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主客图》与唐人诗歌流派观念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人论文,流派论文,诗人论文,主客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11－0070－05
晚唐五代时期，与政治动荡的复杂多变相一致，诗歌创作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大家名家被众多中小成就的诗人所掩盖，诗人诗作较盛中唐时代明显增多，风格更加复杂多变，各种类型或大或小的诗人组合或诗人群体活动频繁成为这一时代突出的特征。与此相一致，晚唐五代时期人们论诗时溯源流、别流派，有意识地将风格相近或有传承关系的诗人们联系起来，诗人群体与诗歌流派意识已初现端倪。
一
五代张洎在《项斯诗集序》中曰：“吴中张水部为律格诗，尤工於匠物，字清意远，不涉旧体，天下莫能窥其奥，唯朱庆馀一人亲授其旨。沿流而下，则有任蕃、陈标、章孝标、倪胜、司空图等，咸及门焉。宝历、开成之际，君声价籍甚，时特为水部之所知赏，故其诗格颇与水部相类，词清妙而句美丽奇绝，盖得於意表，迨非常情所及。故郑少师薰云：‘项斯逢水部，谁道不关情。’又杨祭酒敬之云：‘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於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唐文拾遗》卷四十七）[1](P10906)此即尊张籍为宗主，朱庆馀为嫡传，并视晚唐诗人项斯、任蕃、章孝标、倪胜、司空图等为同流，传承层次清晰，后世诗论家通常称谓的晚唐“张籍一派”即由此而发端。
五代王赞评论晚唐诗人方干时云：“吴越故多诗人，未有新定方干擅名於杭越，流声於京洛。……先是丹阳有南阳张祜，差前於生。其诗发言横肆，皆吴越之遗逸。子尝较之，张祜升杜甫之堂，方干人钱起之室矣。”[2](P9070)则在注重风格传承的同时，更进一步注意到诗人地域分布方面的因素，开后世所言吴越诗人群体、吴中诗派等称谓之先声。
二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中首次明确地、系统性地对中晚唐众多诗人进行流派划分的是晚唐诗人张为。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以法度一则”为标准，首次明确地从风格和传承的角度对中晚唐诗人进行派别上的区分，确立了唐诗流派理论之雏形，同时也成为后世诗歌流派学说之滥觞。
全书将中晚唐诗人分为六派，别以主客，所谓“主”者，乃白居易、孟云卿、李益、鲍溶、盂郊、武元衡，余皆为“客”，其中依其品评复有“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之殊，共计89人，今阙落5人，实存84人。
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五曾引录《诗人主客图》中内容，于“张为”条下云：
为作《诗人主客图》序曰：若主人门下处其客者，以法度一则也。
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上入室，杨乘；入室张祜、羊士谔、元稹；升堂，卢仝、顾况、沈亚之；及门，费冠卿、皇甫松、殷尧藩、施肩吾、周元范、祝元膺、徐凝、朱可名、陈标、童翰卿。
以孟云卿为高古奥逸主，上入室，韦应物；入室，李贺、杜牧、李馀、刘猛、李涉、胡幽贞；升堂，李观、贾驰、李宣古、曹邺、刘驾、孟迟；及门，陈陶、韦楚老。
以李益为清奇雅正主，上入室，苏郁；入室，郑畋、僧清塞、卢休、于鹄、杨洵美、张籍、杨巨源、杨敬之、僧无可、姚合；升堂，方干、马戴、任藩、贾岛、厉玄、项斯、薛涛；及门则僧良
、潘咸、于武陵、詹雄、卫毕、僧志定、喻凫、朱庆馀。
