会革命思想。概而言之，鉴于意大利以及西方国家的历史现实状况，葛兰西十分强调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一再强调大众教育的政治重要性，将争夺文化领导权作为社会解放的基本政治途径。与此同时，他还主张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应该遵循不同的政治斗争路径和社会发展道路，从而开启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多中心论思想。尽管葛兰西的上层建筑理论及其领导权概念还缺乏充分的论证，其文化政治学的思想体系还有待完善，但是他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政治学研究的尝试，还是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决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还有思想文化的观念性作用在里面。或许，这正是“葛兰西主义”给后人所留下来的重要思想遗产。
注释：
①Cf.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London:Verso,2001,pp.7-9.
②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③《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4页。
④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London:Verso,2001,p.9.
⑤Cf.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06.
⑥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London:Lawrende and Wishart,1977,p.34.
⑦(12)(13)(26)Ibid.,p.35,p.387,p.408,p.9.
⑧(15)(19)朱塞佩－费里奥：《葛兰西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6、274、261页。
⑨汉斯·海因茨·霍尔茨：《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倾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页。
⑩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3页。
(11)(24)(25)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ed.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 Ltd.,1971,p.400,p.2,p.8.
(14)(17)(21)葛兰西：《葛兰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5、4页。
(16)(22)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ed.by D.Forgacs and Geoffrey N.Smith,1985.p.41,p.25.
(18)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1页。
(20)(23)(27)(28)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2、317、425、74页。
(29)葛兰西：《现代君主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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