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与宗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希金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前，研究普希金创作的著述汗牛充栋，但研究普希金与宗教的关系的著作和论文却凤毛麟角。在苏维埃时代，苏联的普希金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普希金是无神论者，认为他对宗教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的艺术世界是无神的。还有的研究者害怕涉及文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干脆对这个问题不敢问津，避而远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在苏维埃时代的书刊审查制度完全以意识形态为准，凡是不符合无神论思想的书刊是不能出版的。因此，不少涉及到宗教的思想、题材、情节、形象、祈祷的普希金作品或被删节和篡改，或干脆不能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样，普希金艺术创作的全貌没有完全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当然会影响对普希金的艺术世界的整体了解、把握和研究。如今，普希金的作品在俄罗斯以其全貌出版，对普希金创作的研究更不存在什么禁区。无论俄罗斯的还是世界各国的普希金研究者都发现并意识到普希金与宗教的关系不但十分密切，而且是普希金艺术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和内容。不了解普希金对宗教的态度，不清楚普希金的作品借鉴和引用圣经的思想、情节、故事、形象，乃至对圣经个别文本的改编，不剖析普希金的某些作品所具有的宗教道德精神，不研究普希金精神世界的变化，就不能全面地理解普希金和普希金的作品的伟大力量和魅力，也不能认识普希金艺术世界的全部价值。
其实，早在普希金在世的年代，就有人注意到普希金与宗教的关系。（注：如普希金的同时代人A·屠格涅夫，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霍米亚科夫等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尤其在俄罗斯文化界人士的第一次流亡浪潮以后，许多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对普希金与宗教的关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研究普希金的宗教思想，探讨普希金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与基督教教义《圣经》的联系，写出了一批学术著作。如：吉皮乌斯的专著《普希金与基督教》（1915年，彼得堡），流亡的文学评论家弗朗克在法国巴黎写的专著《普希金的宗教性》（1933年）等等。此外，梅烈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戈尔申仲等人都对普希金创作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有过论述。在当今的俄罗斯，普希金研究者们积极、认真地研究普希金创作与宗教关系问题，并且撰写出一大批专著和论文。其中代表性的专著有瓦西里耶夫的《普希金的精神道路》（莫斯科，1994年），阿纳斯塔西的《普希金对宗教和东正教会的态度》（莫斯科，英卡出版社，1991年），莫罗夫的《自由的石碑》（莫斯科，马尔基斯出版社，1995年），列西基斯的《普希金晚期创作中的宗教和道德性》（莫斯科，1992年）等。其中有分量的论文有：达维多夫的《普希金与基督教》（《美国的俄罗斯学院派小组杂记》，第25卷，纽约，1992-1993年，第67-94页），涅鲍姆尼亚西的《先知：普希金的艺术世界与现代生活》（《新世界》杂志，1987年第1期），马里丘科娃的《论普希金在1820-1830年的抒情诗中的古代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的结合问题》（《18-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福音书文本》，彼得罗扎沃茨克，1994年），科列绍夫的《普希金的‘奥涅金’的福音书‘日历’》（《18-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福音书文本》，彼得罗扎沃茨克，1994年），尢里耶女士的论文《普希金的文本中的祈祷词》（《普希金时代和基督教文化》，圣—彼得堡，1995年第6期），以及在《普希金时代和基督教文化》（注：该杂志由俄罗斯文化基金会圣－彼得堡东正教文化中心主办。