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资本机制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资本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经济是以资本运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就是资本积累并不断加速运动的历史。市场经济框架或者说市场经济制度，体现的是这样一种意图——用最低限度的自然资源消耗和人力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效益。这不是梦想，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资本运动，这种运动可以最终塑造出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集约化经济增长”或“内涵式经济增长”，表明我们已经把握住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奠定了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
多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总是陷入“外延式增长”的模式而难于自拔。在30年代，前苏联就开始讨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蹉跎，直到不得不实行“休克疗法”，才真正开始转变。60年代，我国也曾讨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今天又不得不重复昨天的讨论。值得庆幸的是，讨论的结果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号召人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不要转变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但是，一直不能转变的根源又在哪里呢？
首先，是思想意识形态障碍。“集约化经济增长”或“内涵式经济增长”的前提，是资本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我们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之后，在思想意识里，仍不能接受“资本”这一概念，似乎资本对价值增值的“贪婪”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行为。即使在我国已改用国际惯例的会计制度的今天，仍然沿用“国有资产”这一名称，而不公开采用“国有资本”的概念。在思想意识上对资本及资本增值的厌恶与回避，阻碍着人们把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讨论付诸实践。
其次，是体制阻力。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实践中一直进行发挥市场作用的探索，但是，在建立资本机制（包括资本积累机制、资本信用机制、资本竞争机制、资本增值机制等）方面，没有根本性突破，重复建设有增无减，资本竞争呈现为严重的无序与混乱状态。在目前31个省市自治区自己制定的“九五”发展规划中，有29个省市自治区把汽车列为各自的重点发展项目，已经有汽车制造业的要继续加大投资，还没有发展汽车工业的，更不惜代价新建本地的汽车生产基地。美国的3家，日本的4家，德国的2家汽车公司就分别垄断了本国汽车生产总量的90%还多。而我们29个省市自治区都“重点”发展汽车工业，何谈“集约化经济增长”或“内涵式经济增长”。只要市场的力量抵御不过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就无法从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中走出来。
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迅速地建立和完善资本机制，扩大市场力量。资本机制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当务之急是在宏观上建立和完善资本机制。因为：
1.资本信用危机，严重弱化了市场调节的力量。经济意义上的信用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而萌芽的，现代信用制度是以资本信用为核心的，金融信用、商业信用、期货信用、票据信用等都是资本信用的衍生。信用制度保证了资本运动的连续性。借债不仅要还钱，还要付息，这是信用制度维护的基本准则。然而，在实行“软预算约束”的投资体制下，资本信用难以发挥作用，企业可以不限量的从政府及政府控制的银行获得资金。由于钱是国家的，没有必须还债的硬约束。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甚至“故意”借钱不还。企业亏损了仍然能生存，资本损失了不需要任何人承担责任。资本的滥用和浪费，不仅破坏了银企之间的信用，而且破坏了企业之间的信用。1995年，国有企业无法归还银行的贷款约达13000亿元，各家专业银行应收未收的利息高达2200多亿元，企业间“三角债”累计8000亿元。枯燥的数字下面掩盖的是严重的信用危机。企业面临的是一种两难的处境：一方面社会上有大量的闲散资金急于进入生产、流通领域而不敢进入；另一方面大量企业亟需资金而举债无门。资金的困乏有可能把许多企业逼入倒闭的境地。但是，不能把银企之间、企业之间的债务危机简单地归咎于银行与企业，应该从体制上研究问题。
企业可以依靠举债来实现扩张与膨胀，但是，企业能否举债以及举债多少取决于企业自己的偿还能力；否则资本信用制度为了维护“借债还钱”的准则，必然要把企业推向破产的境地。所以，在宏观资本机制完善的条件下，企业举债之前一定要考虑到期能否偿还债务。资本信用作为一种硬约束，在于它能够使破坏信用的主体受到惩罚与制裁。资不抵债的企业或临近破产的企业依然能够从国家银行获得贷款时，已经显示依靠行政力量维系的信用正在开始动摇。如果不是简单地把解决问题的办法依旧定位在清理“三角债”上，而是从体制入手，积极建立和完善资本机制，完全可以避免资本信用危机。资本信用的丧失，极大地弱化了市场调节的力量，政府可能不得不再借助于行政的力量进行宏观调控。对企业的贷款本来是一种市场性行为，而在银行不良资产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就变成了政府的财政性行为。如果政府不能把银行的不良资产包下来或者说银行离开了政府强大的行政力量支持，那么，听任这种资本信用危机的继续发展，首先破产的可能是各家专业银行。
