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研究】
科学公共空间中“理”的争夺与断裂 ——对方舟子、崔永元转基因微博论争的反思
张丕万1， 邹 贞2
(1.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2.中国科普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科学专业话语如何进行公共讨论一直是困扰社会的难题。本文以方舟子与崔永元转基因论争的微博话语为例,探讨科学公共话语空间中围绕“理”展开的论争过程。研究发现:科学专业话语与公共话语体系,对话语主体的准入限制要求不同,说理的依据、逻辑与方式等亦存在差异;转基因论争背后存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竞争与冲突,这诸多因素使得科学传播陷入困境。从经验层面反思科学论争中的“理”的冲突与对话,将启发我们重新理解科学公共空间中的多元理性共识。
关键词： 公共空间;修辞学;科学理性;社会理性
一、问题的提出:转基因争论中断裂的理性
2013年9月,方舟子与崔永元因转基因问题在微博上展开激烈论战,方崔之争卷发双方共约2000多万的粉丝对决。它发轫于微博,借助新媒体技术平台,将科学家、人文社会学者、政府官员、普通公众等卷入其间,构成众说纷纭又莫衷一是的转基因舆论角斗场。
科学专业话语如何进行公共讨论一直是困扰社会的难题。因公众缺乏专业科学知识,科技专家又对科学知识具有权威性和垄断性,科学传播一直被视为自上而下单向的科普过程。然而如今科学传播中这种单向流动的“缺失模型”却屡被质疑:学界认为当科学走出学术殿堂与资本和利益相结合时,科学已告别纯真年代,伴随科技而至的风险,引发人文社会学界对科学的反省与警惕[1](P206)。因科学本身具有的知识垄断性,使得立足于批判的公众参与科学容易获得学理上的正确性[2]。学者认为科学传播模式的发展是从以科学界为中心的单向信息流动,发展到以对话和民主参与为特征的民主形式[3](P240-249)。
令人不解的是科学传播中自上而下单向流动的“缺失模型”虽屡遭批判,然而却仍然在科学传播实践中发挥支配性作用[4](P398-399)。公众参与科学模型虽一直为学界所推崇,却在实践中面临诸多挫折与挑战[5]。科学争议实践中,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具有中心位置,中心地位也并不意味着霸权[5]。科学需要民主,但科学与民主又不是简单交融,科学不是大众辩论,也不是一人一票。在科学公共空间中科学知识为专家所垄断,公众与专家的知识是不平等的,双方缺乏共同的知识平台,彼此立场利益心态不尽相同,科学对话还存在常规渠道表达困境及体制性障碍等[6],科学传播陷入两难之境。
理性断裂是科学话题公共讨论的困境之一。在方舟子与崔永元的转基因之争中,双方都期待并强调争辩要基于理性诉求,最终却是话语的断裂。他们如何以“理”据争,各自的“理”分别是什么?“理”究竟在何处走调,由此造成对话的断裂?理性断裂后公共对话基础又何在?这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探讨方崔之争的话语何以断裂,有两种分析路径,其一是探讨科学专业话语与公共话语两种话语体系,如何在修辞策略围绕“理”展开话语争夺,这是话语形式之争。其二,转基因之争还体现为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对话与冲突,它反映了话语背后深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这是话语冲突的实质所在。本文主要从这两方面检视公众参与科学的社会理论。
二、修辞学视角下“理”的争夺与演绎
