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经济史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中国古代的经济史，市场问题是一个关键。然而，笼统地谈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是会把研究者引入歧途的。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经济史中，明显地存在着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即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财政市场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但这决不是说，本文会忽视财政市场与生活市场的关系问题。相反，本文首先要讨论的，倒是中国经济史中的生活市场问题。
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生活市场
1、问题的提出
本文之所以提出生活市场这样一概念，就是要把中国古代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的市场交换，与其他一切以国家财政为目的的市场交换区分开来。这样的区分，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实际情况是符合的。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生活市场总体上来说是极不发达的。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在许多熟悉中国经济史的专家们看来，这样提出问题，也许有违中国历史的“常识”。然而，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角度提出生活市场问题，恰恰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那些“常识”，从而认识它的对立面——国家财政市场，并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中，找出一些严重影响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因素。
2、生活市场的形成——乡村与城市
（1）早期社会对市场交换的限制
在中国的早期社会中，最初的交换，通常不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那时候，交换可能发生在部落之间，也可能发生在邻近的村社之间。这种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交换，一般不过是互通有无，并没有谋利的目的在里面；而因社会生产力之低下，可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也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市场是唯一的市场，而且非常之狭小。此外，社会的一些习俗，似乎也在限制这种生活市场的展开。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春秋》襄公三十年，宋国遇到火灾，诸候会于澶渊，决定补偿宋国的损失，一定是自古相沿的成法，并举出商汤使民为葛伯耕种、齐桓公合诸侯为杞国筑城的事例作为佐证。（注：《吕著中国通史》75页。）社会的各个共同体内部实行原始共产制度，而各共同体之间又有许多道义的举动，必然会限制生活市场的发展。但是，对市场交换的限制，是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的。盖当日社会的组织、习俗、观念，以及实际的生产能力，都还需要将市场的存在，限制在共同体生活的最简单的需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交易通常仅限于十分有限的剩余产品，限于“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生活需要，而并不以牟利为目的。所以，一旦收成不好，即便是这样的交易，也会受到限制。《礼记·郊特牲》说：“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即每年收获完毕时，照例要举行蜡祭，届时总要进行一些交易活动；但如果年成不好，这种交易就要被禁止了。
（2）乡村生活市场之兴起与贩夫贩妇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市场有了迅速的扩展。其时，由于履亩而税制度的逐渐推行，原来的村社共同体土地所有制瓦解了，与之俱来的是共同体内部互通有无的生活方式的结束，以及共同体本身的解体。从此，在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之间，必须通过经常性的小商品交换，才能弥补各自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能力的不足。这种经常性的、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小商品交换，推动了中国先秦时期生活市场的迅速扩展。但是，像这样的小商品交换，一般都只须采取物物交换的形式。所谓“以粟易械器”，“以其械器易粟”（注：《孟子·滕文公上》。）。交易地点则非常分散，每一次的交易量也非常有限。在这样的市场上，要进行稍微大一点规模的商业经营，交易的费用都足以高到让交换难以进行下去的程度，绝难容商人插足；其中活跃的，不过是些贩夫贩妇；市场本身的性质，仍不过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注：《孟子·公孙丑下》。）的。