以孟郊为清奇僻苦主，上入室，陈陶、周朴；及门，则刘得仁、李溟。
以鲍溶为博解宏拔主，上入室，李群玉；入室，司马退之、张为。
以武元衡为瑰奇美丽主，上入室，刘禹锡；入室。赵嘏、长孙佐辅、曹唐；升堂，卢频、陈羽、许浑、张萧远；及门，张陵、章孝标、雍陶、周祚、袁不约。[3](p2183－2184)
三
宋代目录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二《唐诗主客图》解题中认为“近世诗派之说殆出于此”，对张为在诗歌流派理论方面的首创之功予以肯定，但对张为对中晚唐诗人的取舍划分不甚满意，以为“要皆有未然者”[4](P645)。后世学者对《诗人主客图》的评论也基本上不离此两方面。
如明代两位诗论大家对《诗人主客图》之评价，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云：“唐人好集诗句为图，今唯张为《主客》，散见类书中，自馀悉不传。……唐人诗话今传者绝少，孟棨《本事诗》，小说家流也。惟殷璠、高仲武颇有论断。张为《诗人主客图》，义例迂僻，良堪喷饭。然其所诠，亦自有意，特创为主客之说，与锺嵘谓某源出某者，同一谬悠耳。”[5](P166－167)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二：“《诗人主客图》一卷，张为撰。立诗家六人为主，馀分入室、升堂、及门为客。……各录其诗一二联，如近世所云诗派者然。”胡震亨进而评论道：“张为《主客》一图，妄分流派，谬僻尤甚。唐人工诗，而诗话若此，有不可晓者”[6](P329－330)；并以《诗人主客图》的划分为例证，指出了在唐代诗歌创作取得的成就与诗歌创作的经验总结即在诗歌理论方面的成就不一致的问题。
清一代文坛宗主纪昀认为“张为创立《诗人主客图》，乃明分畦畛”（《田侯松岩诗序》）[7](P201)。对张为分门别派的做法予以肯定。但纪昀对张为对诗人具体的划分取舍持存疑态度，纪昀评论道：“顾其分合去取之间，往往与人意不相惬，岂如《诗品》源出某某之类。约略臆测耶？抑为去诸人甚近，其说或有所受耶？”（《张为〈主客图〉序》）[7](P181)
清人李调元评论大致如此，“宋人诗派之说实本于此。……兹则落落仅此数人，于唐代诗人中未及十分之三四。即所引诸人之诗，亦非其集中之杰出者，或第就其耳目所及而次第之，故不繁称博引也”[8](P70)。李对张为仅收录少数诗人而忽略众多大家名家做法的原因进行了猜测，认为是“就其耳目所及而次第之”。
清李光廷《诗人主客图》跋曰：“此体为创见，所以流传不废也。”又曰：“篇中诸人大约时代接近，非该有唐一代。唐人选诗如殷瑶之《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皆就所见选之，不得讥其遗漏。惟时各人佳篇，均不止此，所去寥寥，亦不足以定其人之诗。”[9]李光廷则认为张为的做法与唐代诗选家殷璠、高仲武一脉相传，都是“皆就所见选之”，也就是指出了唐代诗选家视野较为局促的不足。
由上可知，后人针对《诗人主客图》的费解和猜疑，有很多原因。
首先，今本《诗人主客图》为后人所辑的残本，所评诗人的作品散佚甚多，有些诗人甚至是倚仗是书得以存名及存诗，并且除标目和诗例外，无任何说明文字，作者原意，后人无从知晓，所以自然会有不解。
其次，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审美情趣和鉴赏标准，这种差别可能会很大，所以导致异代的不解。当然，即便是同一时代，不同人的鉴赏眼光也有很大的差异，况且，同一诗人往往身兼多种风格，若视角有所差异，所得结论自然有所不同。
最后，正如纪昀评《诗人主客图》时所言：“夫儒者识见，系乎学问之浅深”（《张为〈主客图〉序》）[7](P181)，评论者见识学养之高下更是能直接影响其论断的水平，同时对古代文献的态度也会影响评论的公允程度。
