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景气对策中的预期和可信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信度论文,景气论文,日本经济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1·313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70年代后期，理性预期学派的学者基德兰德和普锐斯科特(Kydland and Prescott 1977)率先将博弈论应用于货币政策行为及其效应问题的规范研究，摈弃了视政策为外生变量的传统假设前提。正如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Ven Neumann Morgenstern)所预言，“这种策略博弈理论是用来研究经济行为理论的合适工具”。近20多年来，博弈论在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这一新领域得到了大量运用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经济政策的博弈观点认为：政策行为及其效应，是政策制定者与政策调节对象在主、客观条件（决策目标和决策信息）的制约下进行理性决策的结果。具体政策目标值的选择，是政策制定者在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政策调节对象可能做出的反应及其对政策目标实现的影响的基础上做出的。对于经济政策效应来说，更离不开政策调节对象——公众的配合，如公众的合理预期和对政策可信度的判断。
我们将以这一思路和方法分析近来日本实施的治理通货紧缩的经济政策行为，考察日本政府、日银和公众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博弈过程，以及政策效应所反映的经济运行中的问题。
一、日本经济景气对策及其有效性
（一）扩张性货币政策
自1992年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景气转入下降阶段之后，日本银行（以下简称日银）不断推出以降低官定利率为中心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贴现率从1992年4月的3.75%到1995年第9次下调后已降至0.5%，并将这一超低利率水平一直维持了5年之久。日银还曾于1999年2月到2000年8月实行了“零利率”政策，以应对1997年经济萧条空前恶化的情况。进入21世纪，面对日本通货紧缩长期化的趋势，日银2001年2月连续两次下调官定利率，分别调至0.35%和0.25%。3月19日日银首次决定实施新的金融调控方式——实质零利率政策——将调整利率改为调节货币供给总量，增加调控资金流量的户头存款余额1万亿日元；8月14日日银决定实施把其户头存款余额增加至6万亿日元的“超零利率政策”，并且将政府的长期证券的购买量从每月的4000亿日元增加至6000亿日元。
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刺激景气效果，10年间日本经济增长率平均只有1.34%，公众消费支出增长率1.56%，企业设备投资负增长1.23%，物价指数年均下降幅度接近于1%。1991-1999年货币供给量增长率全部在2%-4%左右徘徊，年均增长率仅为2.59%，利率的一降再降，使日本陷入了货币政策完全失效的“流动性陷阱”。
（二）扩张性财政政策
从1992年8月至2000年10月，日本政府先后九次实施景气对策，动用的财政资金规模达129.1万亿日元。就前六次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失业率并没有下降，经济回升极为乏力。虽然1996年度在“提前消费”等因素的作用下，日本GDP实际增长率一度达到3%以上，但1997年4月在财政重建计划下，日本政府采取了提高消费税（由3%提至5%）、增加社会保险费、终止所得税特别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紧缩性财政政策，这使得居民消费和政府开支的增长速度从1996年的2.9%和4.3%下降到1997年的1.1%和-5.6%，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997年的0.8%，经济重新陷入通货紧缩之中。
力度强大、规模空前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没有启动萎缩的投资需求和低迷的消费需求，反而造成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急聚扩大，财政危机恶化。1998年末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10%，1999年国债依存度高达43%，政府债务余额相当于当年GDP的1.2倍。日益难以承受的赤字和政府债务导致财政政策运营空间缩小，再加上小泉新政府限制国债发行和实现非国债项目财政收支平衡的新政策，可以预见，日本经济通货紧缩无法避免一定时期的持续性甚至恶化。
二、通货紧缩的持续性：预期的解释及其他
日本通货紧缩产生的历史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兴起和破灭，“失去的十年（巴威尔，卡托拉斯，1998）”间经济增长持续低迷。1991年2月-1993年10月为31个月的“平成萧条期”，1993年10月-1997年3月为41个月的扩张期（1996年有一短命的复苏），1997年3月-1999年4月为25个月的衰退期，2000-2001年间的复苏仍将是“动力不足的和不平衡的”，并面临显著回落的风险。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内的景气对策非但没有达到治理通货紧缩的预期，反而使日本陷入“流动性陷阱”和“财政政策的囚徒困境”，结果是经济景气对策的不断强化和经济萧条的超长期化形成鲜明对比。原因何在？
（一）异质预期的紧缩剂作用