方崔之争持续近两年,本文主要以2013年9月8日至9月14日期间双方围绕转基因展开的微博论争为研究对象。这期间争论最具有代表性,它为最初争端,格外受公众瞩目,引发了传统媒体、新媒体及公众的广泛关注,也最具影响力。此期间争论的主要话题有:“吃,还是不吃——是否传谣——该如何讨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转基因之争中该不该信权威——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转基因作物是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推广食用——掌嘴之争”等。
由于矮塔斜拉桥在国内兴起较晚，到目前为止国内该桥型的桥梁还不是很多。故关于该桥型的抗震研究资料还很匮乏。目前，随着矮塔斜拉桥这种桥型逐渐被国内桥梁界所接受，并得到了较多的运用。该桥型已逐渐成为桥梁抗震研究的一个热点[2]，针对该桥型抗震研究的高校或研究机构也越来越多。
修辞是言语表达为获得理想表达效果而运用的各种修辞手段、文辞与技巧。说理修辞有着不同文化向度,学界认为由于数千年封建统治中的独尊儒术,经学独断论和权威主义的根深蒂固,中国一直有说服但却缺乏说理的传统,中国文化肯定日常道德经验直觉判断,中国对话中的诗性智慧在于心智培养,它是一种弹性说理框架。而修辞是在古希腊雅典的奴隶民主制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公共演说技巧,它规范性更高,强调主体平等性,强调概念、逻辑推理、论据、论证等说理训练,强调说理主体的理性美德,这在修辞学上为公共说理提供了依据与标准。
在转基因之争中,方舟子和崔永元彼此都自觉援引理性表达的规范与依据作为辩论修辞策略,双方就“说理应遵循哪些规则”展开对话与争夺。说理规则是讨论的基础,是评判是否说理的依据,如此双方才会在一个平台上展开对话。在话语形式与说理规则上,双方并不一致,体现了科学专业话语与公共话语对说理的不同理解,这些差异具体体现在“该如何讨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这一话题中,它包括“讨论的资格与权利”“讨论中的语言与逻辑”“理性美德”等主题(见表1)。
本文以宁波市主城区为研究对象，利用SPSS软件对重分类后的POI数据的街区密度进行主成分分析，然后根据各主成分对原始指标的载荷情况选出能够表示商业区、文教区、工业区的综合指标，即以第一主成分作为反映商业区特征的综合指标，以第二主成分作为反映文教区特征的综合指标，以第五主成分作为反映工业区特征的综合指标，对这三个综合指标进行可视化表达（图一至图三），颜色越深代表该综合指标载荷的相应POI点的数量越高，就越能够识别相应的功能区。依据可视化表达结果分析宁波市主城区功能区分布格局：
(一)讨论主体的资格与权利之争
主体资格与权利是对话的基础,它关乎谁可以参与对话,方、崔就“谁可以质疑转基因安全性”这一主题产生分歧,双方就此展开争论。
方舟子认为质疑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是有专业门槛的,需要一定资格:“要质疑科学、学术问题,当然要有证明自己懂行的资格。” (方舟子微博:9月9日23∶58)[注] 括号内均为双方微博发表的日期及时间,现双方原微博内容已删除,研究者参考网络存本“方舟子、崔永元转基因微博辩论实录(2013年9月8日至9月17日)”,2013年9月19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aspx?id=315553241,2017年8月15日。 “要质疑科学问题,就需要资格,得让专业人士相信你懂行”(9月10日10∶09)。他一再强调自己的学术资质与背景:“我一个生物化学博士,写了二十多本科普书。我做科普的资格还要由一个主持人来认定?”(9月9日 22∶36)崔永元认为质疑的权利是宪法所赋予的,勿需讨论资格问题:“对李约瑟的诸多观点的质疑在世界范围内从未停止过,但他没有说“有何资格质疑”;(崔永元微博:9月9日23∶38)“发言权包括质疑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9月10日01∶14)
表1 该如何讨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
