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为例论文,三道论文,上海大学论文,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o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0)01-0005-13
在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成规模的学术和思想运动，文化研究是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真正开展起来，①比起香港和台湾，至少晚了十年。但它一旦展开，势头就很大，到2004年，全国许多大学，尤其是北京、上海两地的大学，纷纷开设讲座、课程，出版欧美文化研究著作的中文译本，拟定研究计划，建立专门的研究和教学机构，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这个“热”至今仍在延续。
为什么会如此？
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学院体制运转的需要，二是——更重要的——社会现实的刺激。
就第一方面来说，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的学术/学院体制就形成了追逐欧美学术潮流的特点，②这个特点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膨胀得更为严重。而在这个时候，文化研究是唯一一种在欧美已经成为“显学”而国内尚无系统介绍的“新”的学术资源，因此，无论对于学院知识生产，还是对于谋取话语权的学术政治，它都显得非常重要，成为关注、引进和模仿的对象。
第二方面的原因，要复杂一些。
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变化巨大，面目全非。这在人文学者和研究社会文化的社会科学学者中间，引起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时代，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主导力量，因此，需要引入——主要是1970年代以后的美国式的——文化研究的理论，通过文化研究来确认这个新的现实。
另一部分人却没有上述这样的确信。相反，他们对社会的巨变满怀疑惑：中国的确是和1950-70年代完全不同了，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都明显不再是先前那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可是，最近20年来，中国并没有向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靠近多少，而是正在向某个以人类目前的知识尚难以确认的方向滑过去。中国正在向何处去？它将会变得怎样？如此变化的中国又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些大问题，这一部分人深感困惑。
因为有这些困惑，这一部分人就：(1)对中国的现实和前景不敢抱乐观态度，而更倾向于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现实；(2)觉得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开展对当代社会现实的研究，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才可能获得对社会巨变的理解；(3)认定此种研究必须跨越现有的学科界限，不但要从整体上分析文化现实，而且必须将文化和与之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
正是上述情形，将这一部分人的眼光引向了1960年代伯明翰学派式的文化研究。他们实际想做的，是一种批判性的分析，但在今日中国的特殊情形下，他们不但需要新的思想资源，③也需要新的名义。主要是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他们觉得可以借用“文化研究”来给自己命名。也因此，他们对1990年代在美国成为“显学”的那种过分学院化、因而日渐丧失社会影响力的“美国式”的文化研究，相当警惕，他们不希望自己最后变成那个样子。
顺便说一句：我个人即属于这一部分困惑的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文化研究的研究、教学和与之配套的学院建制活动相继展开。
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其后的4年间，上海各大学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吸收了来自文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传媒研究、电影研究等方面的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人员亦互有交叉。例如，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E研究院的文化研究的部分研究人员，就来源于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后者则除了上海大学本校的专职研究人员之外，还吸收了十余位来自上海其他大学和研究所的学者，担任兼职研究员。
