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章、语篇、信息——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篇章论文,视角论文,功能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篇章、语篇、语篇分析
多年前，有人问我，如何区分“篇章”和“语篇”①，或者我是否认为这两个词是同义词。我说，篇章和语篇是同一种事物，只不过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这两个词可以互相定义。“篇章”是作为语言过程（的产品）的语篇；“语篇”是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篇章。这就是说，“语篇”通常是指有一定长度的语言文字；但是除了这个限制，篇章和语篇指的是同一种现象。
在现代欧美语言学发展的早期，篇章流离于语言学理论研究之外，只有在“文体学”名目下把文学作品当作语言学现象的学者才研究篇章。弗斯（J.R Firth）将篇章当作语言学研究的首要对象，这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这些试图坚持并发展这项研究的学者，被乔姆斯基学派指责为“语料导向”；换言之，语言理论研究中没有篇章研究的生存空间。悉尼·拉姆（Sydney Lamb）（2004:49）曾引用过罗伯特·利斯（Robert Lees）在1959年美国语言学学会上的一句话：“多好笑啊，有些语言学家还在分析篇章呢？”
在欧洲学者沃尔夫冈·德雷斯勒（wolfgang Dressler）和托恩·冯·戴伊克（Teun van Dijk）等人的著作中，篇章以“篇章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的名称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由于大多数篇章语言学研究最初是由德国的语言学家或讲德语的语言学家开创的，text linguistics受到德语Textlinguistik的影响经常被写成一个词textlinguistics。）这个名称暗示篇章语言学是语言学领域或者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独立的分支；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AILA② ）的承认——虽然仍然只是该领域的一部分。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篇章语言学”这一术语逐渐淡出，被“语篇分析”取而代之。托恩·冯·戴伊克在1985年编辑的多人合著就被称为《语篇分析手册》。
篇章语言学的早期研究，包括冯·戴伊克自己的研究，是在模仿形式句法。但是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没有使用篇章语言学这个名称，因为对篇章的研究只是语言学这个整体的一个方面。哈桑（Hasan）（1978）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她从“结构”和“篇章组织”（texture）的核心特征出发，讨论了篇章的性质问题。另一方面，“语篇分析”这一术语，不包含“语言学”这个词，表明了篇章研究是独立于语言学（默认指形式语言学）的，被界定成了另一个分离的学科。这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异曲同工之妙，后现代主义竭力避免“总体化”（totalizing）。在他们看来，具体的语料是受欢迎的，而概括的理论反而不好了。语篇分析没有在语言学领域找到归宿，反而在语用学领域找了到归宿，正如可能是1968年③ 创刊的《语用学杂志》中所定位的那样。从这个角度讲，语篇分析和关联性、合情合理性、礼貌及很多这一类的概念框架研究有联系。
其实《语用学杂志》宣称它自身的研究领域是“语言语用学”，并且说“通过为研究语言实践提供可能的理论基础，本杂志帮助扩展了我们关于人类互动的形式、功能及其基础方面的知识”。该杂志“致力于缩短语言学，……等相邻学科之间的距离”。语篇分析就是语言学研究的七个（“及其他”）领域之一，“普通语言学”也是其中之一。
关于语用学和语言学关系的讨论已经很多了：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学科吗？还是一个包含另一个？本文不涉及这个问题。很明显，以这两个名目发表的期刊文章有大量重合之处。我关心的是语篇分析这种活动。语篇可以从很多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这些角度不一定全都是我所理解的“语言学”角度。对我来说，语言学的语篇分析意味着把篇章跟语言的系统联系起来④ ——也就是说，用来描写篇章的术语是所说及/或所写语言的词汇语法和音系学整体描写的一部分。在任何关于篇章意义的讨论中，跟那些为了对篇章作即时评述而临时引进的范畴相比，这些术语要有力量得多。
二、语篇的变异
