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天子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3)05-0014-06
《穆天子传》又称《周王游行记》，是西晋初年汲冢所出竹书中唯一流传至今的一部，其中主要记叙了周穆王率七萃之士，驾八骏之乘，河宗伯夭为导，造父奔戎为御，长驱万里，绝流沙，登昆仑，见到西王母的事迹。关于这部先秦文献的著作年代和史料价值，学者们颇有争议。出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数学者把它看作是西周史官的实录。《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均列之于“起居注”类；《宋史·艺文志》列之于“别史”类；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王应麟《玉海》、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列之于“传记”类，均将其当作史书看待。明以后，有学者开始怀疑该书著作时代及其史料价值。到清代编定《四库全书》时，则称其“夸言寡实”而退置于“小说”类。近代以来，学者们就这一问题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令人眼花缭乱。本文试图在梳理诸多学者关于《穆天子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论述该书所具有的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虽功力尚浅，所涉无多，但意在避免前人泛泛而论之不足，冀或有所得。
一
《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多视其真伪而定。真伪问题，则由判定其成书年代起。认为《穆天子传》为真史书者，相信该书为周时史官所记，反映了西周穆王时的社会状况，因而极具史料价值；认为《穆天子传》为伪书者，疑其为战国甚或战国以后人附会伪造，所记周王游行之事，自然不能信以为实。近代以后，前者以顾实为代表，后者以顾颉刚为代表。因此，考察两说争论之焦点，或有助于我们对《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做出更客观的评价。
(一)顾实以历法立论。顾实曾在民国年间倾力研究《穆天子传》，自谓“字栉句比而求之，爬梳剔辞，无微不至”，时人虽有责其“大前提差误”、[1]论断“荒谬”[2]者，然其《读穆传十论》中列举“八不类”，论该书非战国人所能为，却颇有切实处，其中，以历法立论最为精到。兹引如下：
《穆传》用周正，以建子之月为岁首。《离骚》曰：“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庚寅为屈原生日，而摄提者，建寅也。孟陬者，正月也。是楚用夏正也。《左氏传》杜预后序曰：“汲冢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惟特记晋国，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是晋亦用夏正也。盖《竹书纪年》虽同出汲冢，然为魏国史官所记，故同晋楚用夏正，而不同于《穆传》之用周正。此《穆传》所记不类战国之世者，六也。”[3](P9—10)
顾实此论甚为坚实。若《穆天子传》果出于战国时三晋或楚人之手，则应用当时通行之夏正。今《穆天子传》用周正，则可反证其书非战国人所为。
关于《穆天子传》用周正而不用夏正的证据，顾实在其《穆传西征年历》中说：
《穆传》卷五云“孟冬，鸟至。”郭注曰“雁来翔也。”案《禹贡》曰“阳鸟攸居”，故郭氏以鸟为雁也。孟冬者，十月也；而雁来翔，则于夏正为八月也。《礼记》之《月令》，《周书》之时训，皆于八月九月两记鸿雁来。《吕览》之十二纪，《淮南》之时则训，又皆于八月九月两书候雁来，惟《大戴记》之《夏小正》，仅见于九月耳。唐人诗曰：“八月书空雁字斜”，然则《穆传》记于孟冬十月，非用周正之明证乎?[3](P3)
张公量先生以顾实此为孤证，不足为凭，又举两例，卷4有“孟冬，壬戌，至于雷首，雷水之平寒”，卷5有“季冬……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并说：“如果孟冬是周正十月，当夏正八月，雷水不至于寒吧。如果季冬是周正十二月，当夏正十月，恐怕也没有这个冻天。”[2]史为乐先生亦持类似看法，不过于此二者有所调停。他举卷4之例认为八月水不应寒，故知《穆天子传》所用为夏正；另又说卷5“孟冬鸟至”所用为周正，并解释说：“《穆传》的前四卷(亦即《穆传》的主要部分)是由后人加工改写，而卷五比较散乱零碎，又系用周正写成，则是保留了原始记录的风貌。”[4]
其实，生活在北方的人都明白，夏正八月，北方地区河水已经寒凉，若到十月，雨雪冻人也是平常之事。《豳风·七月》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则可见豳地之人九月已开始裁制冬衣，十月已需塞向墐户了，何况陕晋以北?唐边塞诗人岑参有名句曰“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今日北方地区供暖，犹始于夏历十月间，其时北方老弱之人已尽著寒衣矣。故张、史之辩不能成立。《左传》定公四年子鱼言周公“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则晋用夏正，乃因顺夏民之俗也。《竹书纪年》晋以后用夏正纪事，说明战国时晋、魏犹沿用夏正。今《穆天子传》记事用周正，适足证其为周书。
