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多重语义
乔镜蜚 王学东
摘 要：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典名言，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描述中，它至少有三种意义：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国家的暴力、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权的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暴力。这句名言在传播过程中，因不同作者的问题意识和历史背景不同，对其含义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在引用和评述这句名言时应予以辨析。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暴力；革命
马克思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这句话的目的在于论证暴力革命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甚至是唯一动力。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句话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阐释中至少有三种意义：一是在资本原始积累史上国家暴力的助推作用；二是国家暴力和革命暴力都对历史演进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三是只有革命暴力，尤其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才能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比起单纯探讨这一名言究竟有怎样的含义，我们更应当厘清经典作家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带着怎样的问题意识、以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持有这种观点的。研究“助产婆论”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有助于廓清文本本义，使人们全面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暴力、革命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同时也再度验证了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对于文本本身的解读绝不能脱开文本本身的语境和问题意识，不能望文生义；对于同一句话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不同解读方式，不宜简单地归咎于作者的无心之失。将语义的变化本身作为时代变迁的象征，了解其背后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才是研究者应当采取的态度。
一、国家暴力与资本原始积累的关系——原初版本的“助产婆论”
这句名言的最初来源是《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过程”。原文是这样说的：“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1页。
这个“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也就是国家权力，在原始积累过程中起到了如下作用：第一，使农民被迫同土地相分离，国家最终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剥夺农民土地、驱赶农民的合法性；第二，当失地农民被迫进入城市成为流浪者后，国家暴力机关对其施以极为严酷的惩戒，通过立法手段使得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极的“自愿出卖劳动力”有了实现的可能；第三，在从大土地所有者向租地农场主、从小手工业者向小资本家和资本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暴力通过上文提及的“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在这整个暴虐的历史过程背后，国家强力的支持和背书始终如影随形。相应地，这里的“暴力”应作“强制力”“权力”来理解，而不单纯是暴虐、暴行。因为就文本而言，《资本论》英、法、德文本中所用的“暴力”一词是“force”或“Gewalt”，强调的均是具有强迫力、强制性的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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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如果没有暴力尤其是以政权力量作支撑的国家暴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的历史进程将大大延缓。这便是在《资本论》语境下“助产婆”一语的含义。笔者认为，第一，马克思的这段话并非是对暴力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借陈述暴力在历史进步中扮演的角色，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在描述资本原始积累时有意构建一种温良的假象以掩盖其血腥历史的做法进行批判。第二，这里的“暴力”并非泛指一切暴力行为，也没有提及被压迫者的抗争。它特指的是在《资本论》所描述的封建制逐渐瓦解、专制王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确立的历史过程中，由封建王权的或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实施的暴力行径和以国家名义实行的有组织的大规模资本原始积累活动。第三，不能脱离全文语境单独看待马克思上述判断的意义：马克思的批判在于揭露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掩盖甚至美化的资本原始积累的真实面目，认为暴力对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不容抹去，而并非认为暴力是促进历史进步的唯一因素。
第一，“恩格斯从历史上对于暴力革命的作用所作的评述变成了对暴力革命的真正的颂扬。”(10)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 列宁认为，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暴力是助产婆”一语等同于对暴力革命的历史作用的客观陈述，而恩格斯则对暴力革命的积极意义给予了高度褒赞，认为它是促进历史进步的不二法门。
二、人民的暴力革命意义深远——恩格斯谈“助产婆论”
这句名言的第二个版本，来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为了系统批判欧根·杜林对于历史中暴力之产生和作用的唯心主义解释，批驳杜林将暴力视为“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的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特意撰写了《暴力论》三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释国家暴力和经济活动中的暴力。
