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以：世纪末的抉择与新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厮杀了半个世纪的阿拉伯、犹太人民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迈进21世纪？将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什么样的篇章呢？在阿拉伯人民和犹太人面前有多种选择，但是发展的时代要求他们迅速作出选择。
世纪末的抉择
阿以冲突造成的损失 近半个世纪阿以对抗使双方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以阿以之间的五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为例（系指四次中东战争和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双方共投入兵力约200万人，动用坦克13078辆、装甲车15161辆、飞机3481架、军舰240艘。在战争中双方共损失兵力约16万人（包括死伤、失踪等），损失坦克5350辆、飞机1313架，战争费用就是按照比较保守的估计也要数千亿美元。例如，据埃及经济学家估算，埃及在四次中东战争中的损失达1000亿美元，这笔巨资可以为埃及当时每一个家庭盖一栋住房、配备一辆小汽车和全套家用电器。 〔1〕战争造成的各种直接、间接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长期对抗使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国民经济不能以社会发展为首要目标，而必须服从战争的需要，使国民经济不能正常发展，影响了中东社会现代化进程。在战争状态中，阿拉伯国家一直对以色列实行经济抵制。据统计，仅此一项以色列就损失了300多亿美元。
战争的硝烟吞没了大量的财富。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时，中东大部分国家只有一些极普通、数量很有限的装备（一般的步枪、火炮，坦克、装甲车和飞机更少得可怜）。50年代初，中东武器进口额在第三世界国家武器进口额中仅占12%左右。70年代初中东武器进口额约占第三世界的50%，并逐步成为世界最大的军火市场。1981年至1986年，中东国家军火进口额高达900亿美元。 阿以双方持久对抗使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各国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拨出巨款投入军费开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军费开支一般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年度军费开支超过10亿美元的国家有：埃及（1989年为42.7亿美元）、以色列（1992年为67.6亿美元）、伊拉克（1990年为86.1亿美元）、科威特（1988/89 年度为15.5亿美元）、利比亚（1989年为15.1亿美元）、阿曼（1988年为13.9亿美元）、沙特阿拉伯（1989年为146.9亿美元）、 叙利亚（1990年为14.8亿美元）、阿尔及利亚（1990年为19亿美元）、摩洛哥（1990年为13.5亿美元）。 阿拉伯国家中军费开支最大的是沙特和伊拉克。 1990年沙特军费开支为231.6亿美元，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3.3%。1988年伊拉克的军费开支为128.7亿美元，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28.6%。〔2〕激烈的军备竞赛使中东成为名符其实的军火库， 并且更加剧了中东的紧张局势。
阿以冲突的结果
以色列国刚建立就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开始了漫长的阿以冲突，其间，以色列国几次濒临灭亡。然而犹太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凭借着古老民族的深厚底蕴，凭借着宁死不屈的马萨达精神，巧妙利用冷战时期大国对中东的争夺，不仅一次次地化解了危机，占领了大片阿拉伯领土，还使只有弹丸之地的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的强国。以色列不仅拥有强大的国防军，还拥有对敌手形成威慑的核武器。但是，以色列并没有最终战胜阿拉伯国家，甚至没能征服几百万巴勒斯坦人。以色列解决了生存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安全问题”，更没有得到“解放”。他们没有安全感，认为自己生活在被阿拉伯世界包围的“孤岛”中，甚至“睡觉也要睁开一只眼睛”。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人民产生厌战情绪，一些犹太人甚至弃以色列而去，出现“反向移民”。
阿拉伯阵营是荣辱皆尝，但更多的是处于劣势，丢失了土地并且没有能力以实力将其夺回。相比之下，巴勒斯坦人民的遭遇就更为悲惨：他们丧失了家园，丧失了土地，使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梦想至少推迟了几十年。巴勒斯坦人被剥夺了一切，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然而他们没有屈服，而是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由于实力弱小，他们没有能够返回家园、收复失地，但却得到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巴勒斯坦问题还成为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议事日程中的经常性议题。