（3）贵族领主与商人及城市生活市场之关系
在城市的生活市场上，交换一般总是以货币和商人为媒介，交换地点也十分集中，商业才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像这样的商业，在春秋和春秋以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属于贵族领主的；而经营这种商业的人，许多都曾经是贵族领主的臣仆。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就是他们占有着绝大多数农业劳动的剩余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资源掌握在他们手中，那么利用臣仆为自己经商牟利，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至少在春秋早期，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到了后来，贵族领主制度崩溃了，商人从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然就当时而言，城市的商业和商人，都是从属于贵族的。只有城市，才是牟取商业利润的场所。
商人最初既为贵族之臣仆，古时贱商当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孟子称那些垄断市利的商人为“贱丈夫”，说他们做生意“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注：《孟子·公孙丑下》。）这固然是对这些人的贪利行为的不屑，却又何尝不是在表示对他们本来身份的不屑呢！而商人之出于贵族领主的臣仆，还有更早的史料证明。据《左佐》昭公十六年：“（韩）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也，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执政弗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市利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从子产所述郑国国君与郑国商人的关系，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确曾为主仆。故韩宣子想要从郑国的商人那里买回自己所喜欢的玉环，价钱都谈好了，郑国的商人却还说要征得子产的同意才能卖；而子产拒绝韩宣子要买回那只玉环的理由，则是郑国国君与商人“世有盟誓”，商人必须对郑国国君保持绝对的忠诚，而郑国国君必须尊重、保护商人的利益和财产。子产还说到，郑国的商人当初是跟随郑桓公一起离开周朝王畿的。可见他们那时都是郑桓公领地中的人。也许，他们那时已经是商人了，但也许还不曾是，可都有过为郑桓公“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的经历。郑桓公东迁，在公元前773年。而子产说这番话，在公元前523年。前后两个半世纪，无论国君，还是商人，不知几代，而能信守盟誓如此，足见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非常稳定的主从关系和利益关系。
（4）城市生活市场与乡村生活市场之关系
这种城市生活市场的存在，对乡村生活市场的发展有具很大的制约作用。惟城市生活市场的存在，基本是以贵族领主对农民的剥削为前提的，贵族领主对农民的剥削越重，农民在乡村生活市场上可用于交换的东西就越少；而相对来说，城市生活市场就比较繁荣；反之亦然。
然而，就是从西周末年和春秋开始，农民所受的剥削在不断地加重。由于“不藉千亩”，公田共耕制最初在周朝的千里王畿之内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公田分耕制。这种制度上的变化，使西周的各级贵族领主的剥削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从此，他们的土地剥削，实际上不再为公田所囿，也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履亩而税”的实行。所谓“周人百亩而彻”，讲的就是这件事。（注：《孟子·滕文公上》。）而“什一”的税率，也因此不再有土地制度上的保障；对力役的剥削，也不再有过去的那种限制。而后，在各个诸侯国内，也都陆陆续续地实行了这样的制度。所谓“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注：《孟子·滕文公上》。），所谓“初税亩”（注：《左传》昭公十五年。），也都是同样性质的东西。于是，就有了诸如“民三其力，二入于公”（注：《左传》昭公三年。）或“租赋岁倍”（注：《新序·杂说》。）这样的极端情况，其一般也就可想而知。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生活市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
（5）商人地位的上升
在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和赋税制度逐渐变化的数百年间，政治上也是“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或“自大夫出”，甚而至于“陪臣执国命”（注：《论语·季氏》。）。故至战国之世，齐、楚、燕、赵、韩、魏、秦七雄，终于形成了各自的一套相当完整的君主专制集权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贵族领主被逐渐消灭了。随之而逐渐形成的，则是君主和军功贵族对农民的控制权。而传统的贵族领主之被消灭，使得原来从属于他们的那些商人们，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这些人有世代积累的财富和经商的经验，一旦独立，更是长袖善舞，积累了更多的财富。与此同时，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国语·晋语八》记叔向语：“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也。”此言商人虽富，却也只能乘坐皮木做成的车子过朝；尽管他们拥有的财力，足可以用金玉装饰车子，用丝帛制作衣服，甚至可以用财贿结交诸侯。