一方面，恩格斯论证了最直接的国家暴力机器——军队——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6页。 。另一方面，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主要是封建君权同资产阶级相结合的一面，那么恩格斯在《暴力论》中则指出了资产阶级同封建专制斗争的另一面。恩格斯在简述了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历史之后指出：“它是怎样达到这个地步的呢？只是通过‘经济状况’的改变，而政治状态的改变则是或早或迟，或自愿或经过斗争随之发生的。”(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3-544页。 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与其说主要是通过暴力抗争，不如说是经济地位的上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政治斗争的手段则是从属的、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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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论中，恩格斯批驳了杜林将暴力视为人类历史绝对恶的观点，肯定了暴力在历史中的革命作用：“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第一次暴力行为是原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罪玷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但是，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恩格斯接着批判杜林：“他只是在叹息和呻吟中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在他看来，暴力的任何使用都会使暴力使用者道德堕落。他说这话竟不顾每一次革命的胜利带来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跃进！而且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加给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4页。 这样，在恩格斯的语境下，暴力革命也同样具有了“助产婆”的作用。
综上所述，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助产婆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将暴力革命也纳入其中，这无疑是向着我们今天的解读方式迈进了一步。但恩格斯的解读同马克思的观点并无矛盾，而且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论证的对象也还是国家暴力。因此，更准确地说，恩格斯的解读同马克思的观点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的“助产婆”作用的完整表述。
1886年，恩格斯撰写了《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他曾计划将这篇文章连同《暴力论》的三章结集出版，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暴力观。虽然这篇文章最终未能完成，但从已发现的手稿和提纲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以德国统一史为例证，叙述了普鲁士武力统一德国的过程与德意志各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同容克贵族掌握的国家机器之间的互动过程，实际上再次陈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观点，即国家强力对社会变革具有难以替代的助推力。
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经之路——列宁论“助产婆”
目前可以查找到的列宁最早引用马克思“助产婆论”的文献，是1905年为写作《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而草拟的提纲。这篇文章诞生的背景，正是著名的“波将金”号起义事件。在提纲中，列宁做了如下批注：“军事斗争。革命领导和军事领导。革命军队。(暴力——助产婆。)”(7)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2页。 在《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一文中，列宁并没有直接引用马克思的话，而是强调了革命军队的重要意义：“革命军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靠暴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暴力组织就是军事组织。”(8)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9页。 在这里，列宁所期望的无产阶级革命暴力的组织度和烈度已远远超出人民群众自发的暴乱、游行示威乃至巷战的组织度和烈度，从而凸显了建立有组织的革命军队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决定性意义。
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民俗大国，很早就有了采风问俗的政教传统。”[注]钟敬文：《〈荆楚岁时记〉研究·序》，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采风问俗，目的是服务政教，这便是“观风知政”的首要含义。民俗研究与政治实践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中国古代民俗研究的重要特点，也是民俗学界的共识。但何为“风”，如何“知”，怎样“政教”，要细致说明“观风知政”的内在含义，我们必须回到中国古代的“风俗”含义，讨论这一概念在古代记录中的用法与取向，而这会为我们今天的民俗学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列宁将“波将金”号起义事件定性为“一次组织革命军队核心的尝试”。他认为，鉴于俄国不同于西欧的政治经济状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所需要的暴力之烈度和强度必然远远超出俄国无产阶级和市民阶层的各种自发斗争的暴力程度，必须借助武装力量甚至是旧军队中先进分子的力量才能为夺取政权开辟道路。虽然“暴乱——游行示威——巷战——建立革命军队”的人民起义过程“并不意味着整个运动都已经处在这个新的最高阶段上了……但是，这意味着自发巨流的浪头已经冲到专制制度‘堡垒’的门前了。这意味着人民群众本身的先进代表，不是从理论考虑出发，而是在日益发展的运动的推动下，已经达到新的更高的斗争任务这个目标，即同俄国人民的敌人作最后的斗争”(9)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7-318页。 。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正式引用了“暴力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句名言。在第一章“阶级社会和国家”的第4节“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中，列宁除了按照恩格斯的解读方式强调了暴力革命的推动作用之外，又将暴力革命的“助产婆”作用向前推进了一步。
另外，这句话中用来修饰“助产婆”的定语“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也值得关注。可以看出，这个定语显然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论断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马克思用语的科学严谨的特质也正体现于此。在马克思看来，暴力并非时时刻刻都发挥着助力社会进步的作用，而是只有在物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能充当“助产婆”，促进新社会的到来，否则就是越俎代庖，不符合其“助产婆”的身份定位。《资本论》校订专家冯文光指出，马克思在亲自修订的《资本论》法文版中将“助产婆论”的表述改为“暴力是每一个临产的旧社会的助产婆(Et en effet, la force est l’accoucheuse de toute vieille société en travail(2) Karl Marx, Le Capital , Paris: Éditeurs, Maurice Lachatre et Cie, 1872, p.336.)”，并在序言中将“一个认识到本身运动自然规律的社会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修改为“……但是它能缩短妊娠期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样，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意义变得更为精准：“一个社会不可能越过自己的各个发展阶段，但是这些阶段可以缩短；社会的变革需要有暴力作为催生婆，但可以减轻分娩的痛苦；只有在新社会出生的条件成熟时才可用暴力来为之催生。”(3) 冯文光：《法文版〈资本论〉的独立科学价值》，载《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无产阶级不得不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无产阶级普遍缺乏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通过立法阻止工人阶级的联合。如英国1799年和1800年的《结社法》和法国1791年的《列霞白利法》，都完全禁止任何形式的工会组织。直至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英法等国的相关限制才开始被废除，工人得以合法地组建工会，以联合罢工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工人没有选举权。即使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也是直到1867年和1884年的选举改革完成后，成年男性工人才逐步获得了选举权。三是资产阶级国家使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迫使无产阶级不得不使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的军事官僚机器。
