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引进西方当代文学批评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文学批评论文,新时期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五四”时期的情形十分相似，在新时期，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西方当代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也被大量引进中国。20年来，国内出版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编《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和王逢振、盛宁、李自修编《西方最新文论选》等数以十计的研究资料丛书和译文集，出版了张隆溪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王宁著《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数以百计的研究专著，发表了杨周翰《新批评派的启示》、袁可嘉《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等数以千计的研究文章。通过这些丛书、译文集和研究论著，西方近百年的各种文学批评，如精神分析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阐释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等，几乎全部登陆中国，并在新时期以来短短20年间的中国论坛纷纷登场亮相。
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的引进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世界范围内日益频繁和便捷的文化、文学大交流是其重要的外部条件，而“文革”结束后，伴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和社会经济的转型而产生的批评界寻求新的文学理论话语的迫切需求，则为其提供了内在驱动力。至于引进的结果，总的来看应该说是积极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的引进和借鉴，确实帮助中国批评家突破了过去几十年所形成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单一、僵化的模式，获得了新的思维空间，掌握了多种批评方法，从各种不同的维度拓宽和加深了对文学的认识，实现了“从一到多”的变化，使我国文学理论批评进入了“多元共生”的时代。
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经历了三次转向（非理性转向、语言论转向、文化学转向）和现代、后现代及后现代之后三个阶段，走了一条由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最后又回归外部研究的路（当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螺旋式上升）。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发展的这种总趋势无疑在我国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发展中留下了它的投影。但就形形色色的单个批评而言，它们在西方是近百年间先后出现的历时性现象，而它们的东行却并非如其在西方的次序那样按部就班，而是在我国新时期短短20年间几乎同时引进并产生共时性的影响。如80年代中期就至少同时引进了精神分析、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多种西方批评。这就决定了西方当代批评在中国生存状态的两个特点。一是在我国新时期基本上没有西方各种批评依次“独领风骚三五年”的现象，而是多种批评同时共存、杂语共生。这种状况倒是有利于我们在比较、鉴别中同时吸收西方多种批评之长而避免其偏颇，但缺点是每一种批评在我们这里可能都发展得不够充分。二是中西批评不可避免地出现历史的错位：当英美新批评乃至结构主义等在西方已成明日黄花时，我们却正把它们炒得火热；当西方文化已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我们还在争论中国有无现代主义；而当我们引进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时，西方则又进入“后现代主义之后”了。这表明西方当代批评的引进至少在新时期的前10年还存在着滞后现象，直到90年代开始引进和讨论西方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等最新思潮，中西文学批评才真正趋于同步。
桔生淮北则为枳。由于时代的错位和中西文化语境的殊异，西方当代批评引进中国后必然会有所变形，引进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吸收、扬弃、改造、重构的过程。当然应该看到，在引进之初也出现过不少机械照搬、生吞活剥、肤浅浮躁和新名词轰炸等弊病，这是应该承认、重视和加以改进的。不过同时也应看到这是大规模文化交流中所无法完全避免的负面现象，而且这也决非事情的全部或主流。事实证明确有大批学者在西方当代批评的批判吸收、改造重建和促使其中国化方面做了大量严肃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中有的以辩证的态度仔细辨识西方当代批评的优长与缺陷，如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在其所撰《前言》和多则《编者按》中不断提请读者注意英美新批评独特的理论贡献与其谬误之处；有的以清醒的目光洞察西方当代批评复杂的两重性，如王宁评介赛义德等的后殖民理论，就反复指出其既有消解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的一面，同时它作为第一世界内部话语主导权的争夺者又具有某种新殖民主义色彩（参见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等论著）；有的从建设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需要出发对西方当代批评进行创造性的重构，如季红真就曾“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思想”来重新阐释结构原则的基本范畴，在西方结构主义的改造方面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参见季红真《文学批评中的系统方法与结构原则》一文），又如张颐武对解构主义进行再解构，通过对其进行“扬弃”和“补充”来建构第三世界的话语，也属于同一性质的探索（参见张颐武所著《在边缘处追索》一书）；还有的学者致力于中西理论批评的比较与对话，发掘二者之间的契合融通之处，并通过这种对话来达成一种新的理论建构，如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等论著就在中西阐释学领域做了这种极有成效的研究，等等。
除了上述理论上的批判吸收、改造重构之外，新时期以来还有不少人十分重视将引进的西方当代批评应用于从古代到现当代、从文学到电影的具体作品的批评实践，例如王富仁运用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先后写了《〈狂人日记〉细读》和数十篇“旧诗新解”（载《名作欣赏》）；马俊山在《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一书中，运用精神分析批评方法对曹禺的内倾压抑心理与其戏剧创作的关系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此外在精神分析批评实践方面还有王宁、尹鸿等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原型批评的应用方面，有叶舒宪的《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的爱与美主题》和方克强的《神话和新时期小说的神话形态》等大量论著（据叶舒宪统计，新时期公开发表的此类批评文章约有三百几十篇之多）；结构主义的实际应用，则可举出王一川借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形”理论对小说《创业史》和电影《红高梁》等文艺作品中人物关系的分析（参见王一川《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境》和《茫然失措中的生存竞争》等文）以及杨义、凌宇等在这方面的批评实践；此外，女性主义批评在批评实践方面也有大量的成果面世，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实践则引发了有关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和《红高梁》等第五代电影的“后殖民性”等问题的广泛讨论。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朱栋霖主编的《文学新思维》，运用西方当代的十种批评来对我国从上古的《诗经》到新时期的小说、诗歌、电影共160篇（部）作品进行解读， 是这方面有系统性的一次可贵探索。所有这类批评实践，帮助我们用新的观点、从新的角度，对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学创作获得了不少新的认识和新的发现，证明了西方当代批评在我国文学批评实践中的有效性。同时，在这种批评实践中，对西方当代批评的选择、改造、磨合，也反过来促进了它的中国化，使之逐渐变为为我所用的、我们自己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当然，西方当代批评也有它的局限，用于中国文学的批评实践其局限性就更多一些。但是任何批评理论都是有局限而不可能包罗万象的，即使用我国传统批评来解读李白、杜甫，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局限。
新时期以来，或者再说远一点，自“五四”以来，我们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引进，推动了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化，促进了我国文学批评与国际文论界的接轨和对话，其积极意义是应该首先予以肯定的。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也不无遗憾之处。最大的遗憾是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西方批评的引进带有滞后性，同步尚且没有做到，超越更谈不上，这就造成我们老是“拿来”而少有“送去”的尴尬处境。新文学先驱们想要尽快赶上西方，与西方并驾齐驱，然后对世界文学作出独特贡献的理想，就文学理论批评领域而言确实还远未实现。检视“五四”至今我国使用的理论批评话语，就其来源而言主要是来自国外，虽然“拿来”以后也能创造性地使用并使其中国化，但终究不是我们原创的理论。因此，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大声疾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确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不过，这种建设与引进是并不矛盾的，恰恰相反，二者是有密切联系的。钱中文先生曾指出，我国当代文论的建设面临三个传统，即我国“五四”以后的文学理论传统，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传统和外国文学理论传统。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不可能凭空创造，而只能在这三个传统的基础上，在解决当今我国乃至世界面临的文艺问题的实践中来创造。所以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论的引进不但不应排斥，而且应当把它做得更好，不仅现在需要做好这一工作，即使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基本建成，在世界论坛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了，那时我们还需要引进，需要交流，来保持我们理论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