责任编辑是艾·列别杰娃。从1993-1997年总共出了七期。）这个不定期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上述作者的专著和论文对普希金的创作与宗教关系进行总体的研究或个别问题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事实上，普希金的创作与宗教的联系是客观存在，并已被许多事实所证实。普希金作品的许多思想、形象、题材、情节乃至创作契机来自基督教；《圣经》的一些文本，祈祷词，忏悔文，宗教演说词进入普希金的创作之中，成为普希金艺术世界的有机构成部分。因此，我们对普希金的艺术创作的这个方面必须予以认真的研究。
一
在研究普希金创作与宗教的关系时，研究者往往要涉及到普希金本人的思想是否有神，普希金是否基督徒的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普希金的思想是有神的，他是基督教徒；（注：像都主教阿纳斯塔西，H·阿尔西帕斯德里，M·杜纳耶夫等人就是这种观点。）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普希金的思想是无神的，他不是基督徒。（注：像B·库列绍夫，E·雅可符列夫，д·乌格里诺维奇等人就是这种观点。）两种观点不同，截然对立，各有各的理由。
普希金的思想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我们在回答普希金的思想是否有神的问题之前，先看看普希金思想的一个方面：普希金从小接受过洗礼，少年普希金从他的外祖母马利亚和他的奶娘阿林娜对上帝的虔诚祈祷中获得了最初的宗教感。后来，普希金又给自己的子女都作过洗礼，并按照基督教的习俗安葬了自己的生母。普希金的家庭最崇拜的人物是圣者亚力山大·涅夫斯基。《圣经》是普希金的案头书。他十分熟悉《圣经》的基本教义。他在给自己的妻子、孩子和友人的书信中，经常使用一些基督教用语，如“耶稣保佑你！”等。他在米海伊洛夫村流放时，写信请哥哥给他寄《圣经》，供他创作悲剧《鲍利斯·戈都诺夫》使用。普希金的好友，波兰诗人米茨凯维奇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说到普希金喜欢谈论崇高的宗教问题和社会问题。据普列特尼奥夫回忆，普希金经常与他谈论上帝，谈论宗教问题。临终前，普希金接受了家庭医生的建议，向上帝祈祷，并且请神父给他作安魂弥撒。他对维亚泽姆斯基说：“我希望你别为我的死复仇；我宽恕了他（指丹特士—笔者），并且想像基督徒一样死去。”（注：转引自M·杜纳耶夫：《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莫斯科，基督教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310页。）有的研究者还注意到普希金与朋友屠格涅夫的一次谈话：当后者问普希金是否是基督徒时，普希金回答说：“谁对你说我不是虔诚的教徒？”普希金的这句话被这些人当作他承认自己是虔诚教徒的证据。除了上述事实外，普希金对宗教的作用、对俄罗斯东正教会还有不少肯定的论述：如普希金在评价波列沃伊的《俄国人民史》一书时说：“基督教是我们星球的一次伟大的精神变革和政治变革。”（转引自阿纳斯塔西的《普希金对宗教和东正教会的态度》，莫斯科1991年版，英卡出版社，44页。）他认为“宗教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她创造了艺术和文学，没有宗教大概就不会有哲学、诗歌和道德。”（转引自阿纳斯塔西的《普希金对宗教和东正教会的态度》，莫斯科1991年版，英卡出版社，32页。）从这点出发，普希金对18世纪法国的一些人文主义作家（卢梭，伏尔泰等）颇有微词，（注：普希金并非对18世纪法国所有的人文主义作家都予以否定。比如，他吨拉马克和拉辛的创作予以很高的评价。普希金说拉马克“有出色的才能和对大自然的敏锐的热爱，而且具有宗教性的智慧。”他认为拉辛“具有深刻的宗教感。只要你看到他笔下的大自然，你的思想顿时会想到创世主。”）认为“人文主义把法国人变成了多神教徒”。他还对“在法国18世纪以来宗教成分从优美文学作品中完全消失掉了”这种现象深表遗憾。（转引自阿纳斯塔西的《普希金对宗教和东正教会的态度》，莫斯科1991年版，英卡出版社，33页。）普希金还注意以文学作品有否宗教性去评价一个作家乃至一个国家文学的优劣。