因此，后人对于《诗人主客图》中主、客关系排列及评诗标准之失当或费解处，有所批评与指责的实质，乃为历史的真实与文学史中的总结之间的差别，唐人对唐诗的认识与后人对唐诗的认识之间的差别，《诗人主客图》作者张为与后代评论家对唐诗理解的差别。
四
“流派论的提出，一向被认为是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10](P153)《诗人主客图》是对中晚唐诗坛予以总体把握，明确将众多诗人分门别类，从而概括归纳出中晚唐时期诗歌创作的流派来。作为第一部论述唐诗流派的理论著作，张为《诗人主客图》更对后世诗派的自觉建构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是故历代诗论家对《诗人主客图》诗歌流派理论建设方面的首创之功多予以肯定。
从总体上讲，《诗人主客图》虽为一家之言，后人评论不尽相同，作为唐代第一部系统论述风格流派的著作，张为《诗人主客图》之缺憾并不能掩盖其整体上反映中晚唐时期的诗歌的风格、流派及传承状况的合理性。我们试就其区分流派、辨析渊源的内涵与价值稍作探究。
第一，广大教化主。若从整体上讲，以白居易为主的广大教化一门与政教讽寓有关。吴融《禅月集序》云：“夫诗之作者，善善则咏颂之，恶恶则风刺之。苟不能本此二者，韵虽甚切，犹土木偶不生於气血，何所尚哉！自风雅之道息，为五言七言诗者，皆率拘以句度属对焉。既有所拘，则演情叙事不尽矣。且歌与诗，其道一也。然诗之所拘悉无之，足得於意。取非常语，语非常意，意又尽则为善矣。国朝为能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盖气骨高举，不失颂咏风刺之道。厥後白乐天为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昔张为作诗图五层，以白氏为广大教化主，不错矣。”[11](P8643)入室中之元稹之于白居易，自不必多说，同以讽谕诗著称。至于张祜，陆龟蒙曾评曰：“元和中作宫体小诗，辞曲艳发，当时轻薄之流能其才，合噪得誉。及老大，稍窥建安风格，诵《乐府录》，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间出，谏讽怨谲，时与六义相左右”（《和过张祜处士丹阳故居诗序》）[12](P7240)，可知张祜的讽谕之作同样受人重视。升堂中的卢仝以《月蚀》诗闻名，《新唐书·卢仝传》曰：“仝自号玉川子，尝为《月蚀诗》，以讥切元和逆党，（韩）愈称其工。”[13](P2568)可见卢仝仍是以讽谕之作为人所认可。而顾况的《上古之什补亡训传》、沈亚之的《文祝延》，或刺或美，同时关乎教化之作。张为广大教化一门共录十八人，仅次于清奇雅正一门，这也较真实地反映出了白居易在晚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事实。
第二，高古奥逸主。以孟云卿为主的高古奥逸一门，实际为长于古体诗歌创作的一派。如孟云卿，杜甫曾赞誉道：“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一饭未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解闷十二首》之六）孟诗以高古见称，上入室的韦应物也以五古著称，且与孟云卿为挚友。入室的李馀、刘猛，以古体乐府诗见称。升堂中的曹邺、刘驾，《唐摭言》卷四云：“刘驾与曹邺为友，俱攻古风诗。”[14](P92)及门中的韦楚老，《唐才子传》卷六称：“工诗，气既淳雄，语亦豪健。众作古乐府居多。”[15](P160)至于晚唐大家李贺与杜牧，虽然各体俱佳，但张为在此所看重的是其古体诗歌创作的成就，故列为入室。