叔向说这番话，大约是在公元前541年。但是到了春秋末年， 孔子的弟子子贡，居然弃仕从商，而且还“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注：《史记·货殖列传》。）子贡曾在卫国做官，地位不低。但作为一个商人，可以跟国君分庭抗礼，却不见得全是沾了曾经做过官的光。商人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地位，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再贱视他们本已不符合当时的潮流。
那时，商人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这番生业，也是非常自豪的。曾为魏相的商人白圭，就声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注：《史记·货殖列传》。）从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商人的自信，一种与政治家比肩而立的良好的自我感觉。可见，说子贡到了哪个国家，“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也决不会是戏语。然而像他这样，做生意还要“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不会就是想要炫耀一下，一定还有别的什么实际的目的。这个问题，容后再谈。
（6）战国乡村生活市场蠡测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商人本身对财富的积累，至少在战国时期，经营一般商品已经不算是什么难事了。但经营一般商品，在当时要想发大财，却又非常不容易。盖当时的农民，所受剥削之程度，已非常之深，可用于交换的农产品十分有限。魏相李悝曾经谈到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卒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钱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石。不幸疾病死伤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注：《汉书·食货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农户，如果按正常的年成和消费，余粮一般为四十五石。这四十五石粮，除去种子和饲料，究竟还有多少可以拿到市场上去销售？这是个疑问。可以肯定的是，李悝所说的“十一之税”，仅仅是所谓田税，别的“赋敛”尚不在其中。如果要都算上，农民实际的剩余劳动产品，恐怕要接近于零，甚至还可能是个负数。所以，当时乡村生活市场上的交换，相当多的，可能必须动用我们通常所谓的那个“必要劳动产品”了。农民的家庭，为了盐、布和铁农具等必需品，不得不拿出一部分口粮，甚至是种子，到市场上去交换；有的则必须去借高利贷。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生活市场上的交换，随着人口的增加，或许较从前要略微集中一些，总量或许也会大一些，但仍是相当分散的，每一次的交易量也仍然很有限。
另外，就李悝以钱币来计算农民的市场消费需求而言，恐怕当时乡村生活市场上的交换，也有相当一部分要通过货币进行来进行。又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西门豹治邺事，谓：“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此亦为当时乡村中货币经济之明证。但在这样的生活市场上，要从事稍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仍会面临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活跃其中的，绝大部分仍为贩夫贩妇。
（7）战国城市生活市场所受之限制
战国时期一般商人的活动，仍是在城市生活市场上。城市在战国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战国策·赵策》记赵奢答田单语，谓：“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此亦不是虚语。如当时韩国的宜阳县城，居然“城方八里，材士十万”（注：《战国策·东周策》。），规模有如一郡城；而齐国的国都“临淄之中七万户”（注：《战国策·齐策》。）。杨宽先生指出：“战国时代各国已普遍设置郡县，小郡有十多县，大郡有三十多县。县筑有城，城中有市。”（注：《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从城市的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或可以想见当时城市生活市场的繁荣。然而在这些个城市中，“千钟之藏”“万钟之藏”（注：《管子·轻重丁》。）者比比皆是。如宜阳县城，《战国策·东周策》上说它“粟支数年”。《史记·张仪列传》说“秦地半天下，积粟如丘山”。同书《苏秦列传》则说燕、赵二国“粟支数年”，齐国“粟如丘山”，楚国“粟支十年”。毫无疑问，储备如此大量的粮食，无非是要用于日常的军事消费、官吏俸禄（注：参见王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第一章20～2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备战。而当时政府所需之手工业品，也同样取自于官府手工业。据《周礼·冬官·考工记》，当时的官府手工业有：“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筑、冶、凫、粟、叚、桃；攻皮之工，函、鲍、
