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所创民族文字概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说论文,传教士论文,民族论文,文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07)03-0029-04
清末民国年间，出现了西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高潮。基督教一方面在沿海建立传教布道基地，另一方面也大举渗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此时期的宗教布道活动，涉及民族众多，地域广泛，影响深远。
传教士为了快速有效的传播教义，不仅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为了教授当地人民学习《圣经》，还把《圣经》等翻译成民族语言，因而创制了多种民族文字，传教士利用创制的文字，开办培训班，翻译出版宗教书刊，对少数民族社会及中国语言文字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传教士所创民族文字概况
传教士为翻译《圣经》，先后创制的民族文字涉及到的民族语言有苗、彝、傈僳、怒、纳西、景颇、拉祐、佤、布朗、哈尼、黎、高山等民族语言。下面依照民族略述这些文字。
（一）柏格理苗文
民间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石门坎苗文”、“框式苗文”，教会命名为“柏格理苗字(Pollard script)”或“柏格理注音字母”，英语学术界称之“坡拉字母”，中国学术界称为“滇东北老苗文”或“柏格理苗文”。它是一种音素文字，记录的是苗语川黔滇方言滇东北次方言。
1904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到贵州威宁石门坎苗族地区传教，在当地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等人的协助下，以苗语滇东北次方言发音为基础，用拉丁大写字母及其参照苗族服饰花纹图案形成的变体形式制定了苗语拼音文字，在滇东北和滇北地区的苗族信徒中推广使用，并于1912年出版了苗文《圣经》。这种文字创制以后主要是在贵州省的威宁、赫章、水城、紫云等县和云南省的彝良、大关、永善、寻甸、楚雄彝族自治州和昆明市近郊等地苗族基督教活动中使用。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使用这种苗语的苗族约有25万人，熟悉这种苗文的苗族约有5万人。
这套文字包含常见的拉丁字母，也含自创的几何图形符号。一般认为这些几何图案来自苗族传统服装上的装饰图案。字母分为拼写声母的大字母和拼写韵母的小字母，大字母有8个合体，表示鼻冠音加塞音、塞擦音声母；小字母有17个合体，表示复合元音或带鼻尾音的韵母。其书写规则为行文自左至右书写。词不连写。音节之间没有空格。韵母小字母写在大字母的上方或右方，兼表声调。
（二）胡托苗文
民国初年，英国传教士胡托（M.H.Hutton，汉名“胡志宗”）在黔东南的炉山县旁海镇（现凯里市辖）传教时，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1918年公布的国语注音字母为基础，以旁海苗语为标准音，创制了一种苗文，称为“注音字母苗文”，当地教会曾用之翻印了大量宗教读物。
（三）柏格里苗文式彝文
1917年，英籍澳大利亚传教士张尔昌在“柏格理注音字母”基础上，在禄劝县撤老坞彝族地区创制了一种彝族拼音文字，在当地教会中推广使用，曾翻译了《颂主圣歌》、《新约今书》等。
柏格里苗文式彝文是参照柏格理苗文制定的，但它又是依照禄劝彝语语音特点设计的，是记录彝语的一种音素文字。
（四）框格式傈僳文
又称“东傈僳文”。周有光指出：1913年，英国基督教会根据云南楚雄州的傈僳方言，制订一种傈僳文，传播到四川凉山州的会东县。字母分大小，大字母为声母，小字母为韵母；小字母写在大字母的上面、右上角、右下角，表示不同的声调。每个音节组成一个方框格式，所以称为“框格式”。出版物有《路加福音》、《使徒传》等。
继苗文之后，澳大利亚传教士王怀仁根据云南武定、禄劝等地的方言创制了一种与苗文字母相仿的“框格式”傈僳族拼音文字，在当地的傈僳族教会中推行，1912年至1951年间出版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等圣经单卷本四种以及《新约全书》译本。
（五）老傈僳文
又称为“圣经文字”、“大写字母傈僳文”、“西傈僳文”。在滇西北傈僳族地区活动的英国传教士傅能仁(J.O.Fraser)和缅甸克伦族传教士巴拖(Rev.Bathow)，于1913年以后创制出用拉丁大写字母及其变体形式的傈僳族拼音文字，语言根据滇缅边境的傈僳口语，在滇西北傈僳族聚居地区推广使用，1921年至1950年间共出版了《马太福音》等圣经单卷本四种、《新约全书》译本以及《新约附诗篇》一部。