语篇是由语言构成的：这是指作为实例的语言（也就是篇章），而非作为系统的语言。人们谈论“书面语篇”和“口头语篇”；这意味着语篇是以措辞的形式呈现的——这是词汇语法层面的语言，是通过声音或者文字的形式展现并传递给接收者。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根据语篇实现的媒介区分两类基本篇章的方法。但是，如果“类型”指的是有某种共同特征的实例的集合，那么除了这种明显的二分以外，显然还有很多其它不同的语篇类型。从事语篇分析的学者早就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承认了语篇变异的存在。
在系统功能理论里语篇类型的变异被称为语域变体，我将其定义为“根据使用界定的变体”以区别于方言变体——“根据使用者界定的变体”。在语域变体中，词汇语法的某个或某些部分的使用频率会发生变化，以建立与语境的某些方面相呼应的模式。比如，在使用说明之类的程序性语篇中，祈使语气的使用频率会高于平均值。“语篇种类”（discourse genre）这一术语常常用于这种变体；在系统功能语言学里，语篇种类则专指具有某种特别篇章结构的语篇类型一一从语域的普遍潜在结构中选出来的某种类型。用于篇章分类的其他术语也很多，如“活动类型”（activity type）。它侧重指场境（setting），特别是机制性场境，如工作面试或者法庭审问。
有一种语篇变异类型跟语域、语类无关，而跟Berstein所谓的“语码”有关（他自己把语码扩展到了“社会语言学的编码取向”方面），我们在这里需要把它们分开来。语码变体是一个社会的不同群体的语篇风格变体；例如，农村人和城里人表达意义的典型方式可能会有不同，老年人也会区别于年轻人。茹凯雅·哈桑（Ruqaiya Hasan）曾经对这种变体做过大量的研究，她的研究表明语码变体（跟语域、语类不同）是语义风格的变体。她研究了在一个澳大利亚的大城市里面母亲和她们的三岁的孩子之间的对话，分析了其中的语义变体。哈桑和她的同事卡梅尔·克劳伦（Carmel Cloran）使用统计的方法，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家庭中的语篇风格在两个可以明确辨认的变量上有显著的差异：一个变量是家庭的社会地位，是属于工人阶级还是中产阶级，判断的依据是家庭中的主要经济来源者的工作场所的自主程度；第二个变量就是孩子的性别——虽然孩子还不到四岁，但是母女之间的对话和母子之间的对话有很大的不同（Hasan,2009）。
哈桑注意到，语境这个对所有语篇研究都至关重要的概念，在讨论语码变体的时候，必须比讨论语域变体、语类变体时解读得更加“厚重”（thickly）。语码变体跟情境中的直接语境（哈桑称之为“物质情境场境”）无关，而是作为一种语义韵律覆盖当时可能进行的所有各种活动。
同时，“语篇”这个词，就像一切跟研究重点中的学术活动有关的术语常常发生的那样，其涵义已大大超出了当初所谓的篇章，现在它已包含了其他各种模式的符号，各种表格、图表，各种各样的示意图、平面图、统计图等。这些图、表经常和流动的语篇结合在一起，作为对文字篇章的补充，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于系统功能视角下的多模态语篇研究，请见莱姆基（Lemke）（1998），马蒂内克（Martinec）（2005）及其参考文献，鲍德里（Baldry）和蒂博（Thibault）（2008）。从符号系统本身的角度来解读这些篇章外模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正如迈西森（2009）指出的，我们不仅需要“多模态”语篇这个概念，而且需要“多符号系统”语篇这个概念。
系统功能理论已经为其它符号系统的解读提供了概念框架；例如，克雷斯（Kress）和范·路温（van Leeuwen）的研究（我觉得现在看来堪称“经典”）《读图像》（1996），迈克尔·奥图尔（Michael O'Toole）关于绘画、建筑和雕塑的精彩分析《陈列艺术的语言》（1994），现在即将出增订版（可能在2011年再版）。迈克尔·奥图尔吸收了分层、等级、元功能等系统概念，提出一个基本问题：功能语言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作为视觉艺术的理论研究的基础？语言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同的。尽管音乐中并没有类似词汇语法的东西，范·路温（1999）用发出乐音时需要的行为来定义“音乐意义”；科尔德维尔（Caldwell）（2010）报告说麦克唐纳（McDonald）（即将刊出）把音乐看作“呈现出的意义潜势”，提出了一个“作为社会符号系统的按元功能组织起来的双层音乐模式”。
另一个语篇变体的维度是跨语言的：我们可以比较不同语言之间的语篇。系统功能角度的翻译研究强调语言间变体（不同语言之间的变体）和语言内变体（一种语言内部的不同语域之间的变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平行”篇章（不同语言中功能相等的篇章）的多语言研究表明，一种看起来是特定语域的特征会显示很规则的不同语言问差异。
