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时期英国文化娱乐活动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英国论文,时期论文,文化娱乐活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0）03—0116—06
经过漫长黑暗的中世纪，15、16世纪人类开始走向光明。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滥觞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此时在欧洲广为传播，它给沉闷的欧洲吹来了一缕清新之风；接踵而来的是地理大发现，它使原先处于隔绝状态的新大陆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与前二者相偕而至的是宗教改革，在一片反对罗马教廷的怒涛声中，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也正是由于这种种巨变，使得15、16世纪在人类历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在以上这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英国这一时期也产生了重大变化，对于其间英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和海外扩张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然而，对于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文化娱乐活动的研究却付之阙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英国的整体把握。有鉴于此，笔者将在本文中对15、16世纪的英国文化娱乐活动作一系统考察，重现这一时期英国人文化娱乐活动的原貌，并揭示当时多重历史因素对其所造成的影响。由于15、16世纪前后的英国主要处于都铎王朝的统治之下，因而为了研究的便利，我们将直接考察英国都铎时期的文化娱乐活动。不过，由于国内同类研究尚不多见，而国外这方面的资料也相对零散，因而本文将以实证工作为主体，即主要梳理各种史料，回复都铎时期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原貌，自然，在这种实证研究中我们也将不可避免地对这些活动作出评价。此外，由于文化娱乐活动包容甚广，因而我们在研究中只能重点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活动来加以考察。
一、复活“人性”的戏剧
在中世纪，教会实行的是虚伪的禁欲主义，因此上演的戏剧也基本上是进行宗教说教的奇迹剧（miracleplay ）和道德剧（moralityplay）。但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戏剧舞台逐渐开始产生变化，正如都铎时期的著名史学家斯托所说：“这些舞台剧被后来的悲剧、喜剧、幕间插剧、历史剧所取代。”[1]奇迹剧、道德剧被取代是必然的，因为虽然它们富丽堂皇，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在表现上帝的“全知全能”，充满了说教意味，而其中晦涩的比喻、连篇的废话更是令人生厌，因此“如何把乏味呆板的道德剧转化为多变化的、生动活泼的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需要另一个世纪的尝试和创造。”[2]
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和人文主义的传播，观众和戏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众“具有欢迎演出爱情故事的情绪，想要小丑与国王在一起演出的强烈幽默感，喜欢修辞的浮夸作风，欣赏暴力演出的蓬勃精力”；[3] 而剧作家也迎合人们的口味写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人文主义戏剧。到16世纪中后期，人文主义戏剧空前繁荣起来。以马洛为代表的一批剧作家拉开了英国戏剧黄金时代的大幕，他们的戏剧反映了时代精神，其代表作既有反映资产阶级追求财富的《马尔他岛的犹太人》，也有反对蒙昧、提倡理性的《浮士德》。人文主义戏剧的集大成者是莎士比亚，他在自己的30多部作品中歌颂了爱情自由，褒扬了爱国、正义和理性。他的戏剧无论取材于现实还是历史，都能适应时代风格作出全新的表述和诠释，因此也深深地吸引了观众。
