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预期与我国的货币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理性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性预期学派形成于本世纪70年代，是当今西方经济学中最新的一个流派，其理论的影响和地位已越来越重要。分析我国近年来的经济运行状况和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可以看出，预期因素已经在经济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原则应当从考虑预期的角度重新审定。本文简要介绍了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几点关于我国货币政策的粗浅看法。
一、理性预期理论概述
本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在其追随者的系统阐释和发展下，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正统观点，其经济政策主张也深为西方各国政府青睐。然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缺乏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完全撇开了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在其理论体系中，宏观经济分析的对象是一系列的经济总量，经济主体的核心是政府。但是，由于宏观总量是微观数量的总和，所以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具有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且，前者是否正确，部分地取决于后者的正确性以及二者是否相互协调一致。不幸的是，凯恩斯主义却恰恰缺少必要的微观基础。70年代初，“滞胀”现象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困境。理性预期学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思批判，同时吸取货币学派某些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首先，理性预期论者认为，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经济计量模型中，虽然也考虑了人们的预期，但这是一种不合乎人的理性的“适应性预期”，即经济活动参与者将根据自己过去在作出预期时所犯错误的程度来修正他们在以后每一时期的预期。适应性预期是汇集了被预测的变量的过去值，只能在经济波动不大时才有可能准确，然而将来是多变的，很难与过去一致。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卢卡斯等人认为，作为合乎理性的人，为了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会搜寻一切有用的包括现在和将来的信息，而不仅仅只是根据过去的资料作出对未来的预期。其次，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者评价经济政策的标准也是错误的。凯恩斯主义者往往把能否增加社会生产总量作为判断经济政策优劣的标准，却没有考虑到社会成员为此而支付的代价。理性预期论者指出，一项经济政策是否成功必须要考虑该政策是否增加了全社会成员的福利
理性预期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预期假说。它最初是由约翰·穆斯在1961年的“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的。由其假说可以分析出，理性预期具有这样两层含义：第一，通过理性预期，对某一经济变量的估计必须是该变量的数学期望值，而某一变量的数学期望值是对该变量长期出现的数值的最精确的估计。第二，在求得某一变量的数学期望值时，参与经济生活的人必须有效地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包括一切与估计经济变量有关的经济理论在内，以期得到利益最大化。
他们认为，尽管经济当事人的预期值必然会有误差，但人们对错误的发现会立即作出正确反应，把预期调整到与有关变量的实际值相一致的水平，因此，人们在预期未来时决不会犯系统的错误。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对于具有理性预期能力的经济当事人来说，他们凭借当时所得的信息就可以预见到一切与经济状况有系统关联的政策规则所产生的影响，并据此采取相应的对策以抵消这种影响（如相应地提高名义工资或利息率以抵消物价的上涨），这样，实际产量或实际就业水平也就不可能偏离其自然率，即使在短期内也如此，他们认为，由于经济系统中的各种经济主体都是理性人，所以政府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比公众更充分，政府预期也不能比公众的预期更合理，因此，不论政府今后打算推行什么样的反经济周期政策，只要政府有这种意图，公众就已经预测到了，并且马上采取预防性措施，于是政府总是落在公众的后面。若政府放弃系统的政策而采取某种反常的、无法预见的随机政策，那么，虽然它们确能使实际产量或就业水平偏离自然率，但是其结果绝不是稳定了产量或就业水平，而是使经济更加不稳定。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所提出的核心命题，通常被称为“政策无效论”。
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如果政府必须采取某项政策来消除外部冲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那么必须公开宣布并坚持到底。因为只有“取信于民”才会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否则，公众就会对政府措施采取防范心理，人人都在经济活动中猜测政府动向，给自己“打埋伏”，结果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变得异常复杂和捉摸不定。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为私营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测的环境。因此，政策目标必须注重长期性和稳定性。政府应实施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稳定的货币政策，以及使预算保持基本平衡的财政政策。