比如，他十分推崇英国诗人拜伦的作品，认为“拜论有一种肯定的宗教感，尽管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的人们指责他是无神论。”（转引自阿纳斯塔西的《普希金对宗教和东正教会的态度》，莫斯科1991年版，英卡出版社，42页。）而普希金对雪莱的《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主人公不感兴趣，他说：“我不承认对上帝的反抗可以让我们摆脱我们生活中的邪恶，这是一种诡辩；这是一种特别的虚伪，因反反抗上帝只能把人变得残酷……以不驯服精神接受的痛苦不会让任何人得到解脱。”（转引自阿纳斯塔西的《普希金对宗教和东正教会的态度》，莫斯科1991年版，英卡出版社，17页。）普希金知道，人文主义在英国比在法国出现的早，但是他认为由于英国文学在接受了人文主义后“依然是基督教文学”，因此他更喜欢英国文学。普希金在自己的作品《历史杂记》（1822年）中以散文形式记述了俄罗斯教会和僧侣对俄罗斯历史和社会作出的历史功绩。他写道：“希腊的信仰与其他所有的信仰不同，赋予我们以特殊的民族性格。”(12)他还指出东正教的僧侣是自己人民的朋友，是人民与君主之间，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介人。普希金的悲剧《鲍利斯·戈都诺夫》在一定程度上是肯定教会在俄罗斯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
但是，普希金本人思想还有另外的一面：从普希金从小所受的教育，从普希金本人所处的环境和他的个人生活习惯来看，从他的整体的艺术创作来看，普希金不是笃信基督的教徒。（注：普希金在《无所信仰》(1817)这首诗里指出“无宗教信仰的痛苦”，他在《诗人》(1827)一作里，认为诗人只接受“上天的语声”，才能摆脱自己的罪孽。但他并不是基督教的信徒，当然也不是像某些论者所说的无神论者。）尤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基督徒。在他的意识里，古罗斯多神教的传统，古希腊罗马多神教的因素和基督教的成分混合在一起。因此，他的意识不是留给上帝的独家地盘（尽管他因此内心感到空虚，心灵充满痛苦）。还有，他本人对基督和东正教会没有达到崇拜的地步。他对宗教和东正教会的肯定论述与他是否信教无必然的联系。相反，他的思想深处有不少否定神的意识。他的许多诗作甚至表现出渎神的观点。如，他的诗作《自由颂》(1817)认为法律比“神坛”更可靠，明显表现出反基督的情绪。（注：“我会以残酷的喜悦看见／你和你的子女们的殒殁。／人民将会在你的额头／看到备受咒骂的印痕，／你在世上把上帝责备，／是上天的羞耻，人间的灾星。”；“阿帝王，如今要记取教训，／无论是刑罚，或者是奖赏，／无论是监牢，或者是神坛，／都不是你们可靠的篱墙。／你们在法的可靠的庇护下，／当率先把自己的头低垂，／只有人民的自由和安宁／才将是王位永恒的护卫。”）他的《加百列颂》（注：马罗奇金的《捕捉普希金》（《明日报》1997年5月）一文从考证中得出结论，认为《加百利颂》一诗并非普希金的作品。而凯德罗夫的《非国家的普希金》（《消息报》1996年6月6日）一文认为，普希金的名字闻名整个俄罗斯，首先是因为他写出了《加百利颂》（“马利亚在自己安静的一角／静谧地躺在揉皱的床上，／心儿燃烧，欲火又以温柔的炽热／跃动着她那年轻的胸膛。／她在轻轻地呼唤加百利，／为他的爱献出隐秘的馈赠。”）和其他充满柔情的色情诗。）把神从空中拉到地上，赋予神以人的七情六欲，对神进行最大的亵渎。他的《枉然的馈赠，偶然的馈赠》(1828)不满创世主的馈赠，认为这种馈赠是枉然和偶然的，这实际上是向上帝挑战。另外，普希金本人最清楚自己是否信仰基督。在南方流放时期，普希金在致自己的朋友丘赫尔伯凯的信中承认自己是不信神的人。他还对基希尼奥夫神学院院长说过他自己是“不信神的人”。在流放时他还曾经与英国哲学家哈特钦松大谈过无神论和反宗教思想。在基希尼奥夫，他曾经嘲笑在教堂里作礼拜的人们，等等。
我们认为，若把普希金的思想意识和整个创作割裂开来看，只从诗人的个别时期的行动和言论去看，很难弄清楚普希金的有神和无神的问题，而且上述的每种观点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若纵观普希金一生的精神探索道路和他的全部创作，那么就可以说上述的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第一种观点的片面性在于过分注重1826年后普希金向宗教的精神探索，而第二种观点的片面性则在于只把目光集中到1826年前的普希金的思想精神状态。我们认为，普希金的思想意识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只有把普希金一生的思想探索和他的全部创作联系起来去看并加以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得出全面的、正确的结论。
