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现象的多视角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现象论文,民工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春节一过，民工兄弟并未一如往前或象过江之鲫或象冬后候鸟那样大规模向中心城市、民企集中之地（如珠三角地区）回游、迁徙。据央视经济频道报道：鸡年前15天，抵达广州寻求用工机会的民工数量较上年同期锐减15％，珠三角地区部分民企的缺工率几近一半；长三角地区虽显“趋热”，但短缺状况依然不轻；浙、闽两省东南部地区近数十万个职位“虚位以待”；北京、上海等打工“圣地”也饱受服务性人员奇缺之苦；全国民工虽有9600万之众，但各地仍喊相当紧缺……应该如何解读日趋严重且短期内难以有效化解的“民工荒”现象？
角度决定态度，解读者站立角度不同，见解结论自然迥异。无论“自作多情”地站立于当政者角度，还是“屁股决定脑袋”地站立于民企老板的角度，均会对此表示出极大的不解、太多的无奈与些许的忧愤：前者会因此而担心民营企业的开工不足进而导致当地GDP下滑和城镇职工就业困难；后者则担心企业订单能否如期完成，工资成本是否上升，利润目标会否“兑现”。这些担心不无道理，它构成了对“民工荒”现象的“主流”解读；但如若作多视角的“换位思考”即站立于民工角度，虽不会“非理性”地直接喊出“荒得好”的痛快淋漓，至少也不会“太感性”地如感芒刺在背。笔者认为，目前背景下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是一种错综复杂、利弊参见的社会现象，它的出现虽含一定偶然性但具某种必然性，它的存在既可能出于短期的“有形”因素也可能基于长期的“无形”缘由，它的影响既表现出一定的负面效应又带有相应的正面作用，它的解决少不了经济手段但唯“货币”之力不行。换言之，在全面、正确看待此现象时，“正统解读”必不可少，“另类思考”同样给人启迪：
其一，渐显“三农”政策成效。中共中央连续数年的“一号文件”均锁定在三农问题上，足见最高决策层的忧农意识与助农力度。“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问题目前究竟解决得怎么样了？虽然尚不能说基本解决，但至少已初见成效，佐证之一是农民工弃土离乡的汹涌势头终于受遏回落，留家返乡从事产业化效益型大农业生产的良好态势正在形成。值得指出的是，大量民工由城镇回流农村抑或外流人数不再增加，不能视作民工由于观念、技能等原因为各类企业所“被动”淘汰，而应看成是其商品价值意识逐渐苏醒、自觉寻求劳动效益最大化的“主动”之举——他们或是在农副产品价格稳中有升、农业税全面免除的政策扶持下，觉得农业产业化同样可以趟出一条产出高效、前景广阔之路；或是在信息化日益发达的背景下，感到留守家园从事为城市工业配套服务反而更具比较成本优势。中国历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等大规模人口迁徙事件，无不发生在战乱纷飞、民不聊生时期，一旦局势稳定农村复苏，农民们自然会踏上返乡回流之路。也就是说，在中央多个一号文件的“量”的积累之下，三农问题已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今日由大量民工回流驻守而引出“民工荒”现象，非但是一个符合经济学原理的正常现象，而且是三农政策效应开始显现的必然结果；反之，很难解释一方面声称对三农问题极其重视努力解决，一方面却有更多农民颠沛流利背井离乡的“悖论”！
其二，助推民企“入世”操练。民工流入的企业虽有少量的国有企业，但主要还是民营企业。目前，我国各类企业正处于迎接全面“入世”激烈搏杀之机，哪些企业抢先接受国际惯例的洗礼、自觉按WTO规则办事，哪些企业就赢得发展先机。我国的国有企业，以前虽有体制僵硬、包袱沉重、冗员较多之弊，但换个角度看，也有产业链通常处于前端、守规经营意识较强、已经经受较高劳动成本“考验”之利；但对多数民企来说，其实尚未真正经历过基于国际市场规则的较为“刚性”的劳工成本的冲击！以2004年发生的西班牙“焚鞋事件”为例，虽然它是一种极端化的非市场行为，但留给我国民企的现实启示是：一味靠压低劳工成本来降低产品价格从而抢夺国际市场的“做法”不符合国际竞争规则，虽可用于一时但绝非长久之计。事实上，在“民工潮”较为汹涌时甚至目前，在不少民营企业，无故拖欠民工工资、不给其上社会保险、随意加班加点、法定节假日加班不计双工等“不规现象”仍司空见惯；这些做法虽然直接降低了劳动成本进而使产品获得了低价优势，但在无形中亦违背了《劳动法》、《合同法》等法律，践踏了国际市场公认准则，抹黑了中国企业的应有形象。正是从这方面说，“民工荒”现象如若导致劳工成本的适当走高，从长远看反而有助于从整体上提升我国民企的国际竞争力，因为“民工荒”现象会演化为一场迎接入世考验的全面“操练”！
其三，“催生”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序列中，产业结构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能否既避免超前升级的“激进化倾向”又避免其“滞后化倾向”，是检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往往要借助于某些“契机”——目前“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也许正暗示着这样的契机已经来到！我国将在明年初与国际市场实现全方位的衔接，真正参与到全球分工、国际合作的洪流中去，但我国的产业结构作好升级准备了么？