迈西森（Matthiessen），特鲁亚（Teruya）和吴（Wu）（2008）认为多语言语篇研究为语篇分析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并认为在理论指导下对“语境中的篇章”（多语言篇章，笔译、口译中的篇章）展开研究，有助于跨文化研究，包括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同时也有助于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包括语言比较、语言类型学等（他们认为语言比较和类型学也应该以篇章研究为基础）。这个观点将受到系统功能理论研究者的广泛接受，他们从来没有把语言学理论和篇章研究割裂开来过，不认为语料和理论是两个独立的分支。
三、特殊的语篇？
我们认为对各种语篇变体所作的分析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吗？简单的回答一定是“是”。如果语篇分析就是将篇章和系统联系起来，而不是单纯将一个篇章跟另一个篇章联系起来但忽略其背后的系统，那么无论篇章的性质和类别是什么，这个过程永远都是一样的。
这个问题常常出现在文体学研究中：对文学作品，我们是否需要一种特殊形式的语篇分析？这次，我还是会先给出一个直接的答案：“不”。英语文学是用英语写的，汉语文学是用汉语写的；否则就不是文学了——就不会有意义，也不会有表现形式了。我们必须首先把文学作为语言来分析，而不是用专为这个目的而生造出来的奇怪的范畴来分析。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篇章就没有自己的特征。一种文学语类当然会有自己独特的规约；但是其他非文学的语类也有自己的规约。那么，语言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究竟是什么呢？Widdowson（威多森）（2000:162）指出“在文学作品中，篇章并不是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之间的媒介。……读者阅读篇章，但并不能通过篇章与作者互动。”可以说，这个论断适用于所有的篇章，因为作者并不认识作品的读者。哈桑提出，一件语言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是它多一个额外的语义表达层次。哈桑解释说：在词汇语法层面实现的意义模式是一个象征性表达（symbolic articulation）层次；而在这之外还有一个主位层次，一个更深一层、概括性更强、更加抽象的主题（motif），或者说主题的复合体，而它本身是在象征性表达层中实现的（Hasan,1985）。所以，虽然文学作品并不需要特殊的词汇语法分析技巧，文学文体学确实成了语篇分析这个大领域内的一个独特的分支学科，正如张德禄的著作所详细阐述的那样（Zhang,1998）。
作为普遍规则，文学篇章中的词汇语法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将文学作为一种“偏差”（deviant）语言这种观点在早期的转换语言学家中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它本身就偏离了广阔的文学研究传统。但是很多文学语类，特别是诗歌，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大量使用隐喻。这是传统意义上的隐喻，词汇隐喻；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种直指（indexical）特征，暗示“这种篇章的措辞（因此包括第一层意义）不应该只按字面意义理解”。这就是隐喻的内涵所在。换句话说，隐喻的使用本身就是对识解篇章中意义的方法的一种隐喻。由此我们想到语法隐喻可能也传递了同样的信息。
语法隐喻是科学篇章的典型特征；也是其特殊之处。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篇章（也许我们可以仿照“语言艺术”称其为“语言科学”）还真的和文学作品很像，只是它的双重表达不是第一层意义（象征性表达）加主位，而是第一层意义加理论。语言科学和语言艺术都跟更加抽象的对人类经验的识解有关；只是实现识解的方法不同——当然两者分开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语言科学和语言艺术都可以当做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加以分析；而且都依靠语义层面的双重表达。但是两者之间当然有显著的差异。在科学语篇中，读者能否找出其中的深层主题（即，理论）依赖于读者的专业知识，文学则更依赖于读者的敏感度，他们是否愿意停下来思考——这又和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经验有关。
隐喻语篇往往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这有两个原因，当然这两者是有关联的：和日常语言相比，隐喻语篇有些新奇；而且它的功能作用及隐喻语篇创作者的作用都比一般的社会价值更高。
