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缘网络中的文化认同与经济发展——“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学术讨论会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文化与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缘网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8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林其锬研究员正式提出“五缘（亲缘、地缘、神缘、物缘、业缘）文化”说后，经过六、七年的研究之推动与酝酿，1995年12月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与上海华夏文化旅游区开发公司共建了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王元化、邓旭初、张仲礼、朱荣林、徐中玉等上海与北京、福建的学术文化界的名流、学者以及有关方面人士百余人参加了成立大会暨“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学术讨论会。
五缘文化之研究是一种边缘学科
这次研讨会是在近几年来五缘文化说日益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之背景下举行的。五缘文化之研究是一种边缘学科。与会的李定国（北京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认为：作为一种边缘学科的“五缘”文化论，是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理论结晶。它源于历史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许多领域。这一理论模式，似乎是以历史学为依托，以文化伦理学为核心，以经济活动为主要课题，以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为辅助研究手段的一门学科（《对五缘文化研究的若干理论思考》）。这个学科的多元整合特点，使得本次研讨会具有与一般学术研讨会不同的新特点，这就是与会学者专业构成多样性，除了上述李文所举诸学科外，还有哲学、宗教学、文学、方志学、医学等。与会学者正是以各自专业之长，多角度地对五缘文化的理论内涵与实际应用、历史演变与现实效应，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五缘文化为中华文化之客观存在
五缘文化为中华伦理文化之社会存在，与会学者对此均不持异议。马伯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明确指出，五缘文化的论证，不仅适应于一方一域；就中国历史上考察，不但见诸东南沿海，并且早已见之于西北边疆。盖宗亲血缘关系、同门同行关系、宗教信仰关系、乡邻故土关系，在社会群体中是客观存在（《五缘文化与群体主义》）。在移民史、华侨史上，在客家社会、海外华族社会中，以五缘形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更是一不可忽视的事实。很多学者结合着对五缘文化之演变的分析，表达出了此一共识。周振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认为，历史上在血缘与地缘之间还存在转化的情形，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形成就是行政管理方面从血缘到地缘的转化。秦始皇统一天下，将郡县二级的地方行政制度推行于全国，完成了从血缘到地缘的转化（《由血缘到地缘的转化看郡县制的成立》）。葛剑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认为，移民史研究可以说明五缘文化的传播过程，复原其时间和空间的网络。五缘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也必然与其他文化发生碰撞、冲突、交流和融合，产生变异（《移民与五缘文化》）。陈昌福（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华侨社会为一张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轴组成的网络所覆盖。这是源于小农经济的宗亲、乡里关系为主体的社区形态在海外重组和发展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又增添了物缘和神缘而为“五缘”。而80年代以来以滞留不归的留学生为核心的新一代华侨华人正在形成并已呈现某些不容忽视的群体特征，从而引发了“五缘”内核的相应变化（《华侨社会与五缘文化的演变》）。
五缘文化的开放性、资源性与动力性
在讨论中，不仅五缘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一体性，而且它的开放性，对中国现代化的资源性与动力性，也受到了注意。罗义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认为，五缘文化与中国文化共生共长。它发展自五伦文化，而仍相互关联，密不可分，一体共存。五伦是本然形态，五缘是衍生次生形态。但从内容到形式，五缘文化走向了新的开放。“五缘”是五伦文化的世界化，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一走向世界、可大可久的实证（《走向世界——从五伦到五缘》）。许纪霖（华东理工大学）认为，中国传统的“五缘”，可能就是为中国式的市民社会的重建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中国的五缘文化提供了中国市民社会模式的一种可能性（《五缘文化与中国市民社会的重建》）。丁之方（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则结合历代地方行政体制的沿革之分析，认为一种全新的五缘文化随着中心城市的崛起逐渐地形成，成为促进中国地方行政体制进一步演变的新动力（《中心城市与五缘文化》）。
五缘认同是文化认同的具体化
五缘文化说，直接概括了海外华人港澳台三胞和改革开放后地区经济发展的现象，故富于现实效应，这一点亦更受到很多学者的注目。由讨论中可见，推动全球华人的文化认同，是五缘文化说的一大现实效应。施炎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从五缘文化的内涵分析中透显了它的文化认同效应，他说：通过五缘网络架构发展形成的华族社会结构和华夏文化体系，在心灵意识的深层更多地展开为文化“接缘”和文化“续缘”的活动过程，在理性和情感方面都表现为对中华元文化精神的回归和认同（《元文化和文化缘——关于“五缘文化”内涵的一点引伸》）。“五缘”是文化纽带，“五缘”构成社会网络。文化纽带能凝成文化认同，社会网络为文化认同提供实在的共同基础。葛剑雄即认为，五缘文化强调对本“缘”的认同，是以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为前提的，实际上正是这一认同的具体化（引见上）。
推动华人的文化认同，亦即民族亲和凝聚效应，盖五缘文化原具亲和凝聚功用。此一效应和功用，尤显于亲缘文化。林其泉（厦门大学）认为，作为五缘文化的核心之亲缘文化，其主要功能即为凝聚力、激励力和粘根力（《亲缘关系是五缘文化的核心》）。王界云（上海人民出版社）从剖析世界一大奇迹闽粤赣山区的客家民居土楼建造着手来透视亲缘文化的功用，认为宗族聚居的土楼体现了宗族内部“长幼有序，和睦共处”的特征，的确成为血缘家族富盛的标志，起到了血缘宗族的凝聚力作用（《土楼与客家宗族社会》）。盛巽昌（《社会科学报》编辑部）则通过姓氏认同来谈亲缘文化，认为中华民族本身从某种意义说就是一个人类社会最大的世界血缘圈，通过千百年不变的姓氏认同而产生了恒久的民族凝聚力（《中华姓氏和亲缘文化》）。许洪新（上海卢湾区方志办）也认为，姓氏文化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凝聚作用（《发掘上海谱牒资源，发挥姓氏文化的凝聚作用》）。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将海外华人社会“凡有人群处皆读金（庸）书”置入五缘文化理论中来分析，认为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喜爱是一种文化的认同，往返于华人心灵的精神之缘，乃是文化的亲缘（《文化的亲缘：金庸小说与华人社会》）。郭绪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认为，地缘文化含有的故乡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统一的乡土观念与爱国主义有密切关系（《地缘文化与爱国主义》）。