2.资本所有者缺位，造成全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在现代经济理论中，所有的自然资源消耗和人力资源消耗都可以归结到资本要素上，生产成本越高，资本消耗越大。资源的低效配置和浪费，从价值形态上来看，是资本的浪费。资本投入产出低或负产出，必然是资本利用效率低。资本效率规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谓资本效率规律，是指人格化的资本所有权主体，在追求资本所带来的利润最大化、价值最大化、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推动着资源优化配置。人格化的资本所有权主体追逐资本增值的欲望是强烈的，永不停止的。资本所有者所希望的，就是以最小的资本投入，获得最大的价值增值。单个资本所有权主体对“资本效率和资本效益的关心”的结果，是形成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国有制的条件下，由于劳动者、管理者在对资本的使用过程中，并不能直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割，所以，除了“国家”这个所有者以外，没有人关心“资本效率和资本效益”。劳动者、管理者关心的是从资本使用中所获得的工资、奖金、福利的多少，如果能从对资本的侵蚀与侵害中实现工资、奖金、福利的最大化，那么，就没有必要去节约资本，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吃资本、吃折旧、吃贷款”，甚至“工资侵蚀利润”的盛行，必然导致全社会资源的浪费。资料显示，我国“七五”期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9764亿元，但到“七五”末期，30多年形成的全部国有资产才只有16500亿元，30多年形成的国有资产还不如“七五”这五年投下去的多；“八五”期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3万亿元，但到“八五”末期，国有资产总额才将近4万亿元。如果资本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那么，完全可以预言：到“九五”末期又有大量的国家投资变成了负数。
3.部门垄断资本、地方垄断资本的产生与发展凝固了资本的流动性，淡化了资本的增值性。资本增值表现为并从属于资本的运动，而资本运动又与资本竞争分不开。资本竞争不仅加快了资本运动的速度，而且促使资本不时改变运动的方向，由此而形成的平均利润率在资本增值中发生着重大作用。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的有机构成不同，利润率也就不同，但是，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流动到利润率较高的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资本流动，会使各个部门都有基本相同的平均利润率。于是价值便转变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波动引起的利润率变化，也就成为促使社会总资本重新配置的重要原因。马克思的分析仅仅是一种逻辑上的推理，平均利润率的真正形成往往还要复杂得多。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活动中，由于部门垄断资本、地方垄断资本的形成与发展，平均利润率规律基本上不发挥作用。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的各个经济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只是单纯地执行计划。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许多部门及地方政府都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并自行直接投资，新增的利润留成部分及自己的投资回报，其所有权不属中央，而属中央政府的“某个部门”和地方政府，从而形成部门垄断资本和地方垄断资本。部门垄断资本和地方垄断资本，不仅制定垄断价格，扰乱市场秩序，而且阻止资本流动。隶属某个部门或地方政府的资本，即便是低效甚至是负效的，也不能流动到利润率高的其它部门。面对外国资本、私人资本的强大竞争压力，国有资本本应该通过收购、兼并的资本集中方式，发挥其集中经营的优势。但是，由于部门垄断资本和地方垄断资本的作用，国有资本的集中困难重重。部门垄断资本和地方垄断资本对公有制经济的整体价值的肢解与分割，使大量边际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的企业变为闲置资源。从资本属性来看，资源的闲置就是资本运动的停止，同时，也意味着资产的增值无法实现。1996年，第一季度全国独立核算国有企业是净亏损，亏损额达30亿元，利润总额比1995年同期下降136.6%；1～4月份净亏损25亿元，利润总额下降了116.6%；1～5月份虽然扭转了前4个月净亏损的局面，但是，利润总额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100个百分点。数字表明，目前国有资产的流动性和增值性是极低的。
4.债务资本的增加，不仅造成国有资产的直接流失，而且产生对个人财产的间接剥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产就是资本的消耗，企业的一切投入，都可以表现为资本的价值形态。产业资本与金融投资资本的结合，使企业不仅可以从事生产经营，而且可以从事资本经营。为了规避风险，参与市场竞争的大公司，一般是既从事生产经营，也从事资本经营。这种复合式经营，要求公司尽可能的举债，而债务一旦进入经营领域，就变成了债务资本。在公司合理的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了保证债务的按期偿还，债务资本主要用于资本经营，少部分用做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和极高的周转率，是债务资本的特征。可以说，债务资本随时都可以转变为现金。一旦债务资本凝固化，公司的风险系数会成倍提高。如果公司的资本结构比较合理，且债务资本具有较高流动性，负债率在50—60%左右是正常的。就我国国有企业的负债情况看，企业负债率很高。1994年18个城市清产核资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9.5%，负债率在40%以下的企业占18个城市清产核资企业的15.7%，资产负债率在60—80%的占24.7%，资产负债率在80—100%的占31.1%，资产负债率在100%以上的占14.8%。由于“中角债”的普遍化和部分债务资本用做固定资产投资，国有企业的债务资本流动性极差。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在这个现代会计的方程公式中，通常所说的国有资产是指不包括债务资本的所有者权益。国有企业的低效运营及亏损、严重亏损，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但是，企业的经营是对全部资产的经营，企业亏损不仅仅亏损所有者，而且也亏损“债务资本”。国有资产是全民的公共财产委托给国家，再由国家委托给企业的那一部分财产；债务资本是个人财产以储蓄的形式把钱存到银行（在这种契约关系中，个人是债权人，银行是债务人），银行又贷给企业的那部分资金。从最终的债权与债务关系看，债务资本表现为个人财产。债务资本的无限量增加而企业又无力偿还，只能出现如下两种情况：一是国家承担银行的全部债务，冲销银行的不良资产，而在国家财政连年赤字的现实情况下，政府只能依靠增加纸币的形式来弥补因承担银行债务而造成的亏空，其成本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给社会公众；二是更严重的信用危机爆发，使经济链条断裂，银行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都会形成对个人财产的间接剥夺。