文字系统由大写正、反、颠倒拉丁字母组成。顺序由左至右横写。书写规则：自左至右横写；不分词连写；音节间无空格；有6个声调。多音节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称在音节之间加短横。在音节后下方加短横表示过渡音。
老傈僳文解放前主要是在中缅边境一带的傈僳族中传播宗教时使用。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明确此文字仅在基督教徒中使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此文种广泛传播到社会，几乎所有的傈僳族地区的宗教活动都使用这种文字，成年人扫盲等也广泛使用，在恩江州、保山地区等地出版了报纸等读物，进了学校，并传播到怒族和独龙族地区。
（六）变形哈尼罗马字
周有光指出：基督教会曾为哈尼族设计一种变形罗马字，书写“卡多”次方言，在思茅、西双版纳、红河等地的教会中使用，流传不广。
基督教传教士为实现在哈尼族地区的传播，曾采用汉字注音安南（越南）语的方式，出版发行了《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等圣经单卷本，在与越南接壤的红河一带推广使用。
（七）景颇文和载瓦文
早自1876年始，在缅甸八莫克钦族（Kachin，我国境内称景颇族）地区活动的美国传教士库森(cushang)和欧·汉逊(o.hanson)，先后采用拉丁字母拼音方式.开始了景颇文的创制工作，并于1895年编印了教学课本，在当地教会中推广使用。此后，随着教会势力在云南景颇族地区的扩张和发展，景颇文也通过教会学校在云南景颇族地区推广起来。当时的景颇文有46个单字母和复字母。字母表1940年修订，减少了8个字母。1957年提出过改进方案。
此外，在推广景颇文的过程中，由于景颇族的载瓦支系与景颇支系语言差异较大，因此法国传教士威廉便在缅甸载瓦人聚居区，采用拉丁大写字母及其变体符号创制了载瓦拼音文字，并于1927年由当地载瓦人春雷弄拉编写了一套教学课本，在当地教会学校中使用，以后也曾流传到云南一些载瓦人聚居地区。
（八）拉祜文和佤文
继景颇文之后，在缅甸景栋等地拉祐族地区活动的传教士，参照景颇文的形式创制了拉祜拼音文字，并于1907年出版了《马可福音》译本。1920年以后，开始在云南拉祜族地区的教会中推广使用。
此后，美国传教士永伟理等人，为向佤族地区扩张，曾创制了佤族拼音文字，试图推广到佤族聚居地区。
（九）独龙文
1917年前后，缅甸独龙族白吉斗·蒂其吉创制了一种拉丁拼音文字，并以其所在的日旺氏族命名为“日旺文”，后由美国传教士莫尔斯父子主持大力推广，印刷了大量《圣经》译本和宗教读本。50年代初，贡山独龙族约翰到缅甸学过日汪文，回来后根据独龙话与日汪话的语音差别，对日汪文作了增删，用来拼写独龙话。
（十）纳西文
在1930年前后，荷兰传教士用拉丁大写字母及其变体形式，创制了纳西族拼音文字，在丽江一些地区的教会中试行推广，并于1932年出版了《马可福音》一卷。
（十一）花腰傣文
40年代未，德国传教士贝理泰等人在新平县漠沙等地的傣族（花腰傣）地区传教时，贝理泰的夫人贝理德与新平傣族知识分子刀丕训，采用汉语注音字母方式创制了一种傣族文字（新平傣文，又称花腰文），在当地教会中使用，曾翻译过《路加福音》和一些赞美诗，编写了《由仆至主》（约瑟的故事）等宗教书籍。是本世纪20年代基督教会在元江一带，以老挝字母注音方式拼写傣语的一种文字。
二、民族文字类型分类
（一）拉丁字母或变体拉丁字母
直接采用拉丁字母或将拉丁字母变形后用于记录民族语言是开始创制民族文字的主要方式。因为传教士多来自欧美，母语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所以他们为国内的少数民族设计文字时也首先考虑以拉丁字母为基础。
文字有景颇文、载瓦文、拉祜文、佤文、纳西文、独龙文、老傈僳文、变形哈尼罗马字。
（二）坡拉字母
柏格理苗字创制以后，对传教士们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其创制方法也被用到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文字中。先后使用这种字母符号系统的民族有苗族、彝族、傈僳族、傣族等4个民族。这四个民族的语言分别属于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不同民族的语言能使用共同的一种文字符号系统。坡拉字母是一种拼音式的音素文字。它由声母和韵母组成，以韵母位置的高低来表示声调的高低。虽然各民族在框格式苗文的基础上有些增损，但大致沿用了其基本构字符号和构字方式。
（三）汉语注音字母
采用汉语注音字母形式创制的拼音文字有花腰傣文和胡托苗文。
花腰傣文是40年代末创制，采用汉语注音字母方式创制的一种傣族文字（新平傣文，又称花腰文），在当地教会中使用，曾翻译过《路加福音》和一些赞美诗，编写了《由仆至主》（约瑟的故事）等宗教书籍。
胡托苗文也是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1918年公布的国语注音字母为基础，以旁海苗语为标准音，故称“注音字母苗文”。
