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国家成长与政治整合 ：西方经验与中国借鉴
王 蒙
(南京工程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7)
摘 要 ：现代国家形态肇始于西方。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的国家成长经历了复杂多变的历史演进，先后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和民主国家构建，其不同阶段的政治整合机制也发生着变化。西方的国家成长与政治整合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性的一般规律，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整合有着相当的启示意义。当然，我们也需看到中西方历史背景的差异性，并进行在地化探讨。
关键词 ：国家成长；政治整合；近现代；西方；中国
一 、国家成长与政治整合
现代国家是近代以来在新经济社会基础上形成的集权型共同体。它也就是民族-民主国家，是西欧15世纪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其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和政治行动者，但同时又受制于公众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1]92。也即，现代国家成长是双向的，国家与公民、权力与权利相随共长。吉登斯认为：“两种初看是对立的发展，即绝对主义君主的权威和现代民主国家的诞生，实则是关联的。”[2]242“现代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化和监控的扩展，必然增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相互联系，所牵涉的互惠性程度越高，控制辩证法为从属群体提供影响统治者的可能性也就越大。”[2]246
本体的构建是语义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关系语义网使用的好坏。主要涉及3方面内容：本体的描述语言、构建方法和构建工具。
政治整合是统合政治系统内各结构和子系统，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持续过程。其任务是增进共识，调和利益，缓解冲突，实现稳定的政治秩序。在近现代政治体中，往往出现社会结构裂变、社会群体分化和国家社会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主体就需要进行有效的政治整合以克服危机，实现政治发展。良好的政治整合致力于建立有机的政治联系。
国家的产生本身就源于政治整合，而政治整合又伴随着国家成长的各个阶段。恩格斯在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3]170而到了近现代社会，“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4]281。经典作家把民主共和国明确地定义为国家的最高形式，这是政治整合的高级阶段。政治整合可看作是国家成长的核心内容之一。从根本意义上讲，当政治整合的效能可满足阶段性社会需求时，政治共同体便得以巩固，国家成长便得以实现。否则则为挫败[注] 关于政治整合与国家成长的关系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过程中的政治整合研究》，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
二 、近现代西方的国家成长与政治整合历程
波齐将距今近一千年来西方的国家发展分为封建主义、等级制、绝对主义、立宪制(自由主义、后自由主义)几大阶段[5]。西方国家的政治整合脉络也大致为：从多元到一体再到新的多元一体，从阶级对抗到政治协调。
西方国家政治整合的一般研究起点为松散的封建主义时期。西欧的封建社会是在日尔曼人南下(即所谓“蛮族入侵”)与西罗马帝国崩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入侵打散了罗马帝国原有的行政体系，也带来了西欧社会的分裂。封建制国家是统治能力极其衰弱之后的政治形式，其赖以维续的制度及精神源出于原始部落传统。封建国王(即原首领)将封地恩赐给封臣，封臣则承担纳税、保卫和管理封地、实施仲裁以及确保国王政策执行等义务。它采取逐级分封采邑的方式(“分封制”)，通过大领主与封臣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实现社会的政治整合，体现为一种私人化的“扈从”性制度联系。另外，秉持“二元论”(“双剑论”)的基督教会的存在及其活动对于国家权力而言，也始终是一种限制与挑战，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抗衡力量[6]41-44。而这时的社会也是虚弱无力的。
启蒙运动及其影响下的资产阶级革命使资本主义发展破除了制度性障碍，获得了政治解放。知识界、文艺界的公开话语场使资产阶级由“自由的犬儒”转而获得更激进的阶级意识和更大胆的自由追求，开始消解绝对主义政治观念。经过激烈的资产阶级革命，绝对主义开始转入宪政(自由)主义。立宪国家的根本特点是通过宪法法律的形式确认个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与组织的基本经济权利，规定了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关系，不仅从制度上制约了国家权力的滥用，而且还建立了国家的法理合法性[7]。在立宪制国家里，自由权利制度是基本的政治整合机制，“有恒产者有恒心”。而议会与政党是核心的组织整合机制。“议会代表了最典型的公共领域，它不只是一个进行讨论的场所，而是重要决策形成的场所。”