方舟子话语主要基于科学的判断,其主题大致为:①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确定性:强调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可,通过统计数据和科学实验强调转基因安全性,运用科学理论解释转基因和自然界基因变异并无差别。②产业优势:通过科学数据与实验证明转基因增产安全,对生态无影响。③国家发展:认为不发展换基因技术,国家未来农业转型会受限制。
1.主体的不同及不对等 “资格与权利之争”实际上涉及两种话语体系,他们有着不同的逻辑、规则与正当性。转基因安全性如何,在科学话语体系中讨论,这是一个专业话题,它面向少数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士,讨论者应该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背景,话语应该是在科学共同体所主导的知识论证的专业话语中展开,正如方舟子所言质疑者应该具备相应资格。然而当科学话题进入公共空间,转基因安全性问题转化为转基因作物的推广、知情权及选择权等诸多社会问题时,它跳出科学圈,不再仅是一个科学话题,其话语主体既包括专家,也包括众多普通公众,普通公众应该有权利对此发言,这符合公共对话的言说规则。
(二)说理中的语言与逻辑之争
双方的话语修辞策略不同,方舟子的修辞策略是推理论证,而崔永元的修辞策略是强调质疑的正当性,并通过质疑来打断“方”的论证脉络。方舟子受过科学训练,他以科学为旗,通过科学理论、数据与实验来讲理。方舟子在逻辑推理及语言条理性方面要优于崔永元。崔永元虽力主“讲事实摆道理”,强调讨论要注重语言与逻辑的基本功,然而他对转基因专业知识并不在行,就专业知识辩论自然不及方舟子,他的修辞策略是回避论证而强调质疑,他的说服重点不在如何使人相信是否安全,侧重点在于使人相信质疑是合理的。他将原本是否安全的元话题,转化为什么样的人可以讨论安全与否,是否该信权威,讨论应该具备怎样素养等,他不断转换新话题,借助语辞的腾挪、主动变换议程等手段打乱方舟子关于“安全”的说服论证脉络[10]。崔永元不断跑题,以致方舟子抱怨“我说转基因,他说李约瑟,我说转基因,他说中医,我说转基因,他说黄万里,我说转基因,他说徐水”。网友指出在辩论过程中崔提出一个观点或事例,方能立即反驳,而被方反驳后崔从不再回驳,而是转移话题,自话自说[11],两人争辩难以在一个平台上展开。
科学话语的说理脉络是在批判性思维所主导的知识论证的专业话语中展开,它是公共对话外领域中的道理体系。其基础在于科学的实证逻辑,主要通过科学试验与数据获得。公共说理则应在与公共对话外领域的区分中,在一个多元且包容的说理体系中去理解与界定。公共说理根本在于一种心智的培养、理性的反思[18],它强调“平实智性诚实”的说理美德。公共说理的谱系更广,其公共说理既包括学院派知识论证,也包括普通人经验直觉与常识,它也是一个科学与人文、社会等多领域中多元理性交锋的过程。
语言与逻辑是检验话语是否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崔”与“方”虽都在强调讨论要注重语言与逻辑的基本功,双方也以此为武器,寻找相关证据证明对方不在理。但由于双方对于说理的语言修辞的理解与应用有很大差异,由此造成话语断裂。
崔永元话语多调侃,喜欢诉诸情绪,在公共话语空间这种修辞策略无疑可以增强表达力，然而诉诸情绪的话语在于吸引人,它并非强调追求真理,这些调侃式话语并不适合讨论科学问题[12]。崔永元常通过诉诸情绪来进行质疑,情绪虽有理由,但难以用理智来演绎,崔的论述纠缠外围信息胜于关心核心内容[10],这影响理性辩论的达成。崔永元调侃性语言诸如“你可说我白痴,我也可以说你白吃”,“你和他辩辩,他跟你便便,你不喜欢便便,所以只能变变”,虽可增强其感染力,然语言的不明确不利于理解,正如方舟子所言“刚才说了‘你可以说我白痴’”,真被人当成是转基因方面的白痴了,马上又改口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懂”,这又是哪门子的“语言和逻辑”?“别人究竟可不可以说你白痴?”