（四）汉字型文字
有些传教士在创制民族文字时，吸收汉字特点，创制了汉字型民族文字。彝语阿细方块字（阿细字）是20世纪初期，基督教会给云南阿细地区彝族设计的汉字型文字，基本上一个“字”代表一个“词”，可以读一个到三个音节。会意为主，很少形声。曾翻译传教读物，有的地方用它记录古代传下来的创世诗史《阿细的先基》、哲理古训《诺哲》等。
三、传教士所创民族文字的特点
（一）拼音文字居多，字母形式多选用拉丁字
在传教士所创民族文字中，以拼音文字居多。形意文字只有一种，而其余的均为拼音文字，又以音素文字居多。
字母形式多选取拉丁字母，或将拉丁字进行倒转等变体形式。
因为当时拉丁文已流行欧洲，已成为国际交往与外交用语，早在明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写《西字奇迹》、金尼阁著《西儒耳目资》就是采用的拉丁字母拼音形式。康熙末年北京已有《拉丁中华字典》、《拉丁藏文字典》等共计36册，雍正七年为清政府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由巴多明、宋君荣两位法国耶稣会士创办拉丁学校。
（二）传教士所创文字融合了创制国语言文字特点和地方民族特点
传教士所创文字多数选用西方拉丁字母作为基本形式，并且各国传教士的拼写方案接近各自国家的文字及语言特点：
陈国钧指出：柏格理在石坎办苗民学校时候，就以非洲土人的符号加上拉丁字母，另创了一种拼花苗语音的文字符号，大小字母共有六十六个，应用很便利，只消几个月就能写读俱通了，柏氏不但用这种符号把圣经译出教苗民来读，还选择了整套用这种符号的教科书，便在各学校中教苗民儿童研读。
如多数文字都参考了拉丁字母，如拉丁字母，即使是框格式苗文也吸收了大量拉丁字母。同时各种文字也大量吸收了本地富有特色的元素，如框格式苗文吸收了苗族服饰符号。有的还吸收汉族文字的特点，创制了彝语阿细方块字；有的吸收汉字注音字母的形式，创制花腰傣文和胡托苗文。
（三）传教士文字多数为参照其它文字进行改造而成的借源文字
传教士所创文字，首先得益于传教士所受的西方语言学理论训练及当时的语音系统。应该说他们创制的文字都是参照已有文字系统进行改造的。
不管是借用拉丁字母、注音字母还是汉字，传教士都是在已有的文字系统基础上进行改造形成的。这是符合当时传教士创字目的的，因为他们的创字目的为迅速有效的传教，故以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借用现成的文字系统记录民族语言。
（四）传教士创制民族文字的民族多数为本民族没有传统文字或传统文字不是拼音文字，难以学习或流传不广
传教士对于已有文字的语言，多直接使用已有文字翻译出版《圣经》等图书，如满文、蒙古文、朝鲜文、俄文等。只是对于没有文字的语言，才创制简便易学的文字。如藏族有自己传统的拼音藏文，所以传教士虽然也深入到藏区传教，但并没有创制新藏文，而是大多数传教士学习藏文传教。
有些民族虽然以前已有传统文字，但要么是仅限于原始宗教领域使用，群众当中并没有广泛使用，创教士也可能新创文字。如纳西文、彝文等。
四、传教士所创民族文字的影响
（一）传教士采用新创文字，极大地推动了基督教传教事业
顾长声指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期，已经出版了满文、蒙古文、朝鲜文、俄文、藏缅文、藏汉文、傣文、花苗文、苗华文、黑苗文、僮族文、傈僳文、拉家文等3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圣经》译本，大部分是用传教士们创造设计的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出版的。在原来没有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中，至今仍沿用传教士创造的文字从事文化学习和出版图书。
（二）影响到了中国后来创制的众多民族文字
传教士用拉丁字母创制民族文字直接影响到了解放后为无文字民族创制文字或需要改进文字民族改进文字。
有的新民族方案是对过去老文字的改进，如：
1957年政府对滇东北老苗文进行了改革，采用26个拉丁字母，改革后的文字称滇东北苗文，是建国后创制和改革的四种新苗文之一。20世纪80年代云南省楚雄州曾改进过这种老苗文，字母仍用柏格理字母，在表示苗语语音方面更加准确，还编印过教材。但是这两种改革的滇东北苗文实际的推行范围都很有限。
1983年云南省民委派出专业人员和独龙族知识分子合作，在原有日汪文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境内独龙族语言的实际，草拟了一套拉丁字母形式的独龙语拼音方案，于同年12月正式提交在昆明召开的省民语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同意试行。1984年以来，试教小组进行了试教，效果很好，受到广大独龙族干部、群众的热情支持和欢迎，并要求广泛试行。1990年6月，省民语委在昆明举办了一期独龙语拼音方案师资培训班。独龙语拼音方案的推广和使用，对独龙族地区的进步与繁荣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各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了17种拉丁字母文字。后来在80年代又创制了几种。其中壮文、布依文、侗文、黎文、苗文（4种）、景颇文、载瓦文、白文、哈尼文、傈僳文、纳西文、拉祜文、土文。这些都是采用拉丁字母的文字。