五缘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和应用性
倍受不少学者青睐的是五缘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这是五缘文化说的另一大现实效应。这个意义与效应，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尤为显著尤为充分。陈荣耀（上海师范大学）认为，五缘文化论是对海外华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一种理论抽象，它的载体是五缘网络。海外五缘网络实际上是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宗教五大领域同网络、人才、管理、资本、信息加上空间、时间参数构成的四维空间。处于五缘网络中的每种交往都可以发挥其最大效应。以网络求生存、求发展、求卓越的方式促进了华人经济战后的迅速发展（《五缘文化与五缘网络》）。陈志宏（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认为，华人之间的结合历来是基于亲缘、地缘、业缘、神缘和物缘的“五缘文化”，以之为纽带和桥梁，结果出现一种以亲族经营为基础的离散型商业结构（《海外华人与改革开放》）。王泠一（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认为，五缘文化首先是海外华人的创业文化，又是海外华人的守业文化。这种以血缘、亲缘、地缘为背景的文化在企业创业阶段能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五缘文化与华商经贸网络》）。五缘文化说经济发展的现实有效性和应用性，还表现在它能应用于现代的市场营销学。林有成（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认为，这个应用改变了西方现代关系营销策略的先产品后关系组合，构筑了先关系后产品的策略组合，为建立更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东方营销学打下了理论基础（《五缘文化论与市场营销》）。
而海外华人经济的崛起，由于五缘文化的纽带和渠道作用，又与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地区经济发展，发生着密切的关系。或许海外华人广泛参与故土建设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本缘认同与文化认同所表现的一种经济行为。陈志宏认为，今天海外华人那套古老独特的经营方式与中国大陆经济现代化提供的机会结合了起来。在大陆以外的“三胞”和华人，全世界共近5500万，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表现出对故国家乡现代化事业的高度关注、热情支持。海外华商的投资以及随之而来的工艺技术、管理技巧和出口机会，正在迅速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引见上）。夏咸淳（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考察明清时代地缘文化的作用，认为徽州特定的地缘文化孕育了徽商的恋乡情结，而徽州文化的昌盛，即与遍布全国以及海外徽商的故土依恋、数百年惨淡经营分不开（《明清徽商与地缘文化》）。顾吉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认为，五缘文化既是维系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纽带，也是当今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动力。五缘文化迸发出来的强大凝聚力、吸引力、竞争力和创造力。是完成第二次乡镇企业革命的精神和物质的重要保证（《五缘文化与江南乡镇企业的发展》）。顾炳权（浦东新区史志编纂室）认为，以李平书、黄炎培为先后领袖的以亲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浦东同乡会，自清末以来的经济活动，在本世纪20年代启动了浦东现代化的步伐（《上海开埠与浦东五缘文化资源》）。即使是边远地区的经济建设，也与五缘文化的作用不无关系。费成康（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经考察，即发现近年来在一些宗族活动重趋活跃的偏僻的农村地区、宗族的代表人物往往利用亲缘关系要求进城的族人关心、帮助家乡的建设，吸引出洋的族人回乡投资（《论宗族中亲缘关系的历史作用》）。五缘文化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个普遍现象，它不局限于某些地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节庆活动尤可证之。张锡昌（上海画报社）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神州大地风起云涌的经济节庆活动以其多姿多采的形态展现出物缘文化的生命力，物缘文化组成了以物为媒介的文化经济链（《物缘文化与经济文化节庆活动》）。
神缘文化的现实意义与效应
也许是中国宗教资源特别丰厚的缘故，在分缘探讨中，神缘文化颇令人瞩目。而对其现实意义与效应之所在，与会学者也着眼于文化认同、民族凝聚和旅游经济发展上。黄慧珍（上海大学文学院）从伴随移民的“移神”现象中，发现妈祖、关帝等民间神祇已成为侨居区华人同胞与大陆的共同神源，认为以“神缘”为桥梁，培育共同的宗教信仰，促使大陆与世界各地华人的交流，也已成为凝聚海外同胞的精神力量（《神缘文化与旅游发展》）。朱林兴（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分析了关羽成为海外华人的信仰神和保护神现象，认为对关羽的信仰，其实是华人社会对中华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归依，具有海内外华人沟通情感、强化民族文化的意义（《关庙和神缘文化》）。刘仲宇（上海教育学院）分析道教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的纽带作用时说，近十余年来，两岸道教界的来往日渐密切，成为民族情感交流、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并认为两岸道教同根，同一感情，也极易在祖国统一这点上达成共识（《道教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的纽带作用》）。朱义禄（同济大学社会科学系）由对“宗教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概念分析而论证了二者的内在关系，认为宗教文化是对旅游者很有吸引力的文化资源（《宗教文化与旅游资源》）。祝瑞开（上海大学文学院）以中西宗教文化比较的思路，陈述我国的宗教文化特别丰富多姿，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大地纷纷开花，比之欧洲等地宗教的单一性，在开展文化旅游上应具有更多的文化魅力和优越性（《儒家思想的特点和多元宗教文化》）。李天纲（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认为，运用神缘文化资源，必定能为旅游业带来可大可久的发展前景（《神缘文化与发展旅游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