上述研究机构都开展了各自的研究项目。其中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研究计划，规模最大。2003年，该中心展开了一个为期5年、总名为“1990年代上海地区文化分析”的研究计划，包括8个项目。④2008年，该中心又展开一个为期10年，规模更大的研究计划，它以“当代文化生产机制分析”为总名，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的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分析”，二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问题分析”。
虽然在欧美和一部分亚洲地区(例如日本和韩国)，文化研究每每不愿皈依现有的学院体制，但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却迫切需要在大学里开辟自己的教学空间。⑤在上海，从1999年开始，多所大学⑥相继开设了针对高年级本科生的文化研究选修课。2002年和2003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和中文系相继开始招收以文化研究为课程方向的博士生。2004年，上海大学成立文化研究系，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专门的文化研究教学机构。
2006年，5所大学/研究所(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文化研究学者联合设立了一个跨校/院的文化研究硕士联合课程，该课程由多门课程组成，⑦延续至今。
上述这些课程，都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网站(www.cul-studies.com)上分别开辟了专门的课程讨论区，以方便师生和其他地区的有兴趣的网友交流感想。
范围更大的联合教学及相关的交流计划，也在陆续展开。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2007年，该系举办以“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为题目的暑期讨论班。⑧2008和2009年，该系与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连续组织双方博士生的对谈活动。从2010年开始，该系将参加以“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为总题的亚洲文化研究联合课程；并举办以“文化研究方法论”为题的暑期研讨班。⑨
上述这些活动引发了一系列具体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困难，或者说，难题。下面我选择其中三项，仍然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教学实践为例，依次介绍，求教于各位同道。
二、文化研究与大学体制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反体制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之一。可是，在中国，目前依然是政府独大的集权体制，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资源，都在体制以内。因此，如果不进入现行的大学体制，不向这个体制借力(信息渠道、经费等)，文化研究可以说根本就开展不起来。
更重要的是，越是成熟的现代社会，学校教育的作用就越大，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也可能更为深刻。今日中国，低收入阶层子弟所遭受的智力损害，已经使学校教育成为在人身上复制——而不是打破——现存社会的不平等结构的主要场所。⑩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岂能不介入大学教育，放弃对这个决定社会未来的领域的争夺？
但是，风险也必须考虑：你想借体制之力，但体制有它的要求。随着文化研究逐渐进入大学，开课建系，它会不会也和譬如30年前的“比较文学”一样，逐渐丧失批判和社会实践的活力，成为一个僵硬的学科？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充分意识到上述风险的严重，在硬着头皮挤入现行大学体制(11)的同时，尽可能开拓和保持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2004年组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时候，我们明确强调一个原则：文化研究并非一门如“中国现代文学”那样的专业，一个discipline，而可以说是一个approach，一种看待文化和社会的思想方法，一种不受狭隘专业限制的开阔的视野。
我们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落实上述原则：
首先，不组建文化研究的学士学位课程，只提供本科选修课。(12)我们鼓励学生在完整地接受了某个专业的系统知识训练之后，再来修读文化研究的课程。
其次，虽然设立文化研究的研究生学位课程，但无论硕士还是博士课程，都只是组成一个研究方向——而非一整个专业，隶属于其他专业。(13)从2008年开始，我们又开设一门作为必修课、可覆盖多个专业的一年级硕士生的文化研究导论课，(14)这实际是将文化研究的入门课程设立为一种“通识”课程。以后，我们还会在研究生课程方面尝试更多的安排，促使已经修读研究生课程的学生，继续跨越单一的专业教育。
再次，与课程的“跨学科”相配合，文化研究系只组建一个规模很小的专职教师编制；(15)作为系的最高机构的系务委员会，其11位成员(包括系主任)，则分别来自校内的其他5个机构：中文系、社会学系、影视艺术系、传媒系和知识产权学院。希望能用这样的制度，克服文化研究的体制化教学所必然会孕育的专业化倾向。