莫斯科大学教授库列绍夫是对普希金一生的思想探索和全部创作进行全面分析的俄罗斯学者。他在《普希金与基督教》一文里，提出普希金一生的思想探索和发展可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无神论时期（皇村时代，彼得堡时期和基希尼奥夫时期）；二、普希金对宗教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的时期（米海伊洛夫村时期）；（注：在这个时期，普希金写出《先知》一诗。评论家弗朗克认为这首诗是普希金“主变神容”的开始。）三、普希金开始严格自我批判时期（30年代初期）；（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香客》。）四、普希金宗教思想发展时期（从1836年11月4日—1837年1月27日），库列绍夫认为这个时期是诗人生命的最后阶段，时间很短，但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诗人的思想的确有了重大的变化，普希金像真正的信徒一样皈依了基督。
库列绍夫看到普希金一生中思想的前后发展，尤其是看到他对基督和宗教态度的变化，这与那些片面地看待普希金与宗教的关系的人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但他认为普希金已像真正的教徒皈依了基督，这样的结论不大符合普希金后期的思想实际，我们不能苟同。我们认为普希金的思想探索是十分复杂的过程。在普希金一生的思想中，有神和无神意识是交织在一起的。有的时期是前者占上风，有的时期是后者占主导地位。从时间上看，1826年之前，无神意识占主要地位。他的思想和创作表现出渎神精神和对宗教的不恭态度。但就是在这个时期普希金的思想里也不是彻底无神的，他的意识里有神的、乃至多神的因素（他的诗作经常诉诸于古希腊罗马的诸神就是证明）是存在的。1826年以后（即诗人创作了《先知》之后），一直到诗人悲剧的死亡，有神意识在普希金的思想里占主导地位，是他的思想向宗教精神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普希金对宗、对神的不敬态度渐渐变弱，他的有神思想意识日益增强，他经常考虑宗教、基督在人的思想精神中的地位。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他对基督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认为基督是人的一个强有力的精神道德支点。但这种认识依然是他在思想上对基督的寻求和探索，而不是他心灵上与上帝的融合。因为，普希金后期对基督的认识还是思想上的一种抽象思辨，而不是在心灵上对基督的真正皈依。这种思辨当然不能给诗人的生命带来安宁和快乐，诗人临终时念念不忘“像基督徒一样死去”，这恰恰说明普希金直到弥留之际，还希望完成在心灵上对基督的真正皈依。
二
从1825年在奥德萨和基希尼奥夫开始到1837年，这十几年的过程是普希金的精神发生转变和思想向基督靠拢的过程。这个过程由于他悲剧的死亡而中断。他的诗作《先知》(1826)和《香客》(1835)是他这个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标志。《先知》表明他精神转变的开始，而《香客》则是诗人精神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南方流放时期，普希金开始了精神转变。到了米海伊洛夫村流放时期，他的这种转变更进了一步。在这个偏僻的乡村，普希金每个星期六去修道院，与圣山修道院的院长和修士们频繁地交往。他在圣山修道院里完成了《先知》的构思。这里，他已敏感地觉察意识到，在僧侣身上有着精神生活的崇高理想。普希金在与斯米尔诺娃的谈话中是这样谈到《先知》一诗的创作的：“有一次，我去圣山修道院——为了给彼得大帝做安魂弥撒。修道院的一位仆役请我在修道小室等一会儿。桌子上摆着一本打开的圣经，我瞥了一页—这是以西结。（注：希伯来的著名先知。《圣经·旧约》中四大先知之一。但这里应当是以赛亚，而不是以西结。可能是普希金或斯米尔诺娃的记忆错误。）我读了一段，把它改动了一下放在《先知》里。他突然让我感到吃惊，他追逐了我好几天，有一天半夜，我起了床，写成了这首诗。”（转引自阿纳斯塔西的《普希金对宗教和东正教会的态度》，莫斯科1991年版，英卡出版社，17页。）这首诗是诗人精神世界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我忍受精神饥渴的煎熬，阴暗的荒原上缓缓行走，”心灵的“阴暗的荒原”是个象征形象（它后来在《香客》里演变成“荒山野谷”）。