二、对我国理性预期的具体分析
分析理性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的性质，笔者认为，我国的预期性质不能仅按理性预期或仅按适应性预期的性质去界定，而应具体分析，其理由如下阐述：
第一，这种以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来划分预期属性的方法，未能考虑到决策者的情况，他们把决策者当做同质的经济人来抽象，从而认定个体的预期是相同的，而公众全体预期则是可以用个体预期来代表。然而，事实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是不相同的，这种不同主要来自于行为主体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方式不同。公众的预期是上一时期的实际所见价格及其预期，实际收入及其预期，本期的收入预期和政策变量的函数。在我国，公众的预期函数有如下特征：首先，预期是不稳定的，具有相当的弹性，这种不稳定性主要是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1988—1991年的经历就能较好地说明这点。1988年政府进行价格改革的宣传，人们预期，长期固定不变的价格一旦实施改革，会导致价格上涨，结果，人们纷纷提取存款购物保值，而形成了1988年的抢购风潮。此后，政府暂缓实施价格改革，提高存款利率，整顿和紧缩经济。1990年出现了经济困难，市场疲软，此后虽然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但政策难以发挥其效果，原因在于预期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人们预期价格还要下降。其次，就公众对信息的处理方式来看，他们并不能在目前的情况下都能利用其有关的经济体系结构的知识，也不能运用其所能利用的信息。因此他们的预期是界于理性预期与适应性预期之间的，我们称之为准理性预期。总体预期则是在上述对个体预期函数分析的基础上，在其相互抵消和相互一致时的预期值之间变动，因而也具有个体预期的一般特征，即不稳定性和准理性预期性。
第二，理性预期理论认为行为主体必须拥有足够的可能获得的信息，但实际上信息不对称性却是普遍存在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决策者能否拥有足够的信息，以及能否负担得起获得充分信息所花的成本。在我国，这两个问题肯定回答的范围仅局限于一部分行为主体，不能因为部分行为主体是理性预期的，就认为整个市场所有参与者都是理性预期的。我国现阶段，政府干预仍在很多范围内存在，市场信息不可能是“充足”的，而且并不是所有行为主体都能承担得起获取信息的成本。其二是行为主体能否有效地利用其所能得到的信息。我国的整体文化程度较低，因此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范围内是否定的。我国消费者的预期形成仅仅是根据消费品价格上涨，工资增加以及失业等可以从市场中感受到的信息，而不是货币供应量、汇率变动之类对公众的预期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信息。另外，我国的不同信息来源有不同的舆论倾向，面对从众多来源获得的信息，公众无法决定哪一类更真实、更有效。
第三，理性预期是在一定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的，而我国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结构在不断调整，公众要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学习这些新的经济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合理的预期。这对于我国的公众来说确实有些勉为其难，因而要求他们作出理性预期是不现实的。
鉴于以上三方面，可以认为中国公众的预期已经跨越了适应性预期的阶段，但由于多方面限制，不可能是完全的理性预期，是介于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之间的准理性预期。
需要指出的是，理性预期核心命题是政策无效论，而在我国的准理性预期下，由于信息获得的不对称性，货币政策无效论是无法得出的。一般来讲，政府对其政策的运行情况和政策本身的规则的了解超过公众对这些信息的了解。这种信息获得的不对称性对预期的系统误差有着极大的影响，从而政府和公众的预期也是不对称的。因此，政府在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和调整方面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从而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就不会是无效的。
在此，引入薛万祥同志的准理性预期模型。如果以Aa表示适应性预期，以E表示理性预期，则以Pa 表示的准理性预期的表达式可以表示为：
Pa＝qAa+（1－q）E
其中，q为权重，指公众的收入水平、知识结构、 文化背景及经济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因此q也是变量。一般而言， 公众的收入水平越高，经济心理承受能力越强，q值越大；而知识结构越佳，q越小。中国的文化背景使人们难于进行理性预期，因为对政府比较信赖，所以认为q较大。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准理性预期有如下性质：
首先，准理性预期有不稳定性。准理性预期是经济行为主体利用过去的信息和当前所能利用的信息及他所具有的经验和知识对经济变量的未来值进行的预期，他能较充分地利用当时的信息来修正其预期，当前的信息比如舆论导向和政策的变化，对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产生重大的影响。其次，正如准理性预期的表达式所表明的，准理性预期是当时的理性预期与前期所有的适应性预期的加权平均值。
由于准理性预期的这两个性质，因而，在我国引入准理性预期的概念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既可以克服适应性预期过于简单的缺点，又可以克服理性预期过于“理性”而不符合实际的缺点。