第二，暴力革命的思想同恩格斯的国家自行消亡论并不矛盾。列宁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对恩格斯的国家自行消亡论进行了恶意歪曲，以此为理论依据鼓吹“自由人民国家”，鼓吹合法斗争，反对暴力革命。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11)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 。国家自行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12)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页。 的消亡，而绝不是指从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实现“自行消亡”“和平长入”。
本文模拟是在稳定流场的基础上，通过观察示踪剂在混合室内的扩散过程反应料液混合规律。通过示踪剂扩散速率反应混合时间，混合时间越短，混合速率越高。选取Z=0的中心截面作为观察示踪剂的扩散过程，选取前6 s时间内观察NaCl扩散云图，因为超过6 s以后NaCl基本扩散完成，浓度差很小。比较四种不同叶片数的搅拌桨对混合过程的影响。t=0 s为加料点处初始浓度分布，图2从左至右分别为t=0 s、2 s、4 s、6 s的示踪剂扩散过程。
这种判断首先是基于俄国革命险恶的斗争环境。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远远不及西欧的俄国，其专制政府的暴虐和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使得俄国无产阶级不可能照搬西欧的经验。因此，列宁不得不重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以无产阶级革命武装战胜资产阶级反革命武装的语境中，提出：“武装资产阶级以反对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任何革命的念头。我们说：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这种策略是由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所准备、奠定和教给的。”(20)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4页。
从“封建君主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暴力”到“革命暴力”，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暴力”，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原文的这种解读方式几乎塑造了后世理解马克思主义暴力观的基本路径，似乎马克思主义者的“助产婆论”就是强调暴力革命是社会进步的唯一动力。但是，如果理解了列宁的写作背景便可得知：与其说列宁通过“助产婆论”阐释了一种独特的暴力观，倒不如说列宁的暴力观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只有将列宁对暴力革命的提倡放置在第二国际关于革命道路的论争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和考量，并结合帝国主义时代的背景，才能够真正理解列宁对暴力革命的坚持。实际上，列宁在革命实践中能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绝非死守教条。例如，列宁对1919年匈牙利相对和平的革命就曾给予高度肯定，认为匈牙利革命开创了一条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路径。(14)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4页。
四、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思想的发展脉络
既然“助产婆论”在后人的解读中大都是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问题，那么就有必要梳理一下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思想的发展脉络。
在欧洲1848年革命前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态度。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的问题时写道：“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更是明确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35页。 。
自1979年中国恢复保险业务以来，我国的保险业发展迅速。人寿保险作为一项关乎民生的保险业务，亦是保险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8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人寿保险业务以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的寿险保费收入在1990年仅有50.08亿，至2016年收入已达22234.6亿元，仅27年的时间就增长了300多倍，特别是2000年以后随着新型投资型寿险产品的出现，寿险产品形态不断丰富，寿险保费收入已成为保险业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因此分析寿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对寿险保费收入做出合理准确的预测，对保险公司制定相关的发展规划和保监会制定保险方面的政策、法规等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但是，随着欧美国家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政党政治的发展，到十九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性。马克思在1872年9月出席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时，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群众集会上指出：“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 恩格斯晚年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更是强调：“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多得多。”(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6页。