[5]110-111议会不仅是缓和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民意整合机制，而且也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提供了现成的、可能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日益扩大、社会形势日益动荡的时候，各种努力促使名义上的选举权得到实际扩展，议会加政党的双头机制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不断重塑社会，国家形态也得到了实质性更新。如有的学者所言，民主社会里频繁的冲突之所以“并非变得日益诉诸暴力和日益具有破坏性”，就在于民主社会中的冲突“通过各种组织和机构得到抑制，通过组织和机构，冲突可以在宪法制度之内得到表现。政治党派、选举和议会，使冲突成为可能，又不至于爆发革命”[10]141。19世纪以后西方国家的民权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表明：经济大发展后，社会就会要求结构性变革，解决贫富差距、阶级隔阂等冲突问题。“为权利而斗争”的社会抗争应运而生，成为旧制度的相反相成的力量。以英国选举权的扩展为例。15世纪的英国，男性居民年收入地租价值在40先令以上者具有选举权。“光荣革命”后，选民的比例不升反降——这是由于衰败的“选邑”制度所致。1830—1832年，英国人民为增加选民数量、取消衰败选邑而组织起来，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结成联盟，中产阶级的大部分获得选举权。1832年之后，工人阶级又掀起大规模的宪章运动，终于促成了1867年的选举权改革，使城市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获得了选举权。随后1884—1885年的再次选举权改革，又使农业工人和矿业工人也列入选民队伍，从而基本上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11]200-208。基于普选的下议院也成为英国政治舞台的重心所在，精英制国家色彩亦逐渐淡化。代议制政府的建立以及普选权的扩大，也为立法机构中联盟的分化组合继而为潜在的政党集团化，创造了强有力的动机。产生于立法机构内部的政党为了选举的需要，纷纷突破传统的政治框架，在竞争的压力下主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建立起全国性的选举机构，政党政治的架构由此奠定。“一方面政党向社会作出反应；另一方面由政党对社会施以控制。”[12]561新式的现代国家整合真正奠定。
就磷铵供应来看，随着湖北企业开始向东北陆续供货，磷铵供应紧张的局面也在缓解。二铵的东北到站价始终难以突破3000元/吨这一关卡，也说明了二铵后市上扬的可能性不大。
纵观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结构由政社一体变为政社二元(即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的兴起)，国家成长的逻辑也由国家决定社会的政治逻辑变为社会决定国家的政治逻辑，体现了人类政治解放的重要成果[13]55。这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可以看到，西方国家的政治整合历程充满了吉登斯所谓的“控制辩证法”[注] 即：现代国家的一项主要特征就在于，国家行政人员的控制能力的巨大扩张，直至甚至能左右个人日常活动的最私密部分。而居于支配位置的个人或群体所运用的全部控制策略，均在居于从属地位的个人或群体那里唤起了反对的策略。见[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12页。 。或者说，这种现代性整合是双面的：集权和参与[14]77-79。一方面涉及权威合理化与国家完整，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另一方面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的集团参政的程度，公民直接参与政府事务并受其影响[15]26-28。
绝对主义(专制主义)是从封建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大多数国家约在17至18世纪趋于成熟(英、法等国更早些)。中世纪后期农业和商品经济的显著发展以及大航海时代的扩张是专制主义国家产生的经济前提[注] 13、14世纪以后的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与城市发展，尤其是航海大发现之后的快速发展，本身就有赖于政权的产权保护与市场、原料地开拓的支持。金融资本借贷给国王以获利，市民工商业者支持国王以保护安全、产权和促进市场统一，以及开拓海外贸易。而作为诸种武力集团中最具潜力的一支，国王依靠借贷(国债)和征税支撑国内外战争以开疆拓土，完成集权，获得暴力垄断。 ，本土语言书写与造纸术印刷术的传入以及宗教改革与世俗力量的胜利是新国家形塑的文化基础，而发展本国的工商业以参与国际竞争和国家间争权夺利的频繁战争又为这一国家形态的完善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绝对主义国家意味着名义上居于最高地位的王权开始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实现对整个王国疆土的政治整合，因而它必须打破原先那种国家与社会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模式，使王权真正在政治共同体内部成为最高权威。为此，有雄心壮志的国王们采用了包括战争、联姻、宗教、欺诈、贿买在内的种种手段。在此过程中，国王们手中掌握的资源往往是其成功的关键，这就促使他们千方百计地扩大财源(比如实施“重商主义”)，扩展军队规模(比如大量招募常备军)，以及强化对国土的行政管理(比如委派文人近臣作为国王代表专督地方)，这又进一步加速了专制国家的发展。