阿以长期冲突不仅引发了众多的暴力、恐怖事件（其中既有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制造的流血事件，也有被称为国家恐怖主义以色列采取的暴力镇压或军事行动）加剧了中东紧张局势，还使中东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重要策源地。有些恐怖活动由于手段残忍、涉及面大还影响到世界局势的稳定。
长期的阿以冲突没有解决阿以矛盾和巴勒斯坦问题。冲突双方在这不争的事实面前都认识到：战争解决不了阿以矛盾。以色列不可能、也不能够消灭或完全征服巴勒斯坦人，而阿拉伯国家也不可能打败在大国支持下日益强大的以色列。这一点已经成为双方的共识。
世纪末的抉择 进入90年代，阿以双方面临着历史性选择的关键时刻。
以色列面临的几种选择：
1.保持以色列占领的全部领土，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戈兰高地等。这意味着继续与阿拉伯国家对峙，保持战争状态；以色列继续成为犹太国家，但要取消民主。因为继续控制被占领土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进行镇压，不给阿拉伯人政治权利。
2.保持以色列占领的全部土地，同时保持民主，但以色列将来可能不再是犹太国家。因为以色列国内和被占领土上约有200 多万阿拉伯人，如果保持较高的出生率和移民率，到21世纪初阿拉伯人将在数量上超过犹太人。那么在民主参政的情况下，犹太人就可能失去控制以色列的权力。
3.保持以色列仍然作为民主的犹太国家，其前提是保持犹太人在人口结构上的多数。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文明时代，整个世界也不会允许以色列把所有的阿拉伯人从被占领土上驱赶走，那么就只能放弃被占领土。
阿拉伯、巴勒斯坦面临的选择：
1.继续坚持不承认以色列的立场，坚持收复巴勒斯坦全境。这显然不太现实。从与以色列对阵的阿拉伯国家来看，根本不具备这种实力；而要取消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的既成事实，这本身就不具有合理性，国际社会也不会允许。
2.继续保持对抗状态，但却无取胜的可能。当然，这有损于阿拉伯国家维护领土完整、也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更具有潜在的威胁。目前，流散在各国的巴勒斯坦难民已达200多万， 至少已产生了两代新的难民。社会历史进步、各国人民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等宽松环境，使巴勒斯坦难民特别是在寄居地出生的新难民在不同程度上融合于当地社会，他们的巴勒斯坦属性将会或正在逐步消失。
3.采取现实主义的立场，承认以色列国，与犹太人一起和平生活在这个地区。这意味着必须做出妥协，放弃某些巴勒斯坦人曾经世代生息的土地，在有限区域内重建巴勒斯坦家园。
尽管在以色列、阿拉伯国家面前有着多种选择，但是，可行的、能够为双方都接受的却只有一个：实现和平。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阿拉法特、拉宾、佩雷斯等人都是生长在动荡时期的一代人。从不谙人世的孩提时代起，就目睹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一幕幕惨烈的流血冲突。以后，他们作为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领袖，曾分别率领着巴勒斯坦抵抗战士、以色列国防军，为了本民族的利益相互展开了殊死的厮杀。但是谁也没能最终战胜对手。1993年1月22日， 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电视讲话中说，他希望以色列继续作为犹太国家，但不想兼并被占领土上180万巴勒斯坦人。同年4月30日，拉宾承认巴勒斯坦人有权建立独立国家，以色列准备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来换取和平。〔3〕9月，阿拉法特和拉宾宣布相互承认并出席了在白宫南草坪上签订《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的仪式且发表了讲话。他们像当年埃及总统萨达特一样迈出了勇敢、坚定的步伐走向和平。因为他们确信：“通过和平会比在对抗和冲突中赢得更多的东西。”〔4〕
和平的代价
在漫长的阿以冲突中，阿以双方都曾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当人们选择了和平的时候，也同样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尽管从历史的角度去看，痛苦可能是短暂的，与和平相比更不足称道。但当代人，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以色列人，都必须为了明天背起“历史的重负”。如此，需要胆识、智慧，更要有牺牲精神。
巴以相互承认并签订《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无疑是阿以和谈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和重大转折。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双方必须为此做出妥协，而且都是在非常关键的土地问题上做出妥协。