第三，清奇僻苦主。以孟郊为主清奇僻苦一门，所举人数较少，或已遗失，均为命运蹇促，诗风僻苦之士。上入室陈陶，屡试不第，后隐于洪洲西山，《唐才子传》卷八称其“尝举进士辄下，为诗云：‘中原不是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颇负壮怀，志远心旷，遂高居不求进达，恣游名山，自称‘三教布衣’”[15](P415)。诗人方干称其：“寿尽天年命不通，钓溪吟月便成翁”（《哭江西处士陈陶》），其诗多有苦寒之语。周朴，亦为苦寒之士，与张为友善。林嵩《周朴诗集序》言：“迂僻而贫，聋瞽不重。高傲纵逸，林观宇宙。视富贵如浮云，蔑珪璋如草芥。惟山僧钓叟，相与往还。蓬门芦户，不庇风雨。稔不秔，歉不变，晏如也。诗人张为尝贻先生诗曰：‘到处只闭户，逢君便展眉。’”[16](P8741)《唐诗纪事》卷七一言：“性喜吟诗，尤尚苦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联一句，则忻然自快。”[17](P2363)及门刘得仁，虽为贵主之子，兄弟皆居显位，但其出入举场三十年未得一第。刘得仁的命运引起后人的深深同情，晚唐杜荀鹤有诗曰：“岂能诗苦者，便是命羁人。……多应衔恨骨，千古不为尘。”（《哭刘得仁》）刘得仁诗作也多愁苦呻吟之语。李溟，存诗仅见《诗人主客图》中一首，从诗意看，亦属失意文人之畴。
第四，博解宏拔主。以鲍溶为主的博解宏拔一门，仅录四人，除司马退之仅存诗一首外其余仍是有迹可寻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云：“鲍溶字德源。元和四年中进士第。集中有《别韩博士愈》诗，云：‘不知无声泪，中感一顾厚。’盖退之所尝推激也。张为谓溶诗气力洪赡，博识清度，雅正高古，众才无不备具。曾子固亦爱其诗清约谨严而违理者少。”[18](P899－900)此评可以看作“博解宏拔”含义之注脚。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一《鲍溶诗集》提要中评曰：“溶诗在后世不甚著，然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溶为博解宏拔主，以李群玉为上入室，而为与司马退之二人同居入室之列，则当时固绝重之也。”[19](P2019)鲍溶在唐宋时确有诗名，宋人阮阅《诗话总龟》卷十载：“欧阳文忠公酷爱鲍溶诗，《山中寒思》一篇最佳……文忠晚得，恨见之迟。”[20](P1538)北宋曾巩《鲍溶诗集目录序》亦云：“溶诗尤清约谨严，而违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21](P192)由此可见鲍溶在唐宋时的影响。上入室李群玉，郑处约《李群玉守弘文馆校书郎敕》云：“吐妍词于丽则，动清律于风骚。冥鸿不归，羽翰自逸，雾豹远踪，文采益奇。”[14](P8312)《唐摭言》卷十称其“诗篇妍丽，才力遒健”[23](P216)，《唐才子传》卷七云：“群玉，字文山，澧州人也。清才旷逸，不乐仕进，专以吟咏自适。诗笔遒丽，文体丰妍。……格调清越，而多登山临水、怀人送归之制。”[15](P389－390)《中晚唐诗叩弹集》：“文山诗笔妍丽，五言长篇尤佳，只嫌一色少变化耳。然于晚唐诸家，最为超迈。”[23]以上对李群玉的评论与后人评论鲍溶多有相近，故张为将其与鲍溶同列为博解宏拔之门。
第五，瑰奇美丽主。以武元衡为主的瑰奇美丽一门，后人对此存疑较多者多认为武元衡的诗名或不及中唐刘禹锡这样的大家，甚至不及赵嘏、曹唐、章孝标、雍陶等晚唐名家。其实武元衡在当时不仅位高权重，诗歌也声名显赫。《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八本传载：“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24](P4161)，说明其诗歌易于咏歌，富于音乐节奏之美。至于“瑰齐美丽”之意，从后人对武氏诗歌的评论中可知其详。《唐诗品》曰：“伯苍词锋艳发，如青萍出匣，所向辄利。意度鲜华，如芳兰独秀，彩思绵绵。五言长调，当时竟称绝艺。其在元和诸子，自权相而下，丰美孤高，此当独步。”[25](P3023－3024)《唐音癸签》卷七曰：“武相（元衡）宦达后工诗，虽致理未绵，时复露鲜华之度。”[6](P65)由上可知，张为以武元衡为瑰奇美丽主，也是名实相称的。