公共说理应有明确的论题或争议点,然而因为崔永元不断转移话题,双方的争论点大多失焦,失焦的争论难免引发话语断裂。譬如有网友指出:“崔永元和方舟子讨论的其实是两个看似相同其实不然的问题。方的问题是‘转基因能不能吃’,崔的问题是‘转基因能不能不吃’”[13]。崔永元关心的是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他的侧重点是“转基因食品可以不吃吗”,而方舟子关注的是“转基因食品能吃”,他的前提与诉求基础是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人们争论的‘转基因’,其实包含有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即‘转基因技术’‘转基因生物’以及‘转基因生物制品’[14]。”“‘转基因技术’和‘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已经变成几乎不相关的两回事,前者有办法客观评价,而后者,则关乎每个人对‘风险’的看法,对‘效率’的看法,乃至于人生观、世界观。”[15]
明仁宗洪熙元年十一月乙卯(1425年12月29日)，“敕辽东都司赐随内官亦失哈等往奴儿干官军一千五十人钞有差”。［4］刘清又奉命率军至松花江造船运粮，不久，“成祖崩，仁祖即位，罢归(笔者注:系指罢松花江造船之役而归)”。［1］
(三)说理的理性美德之争
2.“理”的依据不同 科学中的“理”是确定的,科学论证是经由科学方法所确定的可验证的结论,它是科学共同体依据一定程序、原则与规范展开的专业论证。公共说理则是开放的,它并非一定要辩出一个是非的最终结果,它是一个不断商讨的过程。它强调人的理性判断,注重理性精神与理性美德的培育,它或许并没有一个绝对科学的客观标准[17](P34-35)。
方舟子认为对真理的捍卫就是美德,自己是以善意和爱心在科普转基因知识。他认为公众在转基因专业上是外行,没资格参与转基因公共讨论,应该相信科学权威。这在科学角度上讨论科学话题,此言或许有理,然而当转基因问题涉及公众利益时,公众却认为即使自己不懂转基因技术,也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方舟子“没资格”一说缺乏对大众心理的体恤,“没资格”的傲慢刺痛了公众,无疑拉开了与公众的距离。
方舟子认为转基因安全无虞,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与之不同的观点,“方”认为是谣言并穷追不舍予以打击,他认为这是对真理的追求,而这在崔永元眼中乃“刁蛮”与“独断”。“崔”认为权威有时并不可靠,即专家所持的观点也有可能为错。当双方都永不认输,相互纠缠,缺乏相互理解,最后话语演变为人身攻击时,论战难免沦落为骂战。
三、科学话语与公共话语之间“理”何以冲突
方、崔在说理规则上达不成一致,是因为双方是在科学话语和公共话语这两种道理体系中论争。公共话语与科学专业话语在说理上有时都要遵循相同的规范,譬如理性表达要有明确的论题,不能鸡同鸭讲,论点要有理由来充分支持,并符合逻辑。不过公共说理是公众在公共空间针对公共议题的理性诉求,阿伦特认为公共空间中没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公共空间意见多元纷呈,这是一个“以意见取代真理、从意见中掌握真理”的领域。而科学话语体系的“理”是刚性的,具有可检验的正确性。科学话语的“理”与公共话语的“理”,在修辞学上存在诸多不洽。
基于需求的酒店管理系统的建模与实现，必须做好对酒店客户需求调查工作，以此为根本来改进完善酒店管理系统，使其自身专业性和完善性能够完全得以体现。而合理专业的酒店管理系统能够在简化工作程序，提高酒店员工工作效率同时，确保酒店运营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方舟子认为崔永元有权利但无资格质疑转基因食品,当“方”把交流对象预设为科学圈内人而非公众时,这不无道理,然而当科学话语进入公共空间,转基因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公众若无资格发言,又何来权利。当“方”将专家系统中的说理规则等同于公共对话时,将普通公众排除在外,难免给人造成傲慢印象,对话自此变样。
科学话语主体是圈内人,它的对象是少数受过学术训练的专家,科学的气质是傲慢,它有进入的门槛限制,强调对话者应具备相关资格。公共对话的主体面向所有公众,讨论者是平等主体,它强调参与者自由讨论的权利。左亦鲁认为表达与交流的领域可分为公共对话与公共对话外这两个子领域。公共对话参与对象是平等公民,主要适用言论自由的原则与逻辑。而公共对话外包括学者的学术言论和律师、医生及科学家等专家言论,在公共对话之外的专业领域里专家与公众地位并不平等,公众依赖专家意见,他们是弱势、不独立和不理性的主体[16]。公共说理在公共讨论、公共协商与争论等公共话语间展开,它应与学者的学术言论以及医生、科学家等专业人士的专业言论所构成的公共对话外的领域等相区分,即“公共对话的归公共对话,非公共对话的归非公共对话”,这决定了双方对“理的标准与规范”具有不同的要求。科学专业领域里的“门槛”“资格”“傲慢”与公共对话所强调的“平等”“自由”本身就存在难以自洽的关系与矛盾。
1.2.4 考试实施 考试场所安排在医院临床技能培训中心，考站标识明确，分布合理。考试顺序由抽签决定，每5个人为一组，每站考试时间10 min。考试专门设置等候区，由专人负责维持秩序。考生在考试开始之前统一上交手机，避免考试结束的考生与正在等候的考生交流。