、韦、裘；设色之工，画、绩、錘、筐、
；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抟埴之工，陶、旊。”除此之外，当时主要的官府手工业还有纺织。《左传》成公二年载：“楚侵及阳桥，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斫、执鍼、织纴，皆百人。”显然，其中的执鍼和织纴之工种，即与纺织有关。可见，城市作为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其主要人员（军政人员及其家属）的消费，是来自于政府的实物支付，而不是来自于市场。这必然会使当时城市生活市场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城市在当时，未必就是可以让一般商人们做大生意的地方。
（8）盐铁特许权与盐铁巨商的出现
战国时代的商人，真正发大财的，主要还是那些盐铁商。《史记·货殖列传》上所记的战国时代的大商人，如：白圭、猗顿、郭纵、乌倮氏、寡妇清之先世、蜀之卓氏、梁之宛孔氏等，凡七人。其中，除了白圭和乌倮氏，其他五人皆以经营盐铁致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盐铁为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所不可或缺，经营这两种商品的人最能致富。然当时能经营此两种商品之人，必定要得到国家的某种特许权。其如盐的生产和运销，就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从事的。《说苑·臣术》上说：“秦穆公使贾人载盐，征诸贾人。”此为春秋时事。秦地本不产盐，由商人从邻国贩运，应该由来已久。如今生出秦穆公指定商人贩运食盐事，只能说明秦国大约于此时建立了经营食盐的特许制度。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特许权的授予，不仅会给获得它的商人们带来丰厚的盐利，秦国的国君也肯定可以从中分肥。秦在商鞅变法时，这种特许制度可能有了进一步的强化。后来董仲舒论及秦用商鞅之法，就谈到“盐铁之利”倍增（注：《汉书·食货志上》。）的情况。
相信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盐铁的经营，都会逐渐实行类似的特许制度。《管子·海王》谓管仲与桓公论富国之术。管仲曰：“唯官山海为可耳。”桓公问管仲：“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管子答道：“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售盐于吾国，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与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用人之数也。”此谓无山海之利的国家，可以通过控制对盐铁的进口来富国。至于有山海之利的国家，更可以通过对资源之垄断，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取利。如《管子·地数》就声称，有盐的国家，可以“煮沸水以籍於天下”。
以国家对盐铁资源的垄断来攫取利益，在当时被认为是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盐铁特许制度。问题是，这样的特许权，是决不会白给的。商人们为了获得这种特许权，必须去交结权势。《史记·货殖列传》谓刀闲用奴虏“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此虽是西汉时事，然亦可以想见盐商与官府之交通，在战国乃至更早的时代都已经产生。可以想见，如子贡之“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大概也就是为了这类特许权的缘故。
从《管子》的记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特许制度的立意与大概的做法。其《海王篇》记齐桓公与管仲语，曰：“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对曰：“不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这就是说，如果国家以直接经营的方式对治铁进行垄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得不偿失的；应该采取的方式是“与民量其赢”，从而与民（商）分利。可知此项关于冶铁特许制度的立意，与前面所说的食盐特许制度，原是一样的。
春秋战国时期，惟此种盐铁特许制度的建立，才使得盐铁经营中逐渐形成了某种排他性产权，由此形成了盐铁经营的规模效益，造就出以上所说的这些大商人。否则，要么是国家彻底垄断盐铁，要么就是盐铁的完全分散化经营。在完全分散经营的情况下，以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可能有什么人具有这样的实力，能够逐渐独立地对盐铁进行垄断性经营。
（9）白圭之“二十取一”