在宏观上建立资本机制，必须要对现有的宏观经济体制进行深层次的全面改革。在以往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尤其是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都是以改革的主体即提出者和组织者发挥作用的。前期的改革凭借放权让利等政策性推进，可以解决一些浅层次的问题；但是深层次问题的解决，由于直接涉及政府的部门利益，政府在仍是改革一如既往动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了改革的对象。为了建立资本机制，宏观经济部门要首先树立资本意识，把对国有资产的消极“保卫”行为转变为对国有资本的市场化经营，把国有资本增值作为各自经济行为的最大目标。
从事国有资本的市场化经营，首先要明确和落实国有资本的投资主体。自“对资本的剥夺”及把被剥夺的资本变为国有资产以后，全国人民一直是国有企业的终极所有者。资本变为国有资产，国有资产不仅丧失了资本的一般属性，而且丧失了明确的资本投资主体。只有从宏观上实现国有资产的再资本化，才能真正塑造出人格化的资本所有权主体。国有资产的再资本化，不是简单的资本本性的回归，而是在使国有资本首先具备资本一般属性的前提下，充分表现出国有资本的特殊性。当然，在实际操作中，也不是简单地将企业资产交还给每个所有者并由其自己去经营。如果是这样，不仅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所不允许，而且在根本上也和实现所有者资产收益最大化要求相违背。再资本化的本质，是按照资本效率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的要求，在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落实明确的投资主体，建立某种更为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从整体上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
所谓国有资产的再资本化，就是通过国有资产转变为国有资本，塑造出人格化的资本所有权主体。盘活国有资产，也就是使固化状态的国有资产存量以资本的形式流动起来。运动是资本的天生属性，资本的运动是为了价值增值，价值增值只有在不断更新的资本运动中才有可能。从资本的角度看，国有资产要保值增值，必须同时以实物形态、货币形态和证券形态（货币形态的衍生或称特殊的货币形态）而存在，而且这三种形态可以随时相互转化。正是三种形态的相互转化，保证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只有实物形态，那么，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无从谈起。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国有经济的低效运行，主要是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导致的，而这种配置不合理的根源在于国有资产大都呈现为实物形态而不能及时调整。如果没有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或证券形态的转化，国有资产配置的低效状况永远无法转变。国有企业占有的国有资产能否盘活，关键在于能否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塑造出人格化的国有资本。为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实现以下几个突破：
第一，国有资产一旦通过评估或市场定价以投资形式进入国家控股的或参股的公司，原来实物意义上的国有资产已不复存在，而转变为国有资本；与此相适应，对国家所有权的维护不在于保护国有资产不被侵蚀，而在于维护国有资本的增值。
第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提法容易引导企业注重生产的数量而忽略质量和效益，应该确立并坚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判断。
第三，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不再以行政职能管理实物形态的国有资产，而是以国家股东的身份，从事国有资本的价值形态管理。
第四，通过国有资产的再资本化而建立起来的一大批现代企业，很难再说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而且在经营方式上也不一定以国营为主。
第五，公司企业要依法拥有处置闲置资产的权力，可以随时变卖、转让机器设备之类的有形资产；而这对于投资者包括国家股东来说，它们投入的资本数量并不会因资产物质形态发生变化而减少或消失。
第六，随着宏观层次上资本机制的建立，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是通过资本流动来完成的；政府从某些行业或部门主动“抽资”退出，这是资本形态的流动，而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第七，国家实力的强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社会总资本的扩大与膨胀，国有资产不可能再“径直”当做资本投向企业，而是把国有资产变成债权通过各种投资基金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向企业参股。
第八，国有资本的市场化经营，可以产生国有资本的乘数效应，在控股公司的组建中，没有必要强调国有资本的股份一定要占到51%以上，应该尽量放大国有资本的乘数效应，使国有资本支配尽可能多的基金及其它资本，发挥国有资本的社会化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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