三、对我国货币政策的见解
1.在准理性预期存在的条件下，应当执行稳定的货币政策，避免政策的多变性。
我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稳定币值，那么，反通货膨胀则成为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之一。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经济行为主体的通货膨胀预期会影响其对货币的需求，从而影响货币供给，这又会进一步影响通货膨胀的程度，即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对实际的通胀率有很大影响，同时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对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又有很大影响。如果把预期和不稳定性联系起来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性增加，通胀预期也增加（李拉亚，1994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通胀率就会因为通胀预期的增大而上升，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我国已往在实行货币政策实践中往往忽视了货币政策的不稳定性引起的经济超常波动（包括超常增长和超常紧缩），而由此带来的公众预期的不稳定性往往是引发高通胀预期的原因。在通货膨胀初期，由于经济人的通胀预期较低，较多的货币投放没有立即反映在物价上，并可在一段时间内刺激产出增加，因此政府不急于治理通货膨胀，当通胀继续发展后，经济人的通胀预期变得较高，通胀增长速度快于货币增长速度。此时，政府制定政策又忽视了预期和不稳定性的作用，认为要降低通胀必须同比例拉下货币供给，从而采用过紧的政策措施，结果通胀拉下来了，经济增长也大幅滑坡，导致较大的副作用。由此可见，治理通货膨胀与稳定经济政策有密切关系。政策摇摆不定，或是制定政策试图一步到位，急于求成，都有可能增加经济的不确定性，不利于降低经济人的通胀预期，“一项反通货膨胀政策能在产出量的减少上代价最小而又成功地降低通胀，公众必须相信（预期）这项政策将被贯彻执行。最好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是‘告知真情’。如果这项政策是可信任的，那么通货膨胀会立即消除，产出量不减。”（米什金，1990年）按照米什金的模型推论：预料中的货币政策总是比未预料到的政策更利于稳定经济，更有效果。因此，中央银行应严格执行货币稳定的目标，并让公众相信这一政策是稳定的、连贯的，而且中央银行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鉴于我国目前尚不属于需求约束型经济，而是基本上属于资源约束型，经济主体本身具有内在的扩张性冲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应以较长期地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为宜，保持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减少经济周期循环的频率。
2.努力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按照理性预期理论，政策的实施可以看作是政府和公众的一场博弈，双方在其中总是试图猜测对方的意图和预期是什么，从而使自己在计谋上超过对方。但是在我国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公众和政府在预期和博弈中是不平等的，这使得公众的预期能力与理性预期相比更弱，形成正确预期的可能性会减少，不利于公众的行为按货币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在我国今后的货币政策实施中，应当实行真实经济信息公开制度，使公众了解中央银行和政府公报的政策目标，具体应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和实施步骤等信息，这样可以减少由于对政策了解不多而产生的不稳定的通胀预期，从而减少高通胀发生的可能性。
3.必须认识到“政府的学习”与预期的重要性。形成理性预期涉及许多方面的知识，包括信息的积累和预测方法的改正与改进。 比如， 1988年高通胀后随之而来的紧缩政策，使公众有了经验，因此1993年的紧缩信号就发生了作用，通胀预期较低。经济单位的预期会“通过学习而成为合理的”。（卡特等，1988年）我国公众通过对政策的多次学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公众的“货币幻觉”也在减少，准理性预期中理性预期的程度正在逐渐提高。所以应当提醒中央银行注意的是政府也应该努力形成正确的预期。货币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包含了货币当局不断认识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运行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根据这些信息而导致政策不断变化的过程，即“政府的学习”。政府的学习是中央银行形成正确预期的途径。中央银行的预期是作为政策实施中博弈的一方而存在，要在博弈中占优势，中央银行必须作出比公众更理性的预测。因此，我国的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之前应当充分调查公众对货币政策、经济状况等情况的了解度和大致预期，综合分析即将实施的货币政策的可能效果，之后才能作出自己的预期。过去货币政策的制定方法一般是将层层上报汇总的上年度计划执行情况作出调整，（调整因素一般仅限于上层机关现有的资料和下年度计划等单方面来源，而很少考虑公众对货币政策的意图理解情况和预期情况对政策执行结果的影响。）然后，再由总行制定本年度的综合信贷计划，并自上而下地下达各行的信贷计划。这种做法会因为缺乏对公众预期的充分了解，而不能保证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比公众更有理性的基础上的，从而可能出现政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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