其他的交换领域里，商人虽然也可以通过贱买贵卖发财，但总是极不容易的。像范蠡那样，因为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之地做生意，以至十九年中“三致千斤”（注：《史记·货殖列传》。），实属凤毛麟角。如白圭，司马迁转述了他讲的经商发财的道理，转述了他对经商的道理并非泛泛之辈能够掌握的感叹，却并没有讲他究意发了多么大的财。另一个乌氏倮，按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上所说，他先是畜牧牛马“及众”；卖掉之后，又去“求奇绘物”，献给“戎王”；“戎王”接受了他的馈赠，只知道是好东西，却不知倒底价值几何；及回赠牛马，竟“什倍其偿”。显然，这个乌氏倮并不是什么商人。
《孟子·告子下》记孟子与白圭论什一税。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白圭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廓、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餐，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白圭身为魏相，且为“天下言治生者祖”，像孟子讲的那些道理，他是不会不懂的。也许他是太想实行二十税一，才忍不住把话讲了出来，结果被孟子用极普通的道理抢白了一顿。《孟子》上没有记载白圭的反驳。但这样的一个精明而且颇有地位的人，讲出这样的话，或亦有它自己的道理。
也许，白圭所考虑的，就是以降低农业税的办法，来促进市场的交换。他是商人出身，这样想是完全有可能的。何况他的生意经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欲长钱，取下谷。”（注：《史记·货殖列传》。）而所有这些，都必须是在低税率的情况下才能做到的。盖在高赋税（实物税）的情况下，农民能投放上市的谷物决不会多；而那些军功贵族，尽管拥有大量的地租，但因为谷价看涨，也不肯轻易将粮食上市，甚者至于“腐朽五谷而不散”（注：《管子·轻重丁》。）。如此，即使是收获季节，正是商人准备“人弃我取”的时候，可谷价还是掉不下来，以至于越来越贵。商人手上没有粮食，粮食越贵对商人越不利。就谷价贵贱对农商所造成的伤害，范蠡曾谓“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注：《史记·货殖列传》。）白圭与范蠡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想来也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
可是，在战国时代，以控制谷物来最大限度地控制市场，提高谷物价格，似乎已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主要目标。《管子·国蓄》曰：“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必归於君也。”又曰：“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国家财政因战争的需要，不能不以实物为主，赋税也因此不能不重；而控制了粮食，在当时也等于最有效地控制了社会的经济命脉。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对于粮食的控制，必须造成市场对粮食的需求有一个较大的缺口。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据有余而制不足”。商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怕他就是白圭，把“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生意经吃得很透了，也一样莫可奈何。
3、盐铁商人与乡村生活市场
业已指出，战国时期国家对手工业品的消费，大都来自于官府手工业。国家如果需要什么，也尽可以从人民那里征取。总而言之，当时是不存在什么国家定货市场的。由此可以推论，当时盐铁的销售，主要是在乡村生活市场上。且由于受国家之横征暴敛，农民实际能够用于市场交换的东西非常有限，这决定了他们在乡村生活市场上要得到的，主要就是盐铁。如果此言不谬，那么，在当时的商人中，真正与乡村市场之交换有密切关系的，应主要是盐铁商人。
《史记·货殖列传》说刀闲利用奴虏，为自己“逐渔盐商贾之利”。据此“渔盐商贾”四字，可知刀闲经营的项目，除了食盐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商品。估计刀闲是利用这些奴虏，在各处设立货栈，把盐批售给那些活跃于乡村市场上的贩夫贩妇，任其销往别处。然而在这后一种交易中，总会有相当大比例的物物交换。这些货物，或被贩夫贩妇们自己屯积起来，以乘时牟利；如果市场前景看好，货栈也会同意以此类货物充抵买盐的货款。实际上，由盐商来兼营乡村市场上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贸易，是最经济的。盖食盐的运销，不仅范围广大，销售量也大而稳定。盐商因此有能力在一个相当大的地界之内，于各处建立固定的销售点，并通过贩夫贩妇把盐销售到乡村的角角落落，由此周知其销盐地界内的各种货物的行情，利用销盐网络兼营其他贸易，降低交易成本。在这一方面，铁商与盐商也有同样的优势。《史记·货殖列传》上说：“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彼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此“因通商贾之利”数字，即为铁商通过其经营冶铁之便利，兼营其他货物之交易。
以上两事，或汉或秦，但可以想见战国时的盐铁工商之家就是这样做的。司马迁说“齐俗贱奴虏”，而刀闲用他们“逐渔盐商贾之利”。这突出了刀闲之与众不同，也突出了“齐俗”与其他地方之不同。战国时，用奴隶经商，应该是很普遍的事。《货殖列传》谓白圭“与用事僮仆同苦乐”。此所谓“用事僮仆”，想必就是为他经营商业，并且能独当一面的人物。