五
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将姚合与贾岛同列于清奇雅正之主李益的门下，其中将姚合与张籍、杨巨源等十人同列为入室，贾岛与方干、马戴、厉玄、项斯等七人列为升堂，喻凫、朱庆馀等列为及门。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将姚贾二人相关联的记载，以此可见晚唐时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二人诗歌总体风格的相近之处，同时张为也大致勾勒出他心目中晚唐时期与姚合贾岛二人诗风相近的诗人群体的名单。
以李益为主的清奇雅正一门所收基本上都是中晚唐时期精于五律创作的诗人，其中有张籍、姚合、贾岛这样的大家，也有方干、马戴、项斯、朱庆馀这样的晚唐名家，大致反映了中晚唐具有清奇雅正风格的五言律诗传承的基本阵容与演变的主要趋势。
清奇雅正一门中共收二十七位诗人，为所列六类中人数最多的一类，如实地反映出了清奇雅正风格以及五言律诗创作在中晚唐时期清的主流地位。其中刘畋、卢休、杨洵美、僧良、詹雄、卫準、僧志定七人仅依据《诗人主客图》存诗或断句寥寥数则，已无法推断其真实的地位和成就。若根据与姚合、贾岛二人的交游唱和情况来划分，可以区分为两大类：
与姚贾没有交往唱和的：苏郁、于鹄、任蕃、薛涛、潘诚、于武陵、郑畋、卢休、杨洵美、僧良、詹雄、卫准、僧志定十三人。
与姚贾有诗歌交往唱和的：李益、清塞、张籍、杨巨源、杨敬之、无可、方干、马戴、厉玄、项斯、喻凫、朱庆馀十二人。
若以风格论，清奇雅正一门基本反映了与姚贾风格近似的中晚唐诗人的状况，若以流派论，张为《诗人主客图》清奇雅正一门除却与姚贾没有交游唱和或曰共同创作经历的诗人，则可将其余与姚贾有诗歌交往唱和的诗人视为同一流派。这些诗人大致反映了与姚贾诗人群体的基本阵容，交往频繁程度虽然各异，但与姚贾同时的有交往的一些重要诗人大致如此，如清塞、无可、方干、马戴、喻凫，以及张籍、杨巨源、厉玄、项斯、朱庆馀等。
当然，这一流派成员与我们目前所达成的共识尚有一定的差异，主要在于张为在《诗人主客图》中将张籍与姚合、贾岛的风格在总体上视为一致的缘故，而后世诗论者对于此一阵容又进一步加以辨析。与后世学者不同的是，张为更看重姚、贾与张籍在五律创作中风格的共同之处，而后世评论者则更多地注重他们的差别。方回、杨慎乃至清代李怀民兄弟即沿此而下，在张为“清奇雅正主”的基本框架下，析出“晚唐二派说”对张籍及其后学与姚贾及其后学分别加以论述。由此，张为“清奇雅正”一门内，又将主要学姚贾的清塞、无可、方干、马戴、喻凫等与主要学张籍的杨巨源、杨敬之、厉玄、项斯、朱庆馀等分为两派，后人所谓“晚唐二派说”即由此衍生而来。可以说，《诗人主客图》首次明确了姚贾诗人群体及诗歌流派的传承、风格和大致阵容，对于姚贾诗人群体、姚贾诗派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自20世纪至今，学界对于晚唐五言律诗创作主体的认识，经历了由将姚合、贾岛区分辨析到将姚合贾岛趋同的认识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又经历了由张籍、姚贾区分辨析到将张籍、姚合、贾岛等量齐观的认识过程，经过百年众多学者反复深入的探索，最终的认识与晚唐诗人张为不谋而合，由此更可见张为《诗人主客图》的独特价值所在。
总之，张为《诗人主客图》首次明确地对中晚唐诗人进行派别上的区分。张为《诗人主客图》的划分具有区分风格流派、辨析渊源传承、品第诗人高下的意图，《诗人主客图》的产生标志着唐人风格流派意识的形成。《诗人主客图》首次明确总结了姚贾、元白等诗歌流派的总体风格并初步确立了该诗派的基本阵容，后人虽有论述之详略、人员之增减、风格之认定等种种差异，但终未能摆脱《诗人主客图》所限定之大致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