(二)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战国时的中西交通情况立论。顾颉刚先生在《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5]一文中，分析了穆王远游传说的起因，认为是由于秦与赵人善御马、养马而生发出了造父御八骏的故事，其著作背景则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西北略地的史实，因此《穆天子传》应成书于赵武灵王之后的战国之时。靳生禾赞同顾说，认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向西北发展之前，中原人没有了解河套和阴山一线地理情形的条件。[6]文正义在给《穆天子传》写的跋语中云，《穆天子传》不是周朝的原始作品，而是战国时代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实录，托以穆王故事罢了。[7]莫任南认为“它所反映的实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商队西行贸易情况，只不过作者假托那流传已久的周穆王游行故事罢了”。[8]史为乐称“穆王西行的路线，与战国的形势似乎也不能说没有关系。战国时，强秦雄踞关中，赵魏等国与西北的交往必然要通过雁门关，绕道河套才能走得通”。[4]总之，诸家认为《穆天子传》成书于战国者，多认为西周时中西交通未开，因此该书所反映的只能是战国时的情况。
其实，远在文明之初，中西之间便已存在着一条交往通道，这条通道被有些学者称为“玉石之路”。[9]对玉的偏爱和看重，曾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文化特征，直至西周甚或东周时期，玉器在周人的社会生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文献中关于玉的记载数不胜数。从考古发掘看，早在新石器时代，从马家窑、齐家到龙山、良渚，从神木石峁到曲江石峡，普遍出现了用玉制作的礼器和装饰品，妇好墓中大批精美的玉器更是令人叹为观止。经地矿学家分析测定，这些玉器多为软玉，而辽阔中原并无玉矿，玉矿主要蕴藏在新疆南部昆仑山脉。尤其是妇好墓中不少玉料已经学者确定为新疆和阗玉”，[10](P11)这一现象更直接地启示我们，中原的玉料至少有很大部分是从新疆昆仑山采集运输过来的，而且这条玉石之路并不同于我们后来熟知的丝绸之路，它不是经由河西走廊，而是经河套、雁门而至中原的，正与穆王西行路线大致吻合。直至战国时尚有人提及此，《战国策·赵策一》苏秦上赵王书云：“秦……鲁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于燕之唐、曲吾，此代马胡驹不东，而崑山之玉不出也。”[11]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代马胡驹、岷山之玉产于西方，是自西而东来的；代马岷玉不能东来的原因，不是强秦雄踞关中，而是强秦禁守了北方燕赵一线，换句话说，代马胡驹、岷山之玉是经由河套、雁门一线而东来的，此一线，正是玉石之路。
周人兴起于西岐，文武又迁都丰镐，地近西域，历代与西戎诸族杂居共处，因此周人与西方各族的关系一直是较为融洽的。武王伐纣，西土之人鼎力相助。此后东夷、徐戎、荆蛮等时时为乱，而不闻西土有事。猃狁之患，始于懿王。《小雅·采薇》有“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汉书·匈奴传》谓“周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注：《采薇》毛序以为文王时代所作，然而清人崔述、姚际恒、方玉润等反对此说。三家诗与《汉书·匈奴传》同，也认为是周懿王时诗。)至宣王时，猃狁为患炽烈，周始着力用兵于西土，王国维先生曾指出：“周时用兵风玁狁事，其见于书器者，大抵在宣王之世。”[12](P603)考之于昭、穆时铜器铭文及其它文献，东征南伐的记录屡见不鲜，而西北却少有战事。
中西交通的阻隔始自周衰，东迁后，戎狄更为昌盛。虽经秦人浴血苦战，也只是将岐丰及以东之戎族驱逐而已。至秦穆公虽曾一度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然整个春秋直至战国后期，秦之西北始终戎狄环伺，至始皇统一，西北边界亦不过陇西、北地、上郡。且不独秦，燕赵均有长城以御戎狄，赵武灵王竟至于胡服骑射，西北略地，可见战国时“攘夷”之举比春秋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反映了华夷矛盾的尖锐。因此，认为西周时中西阻隔而战国时交通大开，适与事实相反。《穆天子传》中穆王一行所到之处，西北各族无不热情友好，相与为欢，正与周初形势相合。战国人思想何能及之?