一方面，在一定的地界内，建立起自己的销售网络；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一网络，周知这一地界内各处的市场行情，兼营其他货物。于是，战国时期的盐铁商人，不仅成为当时社会中财力最富厚的一个商人阶层，而且他们的活动也在一定的地界内，使当时的城乡生活市场有了某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为商人势力及其牟利行为，对原来的“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乡村生活市场的改变。
二 大一统之后的国家财政市场
所谓财政市场，是因政府之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在一个农业社会里，这种财政市场，一般是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在的前提的。财政市场越是膨胀，生活市场就越是萎缩。在中国古代，政府建立财政市场的手段，或是借助其赋税政策，或是借助其专利政策。而市场交换的普遍化，以及相当程度的货币经济，则是财政市场形成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无论是市场交换之程度，还是货币经济之程度，往往都是政府选择的结果；而强大的政府力量，以及在当时压倒一切的政府财政需求，使得政府在作出这种选择时，所受的制约是非常有限的。
1、汉代的货币财政与财政市场
（1）战国、秦朝的赋税征实政策及原因
根据《汉书·食货志》，可知李悝以钱币来计算农户的市场消费需求。根据《史记·滑稽列传》，亦可知邺县三老、廷掾赋百姓以钱币。故可断言，在战国时期，乡村生活市场上的货币交换关系，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乡村生活市场上的货币交换关系的发，与盐铁之消费关系最为密切。但尽管如此，在当时通常的赋税征收中，征收货币的情况不会很普遍。因为当时各国所厉行的，是一种战时体制，通行的是实物财政。实物与货币二者，政府选择的主要是实物。《管子·山至数》谓管仲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桓公问管仲：“何谓藏于民？”管仲答道：“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上岁之二分在下，下岁之二分在上，则二岁者四分在上。则国谷之一分在下，谷三倍重。邦布之籍，终岁十钱。人家受食，十亩加十，是一家十户也。以国币之分复布百姓，四减国谷，三在上，一在下，复箧也。”要详解此段文字，殊属不易。为不至于引出歧义，不如抓住关键的“赋无钱布，府无藏财”一句。盖国家实行赋税征实的政策，而不向农民征取货币，买贱鬻贵之权就不会落入商人手里。而所谓藏富于民，亦即藏币于民。此则为国家通过对谷物的控制，来控制人民的生计。吕思勉先生指出：“然则藏富于民，乃谓散币以聚谷，非谓上于人民之生计，一无所知，徒以寡取为仁”。对此，先生所作《〈管子·轻重〉三》已论之甚确。（注：见《吕思勉读史札记》。）显然，赋税征实是战国时期各国财政赋税政策的基本特点。征实的主要内容是谷物和布帛。除此之外，各国还对人民征取沉重的力役。“力役之征”与“粟米之征”和“布缕之征”，（注：《孟子·尽心下》。）是战国时期各国财政的三个主要来源。
秦统一之后，一方面为修长城、筑道路、建宫殿、造陵墓等，征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为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庞大的官吏系统，也不得不征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故其时国家之赋税征收，亦不得不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秦一直有所谓“口赋”。《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语，曰：“秦用商鞅之法，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可知口赋创自秦统一六国之前。《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引武臣语，谓秦朝“头会箕敛”。所谓“头会”，就是按人头征收谷物；而“箕敛”则是征收时以箕量谷的样子。可见，统一之后，口赋制度仍被沿用，征取的一般也还是实物。
（2）西汉赋税大量征收征收货币
入西汉之后，赋税征收实物和力役的政策被改变了。其时，国家因“轻徭”而始能“薄赋”。但此所谓“轻徭”，并非就是减省力役之征，而是将其转化为国家的货币收入。如西汉的“更赋”，《汉书·昭帝纪》注曰：“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贫者欲得雇更钱者，次值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为践更也。天下人皆直边戍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可知其时男性年二十三至五十六者，凡不具备免役特权的，每年都必须在郡县服役一月，叫作“卒更”。而不愿服“卒更”之役者，则可以出钱二千代役，叫作“践更”。此外，无论何人，每人每年还必须戍边三日，或出钱三百充役，是为“过更”。盖此卒、践更及过更，并不属“正卒”之役。按《汉书·食货志》注：“师古曰：‘正卒，谓给中都官者也。’”又《文献通考·户口考》一，谓“戍中都官者一年”。可知正卒之征与更赋无关。估计这种为期一年的卒役，一般民户是免不起的。践更一月为二千，过更三日为三百。以此类推，正卒之役又当几何？惟在武帝之前，国家真正征用的力役有限，百姓凡未被征用者，就必须缴纳更赋钱。后来王莽特别拎出汉朝“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这一点，以示汉朝之弊政。（注：《汉书·食货志上》。）可见，更赋是为流朝财政的一项重要的货币收入。