巴解组织同以色列政府签订《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后，双方都受到了反对派的巨大压力和威胁。伊斯兰极端势力特别是哈马斯组织认为，阿拉法特所作的妥协是出卖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叛徒，因此威胁要杀害他。阿拉法特虽幸免于难，但并没有摆脱恐怖主义的威胁。直到1996年2 月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还在一次示威游行中打出“阿拉法特你将哭泣”和“我们提醒你，萨达特就是死在圣战组织之手”的标语。〔5 〕以色列总理拉宾曾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同阿拉伯人打了近30年仗，许多现在以色列占领的土地就是他指挥军队夺取的。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拉宾最终认识到，只有和平才是唯一的出路。拉宾还曾勇敢地承认，“我们回到的不是一块没有人民的土地。”〔6〕在此之前，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宣称， “巴勒斯坦是没有人民的土地，而犹太人是没有土地的人民。”迁移到巴勒斯坦就如同把宝石镶到戒指上一样合理。1992年大选获胜后拉宾组织了“和平内阁”，在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基础上，同巴解、约旦达成了一系列协议。由此激怒了犹太右翼势力，他们谴责拉宾是“卖国贼”，并扬言要除掉他。1995年11月4日，拉宾倒在走向和平的道路上。
毫无疑问，这是极端主义势力进行恐怖活动制造的暴力事件。但是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无论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还是以色列犹太人，在他们很多人当中都有一个难解的“情结”，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出发，都认为在土地问题上做出妥协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许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认为，巴勒斯坦是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故土，犹太人是入侵者；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阿拉伯人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先是1947年分治决议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后来又遭到以色列军队的驱赶，自己的家园成了以色列国的一部分（例如，巴解高级领导人萨拉赫·哈拉夫即阿布·伊亚德于1933年出生在雅法；哈利勒·易卜拉欣·瓦齐尔即阿布·杰哈德1935年出生在特拉维夫与雅法西南的腊姆拉，离卢德很近）。以色列在 1948 年战争中除按联合国分治决议占领了15850平方公里土地外，还多占领了划分给巴勒斯坦国的4085 平方公里土地，即共占有巴勒斯坦约4/5的土地。1967年战争中， 以色列不仅占领了巴勒斯坦全境，还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根据目前阿以谈判的发展态势，以色列同意撤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大部分地区，并已经撤出了约旦河西岸的6座主要城市， 但不会放弃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即不是放弃所有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土地，更没有可能放弃1948年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也就是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只能在小于巴勒斯坦1/5 的土地上重建家园。因此，相当一部分阿拉伯人认为，目前的“和平协议”只能实现一种“屈辱的和平”，从而拒绝接受。而对许多原来生活在加沙、约旦河西岸以外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来讲，在参加抵抗运动的几十年中，他们一直梦想着总有一天能返回故土，重建家园。但是“和平协议”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只能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有限的区域内生活，原有的梦想被打破了。许多老一代巴勒斯坦人已经没有可能再返回自己在海法、雅法等地的家园（现为以色列的国土）。在实现和平后，他们可能作为旅游者去观光、游览，但永远不会成为那里的主人了；或者，只能把这些作为一个遥远的故事讲述给自己的子孙听。尽管他们并不甘心失去这些，但也无可奈何。这种情感上的失落和心理上的不平衡，如果不设身处地恐怕是难以理解的。