此外，顾颉刚先生所论《穆天子传》的著作时代，推想成份多而与事实不符。考赵武灵王十九年始胡服骑射，此后数年致力于吞并中山国。二十六年始攘地西至云中、九原。二十七年让位于其子惠王，自号主父，始集中全力西北略胡地，陆续灭林胡、楼烦。(注：见《史记》《赵世家》、《六国年表》。)赵武灵王之死已是魏昭王元年，即公元前295年，其时，魏襄王及其随葬竹书入土已经一年，秦、赵人哪能来得及根据赵武灵王西北略地之史事而敷衍穆王西游的故事，并置之于魏襄王之冢呢?
二
《穆天子传》为穆王行止之记录，前4卷乃西征往返之事，卷5则为中原巡行、狩猎之事，前后不相连属。穆王精力充沛，喜好巡游，绝非好事者杜撰，先秦文献中尚有线索可寻。如《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右尹子革曾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国语·齐语》中管子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屈原《楚辞·天问》称“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这些人都提到了穆王周行天下的事，但穆王去过哪些地方并未提及。《史记》中《秦本纪》、《赵世家》则提到了穆王曾“西巡狩”，如《秦本纪》载：“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赵世家》：“造父幸于周穆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待汲冢书出，我们从《竹书纪年》中可以见到穆王北征、西征、南征的许多具体事迹，这里只引几条关于西征的记载：
《纪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艺文类聚》卷91鸟部)《纪年》：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官。(《穆天子传》注)
《纪年》曰：周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王母止之。(《艺文类聚》卷七山部)[13]
有了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确信穆王曾周行天下，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但文献简略，我们只能获得大概印象，很不具体。《穆天子传》一书，则正可以填补这一空白。书中为我们具体记述了穆王西征的始末，有关西行时日，随从人等，道里山川，民俗风情，应酬赠答，无不详细记录。得此一方面可与其它文献相互映证，一方面可补西周史之阙。如穆王北征，《国语·周语》开篇即记其事，祭公谋父并因此而有“耀德不观兵”的长篇大论。《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均记穆王北征事，可与《国语》所记互相补证。再如关于西周时民族盛衰移徙，《穆天子传》中所记大可补现有史料之不足。如《穆天子传》卷1曰：“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觞天子于当水之阳。”卷4穆王返回时，“犬戎胡觞天子于雷首之阿”。当水、雷首皆在今山西北部，(注：从顾实说，当水即古之恒水，雷首即洪涛山，出雷水，即今之桑干河。)可知穆王时犬戎活动于晋北，至西周末则侵夺岐丰、镐京，炽盛于西北。民族之迁徙，由此可见一斑。穆王西行所见其它部落民族，除去《穆天子传》，几无其它典籍可证。因此，明清以前，《穆天子传》多被视作史书。胡应麟称曰：“其叙简而法，其谣雅而风，其事侈而核。视《山海经》之语怪，霄壤也。”[14](戊部·三坟补逸上)又曰：“《穆天子传》六卷，其文典则淳古，宛然三代范型，盖周穆史官所记，虽与《竹书纪年》、《逸周书》并出汲冢，第二书所载，皆讫周末，盖不无战国语参之。独此书东迁前，故奇字特多，缺文特甚，近或以为伪书，殊可笑也。”[14](丁部·四部正伪·下)日本学者小川琢治在其《穆天子传考》中也说：“此书未被秦汉以后儒家所润色，尚能保存其真面目于今日，比《尚书》、《春秋》根本史料之价值尤高。”[15](P93)