亚里士多德认为“演说者使人信服要依靠三种素质:明智、德性和善意”。公共言说要注重善意和德性,要讲究理性美德。在“方崔”之争中双方都强调辩论要展示品德修养,然而双方立场不同,对理性美德认识也不一样,譬如“崔”认为“方”没有教养,刁蛮以及科普没有爱心耐心，等等；而“方”则反驳,“揭露了谣言,驳斥了胡说,就成了‘商家的刁蛮’了?”“自己若没有帮助中国农业发展的‘爱心’,怎会忍受谩骂去科普转基因?没有‘耐心专心’,怎会坚持科普转基因多年。”
要想搞创作，就要敢于冲破旧框框的束缚，最大限度地进行新的探索，犹如猛虎下山蛟龙入海；犹如国庆节一下子放出了十万只鸽子；犹如孙悟空在铁扇公主肚里拳打脚踢翻筋斗云，折腾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一佛出世二涅槃口吐莲花头罩金光手挥五弦目送惊鸿穿云裂石倒海翻江蝎子窝里捅一棍，然后平心静气休息片刻，思绪开始如天马行空，汪洋肆意，天上人间，古今中外，坟中枯骨，松下幽灵，公子王孙，才子佳人，穷山恶水，刁民泼妇，枯藤昏鸦，古道瘦马，高山流水，大浪淘沙，鸡鸣狗叫，鹅行鸭步——把各种意想叠加起来，翻来覆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一唱雄鸡天下白，虎兔相逢大梦归。[4]
3.“讲理”的方式有所不同 亚里士多德认为“说理”应在“逻辑、信誉和情绪”等话语修辞中实现。科学话语中的“说理”主要限定在通过论证(提供理由)来实现,避免采用诉诸于情感的话语修辞来达到说服目的。说理过程应该显性化,理是可以检验的,即话语推演是否符合逻辑,是否有证据,科学话语中“理”的结果可以验证[19]。公共话语中的“理”并不仅限于逻辑论证的手段,它还包括诉诸情感等语言修辞技巧,公共话语中的“理”并未与富有感染力的情感因素相切割。科学话语中“理”的结果是可显的,而公共话语似乎较侧重于说理的过程与“姿势”,强调理性精神的培育,强调彰显对话者的理性美德,即对话者应耐心、公正、谦虚,对话者应具有同理心与宽容心,能以合理性的最大限度理解所批判的对象。而科学话语则强调“理”在事实本身,甚至于科学傲慢无关紧要,而尊重真理则至为重要,它对理性美德的评价与公共对话有所不同。
四、转基因论争中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
转基因争议背后还是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如何对话的问题。在转基因安全性之争上存在两大对立的专家阵营,一方是“挺转”阵营,由生物科技、农业领域的科学专家组成,另一方“反转”阵营由媒体人、人文学者、自然生态专家、NGO组织等组成。风险社会中的科学理性是指科技专家依靠专业的统计数据、专业技术手段,专业标准进行的理性判断,社会理性是指社会公众依靠个人经验和社会常识进行的理性判断。方崔之争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如何辩论的场域,从中可看到两种理性话语对峙后深层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
科学传播可分为科技范式与民主范式两类,“资格与权利之争”涉及这两种不同话语体系。科技范式的专家模型认为公众在科学知识上是无知的,需要科学家去填补其缺陷,它隐含“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假设[7],方舟子站在这一立场上认为讨论科学专业问题要有学术资质与背景,要有资格。民主范式认为过度依赖专家可能导致对公众能力、意见和利益的轻视[8],科学传播应由以平等对话为标志的公众参与的民主范式,取代过分倚重专家的科技范式[9],崔永元以此为立场,认为公众有权利质疑讨论科学话题,这无需考虑其资质。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国有企业的经营规模也在日渐扩大，市场占有率逐渐提升。在国家相关政策和机制的支持下，国有企业的在建设企业的财务监督管理机制上来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依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从现在国有企业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来看，完善企业财务监督机制必须结合这两方面的情况来综合考虑。从企业的内部建立监察机制以加强对企业的管理，外部上则是通过国家对国有企业发展的宏观调控实现的，只有将内部和外部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综合的财务监督管理机制和监察机制，最大程度的发挥财务监察部门的作用，提升国有企业财务监督管理机制的实施效率。
崔永元主要援引社会精英观点,其主题大致为:①转基因食品具有潜在健康风险:科学会与商业结盟,会为利益集团服务,科学权威不一定可靠。农业部幼儿园拒绝GMO食品证明其不可靠。②生态环境破坏:认为GMO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③损害知情权与选择权:GMO食品应有明确标识,民众有选择权。除生态环境观点是援引生态学的科学话语外,其他主要基于社会认知的判断(两者争论见表2)。
式(13)说明，MDCFT结果呈二维周期性，调频率维周期为N，频率维周期为N2，参数估计将会出现模糊，将会影响目标的运动补偿效果。假设有调频斜率u1，u2且Δu=u1-u2，当Δu=N2时MDCFT的参数估计结果将出现模糊，由式(13)可计算出足够引起参数估计产生模糊的最低速度为1 500 000 m/s，该值远远超过实际目标的速度，因此频率步进雷达参数估计模糊问题不予考虑。
