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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306（2004）04-0029-05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征事实
自1978年经济改革伊始，中国就处于经济转型之中。经济转型实为双重转型：一是经济体制转型，即通常所说的市场化：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其起点是以原来行政命令方式作为经济资源配置主要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然后通过体制创新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意在最终建立完善的以市场机制和价格供求关系来配置经济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社会转型，指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过渡，即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尤其是特指当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的演变过程。这一转型时期的主要特征事实如下。
（一）经济改革的宏观环境：社会整体基本稳定
经济转型引起了与原先社会结构相配套的规则和程序不同程度地失效，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分化现象，同时也引发了文化和价值观的分化，带来了社会成员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和个体自我意识的高涨，但整个社会结构却仍然处在分化程度较低、分化速度缓慢、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状态。
无疑，社会分化会在深层次上或实质上表现为利益分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定的社会冲突。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分析所指出的，传统性社会和现代性社会实际上都是相对稳定型的社会，而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代化却潜藏着滋生动乱的契机。
但是国际和国内的经验表明，社会稳定是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增长和顺利推进改革的基本保证。如果没有社会稳定，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丧失起码的秩序和规则，那么就必定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这就意味着改革和发展进程的中断及已有成果的丧失，意味着综合国力的削弱，意味着人民生活要陷入苦难的状态之中，甚至可能引发其他一系列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它还会使国家的安全保护能力降低，国家的尊严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这无疑是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越大、人口越多、社会结构越复杂，那么，由社会动荡所造成的代价也就越大，社会为之付出的成本也就越高。
迄今为止，转型时期中国保证下一个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由于第二代与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完成交接，中国政局一直保持稳定。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共识下，经济转型也在顺利地进行。
（二）经济改革总体特征：渐进式改革
渐进式改革是一种演进式分步走的制度变迁方式，采取先易后难、先表层后里层的改革路径，在旧有制度的框架内审慎地、逐步地对旧体制进行制度创新，因而具有在时间、速度和次序选择上的渐进特征。在保持传统体制运转的条件下，逐步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市场机制和计划体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并存及此消彼长的状态中，直至最终建立起符合市场化要求的新制度框架。它具有如下特点：
1.双轨过渡。其基本思想为，在旧体制“存量”暂时不变的情况下，在增量部分首先实行新体制，然后随着新体制部分在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不断加大，逐步改革旧体制部分，最终完成向新体制的全面过渡（樊纲，1996）。这一思想中也包括另外两种思想：体制外生长与增量改革。所谓“体制外”生长是在计划经济制度之外，发展新的市场主导部门，使其成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动力之一。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这种体制外生长主要表现为：产权制度的体制外改革，即允许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定价制度的体制外改革，即允许一些新产品的自由定价；市场组织的体制外改革，即允许计划分配体制之外发展出自由市场；收益分配的体制外改革，即按劳分配之外承认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性；等等。增量改革不从资产存量的再配置上入手，而是着眼于让市场机制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发挥作用，这样就会使增量部分不断扩大，计划经济的存量比重相对地逐步缩小。具体地做法是，允许国有企业或农民对完成政府承担的义务以后的增量部分，自主决定价格、销售方式和收益分配；国有企业的工人，可以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即用计划经济中的企业与工人隐含的“合约条件”对待老工人，而用自由缔约的方式来聘用新工人，等等。
2.试验推广。其含义是，将市场化改革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如地区、产业甚至是企业）之内，取得经验后才在更大范围乃至全国加以推广。中国的经济改革大多数都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推开的，每项改革措施都是从较小范围内的试验开始，在改革试点取得一定成果并积累有关经验，群众心理有了准备以后，才加以推广，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过程、企业承包制的试行和经济特区的创建等。渐进性改革以开“天窗”式的局部试验开始，利用关键性改革带动多项改革，创造制度变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改革先易后难，从点到面，由浅入深。
（三）经济改革的绩效：长达2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
改革以来中国在价格水平相对稳定的同时也实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尽管曾经出现过两次峰值，但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1位数的水平。1979～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4％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翻了三番以上。其中90年代的10年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年均增长1.7％，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4.2％，以及全世界总计年均增长3.2％的水平。2000年我国GDP达到89404亿元，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增长6.38倍，按汇率计算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与意大利基本相当，居世界第6位。近20多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加速了前两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在1987年提前3年实现第一步翻一番目标的基础上，到1995年又提前5年实现了第二步再翻一番的目标。