放眼国际舞台，要抢得“花旦名角”之机，非得借助于产业升级这一“法宝”不可——依靠科技进步，进行各种创新，抢占产业链前端，实现内生增长，以走出一条高效低耗、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换言之，在未来的国际分工格局中，有的国家以生产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的“三高”产品为主，有的国家则沦为低技术、低档次、低价格“三低”型的“外包”一族。由此看来，如果说我国在参与国际分工初期，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综合国力大为增强的今天，若再抱残守缺地固守此产业战略，必将后患无穷。而“民工荒”现象的存在，正为各类企业主动调整产品结构，由产品换代带动产业升级，由产业升级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压力变动力”式的良好机遇——正因为劳工供给不足，作为需求方的企业才有采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内在动力；正因为劳工的生命健康越来越重要、劳工“再生产”的合理需求越来越重视，企业才会依靠科技进步，寻求高效安全、劳动强度低劳动效益高的新路子，才会通过产业结构的大升级来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其四，“倒逼”企业管理创新。伴随着我国民营企业技术粗放、产品粗放的工业化进程，经营粗放、管理粗放是其孪生特征：表现之一是较重视采用以计件制或流水线操作为特征的“泰勒制”管理方式，而对基于企业文化建设、尊重劳工情感的“行为科学”等管理方式不够重视；表现之二是基本无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只对民工最低层次的生存需求有所考虑，而对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十分淡漠；表现之三是只看重由劳工的即时使用在短期内形成的“投入产出比”，而看不到由劳工的培训、健康等因素带来的、暂处无形状态的“人力资本”的增长；表现之四是只考虑“补偿”劳工自身的“生产”所需（即用多少货币成本才能维护劳工自身的体力脑力所需），而对劳工的“再生产”需求基本不考虑（如大多数民企对民工子女的入学教育问题漠不关心）等，这些与工业化早期相适应的粗放型管理方式却在我国民营企业的新型工业化过程中触目可见，而这极易挫伤民工对企业的认同度与归属感，最终影响到劳动热情与创造激情的发挥；而“民工荒”现象的存在恰恰给民企老板提供了一个提神醒脑的“警讯”——现在是到向科学管理要经济效益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时候了！
其五，唤醒“资源”珍惜意识。千百万勤劳耐苦的民工兄弟，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优质“资源”，他们比水、电、油、煤等自然资源更为宝贵更有创造力。遗憾的是，2004年全国规模的缺煤少电已引发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高度重视，而由民工短缺引起的“民工荒”，是否也会掀起一轮珍惜民工“资源”的浪潮？目前，不少企业存在的民工工资太低、劳动强度太大，生活条件太劣等状况，是否意味着民工这一“优质”资源正被“劣化”配置呢？试想，在大力提倡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当经济发达地区的“低保”（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已提高到每人每月400多元之时，不少民工兄弟的月工资也只有区区的四、五百元（如广东东莞春节后才将民工最低工资由457元上调近百元），甚至还可能被无故克扣和拖欠，这到底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起作用，还是统筹城乡发展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更为寒心的是，在“民工潮”鼎盛时期，有的私企老板居然喊出“三条腿的狗难寻，两条腿的人好找”的无耻之言，今天让他们尝尝“民工荒”的苦味难道不完全应该吗？“民工荒”现象的成因之一，初看起来是经济趋热、用工需求增长的结果，实质上却是优质资源被低劣使用、导致民工供给相对不足结出的“报应”苦果。
其六，力促企业“治危”能力。资源的极端紧缺便成为资源危机，去年的“能源荒”与今年的“民工荒”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或严重程度有异，但此荒不掩彼荒本质，小危累积大危之险。“民工荒”现象的出现，给企业提出了一个如何处“荒”不“慌”、快速应对、有效治理的现实课题。在全面入世之后，由劳资双方利益诉求不同而引起的劳资纠纷会经常发生，如处理不当也有发展为罢工罢市事件的可能，若劳工风潮一旦带来企业合同无法履行、国际诉讼随之不断的“危机”该怎么办？相信企业通过这次治理“民工荒”现象的经历，对以后提高危机应对能力不无帮助；从这点上说，坏事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好事，而这个“一定条件”当然也包括以积极姿态接受这次不大不小的“民工荒”事件所给予的“模拟训练”！
可见，错综复杂的“民工荒”现象，既可如多数学者那样去作“正统解读”，也可象笔者这样进行多视角的“另类思考”。虽然，“另解”不能代替“正解”，但它必有助于“民工荒”现象的正确认识与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