转基因争议中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对立与竞争一般体现为如下几方面,即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社会学家(包括公众)如何看待科学,如何认识风险,如何评估风险与利益,风险的管理与决策等[20]。其冲突反映了各自思考问题的“框架前提”本身就存在差异[21],具体体现为:
表2 转基因中的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之争
其一是如何看待科学。 科学理性强调坚实的科学, 它认为科学乃实证逻辑, 与价值无涉, 通过试验与数据可获得科学知识的“确定性”, 其知识与方法具有普遍有效性。 人文学者对科技及科学家持谨慎态度, 认为科学作为社会结构一员, 或会受到社会的制约, 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科学共同体, 有可能与资本权力结盟, 形成坚固稳定的利益“铁三角”[22]。 转基因之争, 生物学家是在安全性层面强调其科学问题,而持异议的人文社会学者看到转基因技术首先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它还是涉及生态学及公众知情权问题[23]。 转基因技术还与社会制度、 文化传统、 全球化与地方化演变相关, 它是不同社会力量角力的结果[24]。
2)安全性：五防服务器本身融合操作权限管理等设备防误闭锁方面的所有功能，可完整独立地实现设备防误功能。
其二是如何认识风险。科学家强调科技所带来风险的概率性及可接受性,他们愿意用数量、可衡量的方式描述风险[25](P44-74),而公众则愿意以定性方式看待风险,并要求绝对的零风险。对于负面信息,人类认知系统总会优先处理[26](P675-682)。科学理性主要依据实验和数据,以科学安全性作为评估范围,它并未将社会、环境、伦理等风险考量进来。科学家将转基因当作一个科学问题来对待,而公众则是在风险性、不确定性以及伦理性框架内分析[27](P255-279),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描述,不仅是认知性的,还夹杂情感性与价值立场的判断。
CRS 被定义成一种鼻腔和鼻窦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病程超过 12 周[1]。其主要表现为两种症状，一种为鼻塞、流涕；另一种为面部胀痛、嗅觉减退或消失。此外鼻窦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和（或）鼻内镜检查提示窦口鼻道复合体和（或）鼻窦黏膜改变，包括鼻息肉、中鼻道脓性分泌物或鼻黏膜肿胀。
其三是关于风险与利益何者优先的社会价值考量。“发展优先,还是安全至上?”转基因争议背后体现了社会对“何者应优先保护”的价值排序。在科学话语体系中,转基因安全性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同,若不及时推广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我国的农业发展就会落后于西方,粮食安全与主权利益会受损,在“发展就是硬道理”主流话语影响下,政府对转基因推广是在平衡利益和风险的逻辑中展开。正如周桂田所言,后进学习、追赶以高科技为导向经济的国家,通常会在科技政策的策略上相对地重科研、轻风险[28]。 而公众则优先考量风险,并要求绝对的零风险,他们担忧国家会在经济发展优先的政策导向中制度性忽视科技的潜在风险,公众的社会认知是在平衡风险与恐惧及公众的愤怒的话语逻辑中展开的。
其四是如何看待风险的决策与管理。转基因具有很高的科学技术门槛,转基因领域专家无疑是转基因议题的绝对权威,他们藉由科学理性来把持专业意见的发布。国家环境部生物多样性研究专家薛达元指出,在我国转基因安全委员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涉及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只有几个[29]。周桂田发现在以科学为主导的政治决策模式下,社会理性的声音被抑制,形成独大的科学理性与隐没的社会理性[20]。然而当转基因推向商业及实际应用时,它牵涉数亿人的利益,涉及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方面,全国人都是利益相关者,任何人都有权对公共事务发言,转基因问题不能由几个专家说了算[30]。由专家科学理性所主导的风险沟通意味着“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知识”,公众在专业知识方面是有缺陷的,应完全信任专家知识系统。然而社会理性反思专家系统是在有限的“知”的基础上解释大部分“无知”与不确定性的领域,又排斥其他专家意见时,这会造成科学理性独占的窄化现象[31]。社会学者反思专家主导的风险沟通的“科技范式”可能会导致对公众能力、意见与利益的轻视[8],由专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应聚焦于对话,人文社会学界提倡科学传播的公共空间应是专家与公众、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互动竞争的过程。
五、结 语