与此同时，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小康两个阶段的历史性跨越。1978～2000年，人均GDP年均增长8.13％。200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220元，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增长4.58倍。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1999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780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P在756～926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的起点，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和完善，日益显示出蓬勃的活力；城市化程度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0年的36.22％；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78年的210.6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73762亿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1年的2366元，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01年的6860元。
二、解释经济转型：已有分析框架的评析
也许对所有的转型经济学者来说，最有魅力的课题无过于解释中国经济改革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与进一步的改革方向。根据目前的观察，中国式渐进改革已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俄罗斯和东欧式激进改革已渐渐度过了初期的震荡而步入正轨。由于当前的整个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景气，而诸转型国家的转型都尚未能完成，两种改革方式孰优孰劣，严格来说不宜轻率地妄加轩轾。但主流的看法中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国内外学界已提出了相互竞争的理论见解，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分析框架：
一是倡导“休克疗法”的新古典主义。认为经济体制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且市场经济运行基础是产权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所以改革只能是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方式进行，任何局部或渐进的改革都难以行通。据此，它对从严格逻辑导出的激进改革方式深信不疑，同时认为中国的成功只是一个例外，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或内部条件，而且这种成功是有限的，由于改革先易后难，改革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会因矛盾的积聚和爆发而归于失败。
例如萨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4）用改革前的经济结构差别来解释中俄的改革绩效差异：前苏联的城市化和重工业化已经完成，庞大的工业部门成了调整经济结构的严重障碍，因为国有工业部门工人享受优厚补贴而不愿离开，为了给私有部门让出资源和劳动力，“休克疗法”是必需的；中国庞大的农业部门包含了大量未享受补贴的非就业农民，这就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所需的资源和劳动力，从乡村到城市的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将会提高社会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这一经济增长只是一种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非常类似于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经济增长而已。
但Sachs等人显然忽略了保持国有部门平稳过渡的重要性。没有国有部门的平稳过渡，渐进改革是无法顺利进行的。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基点是非国有经济而不是国有经济。这个结论已为许多研究所支持。渐进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体制外生长或称增量改革。所谓体制外生长，就是指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体制外生长，并不触动或甚少触动国有体制——实际上蕴含了改革的稳定这一前提条件。由于非国有经济对计划体制下压抑的人类逐利本性的释放，由于非国有经济同市场经济的天然亲和力，由于非国有经济带来的竞争机制，做大了的“蛋糕”在不同利益集团分配中起到了帕累托改进的作用。国有经济固然是改革的对象所在，但最初并不是直接以国有经济为杠杆推动经济增长的；计划体制所积蓄的低效率也断然否定了这样一种改革方式。可以说，改革过程中，国有经济提供“稳定”，非国有经济提供“增长”。稳定是增长的前提，增长是稳定的目标。解释增长只能来自增长之源。
类似的见解还来自马丁·瑞瑟（Martin Raiser，1995）和钱颖一（1993）等。马丁·瑞瑟认为中国的成功来自有利的内部环境，如高储蓄支持、利用外资、政局非常稳定等。钱颖一等把改革的成功总结为传统体制的一种以区域原则为基础，多层次、多地区的“块块”结构（即“M型”经济），基层政府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而且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水平的、市场取向的，这种结构可以弱化行政控制，强化市场活动。中国改革一开始采取的是分权化改革，改革使各地区对自己的辖地有了更大的控制权。进一步，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使各地区有了发展经济的更大动力。各地区有了经济自主权以后，它们就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适合自身情况的路子而进行各种创新实验，并且相互竞争和相互模仿，从而使中国走上了自发的市场化之路。
二是渐进改革支持者从哲学上论证渐进改革成功的必然性。这涉及对传统计划体制的批判和市场体制生成方式的理解。麦克米伦和诺顿（Mcmillan and Naughton，1992）认为计划经济下中央计划者不能解决必要的信息问题，而市场赖以发挥作用的规则和惯例不仅要设计，更要发育和生成。默雷尔（Murrell，1990，1991，1992）认为，演进经济学和保守的政治哲学都为渐进改革提供了支持。假定人类理性有限和人类具有干中学的本领，那么一切制度的生成都只能是基于演进的理性主义而不是激进改革那样的建构理性主义。渐进式改革可以避免或减少信息和组织资源的突然破坏，降低改革的信息成本和组织成本，因而是可行的。
三是从政策或战略因素来解释中国的成功。林毅夫等（1994）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是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同时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采取了一条相对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此外，也有利用其他政策因素来解释的，例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注意发挥计划调节和宏观间接调控的作用；局部推进与整体转换、重点突破与整体协调相结合等。
