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与后发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优势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东亚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有鲜明的后发展特征，“东亚模式”是新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后发展地位有优势也有劣势，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发挥“落后者的优势”，克服“落后者的劣势”。后发现代化是“追赶”型的，政府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引进先进技术要与科技开发相结合。东亚的“强政府”在经济发展第一的明确目标下，对经济发展实行了有力地组织和领导；“科技立国”方针的确定及在引进的同时大力发展科技研究与开发；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地区内梯度结构的形成以及经济合作的加强，这些都使东亚发挥了“后发优势”。
【关键词】 东亚模式 后发优势 现代化 政府 后发展 亚洲
东亚的崛起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二次大战后，首先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80年代以来，一些东盟国家也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东亚的崛起把世界的注意力极大地引向了这一地区，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理论热点。目前学术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是，东亚的经济发展带有鲜明的后发展特征。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经典模式，它不是以新教伦理为文化基因的原发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新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东亚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发展中国家如何适时地把握发展机会，尽快推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文试图从“后发优势”的角度对“东亚模式”做一些理论探索。
一、关于“后发优势”的理论与实践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M·列维、经济学家A·格申克龙最早提出了“后发式现代化”范畴及“后发展思想”和关于“后发优势”的论点。在列维1966年出版的《现代化与社会结构》和格申克龙1968年出版的《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两书中，对这些思想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后发展思想”和“后发优势”理论是对西方早期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一种补充和修正，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结构。所谓“后发优势”，其基本内涵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由于有早发现代化成功经验的“示范作用”和后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管理经验等，后发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上比早发国家具有优势，发展的速度会大大加快。在先发国家尤其是西欧诸国，导致工业化的各项技术是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发明和积累起来的。而后发展国家则可以直接利用产生于外域的先进技术，同时还可以引进外国资本。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称其为“落后者的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根据这种理论，一个国家越落后，它通过模仿领先国家实现迅速增长的余地也越大；越晚实行工业化，其工业化的速度可能会越快。用这种后发优势理论观察世界历史，我们确实发现了与其吻合的事实，在世界历史上，现代化的进程越来越快了。“西里尔·布莱克曾用各国为了巩固主张现代化领导人掌权所需时间的长短来测量各国变革速度的差异。对第一个实行现代化的英国来说，这一阶段从1649年到1832年共延续了183年。第二个实行现代化的美国， 从 1776 年到1865年花了89年时间。于拿破仑时代（1789～1815年）进入这一阶段的13个国家，平均所费时间为73年。但是对于那些在20世纪开头25年进入这一阶段并且到了60年代已经崭露头角的26个国家中的21个来说，这一阶段平均却只有29年。”〔1〕后发式现代化中比较典型的是日本， 以及亚洲“四小龙”，它们都在短短20～3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现代化，其实现现代化速度之快，是早发式现代化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这种高速度中确实体现了后发优势。
但是还应该看到，后发展国家的后发优势只是一种可能性，其能不能发挥出后发优势则是另外的问题。同时，后发展国家的后发展地位也使其面临着各种不利条件，如现代组织不发达，资金不足，市场体系不发达，特别是在国际竞争中，在主要资本主义列强所支配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往往被纳入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发挥“落后者的优势”，克服“落后者的劣势”。
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克服后发劣势，政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后发展的历史方位使当代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面临着与先发展国家政府当年所面临的十分不同的问题。
首先，与早期现代化国家所采取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靠市场经济的自发发展和自发的工业化过程不同，后发展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处于“追赶”先发展国家的状态。要追赶，就要有领导、有组织，不能全凭经济自发发展。而且，如果这种追赶是重走先发展国家所走过的道路，那将永远摆脱不了落后的状态。因此，政府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起主导作用。同时，政府的积极参与也是使民族经济在国际上有效竞争的保证。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和组织，靠企业单独地在国际上去竞争，发展中国家经济是很难打入国际市场的。另外，发展中国家一般都面临着市场不发育的困难，市场机制长期处于无法有效运作的状态，资源难以得到有效配置，这样就不能等待市场自发地发展起来，政府一方面必须运用产业政策等手段使有限的资源得到较为合理的配置，另一方面必须大力促进市场的发育，发展市场体系。
其次，由于有早发现代化的影响和“西方民主”的示范效应，发展中国家所受的经济、政治压力都会很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过快”，“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2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被压缩了的过程”，这意味着在同一历史时空下，它不仅要完成早发型现代化国家经历300 余年才得以完成的民族建设、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任务，而且还要满足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因受发达国家“示范效应”影响成倍增加的对参与政治、分享政治资源和福利的要求。因此，发展中国家内部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压力和紧张性质，需要有强大政府的力量，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地摆脱各种干扰和缓解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压力，迅速地推动经济增长。