最后，是不断推动文化研究的教学跨越大学的围墙，进入广阔的社会空间。除了上节介绍的组建跨校联合硕士课程、参与“Inter-Asia”多国(地区)联合研究生课程等之外，最有发展潜力的，是“当代文化研究网”上的文化研究课程讨论区。目前(2009年)在这个讨论区里有来自各大学(不只是上海大学)的7门包含不同学级(主要是面向研究生，也有面向高年级本科生)的文化研究课程，(16)每一个课程都有一个单独的BBS讨论区。这些BBS里的精彩的讨论，则会及时转移到网站的主要论坛(“热风”)上，接受更广泛的阅读和评议。以这样的方式，将个别学校的文化研究教学与理论上是全球性的读者的参与结合起来，应该是能扩大文化研究教学的开放性的。
以上所说，都是教学制度上的安排。但是，这些安排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要在大学里开拓一个文化研究的独立空间，你必须先替文化研究挣得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而要说文化研究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你必须确定它有自己专门的、从其他学科的窗口望不见的研究对象，以及相应的分析理论和方法。单说它是一个approach，显然不够。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现行的大学体制最厉害的一招，它强迫我们构造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学科内容。(17)
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为文化研究确定一种具有双重效应的学科内容，它既能——至少是部分地——满足大学体制对独立学科的形式要求，又能保存甚至发育冲破这种形式藩篱的能量。在这方面，我们目前的努力集中在如下两点：
第一，确定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基本对象。最近30年社会巨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形成了一种与譬如1950-70年代的“毛泽东思想”完全不同的新的支配性文化。凭借一套深具特色的形成、运转和传播机制，它差不多充满了从价值观念到物质生活的各个层面，因而成为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重要途径。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的支配性文化与1950-70年代的那一段“社会主义”历史的关系。如果没有后者，很难想像今天中国会形成前者，在某种意义上，前者正是后者的产物；另一方面，前者一项关键的功能，就在于支配大众(无论是否经历过那个时代)对后者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今日“活”在无数中国人头脑中的那一段“社会主义”的历史，又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新的支配性文化的产物。
正是基于如上这些认识，我们将“当代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以及这个文化与那一段“社会主义”历史的相互生产的关系，确定为今日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我们深信，这样的对象，或者说它的完整的轮廓，是只有从我们所理解的文化研究的窗口，才能看清楚的，甚至不妨说，正是文化研究的这一扇窗户，才能令这些对象成形。当然，我们更深信，这样的研究对象，是任何自囿于单一学科(包括文化研究)的研究者所无法洞悉的，他只有不断逾越学科边界，向其他已有或新创的研究思路借力，才可能真正推进自己的认识。
第二，勾勒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轮廓。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并不仅是批判性地分析社会的文化状况及其背后的压迫性机制，它还有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使命，那就是促进社会和一般文化状况的良性改革。之所以如此理解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基本目标，是出于如下判断：今日中国大陆，虽然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严重倾斜的社会结构，但这个结构尚未完全稳定，各种因素都在延迟这个新结构的凝定和自我完善，因此，尽管现实令人担忧，但并非全无希望，如果有足够的良性因素的介入，社会就可能往较好的方向转变。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愈益倾向于用“双线”来勾勒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它既是“批判性分析”，也是“促进性介入”，借用一对1950年代的政治概念，既是“破”，也是“立”，二者互为条件，相伴共生。我们希望，借助于这样的方法论内涵，我们能从“实践”的角度，推动文化研究的持续越界，不但越此学科与彼学科之界，更越学院学术与社会文化乃至社会运动之界。
应该说，上述对于文化研究的“学科内容”的确立，(18)是能与前述教学方面的安排形成合力，共同抵抗现行的大学体制的强大的同化力的。但究竟效果如何，还得拭目以待。
三、文化研究与社会的良性变革
这道难题是紧跟着前面那一道来的：既然文化研究不只把自己看成一种学院里的研究，你还想要介入现实、改变现实，那你就必须考虑社会良性变革的动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化程度大幅度提高，近乎“赢家通吃”的社会分层极为严重，良性变革的社会动力从哪里来？昔日的各种革命理论，似乎都不能提供有效的答案，我们必须自己分析。