（三）传教士创制民族文字，是最早的中国民族语言调查和研究
传教士入华后“苦于风土人情之不谙，语言文字之隔膜”，传教士深入到民族地区传教，多数都先学习当地语言，有些对当地语言掌握得非常娴熟，有些还编撰了一些词典工具书，如《满汉蒙藏拉丁文对照字典》传教士创制民族文字，首先要做的是全面调查文字所记录的语言。正如马学良在《汉藏语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中回忆李方桂先生的演讲中所说：他分析了迟缓的原因（引者注：指藏汉系语言研究迟缓的原因），认为真正对这一系作语言上研究的是西洋人，中国学者一向对这门学问不感兴趣，也没有这种准备。欧洲学者研究汉藏语不能与他们研究印欧语比，主要是传教士做的科学性不高，贡献不大，材料也不可靠，主要是为了传教。
（四）拼音型的文字对于迅速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如柏格理苗文，尽管创制的初衷是为了传教，但是，这种文字在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苗族文化、教育的发展。自从有了柏格理苗文以后，柏格理等人边传教，边办学，针对苗族大众不懂汉语和对自己语言文字具有特殊感情的实际，实行苗文教育，通过推行苗文，扫除文盲；开展苗汉双语言教学，采取“以苗推苗”，推广实用技术，吸引苗族民众读书等，使苗族在20世纪初到1949年近50年的时间中，文化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苗族同胞在《溯源碑》中写道：“我们苗族没有见书四千多年了，读汉书难极了，比什么都难。”这套文字，虽不够科学完整，但在本世纪初，能为一个有史以来从未有过文字的民族创立一种文字，而又以此文字传播该民族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能不说是一次创举。苗文创立后，柏格理主持翻译了一些苗文课本，如《苗族原始读本》。其内容一部分为苗族文化，如苗族的历史传说、诗歌、故事等。另一部分是一些普通的科学知识和日常生活常识。
以石门坎为中心的基督教教育系统在四十多年办学历程中，发展成为有52所小学，一所中学的教育体系，先后培养小学结业生数以千计，中学和中专毕业200余，大专以上 30多，其中3人获得博士学位。
王治心指出：“对于滇、黔苗族，已译成客家、花功、
家、力此文及犴夷等苗《四福音》。另外有蒙文《新旧约全书》、满文《新约》与汉满文和合的《四福音》，西藏文的《新约》与《旧约》的一部分。在长江流域，尚是一种用罗马字拼成土音的《新约》或旧约，宁波最为盛行，使一般不识字教友有极大的便利。”
（五）传教士所创文字影响深远，为我们进行语言规划提供了思考
柏格苗文创制后，1949年张有伦等为了使这套苗文更加完善，另外设计了专门的声调符号，将元音全部置于辅音右方，按“辅音＋元音＋声调”的形式进行拼写，改变了原先书写不规整的状况，但没有流行开来。
滇东北次方言区，由于有新苗文推不开，老苗文放不掉，两种形式并存的情况，一些人采取折中的办法，将老苗文进行规范，形成了一套规范苗文。
川黔滇次方言区，一种于1951年至1953年创制于老挝并在国外苗族中广泛流行的苗文迅速传入国内。传入的苗文，也是拉丁字母拼音。
传教士所创文字成为全国通用文字的也有，如越南。越南18世纪前，越南官方文字采用汉字及越南根据汉字创造的喃字。16世纪西方传教士进入越南以后，努力用拼音记录越南人说的越语，逐渐创造了越南的拼音文字。法国人亚历山德罗可以算是一位集大成者，他编的《越南－葡萄牙－拉丁辞典》是越南国语的开山之作。法国占领期间，汉字被逐渐禁止，由于1917年的一纸法令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而越南国语则被先扬后抑，因为法国人后来改变政策，强制推行法语。到了这个时候，越南人对国语可是青睐有加，视为民族独立的旗帜。到了越共执政，指定其为唯一官方文字。传教士设计的拼音文字是用拉丁字母拼写原有的字喃。采用字喃的读音，字喃的读音是越南语的古音，而各地也可以按照读音规则拼读出方音来，这样就兼顾了古今差异和方言间的差异。
有几种传教士所创民族，是先在境外创制，再传播到境内。同时还有一些跨境民族说同样的语言，但使用着不同的文字。如越南苗文、老挝苗文、杨松录苗文。我们在进行语言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到这种跨境民族文字的使用。
收稿日期：2007-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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