然而，年代久远，旁证阙如，《穆天子传》所载，诸如山川地理、人物民族等又多不见于后代史籍，难以考证。加之历代流传中，因古文难以辨识，转写传抄多有讹误，致有一些后起晚出的迹象。“更因汉魏两晋以来，《汉武故事》、《汉武内传》、《伪列子》、《拾遗记》等书继出，使周穆王、西王母逐渐神仙化、神话化，于是有人便认《穆传》为神话，《穆传》既为神话，则穆王西征之事也就子虚乌有了。”[16]且《穆天子传》所记部落山川名号，如畴吾、河伯、长肱、赤乌、容成、巨蒐、犬戎、禺知、西王母以及黑水、洋水、昆仑、舂山、阳纡、渗泽、溽水、积石、雷水、赤水、
水等，往往亦只见于《山海经》，故有人指称其“多用《山海经》语”，[17](P18)而《山海经》向来被认作是志怪神话小说。因此，《穆天子传》亦不免被视为后代伪托之作。《四库全书》的编者们，虽认为“此书所记，虽多夸言寡实，然所谓西王母者，不过西方一国君；所谓悬圃者，不过飞鸟百兽之所饮食，为大荒之圃泽，无所谓神仙怪异之事；所谓河宗氏者，亦仅国名，无所谓鱼龙变见之说。较《山海经》、《淮南子》犹为近实”，然犹曰，“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于是退置于“小说”类，[18](P1205)其史料价值自然大打折扣。近代学者如顾实、丁谦、岑仲勉等人的考证，虽则广博，却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处，仍不能廓清人们的疑虑。所幸随着西周金文研究的不断深入，使我们可能借助金文研究成果来重新考察《穆天子传》。
(一)《班簋》与《穆天子传》。从现有出土金文来看，能与《穆天子传》相互参证而最显著者，莫过于《班簋》。该器原为清宫内府藏器，后去向不明。1972年北京市文物局重获一器，虽非原器，但为同时所铸，故铭文行款字数全同，兹录于下：
关于此器的时代，于省吾、杨树达、唐兰、李学勤等学者分别就铭文、器形、纹饰诸方面进行考证，认定为穆王时器，而作器者班，正是《穆天子传》中的毛班。(注：参见于省吾《毛伯班簋考》，辛巳文录：杨树达《毛伯班簋跋》，积微居金文说卷四：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355页；李学勤《班簋续考》古文字研究第13辑。)此簋当是毛班东征凯旋后，追记3年前受王命更服，东征之事所作。《班簋》所见穆王时之毛班，经传未见，而《穆天子传》卷4云：“丙寅，天子至于钘山之隧，东升于三道之隥，乃宿于二边。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子之命。”卷5记许男见穆王时“毛公举币立”，郭璞注云：“毛公即毛班也。”或称毛班，或称毛公，且位尊势重，均与《班簋》所记正合。因此，杨树达先生在其《毛伯班簋跋》中说：“《穆天子传》一书，前人视为小说家言，谓其记载荒诞不可信，今观其所记人名见于彝器铭文，然则其书固亦有所据依，不尽为子虚乌有虚构之说也。”[20](P104)唐兰先生亦曰：“毛班见《穆天子传》，此书虽多夸张之语，写成时代较晚，但除盛姬一卷外，大体上有历史根据的，得此簋正可互证。”[19](P355)杨宽先生亦承认书中“保存有西周的史料”，“有真实的史料价值”。[21](P604)
王祭祀河神时，河宗伯夭代传天帝之命而两呼“穆满”。清人王谟因谓：“《穆天子传》六卷与《周书》、《纪年》同出汲冢，疑亦战国时人因《列子》书‘周穆王篇’有驾八骏宾西王母事依托为之，非当日史官起居注也。其生而称谥，纰缪更了然易见。”[22](别史·穆天子传·识)近人黎光明先生犹曰：“再就文字而论，则穆王的‘穆’字，乃是死后的谥号，而传文中的河伯，却曾两度号之为‘穆满’，这岂是当日起居注的名词?”[23]