都铎时期戏剧的繁荣只是一个方面，这并不能掩盖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坎坷境遇。1576年以前，英国还没有一家永久性剧院，每当演出时都要搭临时戏台，演员也是东拼西凑，次要角色就由一些市民或乡民扮演。在剧团四处流动时，“尽管这些流浪演员的演出并不完美”，“但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到处都有观众。”[4]不过， 当时由于圈地运动使流民很多，政府对流民的态度非常严厉，对流动剧团也同样忌讳，如果剧团不能得到保护就很有可能被取缔，好在许多权贵甚至王室成员都喜欢看戏，因而愿意充当庇护人的角色。然而，反对之声也总是不绝于耳，这主要来自于城市政府和清教徒。政府认为演出会破坏城市秩序，导致人们游手好闲甚至传播黑死病，但由于剧团受到权贵的庇护，城市政府也不轻易招惹是非。1576年，伯比奇建立了英国第一家永久性剧院，正是为了免受城市干涉，它刚好建在伦敦城界之外。而清教徒的反对则主要来自道义方面，他们认为演员是懒散堕落的传播者，是“嗡嗡叫的雄蜂”，“是口是心非的人”。
都铎时期的剧院没有屋顶，只有一个楼筒，在楼筒的内壁建有几层楼座，富有的观众花3便士在楼座观看，而没有钱的人则花1便士围住舞台的前面和两边欣赏凶杀、强奸、打斗、恋爱和幽默剧表演。舞台的背面是后台，后台用来换装或者操纵各种道具、机关。每逢演出，剧院吹起号角，男女老幼便熙熙攘攘地涌向剧院，有些人甚至会逃避礼拜跑到戏院里找快乐。当时也有相当多的妇女去看戏，虽然教会宣称男女混杂会引起诱惑，但仍然阻挡不住她们。她们甚至像男人一样一边看戏一边抽烟斗，对此教会尤其愤怒。但正是这些热情的观众给戏剧注入了活力，到1595年，仅伦敦的剧院每周就可吸引1.5万名观众。 有观察者说：“就这一时期的滑稽演员和舞台演员而言，他们的前辈是贫穷而无知的。”[5]确实，在当时，演员无论是才艺还是财富都已今非昔比， 伯比奇、莎士比亚等都成了戏院老板，甚至经常出入于豪门或宫廷之中。
英国戏剧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的繁荣是有其深层原因的，概括起来说，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深埋了很久的“人性”开始复苏，一旦去除去了心灵上的束缚和障碍，人们自然会勇于追求刺激与快乐；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扩大，其国家总体来说较为富足，这使得人们有可能拿出钱来享受生活。
二、欢乐的英国——音乐及舞蹈
埃尔顿勋爵在研究都铎王朝史时曾说过：“比绘画甚至是建筑艺术更杰出的是音乐的发展。”[6]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16世纪的英国，音乐家生活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受到日益增多的慷慨赞助，“而这些赞助人大部分又来自都铎王室本身”。[7] 亨利七世的王家小教堂，就有唱诗班和教堂乐队，他对它们关照有加。亨利八世也同样喜欢赞助俗乐和圣乐，他有一个阵容稳定的乐队，他本人甚至如朝臣所奉承的那样，是一个出色的歌手和长笛小键琴演奏家。他的孩子们也保持了他的传统，爱德华六世有65个常雇的音乐家，[8] 伊丽莎白也是音乐热心的赞助人。正是由于这些君主的支持，英国宫廷音乐才得以长盛不衰。1540年，著名音乐家特利斯加入王家教堂，紧随其后的还有声名显赫的拜尔德、布尔等人，他们“在英国教堂音乐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9]王家乐队也同样提供世俗音乐， 当伊丽莎白一世进膳时，通常有几十个乐手为她演奏半小时，这些乐手有很多来自于意大利，这有助于英国接触到新音乐。
由于王室的庇护，教堂音乐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拜尔德曾公开宣称不信国教，但他还是成为王家教堂的风琴演奏家，使意大利音乐对英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利斯也贡献了高水平的教堂音乐。即使经过宗教改革，英国宗教音乐也保持了繁荣的势头。玛丽时期，宗教音乐带上了许多天主教气息，人们担心随着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继位，宗教音乐会消失，然而直到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末期，宗教音乐的地位都还是巩固的，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英国宗教改革的兼容性。事实上，按大陆新教的要求，像英国教堂中那种大规模的宗教音乐是不可想像的，然而对于英国的当权者而言，也许是爱好音乐的天性压倒了宗教的要求，因此“尽管发生了宗教改革，圣乐依然繁荣”，“英国教堂音乐的名声也一直居高不下”。[10]
教堂音乐的繁荣不仅体现在王家教堂中，在其他大教堂和学院中，宗教音乐合唱团也是必不可少的，以致“国教礼拜式几可匹敌欧陆天主教的圣乐飘飘和高贵尊严，甚至清教徒服从加尔文之领导，亦赞成会众齐唱赞美歌”。他们在歌唱中不仅表达对上帝的爱，更传播了一种尘世大众的快乐。和大教堂相比，普通教堂虽没有华丽堂皇的乐队，但宗教音乐同样流行。在普通教堂中，在一些业余乐手奏乐引导下，业余合唱团的成员放声歌唱。