精神饥渴是诗人寻求新的精神支柱的内心愿望，是诗人想得到拯救的饥渴。这暗示着诗人渴望得到耶稣的帮助。在《约翰福音》里，耶稣曾经说过：“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注：《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7章，37节，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年版，南京，111页。）这里，耶稣不仅仅是指人对水的需求，而主要是指人的精神饥渴，耶稣可以解除人的精神饥渴。因此，普希金是带着自己的精神饥渴去求助上帝。这时候，“迎面走来了六翼天使，和我相遇在十字路口”，于是，人的变容过程开始了。人从眼睛、耳朵、嘴巴、舌头，直到心脏都要得到上帝的重新馈赠。可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因为上帝的恩赐要经过巨大的痛苦才能获得。但是，人在获得神赐之后，还必须获得神性，必须倾听上帝的呼唤，否则，人就是“一具死尸躺在荒原”。所以，普希金在这首诗的最后写道：“上帝的声音向着我召唤：／‘起来吧，先知，你听，你看，／按照我的旨意去行事吧，／把海洋和大地统统走遍，／用我的语言把人心点燃。’”
普希金在这里还运用苍膺象征敏锐的目光，用蛇象征人的睿智。这些象征都来自圣经。耶稣曾经说过：“…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像灵巧的蛇，驯良像鸽子。”（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16节，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年版，南京，11页。）普希金在这首诗里的先知是《圣经》里的以赛亚形象的艺术变种，诗中的“赤炭”也来自《圣经》，以赛亚曾经把它“用火剪从圣坛上取下来”。（注：见《旧约·以赛亚书》第6章，6节，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年版，南京，637页。）
普希金在《先知》中谈到自己的变容，以达到先知的程度，这就把诗的使命提到相当的高度，即诗人应具有先知的思想，应当经历变容的过程，这样才能用语言把“人心点燃”。
然而，普希金本人的“变容”并没有真正完成。上帝把诗人留在离先知尚远的地方，他暂时无法跑上“锡安山的山巅”。在《先知》问世之后，诗人一方面写出《天使》(1827)、《诗人》、《回忆》(1827)等诗作，表明自己想解除精神痛苦，倾听上帝的语声，以摆脱自己罪孽的愿望：“但是只有上天的语声和诗人敏感的听觉相碰，／他的心灵才会猛地一惊，／就像一只被惊醒的鹰。”（注：普希金在这里再次运用了鹰的形象，可见他对源于《圣经》的这个动物形象的偏爱。）同时，他严格审视自我，在《回忆》中有这样的诗句：“我满心厌恶地审视着我的一生，／我咒骂，我内心惶惶，／我痛苦的抱怨，痛苦得流着泪，／但却洗不掉悲伤的诗行。”诗人感到痛苦并有寻求救赎的愿望，可是他没有向上帝寻找救赎，相反，他写出了《无用的馈赠，偶然的馈赠》：“枉然的馈赠，偶然的馈赠，／生命，你为什么交给我？／为什么你受厄运的判处，／要把你注定推上死刑？”（注：这是普希金与M·菲拉列特都主教就生命的意义用诗歌进行的一次论战。普希金和菲拉列特是当时的俄罗斯精神文化的两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但普希金和菲拉列特的观点截然不同。当菲拉列特看到普希金的这首诗后，写了一首形式和韵律相似、但内容相反的诗作答：“馈赠不枉然，馈赠也不偶然，／生命是上帝给我的，／即使不用上帝旨意，也要注定被判死刑。”这首诗不但不谈救赎问题，而是向上帝挑战，这其实就是对上帝的反抗。诗人意识到人的生命是上帝的馈赠，但是他又说这种馈赠是枉然的，偶然的。为什么呢？因为厄运的判处，永久的精神痛苦，心灵的死刑使得这种馈赠失去意义。所以，诗人提出“生命啊，为什么把你交给我？”这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后，写出了“是谁使用了敌对的权力，／从虚无中把我唤到人间，／用激情把我的心灵充溢，／用疑惑令我的心智不安？”，这样，他把自己与上帝对立起来。这首诗表现出普希金对上帝的不满，因此不执行他的旨意。这样，普希金的无信仰精神状态重新流露出来。结果是：“我的眼前茫无目的：／心灵空虚，头脑空洞，／生活的喧嚣单调乏味，／忧伤地折磨着我。”对这里的“茫无目的”和“心灵空虚”应当有深层次的理解。普希金“茫无目的”，是因为他缺乏上帝指点迷津，不知道锡安山巅上有神的启迪和智慧。普希金内心痛苦，是因为他心中没有给上帝留下位置。他的心灵空虚是在这层意义上的空虚。这表明他从《先知》对上帝的肯定认识又向后退了一步，这是诗人精神探索的反复性的表现。