(三)关于“天子”。《穆天子传》行文中称穆王为“天子”，是另一引人瞩目的问题。童书业先生曾据此言曰：
古称天子多曰“王”，金文、《尚书》等可以为证。《诗经》虽较多称“天子”，然亦屡称“王”，其称天子盖多因协字与韵耳。《左传》、《国语》等战国书称周王亦多曰“王”，罕称“天子”者。汉世以后，始多以“天子”或“上”称皇帝。[24]
《诗经》中屡见“天子”之称，童先生固知之。只是若以音韵的缘故而否认西周时亦用“天子”来称王，则嫌证据不足。《诗经》中天子凡二十二见，散见于《雅》《颂》等13首诗中，其中有些确是作为韵脚的，如《小雅·六月》“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这里的“子”与前几句末的则、服、里同入“之”部韵。不过，即便是为了押韵，也必定是先有此称谓在前，然后诗人才能借之入韵，何况更多的“天子”与押韵无关。如《大雅·常武》中“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大雅·烝民》中“保兹天子， 生仲山甫”，“天子是若，明命使赋”，《小雅·出车》中“自天子所，谓我来矣”
等等。这些称王为天子的诗，多属周宣王时。不过也有较早的，如《小雅·采菽》，学者多以为西周盛时诗，其中有“彼交匪纾，天子所予。乐只君子，天子命之”，“乐只君子，天子葵之”。再如《大雅·假乐》《大雅·卷阿》，毛序以为成王时诗，而有“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之语，甚至在武
乃子或万年辟事天子”，《卫簋》“敢对扬天子不显休”等。(注：分期依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不仅如此，“天子万年”、“对扬天子不显休”等语已开始格式化为臣下受赐后对王的固定答谢之辞。如《大雅·江汉》叙周宣王命召虎带兵讨伐淮夷后，“虎拜稽首，天子万年”。再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周襄王赐晋侯为侯伯，晋侯受命后答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不显休命”。这类语言在穆王以后的册命金文中俯拾即是，其流行正始于穆王之时。因此，《穆天子传》通篇行文称“天子”，与《逸周书·祭公解》中祭公言必称“天子”一样，实属一时风气，以金文相证，知其无疑矣。
《穆天子传》是汲冢所出竹书中唯一一部较完整地流传至今的先秦文献，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就其真伪问题争论不休。通过对争论各家得失之评述，再参证传统文献和出土金文，我们认为《穆天子传》作为西周文献是基本可信的。书中主要记述了周穆王西征的历史事迹，对于西征的交通路线，沿途的风俗人情、物产气候都有详明记载，并为我们保存了西周时期西北各民族居地、习俗、分布与迁徙等情况；沿途各部族与穆王之间的贡献与赠赐，展示了其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壮观景象；围绕周穆王的活动所记述的一系列相关礼仪，反映了西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因此，《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是极为宝贵的，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掘、研究。
收稿日期：2003-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