声乐在这个时代也有长足的进步，在世俗舞台和宗教场合它独树一帜，无伴奏的合唱曲和用琉特琴或古钢琴伴奏的单声唱曲都非常流行。都铎时期的家庭中，特别是绅士和中等阶级的家中，一般都能进行多声部的歌唱。普通居民家中音乐可能要少些，但歌声也并不缺乏。不过这一时期，器乐仍然只用于伴奏或自娱自乐，还没有成为单独的表演形式。
与音乐相关的是舞蹈，当时几乎每个人都喜欢跳舞，按罗伯特·伯顿的说法，这里面还包括“脚趾头比牙齿多的老人老妇在内”。都铎君主也多爱此道，在亨利七世和爱德华六世的宫廷娱乐活动中，其“伪装”面具舞在当时闻名遐迩。亨利八世也是跳舞高手，意大利的一个使节曾报告说：“他跳得惊人出众，灵活得像只牡鹿。”[10]伊丽莎白临死前还跳过科兰托舞。玛丽时代舞会不计其数。由于宫廷带头起舞，民间也亦步亦趋。跳舞的时候，人们甚至忽略了自己的身份。在乡村节日或乡绅的婚礼上，农夫与绅士在音乐声中载歌载舞。五月节时，人们围着五月花柱跳放纵的莫里斯舞，这惹得清教徒不快。牛津剑桥的学生更过分，竟跑到教堂附近的草地上欢歌曼舞。
从这一时期音乐与舞蹈的兴盛来看，英国真可谓是欢乐的英国。大概是因为国势的日渐强大以及生活条件的改善，因而他们选择歌舞来表达自己的欢乐心情。
三、竞争与冒险——体育活动
都铎时期，人文主义者为英国体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代表人物有埃利奥特、阿谢姆、玛尔卡斯特等。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批判禁欲主义，提倡运动，并且还在书中给予具体指导。宗教改革也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禁欲主义，为大众追求体育运动的快乐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都铎时期英国的体育运动蓬勃发展。
在进行体育活动方面，当时英国的上流社会可谓是不甘人后。他们最喜欢的是架鹰打猎，并且许多人有自己的鹿苑。亨利八世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猎手，每次打猎的时候，他“总是叫侍从在预定狩猎路线上布置好备用的马匹，不累垮八到十匹马从不罢休”[10]。至于普通民众自然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他们没有鹿苑，只能去野外打兔子、山鸡和狐狸等。不过，当时偷猎者不乏其人，据传莎士比亚就曾因偷猎贵族的鹿而受到惩罚。自然，平民也不能架鹰，这不仅是社会地位的限制，同时他们也驯养不起。不过，伦敦的富有的资产阶级同样架鹰打猎，因为他们有钱，并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
除了打猎，斗熊也深受人们喜爱，据记载，“在当时，伦敦人最喜欢的地方是剧院、圣保罗堂和斗熊场”。[11]斗熊的场面很残酷，足以使现代人大吃一惊。人们把一头大熊拴在围栏中的一根柱子上，然后放入几只身强体壮的恶犬，驱使它们向熊发起猛烈的攻击，直到双方都血肉横飞。斗熊之所以吸引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斗熊时人们可以下赌注，这大大提高了其刺激性。斗熊在当时得到了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的喜爱，据记载伊丽莎白无论是在童年还是其登基后都一直拥有自己的熊倌和熊，并且有趣的是她的熊倌财迷心窍，竟然带着她的熊走街串巷去赚外快。自然，在英国的民间也有不少斗熊场，人们在乡村经常能够看到斗熊或其他与熊有关的表演。
不过，最地道的体育活动恐怕还要算是足球，它在当时可以算是一项经常性的娱乐活动。当时的足球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有点像胡闹，队员人数、边线和球门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经常是整个村庄或整个教区的人相互挑战，自然也几乎没有哪场比赛能不造成伤亡。正是由于足球经常导致流血暴乱，政府也不大提倡，清教徒菲利普·斯塔布斯则认为“踢足球更像是一种友好的战斗而不像是一种消遣活动”。[9] 人文主义者虽然拥护足球运动，但也认为需要规则。
都铎时期还流行各种棋类、纸牌和一些赌博游戏。下棋打牌能让人消磨时间，也是对智力的一种训练，但通过掷骰子等方式来赌博就不那么简单了，其中往往充满了欺诈。当然，除了掷骰子这种方式，在斗熊、斗牛甚至斗鸡时人们也常常下一赌注。由于赌博所具有的刺激性，所以虽然当时也有一些关于赌博的禁令，但人们往往我行我素并乐此不疲。伊丽莎白的老师阿谢姆是一个有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但同时也是一个赌棍，死时一文不名。
四、丰富多采的家庭娱乐