所以，它易于延伸到其他社会语境中去。日用消费品和不动产的广告商喜欢更加文学性的风格，在公众生活中已经塑造了著名人士形象或将成为著名人士的人也喜欢这种风格。但是在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人们对科学的评价往往比文学要高：在官僚机构的语篇中，在大公司的日常运作中，占优势地位的是语法隐喻，而且这种语法隐喻会扩展到所有的媒体机构中去。不过，语法隐喻虽然在科技篇章中实现了其特定的篇章功能——给内涵丰富的技术概念分类，并构建复杂的逻辑论证语句；在其他语境下，它除了象征——并借此行使——权力这个社会政治功能以外，不具备任何语篇功能。
四、语篇的权力；权力的语篇
语篇分析有一个很有趣的特征（这个特征也许能把“语篇分析”区别于“篇章分析”和“篇章语言学”），那就是很多从事语篇分析的学者都会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对篇章持有特定的态度，认为自己作为分析者要承担责任。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有自己的日程表。
这一点体现在人们对篇章的选择上。通常人们会选择一些带有或者被认为带有社会政治立场的篇章，而分析者是不赞同这种立场的：种族主义、或者殖民主义、或者对当下或者早期的冲突的不公正态度。这样的做法有一个危险：分析者可能截取篇章的某些跟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部分，而忽略了这部分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整个篇章——虽然有人会说这无所谓；存在这部分这个事实就说明作者可能有一种没有公开承认的偏见。更大的问题是分析者是否故意只选择了支持自己观点的那些词汇语法部分。如果分析只是基于词汇层面，而不同时考虑语法部分，那么问题就尤其大了。
如果分析者做语篇分析时总是带着自己执着地信奉的观念，那么这么做的原因就相当明显了：过去几十年来，人们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语言是有力量的，可以说服人、欺骗人，实际上就是控制人。当然，这一点基本上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有这么做的悠久的传统，如训练律师为案子辩护，训练逻辑学家去辩论，训练传教士去改变人们的信仰。但是在上个世纪早期，宣传的力量变得更加明显了；最近很多人意识到了电视所释放出来的广告的巨大力量。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认真研究广告语言（例如，Leech,1966）；大概也是从那时起人们认识到语言学为我们提供了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语言在传播思想、扶植意识形态方面的效果怎么会这么大。
语言的这种力量在多大程度上是暗藏的，不为它所影响的对象所知的？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和技术有关，一方面和语篇有关。不久前通信技术工程师找到了如何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将一条信息投射到屏幕上的方法，那就是或者把强度降到很低，或者把时间缩到很短，以至观众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收取了信息。我不清楚这些技术有多少效果，或者会在多大范围内继续使用。但是最重要的是其中的语篇因素：在全球各地散布的各种语篇是如何被选中，被呈现的。也许，最明显的是，至少对于我们在澳大利亚的人来说，哪些内容被选作新闻呈现出来。在书面媒体中，曾经有确定什么是“好文章”的标准（就是能吸引人继续读下去的篇章）；现在的主要渠道是电视，能成为新闻的节目就是“好节目”——战争、谋杀、种种自然灾害，再加上展现受害者及其家人苦难的特写；当然还有体育节目。有时候整个一期所谓的国内新闻或者国际新闻完全就是这些影像，而文字篇章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
不那么明显的是，重要广播电台和移动频段新闻频道，比如福克斯新闻频道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语言播报事件时的偏向性见解。这些频道是当代企业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他们的语篇在政治上是无情的右翼，在经济上是幼稚市场驱动的消费主义。我们很多“自由媒体”通过语篇呈现了同样片面的一幅世界景象。这种语篇一般都计划劝说人们相信除了他们为我们构建的现实，别无选择。
但是提到“计划”（design）这个词，就得小心了。事实上，这种语篇不是在有意识操控这个意义上计划出来的——或者说，不是精心策划（engineered）出来的。我们可以将策划这个词引入到语篇过程中去；大多数欧洲人熟悉的例子就是纳粹德国时期，执政党规定了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以解释纳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克勒姆佩尔Klemperer，1957（德语原版），2000（英文译本）］。企业资本主义的语篇不是这样构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难以识别、难以质疑它的原因。