对于以色列犹太人来讲也同样如此。犹太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根据《圣经》故事传说，认为以色列国应该比目前的疆域大得多，联合国分治决议中划分给犹太国的土地只相当于其理想中的国土面积的1/10。特别是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人赋予其两个极具宗教色彩的名字：犹地亚“Judea”、撒马利亚“Samaria”），他们认为，那是犹太先贤生活过并留下了许多遗迹的地方，那是他们梦魂萦绕的圣地。犹太极端组织（主要是：圣殿山犹太教法典学院、保卫犹太人联盟、道路安全委员会、摩西·莱文杰教士拥护者、大卫之剑、埃雅尔、卡汉·哈伊等组织）不仅不赞成归还约旦河西岸，还主张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被占领土上赶出去。1995年2月当“希伯伦屠杀事件”一周年之际， 犹太极端组织就曾准备再次聚众闹事，以“唤起犹太人的觉醒”。为防止犹太极端组织闹事，以色列当局不得不加强警力和安全防范措施。在崇尚实力的以色列另有一部分人认为，犹太人在失去家园、失去祖国数千年之后，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才赢得了一块安身之所，建立了以色列国。因此，任何人（无论他有多高的威望和多大的权力）都无权在国土问题上有丝毫的妥协。另一方面，无论是戈兰高地，还是约旦河西岸等被占领土，都是以色列国防军在战争中夺取的，是用以色列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在他们看来，归还被占领土就意味着鲜血白流了，是对尚未安魂的死者的亵渎。
因此，虽然阿以双方已在实现和平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将来的谈判中，领土问题、水资源问题、耶路撒冷最终归属问题，以及难民遣返问题仍将是双方锱铢必较的焦点。
此外，持续近半个世纪的阿以冲突不仅仅是国家关系上的对抗，同时在阿拉伯、犹太民族之间也留下了短期内难以抚平的创伤。阿拉伯人、犹太人不仅在战场上交火，双方也曾多次使对方无辜百姓在血腥仇杀、报复行动中死于非命。这种心理上的创伤，只有时间才能慢慢抚平。因此，阿拉伯、犹太民族的真正和解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新的挑战
当阿以冲突十分尖锐时，“大敌当前”掩盖了许多内部矛盾。而阿以冲突进入和平解决阶段后，原有的内部矛盾便显露出来。阿拉伯、以色列社会正在孕育着或已经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将许多重大、急需解决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到底应该在多大的范围内建立巴勒斯坦国，自治机构需要民主还是权威？其实这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问题。早在1988年11月，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召开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上宣布巴勒斯坦国成立时，就没有宣布巴勒斯坦国的疆界，也没有成立政府。当时由于巴解组织内部分歧较大：激进派主张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应包括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全部巴勒斯坦的土地，即包括以色列和被占领土；温和派主张采取现实主义的作法，在“有限的”区域内建国。为了避免分歧特别是为了防止各派因争夺权力而造成分裂，削弱自身力量，所以当时没有宣布巴勒斯坦国的地域范围，也没有成立政府。这应该说是明智之举。但作为一个国家不能永远没有明确的疆界，它依然是巴解组织面临的敏感问题。目前，虽然在被占领土上刚刚实行自治并且是十分有限的自治，但一些反对阿拉法特的派别已经提出，要求在巴勒斯坦实行更加民主、而不是专制的统治。他们认为阿拉法特是专制的代表，实际上是向其领袖地位提出挑战。他们主张从一开始，巴勒斯坦政权就应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以使以后进一步扩大民主。1996年1 月举行的首次民主选举后，纳布卢斯大学的政治分析家哈利勒·什卡齐说：“选举将巩固阿拉法特的权力。问题是使他更加独裁呢，还是使他不像以前那样独裁。”〔7〕支持阿拉法特的派别则认为，自治刚刚开始， 巴勒斯坦百废待兴，且急剧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权威；否则将削弱自身，一事无成，最终可能断送巴勒斯坦民族的命运。因此，他们更强调权威。
——巴勒斯坦如何发展自治区域内的经济，缩小与以色列的差距？这关系到巴勒斯坦自治能否成功，最终能否由自治过渡到自决并真正建立巴勒斯坦国，恢复民族权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以色列在被占领土近30年的统治，使以本土和被占领土判若两个世界：以色列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却百业俱废。独立的政治实体必须以独立的经济为基础。而巴勒斯坦自治区域在以色列长期占领下，形成对以色列很大的依赖性：大批巴勒斯坦人到以色列求职谋生，一旦封锁边界许多巴勒斯坦人就无以为生；在进出口商品贸易上也依赖以色列，从以进口和向以出口商品额分别占95%和65%；工业不甚发达，工业产值在被占领土各部类总产值中还不到10%。改变这种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如何恢复、发展自治区域的经济也面临一系列棘手问题：资金匮乏，国际社会虽然允诺在5年中提供24亿美元的各类援助、 建设资金，但实际到位资金很少，使许多计划无法实施；被占领土地区的失业率高达50%以上，降低失业率就必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兴办新的企业；被占领土上的难民应该首先成为和平的受益者，安置难民无疑需要兴建大批住房、学校、医院等社会基础设施，而安置海外难民则是更复杂的问题，不仅有赖于自治区域的经济发展，更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