1835年，普希金创作了《香客》一诗。这首诗是普希金对英国作家约翰·班扬的讽喻性长篇小说《天路历程》(1678-1684)的一种富有诗意的、充满宗教、哲理寓意的叙述，是诗人精神探索的一个阶段性总结，这首诗被人们称为他的精神自传，表明诗人的精神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香客就是云游僧。云游是人的一个特殊的精神状态和概念，是人心灵不安的一种表现。普希金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处在这样的抉状态中。
我们在论述《先知》的时候已经说过，“阴暗的荒原”，“荒山野谷”一向是普希金艺术世界里，尤其是他的诗歌里的一个重要形象。其实，这个形象来自《圣经》（我们不应忘记，基督就来自荒原），主人公漫步在荒山野谷，这是他在人生旅途上迷途的象征。他感到忧郁，感到痛苦，感到自己有沉重的罪孽，他要去云游，去寻找解脱和救赎，因而走向荒山野谷。主人公在荒山野谷游荡，是因为他预感到“灾祸要降临”，知道自己“必定会死，死后还要受审。”他受着这个思想的折磨，并且感到伤心和可怕。
《香客》（注：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从远古起就把自己称为“香客”，认为自己是这个尘世的香客。香客的心永远寻找光、寻找救赎，因此，他到处云游，以找到“狭路”和“窄门”而进入天国。）这首诗是普希金后期精神道德面貌的一种深刻的表现，从其中可以看出普希金的思想更加向基督靠拢。30年代以后，普希金意识到尘世生活的烦琐和空忙，他把自己的目光转向基督，寻找基督，在基督身上寻找救赎。主人公被巨大的悲哀攥住，他受着死亡的恐惧和地狱审判的折磨，想给自己找到一个避开这种精神状态的避难所。因为“找不到藏身之地，我们必死无疑，／可藏身之处何在，啊，令人痛苦！”他不安、痛苦、流泪和叹息，然而，无论是他周围的人们，还是他自己家的亲人都不理解，并且认为他是一个病态的疯子。他在孤独无助的情况下，不知道选择怎样的道路，不知该去向何方。这时候，他遇到一位神秘的青年人。
“正在读书的青年人”形象在诗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他不是一般的年轻人，他是圣人，读的是圣书。他在主人公痛苦不堪而走出家门的时候，给主人公指出一条光明之路：“我用睁得作痛的眼睛凝视，／像个刚被摘除白内障的盲人，／我终于说：‘我看见一线光明。’／他说：‘去吧，朝着那光明跑，／要让它做你的唯一目标，／直到你寻找到得救的窄门。’”凡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光明”是基督带给人类的，是基督徒十分熟悉的一个形象。“得救的窄门”也是《圣经》中的一个形象。（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14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少的，找着的人也少。”）主人公在得到天国的使者—青年人的指点后，不顾妻子儿女的阻拦，也不顾朋友邻居的咒骂和嘲笑，“我便加快速度跑过城区，／为了早些离开这个小城，／看到得救的狭途和窄门。”《香客》的主人公是晚年普希金的写照，普希金在这首诗里把自己的精神追求十分明确化了：就是抛弃尘世的喧嚣，去寻找“拯救的窄门。”此外，这首诗又与神秘的幻觉有联系。这种幻觉预示诗人很快要离开人世，去到一个永恒安宁的国度。这是这首诗的另一层精神内容。
普希金的思想向基督的接近和靠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知》一诗是普希金在思想上向基督靠拢开始的明显标志。此后，这个过程一直在渐渐地进行着，其中有停顿、后退和反复，但从总体上看，普希金对基督的认识是渐渐深化的。他的诗作《香客》标志着诗人走过了相当的里程，但并不表明诗人向基督靠拢过程的完成。因为普希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接近基督，向基督靠拢。因此，普希金至死也没有走进得救的“窄门”，没有完成自己的“基督化”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标签：普希金论文; 圣经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宗教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耶稣论文; 读书论文; 先知论文; 东正教论文; 基督教论文; 莫斯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