记者们发现自己的稿子被顺从上方的编辑重写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提出异议；如果他们固执己见，就有可能被解雇——虽然在澳大利亚的法庭上最近打赢了一场反对解雇的官司。据我所知，这样的案子还没有在法律语言学界成为语篇分析的对象。但是法律语言学家已经分析了大量的律师盘问和演讲、警察证词、证人证词、供认词、自杀遗言等等。语言学家现在常常作为专家证人出现在普通法的法庭上；他们在这种场合的作用，不仅依赖他们分析这类篇章的技巧和经验，而且依赖他们能让其他人（非语言学家的人）明白自己关于他们所说的话的重要性。
过去三十年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出现了“批评”话语分析⑤ 方法。这个意义上的“批评”这个术语首先作为“批评语言学”和“语言批评主义”的一部分出现于Roger Fowler（罗杰·福勒）和Gunther Kress（冈瑟·克雷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文章中（Fowler,1987）。现在，是来自Norman Fairclough（诺曼·费尔克拉夫）文章的“批评话语分析”这个说法中的“批评”最为人所熟知。他首先提出“话语是一个行使和实现权力关系的场所”这个论断（Fairclough,1989）。“批评”这个词具有多重意思，但是它清楚表示通过仔细研究话语来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偏见这样一种方法，也许它暗示所揭示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是对社会是有害的——这为威多森把批评话语分析概括为“揭开掩盖着的意识形态动机”铺平了道路（Widdowson,2000:185），也促使吉姆·马丁（Jim Martin）提出“积极话语分析”这种反向研究，以赞美那些“让世界更美好”的篇章（Martin,2004）。费尔克拉夫研究的代表作对上个世纪末英国工党政府在其“新工党”名义下开发出来的语言资源的分析。（Fairclough,2000a; 2000b）
费尔克拉夫本人和其他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经常提到系统功能语法。还有其他一些更全面运用系统功能理论的研究虽然不宣称自己是“批评性”的，但也是以文本细读和细节分析为基础；例如，巴特（Butt），卢金（Lukin）和迈西森（Matthiessen）（2004）的《语法——第一场隐蔽的战争》；还有卢金（2010）提议把语域这个范畴应用于被媒体称为“新闻”的篇章的分析。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语篇有力量塑造人们的思想，改变人们对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基本价值观的认识。
五、信息社会
人们常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社会”中，机械化的时代现在已经被信息化的时代所取代。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像一种厌世的后现代主义的夸张；但是难以否认的是我们的生活现在基本上被信息积累、存储、管理的方式所控制。这一点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就可以看出来：出问题的往往不是机械问题，而是信息问题——并不是机器失灵，而是信息无法准确传递到需要信息的人那里，或者即使传递了却没有引起接收者应有的注意。
信息是什么呢？对于我们语言学家来说，很明显信息是由语言组成的。但是能说信息就是由语篇组成的吗？即，信息是用词语，至少是可以用词语，再现的语言（在词汇语法层再现）组成的吗？显然，信息“篇章”有很多组成部分是以其他形式再现和传递的；其中可能最明显的就是数学公式了。公式能大声读出来吗？古典数学的标准公式能读出来；例如，根据解二次方程的公式，
读作“ax的平方加上bx加上c等于0的解是x等于负b加或者减b的平方减4ac的平方根，整体再除以2a”。有趣的是，Beller的书中提到了一个强有力的论点，以说明知识，至少是科学知识，是通过科学家之间的对话发展起来的；这说明信息和语篇具有紧密的联系。
还有一个词可以用来形容今天的时代：那就是“数字时代”。这个词和信息技术（IT），或者说和“信息通讯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特别有关。在讨论“数字时代的社会内涵”这个问题时，麦吉利夫雷（MacGillivray）和博伊尔（Boyle） ［in Wilsdon(ed.),2001:118］提到“固执或者不幸的少数人不‘愿意’（上网）；我们估计在2010年（英国）大约有百分之十的人，主要是经济富裕的和年长的人，那些行动极其不便的，以及被社会排斥在外的最困难的人”。我自己就属于那个百分之十，不仅“年长”（即，老）而且受到数字化的挑战（也许这是“行动及其不便”的一种形式吧？）。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数字的甚至数字化的呢？物理学家，或者至少一部分物理学家，会说“是”：信息可以量化，用字节来衡量。在讨论物质和意义这两个人类存在的领域的论文里，我提出很多意义是无法测量的，而且我认为“信息”这个词只适用于——或者说只能适用于——能够测量的那部分意义。这样的话，很多语言意义（也就是语义）似乎就位于信息之外了。