——如何制止流血冲突和恐怖活动，同时又避免引发巴勒斯坦“内战”？巴解组织、被占领土抵抗运动内部派系众多，现在进行活动的约有20多个。这些组织在对以政策、实施自治等重大问题上分歧严重，既有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的，也有激进主义的，甚至多次发生武装冲突事件。激进主义组织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组织。他们主张发动圣战，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解放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并制造了不少流血事件。自治政府为了维护自治区域内的安全和社会秩序所采取的一些防范措施，也加剧了同伊斯兰激进组织之间的矛盾和巴解内部的争端。1994年11月18日，自治政府的治安警察同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在加沙再次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有16 人死亡， 250人受伤。这一事件在巴勒斯坦人中引起很大反响。 哈马斯的支持者还举行示威，抗议自治政府的做法。在突尼斯的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甚至发表公报谴责“恶性大屠杀”事件，要求严惩肇事者，使巴勒斯坦内部分歧表面化。此后，自治政府为了控制局势，又拘捕了数百名哈马斯成员和伊斯兰激进分子，加剧了同哈马斯和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对抗情绪。1995年2月，哈马斯在加沙散发传单警告说， 如巴勒斯坦警方继续镇压哈马斯，将会导致巴勒斯坦“内战”。最近巴解组织与哈马斯的关系虽有缓解，但其分歧、矛盾并没有解决。哈马斯没有参加1996年1 月举行的巴勒斯坦首次民主选举。自治政府能否处理好与哈马斯等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关系必将影响到自治区域的局势稳定。
——以色列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色列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犹太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移民既带来了各种思想、语言、风俗习惯，也带来了无法改变的不同肤色。因此在以色列，你既可以看到白皮肤犹太人，也可以看到黑皮肤犹太人，以及一些“过渡型肤色”犹太人。但以色列的犹太人主要可以分为两大集团：萨夫拉迪（Sephardim，原指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后裔，后泛指东方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Ashkenazi，原指德国、匈牙利犹太人后裔， 后泛指西方犹太人）。由于西方犹太人一般接受了较高的文化教育，容易获得较好的职业、有较高的收入，成为许多部门的白领阶层；而东方犹太人所受教育相对较低，往往从事条件差，收入低的工作，构成待遇低下的“蓝领群体”。在政治上，以色列历届总理差不多都来自阿什肯纳兹，而萨夫拉迪在权力机构中的代表则很少。由此，造成了东西方犹太人之间的差距，形成了两大集团。一些传媒将此称为“两个以色列”。东方犹太人对这种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受压抑的“二等公民”地位深为不满，多次进行示威游行、静坐抗议等。1996年1月，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再次示威，抗议以色列卫生部关于为防止艾滋病传播禁止使用埃塞犹太人血液的规定（怀疑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携带艾滋病毒的可能性高于其他人），认为此规定带有种族歧视色彩。以政府如何把“两个以色列”变成“一个以色列”是一件无法回避的棘手工作。此外，宗教在以色列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也是令人头痛的事。根据对宗教的态度，以色列犹太人基本可以分成四部分：极端正教派、民族主义教派、传统教派、世俗主义教派（尊重某些教规、但又不严格遵守，实际上是把犹太教看作犹太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多年来，以色列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其宗教特征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问题，这曾使宗教与世俗社会的关系非常紧张。极端正教派总是试图扩大宗教立法权，以便更多地控制社会生活。而不严格遵守教规的犹太人则认为这样做是宗教压制，违背了以色列民主立国的原则。