目前，文化研究圈内的回答大致是两个：一个认为，主要的动力是来自城市里的中等收入的阶层(而非“中产阶级”)，这个阶层成分复杂，其中很大一部分(19)深受支配性文化的影响，觉得自己属于“市场经济改革”的受益群体，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和“新富人”(20)站在一边；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明白自己的真实社会地位，亦有一定的文化和经济资本，因此，他们既有变革的愿望，也有变革的能量。
再顺便说一句，我目前赞同这一个回答。(21)
另一个回答则认为，良性变革的真正的动力，还是来自城乡的底层民众，主要是城市低收入阶层、农民工和留在乡村的尚未富裕的农民(他们占了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因为他们承受了最大的生活压力，而按照毛泽东式的思路：哪里压抑最大，哪里反抗就最大。
这两种回答之间的争论，直接促发了文化研究对城市中等收入阶层与“底层”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的进一步分析。(22)与此同时，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对文化研究的教学方式的反省。简单说就是：今日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教学，是应该以大学课程、报刊文章、网站、演讲、学术论文之类更适合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方式为主，还是应该以其他非学校教育的传播方式为主？
并不容易在这两者之间取舍。但是，因为地处都市，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教学活动，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大体依循着前一个回答的指向展开的。
但我们不敢轻视后一个答案，它本身也许有错，但它势必引出的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文化研究教学与中国乡村的关系，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到处都在城市化，两亿多农民进城打工，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依然还是农村，大部分人口也依然还是农民。可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基本上还是盯着“都市”，以至于文化研究几乎可以等同于都市文化研究，(23)文化研究界对今日乡村现实的隔膜，由此造成的种种幻觉，(24)都显得非常触目。在这种情形下，文化研究怎么教？能干脆避开乡村及其文化状况，只谈都市文化么？
最近六七年，在上海大学修读文化研究课程的研究生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或者在农村教过中学，他们对今日乡村的实际情形，是有切身经验的。(25)但是，人在农村，并不就等于了解农村，关键还要看他们怎样处理自己的生活经验。例如，东部地区的农村，早已是都市主流文化的一统天下，那里的年轻人，身份是农民，可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世界的感知，却多半相当“都市”，是被城市里的主流文化牵着鼻子走的。(26)在课堂讨论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出身乡村的学生，比城市里长大的同学更难摆脱城市主流文化的束缚。今日中国的广大乡村，早已被深刻地编入了都市主导的社会之网，无论支配的一方，还是被支配的一方，其实都是城乡一体、互为首尾的。因此，如果文化研究的教学只论都市、不谈乡村，那就无异于画地为牢，自己蒙住了一只眼睛。独眼的老师，怎么教得出有眼力洞悉社会全貌的学生呢？
可是，怎么在课堂上用文化研究的方式讨论乡村文化问题呢？2004年，借助于“三农”(27)问题大讨论的影响，我们开始组织学生(大部分是研究生)去乡村(例如山东的贫困地区和湖北的产粮区)“支教”，(28)做文化和社会调查。除了去农村，也有一部分学生去上海郊区的民工子弟学校义务教书。(29)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样的活动对年轻学生往往有很好的影响。例如，他们对乡村文化现实的直接了解，常能反过来帮助他们理解都市主流文化的运转模式；有些学生甚至进一步组织专门的社团，计划长期参与他们访问过的那些乡村的文化状况的改革。
阻力和困难也很大：地方官员会阻挠学生的调查，乡村学校的校长会利用“支教”者行其私利，甚至有严重的困难。这里就不细说了。
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于，在缺乏研究实例的充分支持的情况下，单靠这种将学生送去乡村短期访问的方式，是否就能有效地展开文化研究教学的乡村面向？也许可以说，这是将大学的一部分教学空间再次扩展到了乡村，是在重新尝试与前述对于动力问题的第二个回答相配合的新的教学途径。(30)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就好像架桥，如果在两岸(大学和乡村)扎根都太浅，桥一定轻飘飘。显然，真要扎实地打开面向乡村和乡村文化问题的教学空间，还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
总之，文化研究教学如何有效参与社会的良性变革，现在对我们还是一道很大的难题，我们试了一些办法，效果却还难说。
四、文化研究的中土特质