异质预期(heterogenous expection)是指同样的信息（如政策内容），对风险厌恶、中性和偏好者来说，其处理的结果往往有所不同。而对风险的态度往往与经济景气紧密相关，进而影响预期对经济景气的间接作用。经济景气时持有资产的交易者会期望将来有其他交易者出更高的价钱，刺激资产价格上升，投资增加的同时也产生了投机泡沫；当泡沫崩溃时，异质预期又会使悲观投资者以最低的价钱成交，使资产的价格一再降低。因此，异质预期在经济扩张时起到加速器的作用，而在经济收缩时又起到了紧缩的作用。
首先是公众的预期。日本经济增长的长期下降使得公众产生了未来收入下降的预期，由于P>Pe/(l+i)［P为当期物价水平，Pe/(l+i)为贴现后的预期未来物价水平，i为市场利率］，理性公众会减少当前消费而尽可能地增加储蓄以备未来消费，从而迫使P下降并造成总需求不足。日本总务省2000年度对普通公司职员家庭生活费用调查显示，每户平均消费341335日元，排除物价变动的影响，实际上比前年减少0.4%。支出萎缩主要受收入减少的影响，家庭实际收入同比减少1.5%，扣除税金和社会保险等消费性支出后，实际可使用部分减少了1.5%，连续4年保持负增长的局面。就日本放松银根政策而言，降低利率因降低边际消费倾向而对刺激当期消费无作用，最终低利率“真空”状况也无法动摇日本显著的净储蓄群体的“有备无患”原则。面对大幅增加的财政支出、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政府债务的隔代负担、今天减税将来增税等等问题，公众对未来产生了谨慎的预期，严重影响了预期的政策目标和效应。
其次是企业的预期。愈演愈烈的通货紧缩恶化了企业经营环境，国内需求不足导致的低收益和高风险的投资预期使得企业的投资需求即使在零利率下也无法启动。日本经济新闻社1999年对2783家企业进行了一次民间企业设备投资计划的调查，结果表明，1999年度企业设备投资的计划额与1998年度的实际金额相比下降了7.5%，其中制造业下降10.1%，非制造业下降5.7%。2000年初日本经济出现复苏迹象，7月日银公布的“短期景气观察调查”显示，大型企业对景气的乐观程度为近3年来之最，他们纷纷表示有意增加投资支出。可见，未来预期和投资信心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投资决策，并决定了是否与政府政策意图相一致。
再者是金融机构的预期。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重要环节，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和“惜贷”行为是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远低于基础货币增长速度的重要原因。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的不良债权问题逐渐暴露，一系列金融机构的倒闭严重影响了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降低了日本经济的货币乘数。考虑到金融危机和紧缩的冲击、企业借贷风险的加大，金融机构为达到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并维护自身信用，即出于谨慎性原则也倾向于信贷紧缩。货币传导机制的不畅使得日银预期的低利率货币政策陷入“降低——无效——再降低——失效”的恶性循环。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紧缩形势下，社会已经产生了不良的经济预期，企业的投资需求、居民的消费需求纷纷出现萎缩，大量资金被储存起来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速下降，而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对日银扩张性货币政策有抵消作用。日银不能从数量上精确地控制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而只能引导它的变化来符合自己的政策意图，因此，就日银目前转向扩大货币供应量的金融创新政策来说，其有效性也可能会受到依然存在的低货币流通速度的负作用。
（二）政策不连贯性和时滞性的影响
国内需求不足、低迷的投资和消费信心抑制了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而这又与政府的政策行为紧密相关。
一方面，政策的多变反复将强化公众的不确定预期，甚至对预期产生误导，形成不良经济环境下的异质预期。由于日本经济持续停滞，间歇复苏不够强劲，日本公众和企业的经济行为还有相当的脆弱性，较易受环境变动和政策变动的冲击。
在经济衰退初期，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1996年日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实际GDP增长达到3.9%。日本政府对此次景气恢复估计错误，认为经济已回到自律发展，急于进行经济改革、财政重组。1996年起就实行了紧缩财政政策，削减公共投资。据统计，1997年公共投资比1996年降低了2万亿日元，抑制了投资资金的扩大。同时消费税的提高使消费更疲软，内需萎缩。1997年由松变紧的财政政策致使刚复苏的经济又重新陷入危机。从1999年2月开始，日银直接实行“零利率政策”。当经济增长速度由负转正时，日银于2000年8月解除了这一政策。2000年受美国经济下降影响，日本经济回复势头受挫。2001年日本宣布经济陷入紧缩状态，日银进一步放松利率并决定扩大资金供给量注入刺激活力，宏观判断的波动以及政策反复使得公众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依然悲观。
另一方面，政策时滞性会导致政策效应不当，公众对政策取向不明，强化不确定预期的同时可能会使时滞变长，对政策效应产生重要影响。反之，政策时滞的存在又可能强化公众的预期。尤其是财政政策中的公共投资，是定位于增强供给能力的长远战略观点，而在短期的治理中难以起到预期的“立竿见影”的效果。1999年日本政府除了决定投入5000亿日元的财政资金来缓解失业问题之外，同时还编制规模在10万亿日元左右的大型补充预算以防止公共投资出现“缺粮断氧”的问题。然而，从实际操作角度看，预算通过到资金到位，再到企业设备和个人消费的启动，这一“时间差”很可能导致景气出现重新倒退，或原有衰退的持续恶化而使上述的景气对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公众先前对这一政策的观望或不良预期以及时滞带来的“效果不一致性”巩固或改变原有预期，最终形成削弱政策效应并再次紧缩的作用力量。