除更赋之外，西汉征取钱币的大的税项，还有口赋和算赋。《汉书·昭帝纪》注曰：“如淳曰：‘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马也。’”同书《高帝纪》曰：“（四年）八月，初为算赋。”注曰：“如淳曰：‘汉仪注：民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一算，为治库兵车马。’”同书《惠帝纪》曰：“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曰：“应劭曰：‘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谪之也。’”汉朝的田税之轻，是众所周知的。高祖时，“轻田租，什伍税一”。至景帝时，又行“三十而税一”。（注：《汉书·食货志上》。）用孟子的话来说，这算是“貉道”了。但无论口赋、算赋，还是更赋，最终都是出自田亩。它们实际上所反映的是同一个主题，即汉朝财政在很大程度上的货币化，以及因这种货币化而形成的一种非常态的财政市场。所以，经过文景之治，一方面固然是“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而另一个方面则是“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注：《史记·平准书》。）
（3）乡村生活市场萎缩
将实物和力役之征转化为货币之征，是需要一定的市场基础的。毫无疑问，就像前面所分析过的那样，这样的市场基础，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是，这样的转化，并不能使原来的生活市场进一步扩大，而只能是造成财政市场对生活市场的挤占。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粮食价格过低。《史记·律书》谓孝文帝即位时，“粟至十余钱”一石。《太平御览·时序部·丰稔》引《桓子新论》语：“世俗咸曰，汉文帝躬俭节约，修道德，以先天下，天下化之，故致充实殷富，泽加黎庶，谷至石数十钱。”《风俗通》则谓：“文帝盛时，谷升一钱（合一百钱一石）。”针对后两个数字，彭信威先生指出：“这些价格同中国历史上其它低物价比起来，似乎并不低。但要知道，当时用的是四铢半两，而且还有许多私钱。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就晓得当时物价确是很低。所谓文景之治就是建立在这种低物价上的。”（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63页。）
至于造成这种低物价的原因，则是财政市场上的货币紧缺。盖国家把大量的实物和力役之征转化为货币之征，货币紧缺就是当时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农民必须以更多的土地产品去换取所需交纳的货币；而商人们则可以以较少的货币收购更多的土地产品。这就是国家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其后果则如晁错所说：“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注：《汉书·食货志上》引晁错语。）这种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对盐铁商人是最有利的。这是由于在国家财政市场上，他们可以出更低的价格，收购到比原来更多的土地产品和赚取更多的货币。这也就使我们不难理解，汉初那些发大财的，主要还是盐铁商。如《史记·货殖列传》所例举之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刀闲等。
（4）晁错贵粟疏释读
乡村生活市场因盐铁商人的卷入，而产生了以牟利为目的，以货币和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关系。然而财政市场的建立，却并非是由乡村生活市场市场中的这些既有的市场因素所决定的。导致财政市场建立的原因，不在于市场，而在于政府的财政需要。财政市场的建立，与政府采取某些财政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是毫不相干的。实际上，有时候政府为自身财政利益而制定的某项财政政策，确实会对当时的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如盐铁经营的特许制度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把市场作为增加国家财政的工具，把生活市场利用为国家财政市场，作用就完全相反了。对于这个问题，当时人也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汉文帝时，晁错曾上疏，其中说道：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之兵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注：《汉书·食货志上》。）
这段为人所熟知的文字，着重讲了通过“贵粟之道”，可以使“富人有爵，农民有钱”，“贫民之赋可损”的道理。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晁错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就是“贵粟”，并因此请求汉文帝减轻对“赋”的征收。所谓“赋可损”，“民赋少”，都是他对汉文帝直接提出的要求。《汉书·食货志上》所载晁错之言，还讲到“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讲到汉朝的“急政暴赋”。联系到以上所引晁错讲到的“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等语，可知他实际上是在强调“赋”在商业侵害农民时所起的作用。而他所讲的商业，实际上指的正是由国家之“赋”而形成的财政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