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现实：一方面，经过差不多150年被动现代化的历程，中国已经深深卷入了现代化/全球化的巨大漩涡，今日大陆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和这个漩涡紧密相连；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31)中国仍然保持着相当触目的特别之处，无论是其现代历史，还是它此刻的社会状况，都和譬如欧美明显不同。因此，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必须发展出与这个复杂的现实相适应的中土特质。(32)实际上，我们所以选择“文化研究”来自我命名，原因之一，也就在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注重“本土性”的政治品格。
这个中土特质如何创建？首要的一点，自然是直面当代中国人的活生生的日常经验。在教学上，我们主要是从这么两方面来做的：
第一，从2006年开始，调整各个年级的文化研究导论课的内容，不是一上来先讲文化研究的历史和概念——如果这么讲，那就难免先讲一大堆欧美的社会情形和理论名词，这很容易令学生觉得隔膜，而是先讲当代中国人——更准确地说，坐在教室里的学生们——的生活经验：他们过去的经历、当下的精神压力、对未来的忧虑和希望等等；接着讲当代中国社会的一般状况，正是这个状况给了他们那样的生活经验；再接着讲这个现实对批判性知识生活的挑战，它提出了哪些重大的问题，逼迫知识界回应；最后才讲到“文化研究”，介绍它作为中国知识界回应现实挑战的一个重要方式，它所承继的历史和理论资源，以及分析现实的基本策略。
这样的导论课，减弱了对欧美理论的介绍，但明显能增强学生对于文化研究的本土意义的感受，激发他们日后参与的热情。
第二，也是从差不多同时开始，改造文化研究的理论课，在专书选读类的理论课之外，另创一种在课名中嵌有“理论与实践”字样的课程。(33)此类课程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对现有——主要是欧美——社会与文化研究理论的专题性的介绍，二是对若干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案例的分析。如果条件许可，当讲授后一部分的时候，主讲教师会邀请与课程内容有关的研究者现身说法，当然，这说法的范围不止于已经完成的研究，还包括正在进行的研究。
这种结合了实践分析的理论课，如果讲授得当，是能取得双重效果的：从“理论”和“实践”——这每每可以大略等同于“欧美”和“中土”——的相合，可以了解当代世界的普遍状况，而从这两者的不合，又可以明白本地现实的关键所在，以及文化研究今后的实际分析与理论创新的要点所在。因此，这是一种从教学的角度促进文化研究形成本土特质的良好方式。由于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起步未久，具有示范意义的成果太少，我们此类课程的建设也就很慢，目前只是粗具大样，不成系统。但是，这件事我们会继续做下去。
文化研究的中土特质，还有另一样可资汲取的丰富资源：中国革命的思想和实践历史。
中国是在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几乎要被瓜分的情况下开始自己的现代历史、进而形成自己的现代思想的。因此，中国的现代思想从一开始就迸发出总是从被压迫的角度看待世界、不接受弱肉强食的现代秩序、要创造比现代西方更民主的社会结构的理想的光芒。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叶，这个广泛意义上的左翼理想一直占据中国现代思想的主流地位，并催生了波及社会各个层面、至少持续半个世纪的社会变革和解放运动：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革命”。(34)
没有篇幅具体介绍“中国革命”的丰富成果。但经由对当下现实的反思和由此启发的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回顾，我们愈益深信，这个“中国革命”，无论是作为精神资源，还是作为在现实中并非全然无迹可寻的社会遗产，都是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最可珍贵的一种传统。最近20年来，它好像被压到在地下，但就如鲁迅所说，它其实并未熄灭，而是如同地火一般，依然在暗中燃烧。实际上，今日中国大陆自命为“文化研究”的思想和学术活动，就是这暗火跃出地面的表现。对我们来说，从马克思到“伯明翰学派”的各种西方批判理论和实践，当然是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比较起来，“中国革命”的传统，是更为切实、内在，也更为坚固的精神支柱。
从2007年开始，我们相继在博士和硕士课程的理论部分，增设“中国现代思想专题”必读课。(35)两年下来，效果不错：学生了解了大量他们以前几乎闻所未闻的思想和社会历史的细节，因而大幅度扩展了对于“现代中国”、“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经由这一段历史的丰富的指示，他们看待当下现实的视线和焦点，也会变得更为切实，更少受到迷信西方理论的陋习的误导。这对于新一代研究者发展更能切中要害的分析和介入现实的能力，显然大有益处。
最近十多年来，大家都注意到了批判性思想和知识活动的一个全球性的缺陷：似乎很难在通行的欧美批判理论之外，发展出别样的思路、概念和方法。例如，非欧美地区的文化研究的实践，似乎都不同程度地被欧美理论笼罩，虽然在具体的分析上不断往前走，但理论、概念和方法上的发展，却至少很不明显。作为这个状况的一个结果，这些地方(包括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教学，很容易向欧美理论一边倒。(36)
在这种情形下，2000年以来大陆知识界强调“中国经验”的趋向，就特别有意义。“中国经验”这个词当然很大，可以被各方借用，(37)但惟其如此，文化研究就更应该深度介入，将更具反思和开拓意味的内容，填入这个词所抽象的广大空间。(38)什么是“中国经验”？就是直面日常的生活感受，承继“中国革命”的丰富记忆，追究现实内部的压迫性结构！一旦这样的“中国经验”大量发展出来，文化研究的中土特质，也就在其中了。