三、预期的影响因素与可信度投资
综上可知，公众（或企业、金融机构等主体）的预期将决定或改变自己的策略选择；公众的预期将影响到政府的预期和选择，即预期也是相互作用的；公众预期的存在将影响政策效应及政策时滞。在实际的政策博奕中，经济主体的预期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其一，公众的学习过程将决定其预期是否接近理性。
其二，公众所获得的信息将决定预期的准确性和范围。
其三，当前的宏观经济景气状况和未来不确定性的大小将影响到人们的异质预期。预期是对未来的预测，是依据于对过去和现在经济变量的实际观测，并考虑到不确定因素的作用。
其四，政府的政策选择和政策可信度。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政策可信度是指政策可以被公众信任的特性，有别于反映政策制定者对通货膨胀态度的政府信誉概念，这里使用政策可信度，本身是不带有价值判断的，着重于政策可信任的程度，而不管它是紧缩性还是扩张性政策，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通货膨胀的政策。政府所公布的和选择的政策目标和工具，将对公众的预期产生一种导向，政策可信度越高，对公众预期形成和决策行为的引导作用越大，其政策效果就越好，反之，其可信度越低，政策对公众预期形成和决策行为的引导作用越小，政策效应就越差。
（一）政策计划目标变动大，披露信息准确度低，则政策可信度低
在宏观金融领域，库克曼(Cukieman,1992)提出以央行和计划货币增长率与同期公众预期之差的绝对值的负值来度量政策可信度，即
。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央行计划货币增长率与公众预期两者相等是偶然的，不相等却是经常的，因而政策常是不完全可信的。1992年以来，日银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由于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和政府利益的调整，双方不对称信息使得公众对“政策选择总是持一种观望和彷徨，特别是财政的一度收紧和货币利率的回调，这种怀疑进一步上升，因此，政策目标和选择重大变动时政府可信度较低，要取信于民就应避免政策多变对可信度的损害。另外，在政策同方向和同性质的变动时可以优先选择微调的方式。日银调息的货币政策除了降低融资成本外，还希望在改变储蓄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同时调整市场的预期，因此利率调整不能快速到位。在实际操作中，利率降低间隔的时间太长，次数太少，结果没有改变公众预期，反而造成经济政策的不断波动。公众只能从所观察到的变化的政策行为来不断积累不确定性。
政策可信度的提高还有赖于政策的透明度。增强公众对政府政策目标、措施和效果全面和正确的理解，可以减少公众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政策对公众预期的引导作用。当然，政策透明度包括公布信息准确可靠，这就要求日银提高对公众需求波动的把握、对货币需求的预测精度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精度。
（二）重复博弈中政策可信度投资的价值较大
在经济政策博弈中，正如日本景气对策目标设定和效果呈现过程体现的一样，建立一个好信誉以及可信度强的政策对政府来说至关重要。对政府来说，可信度的建立实际上是在向公众发信号，有利于公众形成与政策目标一致的预期。可以被信任将使政府在经济政策的动态博奕中长期受益，这是通过影响和改变公众对政府的预期，因而改变其未来的行动而起作用的。为了获得长期、较大的未来收益，为了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政府愿意接受当前较低收益和损失进行可信度投资。
对日本政府而言，姑且不论政权频繁更替对政府形象和能力的影响，经济政策的经常性失效将大大有损于其可信度，付出了成本。毕竟，对于政府和公众等经济主体，经济政策的选择和效应这一博弈行为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重复的，重复博弈的次数越大，一个强的可信度的价值越大，可信度投资就越有益。面临通货紧缩的持续过程，可能正如费雪(Fish)指出，“紧缩具有越来越严重的自我加速的恶性循环特征”。日本政府在及时有效治理的同时立足长远的可信度投资恐怕应是一个战略策略了。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日本紧缩经济开出的药方是激进的货币政策。他指出，降低名义利率和提高预期通货膨胀率是防止紧缩的两条途径。前者由于流动性陷阱导致调整作用完全丧失，故必须用通胀治理紧缩。应该允许和鼓励一定的通胀，规定一个合理的长期的通胀率并在公开市场上买入长期国债以保持治理有效，可以看出，Krugman仍然强调了预期在货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一定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在将经济拉出紧缩的同时，当然也可能引发较高的通货膨胀，正所谓“过犹不及”。然而人们更关注的是：当日本公布的政策目标的可信度较低时，趋向更高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目标变动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公众所识别。因而，刺激经济复苏的时间也将被延长。
收稿日期：2001-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