这种新的关系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固定它内部的政治秩序，使得它的统治在结构上更加中央集权化、具有连续性、可以依赖并更有效……每个主权国家发动的和碰到的新的紧张、威胁和挑战便从外部加强和促进了领域统治者在他们手中集中所有的统治权的努力”[5]62-63。同时，中世纪末期的“商业革命”“金银革命”“价格革命”又促使土地旧贵族衰落而王权和新兴资产阶级(二者存在某种联盟关系)受益，后者力量不断壮大，国家权力不断增长。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存在“去政治化”现象，即市民集团基本放弃或不大注重政治权利争取而转向经济利益拓展，国家也采取重商主义和扩张政策，向外扩充统治者和商业阶层的利益空间。这时的“受封商人新贵”(类似于中国的“红顶商人”)日渐增多，“政商合一”型利益导向的整合初步形成。“在绝对主义国家中，政治过程主要不再由在统治者和等级会议这两个独立的统治中心之间的连续性的合法化的紧张状态与合作所构建；它围绕着前者并只依靠前者而构建。”[5]80-81至此，“现代民族国家在五个方面的特征，即常备军的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的产生、全国范围内的税收制度的形成，以及正式的外交官员的出现和国家运用政策手段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这几点在专制国家的末期都已经实现了”[6]44。
后来，由于新千年“农业革命”等原因，西欧中世纪城市复兴。城市的兴起本身是农业和贸易发展的结果，而封建领主特别是王室那种不事生产又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及其行政控制能力的软弱，使得城市能够用金钱换取自己的独立(“特许状”)。共和主义的城市政治提供了一整套新的行政和司法试验。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市民社会——在封建权力结构的边缘向外发展起来了，这就进入了等级制时期。等级会议通常是由统治者自己提议、为取得财政上对王室的支持而召开的，因为统治者从其直接领地上获得的收入不够支付他应付的债款以及支持他的计划——特别是军事计划——的需要。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封建领主和城市，纵容它们组成等级会议，这样前者就可以在得到后者同意的条件下取得合法的经济资源。当然，作为交换条件，等级会议要求自己直接参加国家的财政等活动。作为封建主义时代的前后两种形式，等级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的差别在于它的运行更加制度化、有明确的地域范围以及它是二元的[5]47-57。
紫花鹤顶兰发现于贵州罗甸县董当乡天坑，生境海拔510 m，生长于稀疏小乔木林下石灰岩上，伴生种有化香树、银带虾脊兰、单叶石仙桃、曲边线蕨、光亮瘤蕨等。居群有成熟植株20余株，幼苗约10株，带果荚植株8株，长势良好，但有雨水冲毁，山石掩埋威胁。2017年11月10日采集，凭证标本：HXQ17111002HT，引种保存于贵阳药用植物园。
尽管这一时期，“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日益向国家上移和集中，法律由君主创制而渐成全民性规范，包括监狱与税收在内的行政管理系统得到了高度改善，宣称“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的法国成为绝对主义国家的成熟形态，然而，法国大革命的突然爆发，王冠在血与火中令人震惊地滚落在地，又显示出绝对主义国家的内在脆弱性。从这个角度看，绝对主义国家仅仅具有了现代国家的外观，其实际权能尚未达到对整个社会“反思性监控”的程度[2]120-121。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我们应看到绝对主义国家的“有限性”。中世纪以来的议会形式和契约、自治传统为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防止了王权从上至下的全面渗透与控制，成为制约国家的根本力量[7]。蒂利也指出，民族国家在从封建化的间接统治转向中央集权化的直接统治的同时，国家内部依然存在着结构性冲突，各阶层与统治者的讨价还价催生着新的社会契约以及现代公民权利的雏形[8-9]。其实，绝对主义君主并未意识到，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统一市场、货币、关税以及对国内秩序的保护和海外市场的扩张，即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之外，这种绝对主义的国家并没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理性”。“开明专制”经济政策促进了一场对市民社会具有政治意义的引人注目的内部整合变革。从长远来看，这场变革意味着社会与国家只是“一半的同路人”，越到后期越会达到改造传统制度的目的。一旦资产阶级感到自己的财产与安全受到了威胁，一旦他们感到越加得不偿失，他们就会起而反对曾给他们带来统一、秩序与力量的专制君主，进而建立自己新的政权。绝对主义在完成其历史性任务后，就被宪政主义所取代。政治整合模式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而福利主义(也即所谓“后自由主义”)是宪政自由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宪政国家的躯壳具有相当的包容性，亦具有历史性。自由主义必然要发展为民主主义与福利主义，而民权运动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是其主要动力。民主制度下的社会抗争使资产阶级的宪政自由主义发展到今天的大众民主福利主义，普罗大众获得更多更均衡的福利，社会阶级、集团的博弈与理性妥协使国家制度得以稳固，社会抗争亦由激进型态转向半制度化、制度化形态。社会公正不断实现，阶级“撕裂”不断缩减，政治整合不断发展，最终结果是经济社会繁荣与政治进步。积极的或消极的政治变革与体制吸纳使得传统学者所批判的极其糟糕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所预言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存活了下来，政治共同体得以维系。