注释：
①1990年代中期，就有个别敏锐的学者(如戴锦华)开始用类似文化研究的方法展开对电影和都市流行文化的分析，亦有学者(如李陀)公开提倡文化研究，但这些努力当时没有引起广泛的呼应。
②尽管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中国学术已经开始“西风东渐”，但直到1940年代，这“西风”的范围始终比较宽大，并不仅指欧美。1950年代初，更一度形成排斥欧美、专学苏俄的风气。
③中国知识界在1980年代习得的那些机械两分式的理论思路，例如现代/传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共产党专制/自由民主，等等，此时都已基本失效。
④它们分别涉及媒体(电视)、房地产市场和广告、街道的视觉形象、工人新村、工厂和工人的文化史、文学网站、都市新空间、流行服装等方面。这些研究的成果，已经从2008年初开始，以单行本的方式，作为该中心主持的“热风”书系(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分，陆续问世。
⑤本文第二部分会说明这方面的主要原因，这里先列出一个次要的原因：与文化研究的巨大任务相比，目前中国大陆(包括上海、北京等文化研究相对活跃的地区)能有效参与文化研究的年轻人太少，而大学教育无疑是培养此种人才的有效途径。
⑥如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
⑦目前已经讲授的课目有：“文学/影视文本分析”、“文化研究理论专书选读”、“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问题”、“改革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等，由上述5所大学/研究所的文化研究学者轮流讲授。计划讲授的课目是：“中国现代思想文选”、“当代支配性文化分析”和“文化研究方法”。
⑧该讨论班邀请来自北京、香港、台湾和上海的11位资深的文化研究学者，以5天时间，与来自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各地大学的30余位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座谈。该讨论班的报告集，作为一种教学参考书，将于2010年在上海出版。
⑨该讨论班以中国大陆各地大学中讲授文化研究课程的青年教师为对象。
⑩例如，就文学教育而言，在1980年代突出地发挥了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效用的“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的教学，在1990年代相继变得循规蹈矩、死气沉沉。此种情形，其他领域也多有发生。而与此同时，那种认为读大学就是拿文凭、谋取高薪行业的入场券的看法，在大学校园内愈益流行。更令人惊心的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学费高涨、强调“素质教育”等一系列因素的膨胀，贫寒子弟进入大学的道路越来越窄。
(11)这并不容易，时至今日，中国教育部的一级学科目录，依然没有列入“文化研究”。
(12)此类选修课共有3门：“文化研究导论”、“文化研究理论选讲”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和实践”，都是针对3、4年级本科生。从2009年开始，另一种针对所有年级本科生的“文化研究导论”被列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本科必修的4门专业课之一，因为每个学生只需在此4门课中任选2门，此课仍保留相当大的选修性质。
(13)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提供的硕士学位课程先后隶属于5个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人类学”、“电影电视艺术学”和“传播学”；博士学位课程则先后隶属于“社会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
(14)譬如对中文系的5个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1年级硕士生开设“文化研究与中国现代性问题”通识课。
(15)截至2009年9月，该系仅有3位专职教师，其博士学位分别是“文学”、“社会学”和“性别研究”。
(16)这个讨论区里的课目会随着实际授课情形的变化而增减。主讲教师一般都会将授课大纲、阅读书目等贴进其课程的讨论区(有些教师还会陆续贴进其授课讲义)，学生所贴的，大多是课后的感想(包括疑问)，以及部分阅读书目的电子文档。
(17)其“厉害”之力在于，大学体制对文化研究的这种“学科化”要求，是和所谓“人才市场”的压力紧密结合的，当问“什么是文化研究的学科内容”的时候，实际也就是问：“拿文化研究学位的学生毕业后能从事什么职业？”身为教师，我们理当重视学生的就业需求，而如何在切实回应这个需求的同时，避免文化研究的教学在现行的大学体制和“中国特色”的市场体制的双重挤压下，快速变质为一种专业化的劳动力培养，显然并非易事。
(18)要完整确立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内容，除了“研究对象”和“方法论”，还必须有对于“分析理论”的勾勒。我们在这方面的初步努力，详见本文第4节。
(19)例如工商企业的“白领”管理人员和中级以下的公务员中的许多人。
(20)这是在最近30年的社会分层中，与“底层”一同产生的新阶层，目前这个阶层的主体人群是由如下三部分人构成的：所谓“民营企业家”、中上层公务员以及各类工商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个阶层实际上构成了今日中国的统治阶级。