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必须处理好科技开发与利用的关系。所谓后发优势，主要是由于后发展中国家可以直接从外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从而加速自己的工业化进程。它们有可能通过进口和引进外资，获得某些所需技术，这对生产水平的提高，新产业部门的建立和新产品的开发，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首先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各种先进成果。这是在经济发展早期加速发展的最佳途径，也是后发式现代化的后发优势所在。但是发展中国家在输入的同时又必须及早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提早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性。尤其在一个外向型经济中，如果长期依靠科学技术的输入而停留于模仿阶段，其产品就无法与先进国家竞争，因为先进国家新的技术和生产方法在开始时是不愿输出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指出，经济发展至某一阶段后，要求得以继续发展，非有创新（Innovation）不可。他将所谓的创新分为以下几种：A.新的商品；B.新的生产方法；C.新的市场；D.新的资源；E.生产要素之间新的组合等五大类。其中A、B两类完全为科学技术的产物，勿庸置疑；C、D两类在当前也大部分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获得新的市场需要有比他人高的科学技术生产出有竞争力的产品，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也需要借助优越的科学技术；E 类有赖于科学技术者也甚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必须同时注重科学技术的引进与开发。
二、东亚的“后发优势”
东亚模式是新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
首先，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后发展国家和地区，ANIES〔3〕走了一条同欧美先进国家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即它不是市场自发引导的结果，而是政府主导的自觉过程。一个致力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政府的积极引导，注重政府与市场的协调，这使得东亚模式具有明显的后发展的政治经济特征。在东亚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强有力政府的存在和有效运作。作为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政府认识到，要赶上先发国家，摆脱社会、经济的后发展特征，必须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恰当手段，有效动用和合理配置国内外现有资源，优先实现经济增长。把经济发展第一作为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基本国策，在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全力以赴搞经济，迅速实现经济起飞，这是东亚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一个非常有益的启示和借鉴。ANIES 的权威政治是其现代化初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权威政治所保持的长期政治稳定，有利于政府着眼于国家与地区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坚定不移地贯彻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保持经济发展的持久后劲。另外，面对西方国家强大的资本与技术优势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ANIES只有依托权威政治的力量保护弱小的民族工业， 推动本国工业产品进入西方市场，以政治优势弥补经济技术的劣势。同时，借助权威政治，ANIES有力地发育和培植了市场体系， 排除了干扰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各种障碍，为市场契约规范体系的确立提供了保障。ANIES 的经验表明，在现代化初期，权威政治与市场经济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还可能对市场体系的发育、成熟起到助产婆作用。
其次，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开发本国（地区）的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发挥跟进效应。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现代化过程中在政策上积极鼓励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对实现工业化起了很大作用。它们“通过一系列机制积极吸引国外技术，即鼓励以许可证、资本货物进口、国外培训等方式进行技术转让。在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最近的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加速了对技术的获取。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尽管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但却积极鼓励通过许可证及其他方式获取国外技术，从而弥补了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缺陷。 ”〔4〕ANIES积极设法利用外国先进技术， 极力使自己所具有的“后发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其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它们认识到，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单纯依赖进口技术是不行的，那样，总也摆脱不了跟在先发国家后面走的被动局面。进入80年代后，东亚各国（地区）都先后提出了类似“科技立国”的口号，开始制定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在积极引进的同时，大力发展科技研究和开发。近十多年来，东亚多数国家和地区对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投入都在进一步增加。韩国1963～1987年，用于科技发展的投资从950万美元增至23.5亿美元，增加240多倍。科技研究和发展的投资占GNP的比重也从1963年的0.24%增长到1987年的2.2%，预计2000年将达到5%，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目前西方国家为2.23%，发展中国家为0.45%）。新加坡用于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投资1981年占GNP的0.3%，1990年为1%， 1995年达到2%。香港1988年建立科学与科技委员会，设立科技大学， 加强人才培训，计划1996年研究开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2%。由于普遍重视科技研究与开发，ANIES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 科技水平较高。