哈贝马斯曾预设一种理想的言说情境, 他假设若参与者都具备理性能力, 话语正确、 真实、 真诚, 具备可理解性,共识就可达成。 公共理性乃社会政治生活及其政治正义的理性状态, 公共性是其核心, 它包括主体、 价值观念基础及主旨的公共性。 然而现实中没法预设如哈贝马斯所预想的强大理性基础, 在方崔转基因媒介论争中, 双方难免都会有话语缺乏理性, 此外双方还缺少必要的共同知识平台及规范化的沟通渠道与程序,两者又依循不同的说理脉络, 由此造成理性的断裂。 正如多元主义哲学家伯林所言, 现实中即便参与者都具备理性能力, 因人类价值观、 立场的多元, 有些价值系统会各有理据,互不相容, 彼此之间也难以达成共识[32](P175)。 在科学公共空间中, 专家与公众知识上的不对等, 再者, 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存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竞争, 科学公共话语空间中共识有时难以达成。
理性交流是科学公共空间中对话的基本前提,然而即便理性沟通,意见依然存在分歧。如何从各种不同的主张中的理性根据中寻找“重叠共识”,建立某些“普遍最低道德要求”的“暂定协议”,让符合理性的各冲突与分歧的意见共存,这是困扰科学传播的难解之结。或许,人类思想有时是以悲剧形式焦虑地存在,传播中总不见完美的理性,多元的理性共识在哪里,它需要我们在传播实践中不断寻求与建构,如此思想也才会具有无尽活力。
本文以方、崔微博为例讨论科学公共空间中的理性共识问题,微博具有独特技术特征,微博空间限度一般不超过140字符,微博因信息量有限易造成具有冲击力的情感表达,它并非面对面交流,也没有规范表达程序,其话语方式可能会影响理性平和的公共说理。然而微博作为一种广泛程度前所未有的公共表达渠道,在转基因风险话题上，方崔双方都有着理性争论的努力,因而探讨微博公共空间中理性争论与共识有着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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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ute and Disruption of Reasoning in the Public Discussion of Science ：Reflections on the Argument About Transgene on Weibo Between Fang Zhouzi and Cui Yongyuan
ZHANG Pi-wan1, ZOU Zhen2
(1.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China;2.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How to have public discussion on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discourse has always been a problem in society. This paper takes the discourse on Weibo about transgene argument between Fang Zhouzi and Cui Yongyuan as examples to discuss the special process of argument on reasoning in the public space of science. It has discovered that the professional discourse of science and the public discourse demand different admittance restrictions for their subjects, and require different basis, logic and manners for reasoning; the risk accompanied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er uncertain circumstance shakes the common sense based on public dialogue; scientific rationalism competes with social rationalism. All these elements entrap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to difficulty. Reflections on disruption of rationalism in scientific argument from experience level will inspire us with a new understanding of multi-rational consensus in the public space of science.
Key words :public space；rhetoric；scientific rationalism ；social rationalism
收稿日期： 2018-06-22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5JK1758)
作者简介： 张丕万，男，湖北潜江人，博士，西北大学讲师，从事传播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9-03-017
[责任编辑 赵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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