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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的重要性，在于它所涉及的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对待马克思
主义的态度问题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向全党又一次郑重提出了学风问题。即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这就是说，学风不仅是指学校、学术界或一般学习方面的风气，它所涉及的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党风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
这使人不禁想起55年前的一段往事。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第一次提出整顿学风的任务。他认为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尖锐地批评当时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风气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指出有些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
时隔36年，在开始“拨乱反正”的1978年，邓小平同志重提学风问题。当时一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更有甚者，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这个根本观点，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照转照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就行了。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这充分说明，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学风问题，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党的理论指导和党的作风，归结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且一以贯之地同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其他错误倾向，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毫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充分表明我们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清醒、坚定和成熟，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精髓和灵魂的准确理解与科学把握。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任重道远的和平建设时期，总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巨大贡献。可见，学风问题对于党和党的事业是至关重要的。
端正学风，克服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必然要求
实践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理论基石。我们不仅要用这个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世界，而且要用这个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要求我们的。然而，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倾向。一种是借口时代的变迁，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种是无视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和僵化保守的态度。这两种倾向又往往会同时发生，或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它们都会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和失败。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对考茨基等人的评析是令人深思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按此行事。”
历来，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基本指导思想，区别马克思主义对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判断和一般的科学方法。他们从来不做某些字句和结论的奴隶，不是躺在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而是善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此时此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着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出新理论。他们深知，马克思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为人们提供的是观察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即世界观、方法论，而不是不同时代革命和建设的现成答案和公式。要成功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还必须认识自己所面对的现实的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实行符合这些规律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寻找符合实际的正确道路的过程，也就是科学地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反之，如果同实际相脱离，也就会如同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样，势必导致革命和建设的失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为了反对和纠正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有害学风，使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不致遭到窒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曾一再对自己的理论的科学品格进行过精辟论析和郑重申明。例如，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科学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从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于前人的经验总结应该认真学习，但还应该从自己的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忽视了这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如果它停止发展，老是那一套，就没有生命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而不应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科学不是迷信，不承认任何偶像，要敢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等等。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墨守成规、僵化封闭，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风格和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宗旨格格不入。
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一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说要照抄照搬书本上的具体条文，不是说要以本本为标准和规范，按图索骥，而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在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我们的事业。这需要对以下三个问题作出正确回答：
一是过去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没有论述，而现实生活要求解决的问题，从何处寻求答案呢？答案只能来自千百万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创造。比如，按照以往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通常都没有把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或者没有突出它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而大多是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描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邓小平同志则强调指出，必须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新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概括，既是对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也从根本上回答了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二是过去马克思主义书本中虽有论述，但已不适用于后来变化了的条件和环境，或者超越了现阶段的需要和可能，那末究竟是抱住这些理论不放，还是从今天的实际出发，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案，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学说？毫无疑问，当然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比如，按照以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实行全部生产资料转归整个社会所有，并且认为社会主义是同市场经济相排斥的，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管理，商品货币关系将不复存在。然而，根据邓小平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就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动态形式的理论。
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是一次完成的？当这些原理形成以后，难道它就一成不变了，不再需要继续丰富和发展了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发展观，即使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说，也不可能是一次最终完成的。它必然会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科学进步和认识深化的过程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其无穷的生命力。马克思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中，深刻地揭示了“辩证哲学的革命性质”，批判了所谓人的认识达到了“最终的绝对真理”的观点。他说：“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达到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可以计数的数不尽的数这一著名的奇迹。”又说：“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
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这一彻底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来看待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包括其基本原理在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证明的也正是这样。比如，从马恩列的社会主义理论到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再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标志着我们在理论上一次又一次新的飞跃。而且至今这种飞跃并没有也不可能完结，还会在今后的实践和认识的历史长河中继续深化和拓展。正如“生命在于运动”的道理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植根于运动中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