再次，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形成了层次合理的结构体系，从而使东亚经济呈现出继起性和连续性的后发展进程特点，发挥出集体的“后发优势”。从发展的时序看，日本、亚洲“四小”和东盟国家的发展是先后继起的，形成了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递进序列。同时又在东亚地区内部创造了互为条件的发展环境。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列宁所早已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在客观上为后进国家造成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与东亚发展模式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适时地抓住发展机会。亚洲“四小”抓住了60年代世界经济增长加快，国际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同时西方国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进行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适时地调整了发展思路，从过去的进口替代走向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发展初期，东亚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此为核心的产业布局。当时，在国际市场上与东亚出口产品形成竞争的发展中国家不多，而且发达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吸收能力很强，正是这一历史契机导致了这一发展模式最初的繁荣。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产业转移也使亚洲“四小”经济进入转型期，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过渡。这样，为后起的东盟国家加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东盟国家看准了国际和东亚市场这个有利时机，开始效仿亚洲“四小”的发展模式，并逐步取代了亚洲“四小”原有的比较优势。进入90年代，“四小龙”把重点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出口产业，东盟的三个NIES〔5 〕：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80年代中期以后在继续主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开始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时序上的差异和梯度结构的形成，使各国（地区）在东亚市场内获益匪浅。当初，日本的崛起曾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美国的支持而成为亚洲“四小”资金、贸易和技术的重要合作伙伴。8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东盟国家的资金来源和出口市场。从资金情况看，亚洲“四小”已经从引进外资转向对外投资，而且对外投资的比重很高。东盟国家则是目前国际资金流入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地区。与国际市场保持着密切联系和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条件，特别是充分利用东亚地区内的多元发展结构和不断调整自己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构水平，逐步形成具有本地区特点的“网络型”区域经济，使东亚这些NIES在国际竞争中发挥出了集体的“后发优势”，这也是东亚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
另外，要发挥出东亚集体的“后发优势”，加强地区内经济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东亚国家和地区越来越认识到，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力，需要加强区域内的经济合作。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在加强经济合作，如欧洲经济共同体、 北美自由贸易总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Trade Agreement）等。 为了抵制西方国家对亚洲经济发展的抑制和与发达国家有效竞争，亚洲需要加强经济合作和需要各国政府的力量来组织这种合作。在呼吁区域内经济合作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马哈蒂尔多次谴责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人权、环保等问题遏制发展中国家，视亚洲的迅速发展为对它们的威胁。他呼吁亚太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极力倡议成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东亚区域内东盟国家也在不断加强其内部的经济合作。亚洲的“强政府”将在组织和领导区域经济合作上发挥出优势。
“东亚的崛起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亚洲的现代化将成为本世纪九十年代到下世纪初最重要的世界发展动向”；“全球的发展重心已经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6 〕这些西方人对东亚崛起和亚洲现代化意义的评价是很令人激动和深思的。早在1980年2月，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就指出，在本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对西方的挑战不会来自苏联或中东。苏联的挑战基本上是军事上的，中东的挑战主要是经济上的。与之相比，来自东亚的挑战是全面的，从经济发展的风格一直到基本的价值观。现代化是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东亚的现代化为世界的现代化大潮注入了蓬勃的生机。它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问题，对“东亚模式”的形成、发展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既是对西方传统发展理论的挑战，也将填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大“空白”。
注释：
〔1〕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3页。
〔2〕《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46页。
〔3〕ANIES：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包括亚洲“四小”和近期实现了经济起飞的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4〕The East Asia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Pilicy,Pu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3.
〔5〕NIES：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
〔6〕〔美〕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中译本， 外文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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