在第一部分我们给出了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三个特征事实，以上三种分析思路都从不同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特征。经济解释在此要求回答的是：中国为什么选择了渐进改革方式？而渐进改革方式为什么又取得了很大绩效？新古典主义在以完美的逻辑论证“休克疗法”的同时也否定了渐进改革的合理性，当面对中国渐进改革成功的挑战时，从初始条件对改革作了阐释，这种解释着重于微观的经济结构。这似乎是一种“路径依赖”主义的解释，中国的成功被归因于有利的初始条件，俄罗斯或东欧的受挫被归因于不利的初始条件。然而有利或不利的判断标准因人因时而异，前提条件并不能说明一切。它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上是失败的。第二个分析框架从哲学解释，着力于人类的知识演进与信息积累，这种理解较之新古典主义来说要深刻得多。社会制度的生成不是基于“建构”而是基于“演进”，出于人类“理性的自负”而设计的制度终归是无效率的从而为历史所唾弃。只是这样的理解可能得出人们无所事事，等待社会慢慢发展的结论，这可能抹杀人类一切积极的活动与成就。第三种战略或政策解释则着眼于宏观组织行为，或许可以构造自圆其说的完美逻辑，但对微观经济的自发活动的功能注意不够。这三种解释都对“中国之谜”作出了自认为满意的回答。然而，由于选取的解释角度不同，它们的回答各有其片面性。正如瞎子摸象一样，或许只是一知半解而不能成为真理。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或东欧，改革尚处于进行时中，现在谈论成败似乎为时过早，毕竟转型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就两种转型方式而言，渐进式改革是收益递减而成本递增的。渐进改革使收益一开始就累积性地增加，并把成本分摊在一个更长的时段里，及时向受损者提供补偿，提高公众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支持力。这种多步走改革所历经的环节较多，时间较长，阻力大或程度过深的改革措施或被推迟，或被分散为许多次更小的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进式改革的阻力在不断地累积。这样，潜伏的问题诸如内需不足、国企解困、收入差距、社会矛盾等日益突出，它们既是经济转型的伴生物，也是能否顺利实现经济转型的最大障碍。与此相比，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要比我们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所承受的压力大得多、所忍受的痛苦也大得多，但经历了10年的转型，俄罗斯经济目前逐步出现了稳步回升的良好兆头，这表明“休克疗法”也并非一无是处。
三、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的尝试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来的成就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中国之谜”。我们已对现存的三种破译“中国之谜”的分析框架作了评述。它们囿于所选择的角度，其见解虽然具有独创性，但也不免失之于片面性。
然而，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对现有理论仅仅“破”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立”。毋庸置疑，解释中国改革路径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制度。现有研究已经表明，对经济增长乃至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其他。制度可以通过重新界定和保护产权、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通过产生私人激励来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我们把经济转型理解为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因而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变迁，意味着产权的重新调整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
然而，“制度”毕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为此，有必要区分“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两个属概念：前者是一系列“规制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根本规则（规制选举、产权和契约权利和规则就是这些根本规则的若干例子）”，后者则是一种“规制经济单位之间合作与竞争方式的安排”（Davis ＆ North，1970）。
从中国改革实践来看，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可以说是制度环境的改变，而这一根本规则的形成是一个演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制度环境的转变过程中，为了保证改革的稳定与效率，需要采取相应的具体的制度安排，这体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和分税制等等。在特定时期，这些制度安排都是有效率的。然而，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它们又失去了效率；其中有些制度安排引自西方，由于制度环境不同，它们所产生的绩效也不同于西方国家。例如公司制度，在我国常常表现为“换汤不换药”的“翻牌”公司，上市公司很多只是以“圈钱”为能事，由此引致人们对公司制企业能否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怀疑。
但是有很多曾经存在的和依然存在的制度安排，在一个双轨制的制度环境下，充分利用了各种生产要素的发展潜力，包括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超高储蓄率提供的资本积累：此外还导致要素从低效率生产部门向高效率生产部门的重新配置。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安排，仅仅是所谓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主辅之争及定位市场经济只能引起人们思维混乱而已。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可以用这些制度安排下诱致的效率提高来解释。
然而，新的制度环境的生成在逐步进行，这也包括了人们的相应观念及行为规则。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可能变得没有效率了，因为制度环境在变化；这时我们要去寻找新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如果我们认为制度是决定性的，那么“中国之谜”只能从制度因素上解释；即使发生“李约瑟之谜”，也只能是社会制度导致经济激励的缺少。事实上，有两点是目前我们在解释改革路径时必须注意到的：其一、已有研究和官方统计都夸大了改革以来的增长率及改革的成就。一般认为，确切的数据是将经济增长率下浮2个百分点。中国的改革离成功还很远；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成功”的理解还很模糊和不一致。其二、渐进式改革留下了严重的令人担忧的隐患，例如“缺少支撑私有财产经济体系所需要的法律的、制度上的以及治理的框架”（Lardy，1999），贫富差距的严重扩大和金融问题的累积。在此背后，是整个社会各阶层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进一步的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必要的。事实上，这些问题目前已提上议事日程，人们正处于争论之中。
因此，就目前状况相对于俄罗斯、东欧而言，渐进式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必须强调，得出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结论尚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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