(21)我之所以不取第二个答案，主要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今日中国，已经是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如传统社会那样在民间留存许多政治、经济和文化空间的情形，已经不可能继续，因此，底层民众在各方面都被剥夺得非常彻底，而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尽管承受着最大的压迫，却严重缺乏良性反抗的能量，他们的许多剧烈的反抗，并不真能构成对现存社会结构的有力破坏。因此，恐怕不能将社会良性变革的主要动力归属给“底层”。
(22)本节第二部分会进一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这里就不赘述了。
(23)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甚多，有近乎“先天性”的理论限制：欧美的文化研究理论，全都是在高度城市化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这些理论传入中国大陆以后，很自然会将人的视线引向都市；也有现实的刺激：今日中国，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可以说是一个农业国家，却实实在在是由城市主宰的，要想看清楚中国，不盯住城市不行；当然，文化研究的学者一般都置身大学，居住于都市，这种实际经验的限制，也是重要的原因。
(24)其中最明显的一种，是以为今日中国大陆的大部分乡村还保持着与城市里明显不同的“乡村”文化。
(25)此种情形，当然不只是上海大学独有的，其他大学也多有同类状况。
(26)现代社会，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一个中国大陆东部乡村的青年人，从来不知道“Modernization”之类名词，却完全可能在电视和中学课本等等的熏陶下，养成了按照现代化理论的粗鄙版处理自己的日常经验的习惯：城市是先进的，乡村是落后的，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跳出农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27)“三农”是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简称。2003-2006年间，有关“三农”问题的讨论风行全国，最终导致中央政府取消农业税。
(28)支援乡村教育的简称，其主要形式是组织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去乡村学校短期执教，帮助那些学校建立和扩充图书馆等。
(29)从2007年开始，上海市政府允许农民工子女在本地学校就读，同时关闭各类农民工子弟学校，我们学生的此种义务教书活动也随之结束。
(30)早在1950年代，作为毛泽东倡导的“教育革命”的内容之一，许多大学都组织学生去乡村，甚至直接在田间树下上课。
(31)这些原因中最主要的是如下4项：中国的由人口和疆域面积决定的庞大体积、中国的地理位置、中国与欧美列强相遇的时间和中国从其世界上唯一延续了至少5000年的文明历史所承受的巨大的历史惯性。
(32)这里说的“中土特质”，主要是指一种将“全球”和“中国”视为一体、能同时体察“全球”中的“中国”影响和“中国”内的“全球”因素的视野和理解力。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具备了中土特质，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才能发展出真正有效的全球视野和世界关怀。
(33)由于针对不同年级和类别的研究生，此类课程的名字各不相同，但都嵌有类似“理论与实践”的字样。
(3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这个“中国革命”的一次划时代的胜利。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激进的社会改造措施，也继续推进着这一革命。但是，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又开始发生另外的问题，一些社会内部的矛盾开始深化，以至于1966年爆发“文革”，又因“文革”的失败而启动1980年代的“改革”，最终导致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巨大动荡。至此，“中国革命”的思想和社会运动的能量消耗殆尽，中国开始了自己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后革命”阶段。从这个角度看，1950-1970年代的“社会主义”时期，正是“中国革命”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也因此，本文将“中国革命”的全盛期的下限，划在了“20世纪中叶”。
(35)作为此种课程的教材，一套2卷本的《中国现代思想文选》，也已经编就，最迟于2010年春天出版。
(36)当然，也要考虑到另一个可能：非欧美地区不是完全没有与欧美主流批判理论不同的理论上的发展，但因为全球知识生产的结构性失衡，这些发展不能被各地的文化研究者分享。
(37)包括被右翼势力(例如狭隘的民族主义)所用。
(38)这个空间的边界并非已经确定，而是不断变动的，因此，这个空间的内容也绝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被不断改写和再填充，因此，它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充满新的可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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