三 、国家成长与政治整合的中西比较
可以说，自中世纪以来，西方的国家成长与政治整合存在这样一条历史脉络：封建主义(非现代国家，整合无力)——绝对主义(主要是政控社，一元化单向整合)——宪政自由主义(更偏向社控政，社会反向整合)——福利民主主义(政社互控大体平衡，整合模态相对稳定)[注]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西方内部，也存在后发国家的路径与先发国家路径的部分差别，即：先发国家大体遵从绝对主义——宪政自由主义——福利民主主义的路径，而后发国家大体遵从绝对主义——福利主义——宪政自由主义(——更高程度福利民主)的路径，前者如英法，后者如德日。前者更多依靠自下而上的选举而由宪政进入福利时代，后者更多依靠自上而下的“安抚”而进入福利时代，之后选举式宪政才开始大发展。美国是特殊国情类型的现代国家，暂不专门讨论。 。这种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性的一般规律，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政治整合具有启示意义。
若套用西方的社会阶段概念的话，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主义”时代自周始(“封邦建国”)，至秦代便戛然而止，“百代皆行秦政制”的是“绝对主义”。当然，东方的所谓“早熟”的“绝对主义”统治比之于西方显得更加专制、严密与漫长，缺少西方“绝对主义”时期的自由空间与底层权利，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难以孕育而生，反而使得本来“落后的”西欧社会率先迈入近代门槛，构建起现代国家。中国随后从晚清开始，国门大开，被强行拉入世界现代化潮流，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获得历史性发展，国家成长亦获得新生。然而，自清末至民国，“危机中的变革”始终在曲折中前行，内忧外患和政治共同体的破碎互为因果，专制的躯壳和羸弱的肌体奇妙结合，权威结构与价值体系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及其应对内外挑战的能力急剧削减，国家和社会同为虚弱，恰恰需要的是西式的新的“绝对主义”。也即，只有在民族国家的羽翼保护下，社会才可能发育成长，才可能成为未来参与政治整合的有生力量。作为新时代领导力量的革命型政党登上了历史舞台，主导了民族国家的构建，也即“政党国家”或曰“党国”。这一整合体系发端于民国而成熟于新中国。新中国一元化的整合模态一方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和独立，奠定了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基础和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逐渐从基础型整合向专断型整合转变[注] 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指出：“专制权力即针对市民社会的国家个别权力，它源自国家精英的一系列运作，而这些运作不需要与市民社会群体作例行公事式的协商。”“基础性权力即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制度能力……旨在贯穿其地域，以及逻辑上贯彻其命令。”“基础权力是一个双向车道”，它会增强国家权力，也使得市民社会的政党能控制国家。当代自由民主制国家即是基础性权力强而专制权力弱的类型。见[英]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上)，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8-71页。 ，越到后期越不符合社会发展需求，国家成长也严重受挫。所以，新时期需要政社力量均衡与新公共性的建构。中西对照起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体处于西方的宪政(自由)主义时期，目前正向福利民主主义时期过渡。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能需要借鉴西方的如下经验：重视国家治理的制度化特别是经济自由权利和社会文化权利的保障制度，逐步拓展公民的政治权利，促进社会的成长成熟，实现更多自治和参与国家治理；重视作为核心的组织整合机制的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与政党在吸纳政治参与、进行权益表达、平衡利益冲突、实现秩序管控的作用；重视大众福利随经济发展而不断提升，努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大课题，增强获得感与公正感；重视公民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营造，形成托克维尔所言的“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观念，助力社会和谐；等等。
他进了我的院子，什么话也没说，握着刀子就朝我扑过来。我幸好是在猪圈里出粪，手里掂着一张铁锨。他一靠近我，我就用铁锨铲他。