可以这样说，所有书写的东西都基本上是数字化的，因此一旦语言被写了下来，语篇就数字化了。但是我们知道，语言中的很多有意义的内容是不能被书写下来的——语调、节奏、音量、音色；即使再多的图形设施，比如表情符号，都无法包含所有这些内容。
如果我们从元功能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可以说“信息”对概念元功能特别青睐，而这是以牺牲人际功能为代价的。这不仅是因为信息主要是以书面形式再现的；而且因为任何被赋予“信息”地位的内容一般都局限于概念意义。意义构建中的重要人际要素在信息通讯技术中并没有得到承认，没有得到重视。
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一些高度技术化的文化中出现了反对概念意义占统治地位的反应。在文学作品中，虚构历史风盛行——虚构故事跟真实的人物和事件编织在一起，模糊了创作和真实之间的界限，编织了一个人际张力和情绪的复杂网络。在语言学研究中，评价之风盛行：吉姆·马丁在合适的时候合适地阐述了人际意义这一重要领域（Martin,2000; Martin & White,2005）。现在中国的大多数英语语言学博士生都在做评价和态度问题的语篇分析——他们进入了意义的人际领域，这也许是对所谓信息暴政的反应？
相对于更加数字化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是典型的模拟系统。信息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我们不能指望它有一点儿真，或者有一部分真。所以，我们会碰到错误信息，不真实的信息，还有虚假信息，故意塞入传递通道里来的假信息。信息可以被阻拦，因此就有敌对力量之间的斗争：要阻止并控制信息的力量跟要战而胜之的力量；要利用信息从事犯罪活动的力量跟要防止犯罪的力量。可问题是“谎言在真相大白之前可能早已传遍天下了”——散布虚假信息比批驳虚假信息要容易得多。
我认为人们喜欢在他们的语篇中保持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之间的平衡；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初创时起，这一直就是我们再现语言时的一条重要原则。在人类符号学中，意义产生于概念和人际之间的互动。概念诠释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人际规范我们的社会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信息”是侧向一面的一一就像用来代替语言的关于如何组装家具器械的示意图，我们在机场迷路时的指路标一样。
六、语篇与技术
人类的大脑发明了电脑。因而，不足为奇，人脑本身一点儿也不像电脑——正如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1992）所说，它更像丛林。语言，如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1997）所说，同人类的大脑一同进化。但是既然有电脑存在，那么如果它们能够被用来处理语篇，那将似乎是一件有益的事。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学家就在接受这种挑战。机器翻译的想法在计算机问世不久就有人提出来了；1956年，一个哲学家邀请我和一个数学家、一个生物学家一起参加剑桥语言研究小组，研究用计算机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可行性，或者至少让计算机辅助翻译。应该怎样再现语言，才能使计算机越过篇章和描述框架之间的缺口？当时我刚好在研究“系统”这个范畴，所以我努力说服我的同事采用系统网络的形式再现语言，但是我没能说服他们。我们没有涉足计算机领域；但是我们交换了一些活跃的想法，探讨如何用可计算的形式再现语言。
到了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已经发展到语言学家能够使用计算机做语篇研究了。机器翻译（除了中国以外）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计算语言学”（后来称为“自然语言处理”），它包括篇章生成、篇章分析，后者又被称为句法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被应用在各种这样的项目上，包括两个庞大的篇章生成程序：南加州大学的曼（Mann）和迈西森（Matthiessen）的文人（PENMAN）和加的夫大学的罗宾·福塞特（Robin Fawcett）的生成系统（GENESYS）。两者都把系统网络和实现规则作为再现语言的基本模式。现如今两者都有了继承者，但是这个领域已经大大扩展了，很多其他的中心也已经开始活动起来。