马克思、恩格斯做出这种判断，其主要原因是，通过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国家的妥协，欧美无产阶级逐步获得了普选权。在普选权的制度安排下，无产阶级组建政党、积极参与现实政治进程成为了可能。在1878年至1890年德国反社会党人法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遭受重创，但仍顽强抗争，最终在帝国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超过四分之一的票数，迫使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首相俾斯麦也被迫辞职。德国党的胜利给无产阶级利用普选权作为斗争武器提供了现实范例。即便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始终没有彻底放弃暴力革命，没有把和平发展当作唯一道路，而是始终坚持要做两手准备。恩格斯强调：“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5页。
那么，列宁对暴力革命的执着又是基于怎样的现实环境呢？当西欧各国工人政党利用普选权参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进程，并逐渐地放弃暴力革命道路，认为可以不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以列宁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左派则重申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判断。
列宁对“暴力是助产婆”的理解可概括为：“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13)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页。 在列宁看来，这句名言中的“暴力”具有特殊意义，它专指“暴力革命”，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比恩格斯所解读的意义更进一步的是，在列宁看来，暴力革命不仅仅是加速新社会到来的辅助要素，事实上已然成为从资产阶级国家通向无产阶级国家的必不可少的、无法逾越的一个步骤。换言之，暴力革命对于社会进步而言不再是“或然”而是“必然”，非经历暴力革命，资产阶级国家便不可能进化至无产阶级国家。这便是马克思“助产婆论”的又一次递进。
同时，列宁的这一主张也是对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回应。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写道：“现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和官僚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制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打碎、破坏‘现成的’(是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经制造出来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21)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页。 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看到议会制度为无产阶级政党和平取得政权创造了条件之时，列宁看到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官僚机器空前膨胀的现实，而就连先前被马克思、恩格斯排除在外的英美也概莫能外；看到的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描述的法国庞大的军事官僚复合体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复活。这种官僚机器，绝不能由无产阶级“简单继承”，而是应当彻底打碎；而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过程，必然是暴力革命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暴力革命仍旧是不可避免的。
归根结底，两种不同策略的分歧反映了西欧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语境的错位：在西欧无产阶级得以使用普选权作为斗争手段的同时，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的却是“无比严峻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22)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页。 。
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人为的操作不当，大致可以分为人为的无意操作和人为的恶意攻击两种。虽然现在计算机的普及率在我国呈现飞速增长的态势，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人对计算机的操作使用技能较低的情况，这种人一般缺乏对计算机网络安全的相关知识，常常会在个人使用过程中引起计算机的安全漏洞，导致信息的泄露。而人为恶意攻击一般具有目标性，通过各种手段对计算机信息进行破坏窃取，一般由专业人员进行操作。
综上所述，该线路的牵引供电系统在单边供电模式下可以满足2列AW3列车同时起动的负荷需求，在大双边供电模式下可以满足4列AW0列车同时起动的负荷需求，其牵引供电能力满足标准及设计的相关要求。通过对测试数据进行后期分析，可以发现既有设计单位的基本测试数据能满足线路初期和负载特性需求。
五、结 论
第一，同样一句话因不同的问题意识导向或现实政治需要，会衍生出不同的解释版本。这些不同的解释很可能脱离原文语境进而阐发出全新的意蕴。一方面，学者有责任廓清文本的具体语境，尽可能还原文本的思想史意义；另一方面，理论一经阐发，便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它将在传播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脱离原有的语境和历史背景，而在实践中产生出新的解读方式。
国立北平图书馆对青年职员的选聘采取专家推荐的形式，一般经由馆内外专家学者介绍或馆长直接推荐，再经过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审议。例如1931年6月6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会议，议程第四项即审查了馆长推荐的五位职员，分别是编纂委员刘节、王庸，馆员陈贯吾、张秀民、徐俊［2］（334）。
本文所探讨的问题，归根结底仍应置于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到东方演进的过程之中，每一次语义的变化都是理论对全新现实形势的应答。因此，对“助产婆论”的不同解读，实际上也涉及了马克思主义文本产生的具体时空背景、情感倾向、前后逻辑、对话场景等不同侧面，为此，既要具体分析文本的语境，也应当以整体观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对不同问题的发展。
第二，我们对“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个论断的认识应当尽可能地全面、准确。首先，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认识到，无论是国家强力还是革命暴力，对于历史进步，尤其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进的过程中，都有可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其次，这种作用的发挥有其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在旧社会母体中业已成熟了的新社会胎胞，已经到了即将“分娩”的关口。最后，暴力并非是新旧社会交替的唯一动因。我们应当意识到一个事实：无论在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的语境中，“暴力是助产婆”这句判断并不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普遍适用的，而必须考虑到这种判断背后所反映的国情、时代、社情的差异。
作者简介： 乔镜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王学东，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北京 100032)。
(责任编辑：崔桂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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