当然，中西又存在着不同，主要是后发国家的国家成长的时空压缩与整合任务叠加特征。奥甘斯基在《政治发展的阶段》中强调，先发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共历经四五百年，先后经历了王权专制、民主化、福利化时代，依次体现为统一的政治、工业化的政治、福利的政治、富裕的政治等阶段[16]55-56。西方国家处于“专制主义时代”达两个多世纪，“民主化时代”一个多世纪，“福利时代”一个世纪。而新兴国家必须合三为一：在建立起有效的中央决策机构和形成促进民众参政的组织之前，就受到扩大参与的压力；而在具备生产福利的能力之前，又受到要求分配的压力。即集权与分权冲突，经济增长和增加福利冲突[17]378。其国家整合压力陡然增大。另一方面，中西政治文化也不尽相同。中国自古以来是“家国同构”，比之于西方，国家更具精神寄寓意涵。国人对国家(政府)的正面道德期望、对公共性的追寻传统(“天下为公”)、对权威的习惯性顺从以及对政治功业和英雄人物的崇敬、对大一统的向往，都造成对国家的特殊感情乃至于有较为鲜明的国家崇拜倾向。虽然已经受无数次政治运动和市场经济大潮以及外来个人主义观念的冲击，它依旧有着相当影响。再加上中国自古治国的精英主义色彩比较明显——“选贤与能”“有德者居之”，且还将长期处于复杂多变的改革转型期，因此西方学者所谓的“专断性”整合要稍强些，但更多的“基础性”整合也确是发展方向。还有，中国人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务实主义精神一直比较浓厚，对国家政治的评价更多是从结果和绩效而非过程和原则方面进行考量；中国具有自身特色的群众路线式整合与政治动员机制；等等。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最后，我国实际已选择在民族国家建设与民主国家建设中间插入了一个相对模糊的民生国家建设阶段[注] 关于“民生国家建设”的论述可参见陈明明：《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政治发展战略》，《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在这一方面，中国更像西方后发国家的路径而非先发国家，也即迈入宪政主义阶段前，需要一个基本制度建设时代(含市民社会发展)和先期福利时代[18]。当前我国对社会建设的重视，已显现出政府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三步走战略。这一切都将是中西政治整合与国家成长的差异所在，而这种差异正是世界多元化的美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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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growth and Political Conformity in Modern Times :Western Experience and Chinese Localization
WANG M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anjing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Nanjing 211167,Jiangsu,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state form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Since the Middle Ages,Western countries have undergon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have successively complete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state and democracy-state along with the changeable political conformity mechanisms at different stages.The experience of the state-growth and political conformity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a large extent reflects the general law of modernity,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olitical conform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Of course,we also need to notice the differences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Key words ：state-growth;political conformity;modern;the West;China
中图分类号 ：D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71(2019)02-0035-06
收稿日期 ：2018-10-06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国家治理视域下的“两个舆论场”与政治生态优化研究”(2017SJB0404);南京工程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基金项目“政治整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中国的考察”(YKJ20143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蒙(1984- )，男，河南洛阳人，南京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等研究。
引文格式 ：王蒙.近现代国家成长与政治整合：西方经验与中国借鉴[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2)：35-40.
(责任编辑 孔凡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