这意味着计算机和语篇研究的关系已经大大转变；正如泰克（Teich）（2009:113）所说，“没有计算机的支持，当今的语言学研究是无法想象的。……语言学计算对那些真正关注语言例证的语言学分支特别有用，因为对篇章的探查和分析已经变得十分便捷。”计算机使我们能够记录和处理非常多的书面和口语篇章，因此当今的语言学家拥有大量的语料，可以用统计的方法进行有效的定量研究。这为我们打开了将语言作为概率系统进行研究的大门——不过自动检索语法范畴的例子还存在困难，这一问题亟待解决，以便有进一步的发展。
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应用在很多领域。我只举一例：在法律语言学领域内，有很多语言犯罪的例子，我们暂且将其称为“语言行为不端”；这些犯罪和不端行为中，剽窃就是一个例子，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计算机技术就可以发现并证明这种不诚实的行为。在另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设立了一个名为“监测欺诈”的项目，以辨认“欺诈”——网页和其他网络渠道上的诈骗性篇章。悉尼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Jon Patrick领导的研究小组将聚焦于系统网络的系统功能分析和传统的计算方法结合，以建立一个篇章的概念语义和结构轮廓；使用这种篇章自动分类方法，他们能够相当准确地识别出“欺诈”的语义动机，这个项目取得了成功（Patrick,2008）。以语域为基础的自动篇章分析可能还有其他用处。
这类工作很可能是合作举动，需要语言学家、软件设计师，以及一个或者多个专门领域专家的参与。人们常常说，虽然专业的语言学家做机器翻译这样的项目已经很久了，商业公司却在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情况下通过“试错法”找到了行得通的方法，开发出了自己的市场产品。这种软件虽然远不尽如人意，但是却已创造了可以使用的成果。语言学家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改进它。
从长远的角度看，在任何需要自动生成语篇和分析语篇的项目中，最有效的方法，很可能是把学术专长和商业经验结合起来——如果能找到最有效的组合方法的话。很多计算机科学系，特别是科技大学里的计算机科学系，已经做了几十年语言问题研究，却从来没有提到过语言学——当今的很多语言学知识也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我认为，今天在语篇研究的任何应用方面（大多数“适用语言学”都以不同形式涉及语篇研究），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中国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便很好地利用这种潜力。
我并不是说——埃尔克·泰克（Elke Teich）也并不是说⑥ ——计算机可以接手语篇分析的任务。计算机不能。不过计算机可以起到很多辅助作用；在系统功能理论中，这些作用包含提供语法模式、画出系统网络、分类（比如，以过程类型一⑦ 为依据对小句进行分类），画出篇章“轮廓”，使用语料库进行篇章比较。但是我们不能将语篇分析的过程也自动化。这是一种要动脑子思考的理解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分析者从篇章的语境、语域出发，不仅仅提出一种分析，而且能够考虑其他的分析，并且讨论不同分析之间的相关性。他要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之间来回移动，以便挖掘篇章的意义，并说明它怎么会有这种意义。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历来把语篇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马丁（2009）详细、具体地解释了系统功能语境下的语篇研究。系统功能理论跟其他语篇分析方法，如语料库研究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点。语篇研究在中国发展得很好，我很高兴有这次机会向优秀的中国同事们谈谈我的想法。
注释：
①“篇章、语篇”分别是英语text和discourse的译名。（本文注释全为译者所加，下文不再说明。）
② 全称是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inguistique Applique。
③ 实际是1977年创刊的。
④ 当“篇章”与“系统”相对使用时，Halliday把前者看作后者的具体体现，或称为“实例”。参阅下一节第一段。
⑤ 因为“批评话语分析”已经是个定译，这一部分的discourse改译作“话语”。
⑥ 参见第六节第四段。
⑦ 这是指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