——以色列属于东方还是属于西方，是否还应将自己继续关在更大的“格都”（Ghetto，即带有歧视性的隔离区）里？从地理上看，以色列位于西亚一隅，当然属于东方。但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特别是意识形态、占主导的价值观念来看，似乎更接近西方。长期以来，欧美国家也一直认同以色列为“一个位于东方封建主义势力包围中的西方民主国家”，同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冷战时期美国曾两次同以色列签订了战略安全合作协议。在阿以激烈对抗时期，阿拉伯对以色列不仅实行军事对抗，还进行政治抵制、经济制裁。以色列自然也就倒向西方。在阿以和平进程实现一系列突破之后，以色列又当如何呢？去年拉宾遇刺这后，以色列犹太人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以色列不重新认识自己的“东方属性”，不冲破这道无形的樊篱，不同周边阿拉伯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关系，则无异于继续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更大的“格都”里，也就无法消除处在被阿拉伯国家包围之中的“孤岛心态”。这样的以色列能否算是犹太人的安身乐土呢？能否算是真正获得了“解放”呢？
——是否应该帮助巴勒斯坦人，怎样帮助他们建设自己的家园？这个问题似乎有点“超前”，特别是在以色列还有一些反对阿拉伯人的极端犹太组织。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以色列国内的和平力量，例如现在实现和平运动（约有30万支持者）、哈达斯运动等，他们代表着历史发展的主流。有些犹太人可能会认为结束战争就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怎么还能去帮助昔日的敌人呢？巴勒斯坦人可能更不会相信那些曾经夺走自己土地、摧毁自己家园的犹太人会来帮助自己。但事实将证实这一切。以色列犹太人（至少是部分犹太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以色列建国和巴勒斯坦悲剧的联系。犹太史学家沃尔特·拉克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无疑是犯了许多罪过——失职和过失。”“犹太复国主义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时，世界版图上已经不再有无人居住的空地。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悲剧。犹太人无论选择在哪里定居，迟早都会和当地人发生冲突。”（《犹太复国主义史》中文版，第727 页）从而促使他们思考应该为巴勒斯坦人做些事。无论是从人类文明的高度，还是从自身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自治区域不消除贫穷、不缩小与以色列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就不会实现稳定，也不会消除暴力和恐怖活动），以色列国内和海外犹太人已经严肃地提出这一问题，并做了一些尝试。80年代末期，一些居住美国的犹太人曾组织了“和平计划团”，到阿拉伯城镇和犹太城镇义务做一些消除仇恨、化解积怨的工作。其中有一名哈佛大学毕业的名字叫劳拉的志愿人员，尽管她的父亲到以色列观光时曾被阿拉伯人用枪打伤，但她并没有去复仇，而是来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犹太人中间消弭仇恨。1993年5月23日，以色列内阁通过一笔总额为1100 万美元的预算（系左翼梅雷兹党提出的动议），为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提供约2 万个就业机会。1995年以色列特瓦医药公司实施了一项对巴勒斯坦医生进行培训的计划，并在同年7月分两批对280名巴勒斯坦医生进行了专业培训。特瓦医药公司的副董事长摩西·梅纳认为，“不同民族在专业上的联系能架起和平共处的桥梁。”
这虽然仅仅是尝试，但在和平环境中，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会做得更好。
尽管上述问题分属不同类别、层次，但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都无法回避、也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它必将对阿以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1〕参阅《北非五国经济》，时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2〕以上有关数字均引自Military Balance 1989—1990,1992 —1993,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London.
〔3〕《人民日报》，1993年5月1日。
〔4〕1994年12月10日， 阿拉法特在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
〔5〕新华社1996年2月5日讯。
〔6〕1995年10月5日，拉宾在议会的讲话。
〔7〕路透社耶路撒冷1996年1月18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