都铎时期，英国人的家庭气氛也活跃起来，家庭中的文化娱乐活动变得丰富多采。人文主义的代表伊拉斯谟曾经就人们不再爱读书提出批评，说：“我们亲吻圣徒的鞋和他们的脏手帕，但是我们离开了他们的书，他们最神圣、最有作用的遗物被忽视了。”[12]但在都铎时期读书之风再度形成，阅读成为许多人的业余爱好，这部分得益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过程中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一时期的英国，并没有因为撤毁修道院而使教育水平下降，相反包括初等教育在内的整个国民教育水平都有所上升。根据托马斯·莫尔的估计，这一时期能阅读的英国人占到总人口的二分之一左右。[5] 这应该说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自然，高等教育也有所扩大，市民中很多人受过较好的教育，上层社会还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女学者，如莫尔的女儿、切克小姐、库克小姐以及简·格雷和伊丽莎白一世本人。她们精通多种语言，能够阅读高深的哲学、天文学及宗教类图书。
在普通家庭中，人们同样热衷于读书，朗读《圣经》成了许多人的习惯。在乡下庄园中，当主人散步时，有时管家会给他读上一段。除了《圣经》外，人们的阅读对象还包括大量其他类型的作品。这一时期的英国人文主义者不仅自己创作了大量的世俗作品，而且还从国外带回了大量的古典作品，哲学、天文、地理、医药、科技、诗歌、戏剧，简直无所不包，再加上当时印刷术的改进，这一切使得大众的广泛阅读成为可能。当然，这一时期流行的图书与中世纪枯燥无味的经院哲学相比也显得更加实用而有趣，比如托马斯·莫尔在自己的名著《乌托邦》中，“讽刺了英国社会中的贪婪与高傲，同时他指出没有基督教的帮助，人们也能够过品德高尚的生活”。[12]这种新奇设想在当时吸引了不少人。
与阅读一样，种花养草在都铎时期也风行一时，几乎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花园。“莎士比亚美化其诗句的那些香花——樱草、忍冬……玫瑰，白的或红的，兰开斯特种的或约克种的，”[3]一应俱全。 即使是在地皮紧张的伦敦，居民家中也常有花园。在16世纪中后期的英国，不仅贵族绅士养花，就连自耕农也不甘示弱，当然他们种植的品种肯定会有所区别。有钱的贵族与绅士往往种植一些价格不菲的奇花异草，以供观赏把玩；而普通民众则主要栽种一些常见的花草，并且他们在栽花的同时，也不会忘记种上一些瓜果蔬菜，或者包括从美洲刚传过来的土豆。总之，到16世纪后期，园艺“已成为英国人周末的主要爱好”，英国人和当时的意大利人一样，把园艺不仅看成是一种消遣，还是一种修养。
都铎时期的英国家庭生活要比沉闷的中世纪时期愉快得多，只要有机会，也不管是喜庆丧葬还是生子嫁女，人们经常大宴宾客。宴会时，有钱人家一般都会请行吟歌手来唱歌，请流浪音乐家演奏各种音乐以助酒兴。当时由于受人文主义风气影响，诗歌正大行其道。行吟诗人或贵族家供养的诗人，在宴会上风头十足，他们朗诵斯宾塞、西德尼或莎士比亚的诗作，有时也会朗诵自己的作品。这些诗中充满了华美的词句，自然也不乏对主人的歌功颂德。最热闹的宴会还数婚宴，众人除了在席上一饱口福外，宴后还会狂歌乱舞，热闹场面有时甚至延续数日。
都铎时期，中上阶层的妇女在家庭中较为悠闲。如果家中有客人，早餐后她会请客人演唱或弹奏，这在很多地方已成为习俗。平时她们则把繁重的家务交给仆人，而自己把时间主要花在玩牌、掷骰子、阅读和交际上，这正如一位外国人所说：“英国是妇女的天堂、仆人的地狱。”[8]如果说中上阶层的妇女多的是时间， 因而娱乐在她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对于大多数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来说，生活显然不会如此悠闲。不过，即使如此，这些普通民众也仍会抽空娱乐。你只要在那些市镇走上一圈，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在简陋的条件下打牌下棋，其乐也融融。
在对都铎时期英国人的文化娱乐活动进行了上述的实证考察后，我们不难从中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文化娱乐的传统在这一时期并未遭到破坏，这种文化上的继承性是这一时期英国文化娱乐活动繁荣发展的根基。比如戏剧、舞蹈等等，在英国都古已有之，到了都铎王朝时期只不过更加流行；同样，都铎时期的不少文化娱乐活动也为英国以后文化娱乐的发展提供了养分。其次，文化娱乐的变迁性应该说是都铎时期英国文化娱乐活动繁荣的直接原因。正如自然界的物种如果想要发展，则既要保持自身的一些基因，又要依据外界条件的变化而进化一样，文化娱乐活动也同样是既要继承又要变革。在都铎时期，英国文化娱乐的变迁还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一些传统的文化娱乐活动得到了新生，比如拿戏剧来说，中世纪枯燥乏味的道德剧、寓言剧等，已经不再能吸引观众了，于是都铎时期剧作家们为戏剧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一些新的形式使它重新蓬勃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原先不存在的或根本不被关注的文化娱乐活动在这一时期变得流行起来。第三个值得指出的要点是，无论是文化娱乐活动对传统的继承还是对内容的创新，直接作用于它们的都是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它们都是当时现实的产物。比如在英国，正是在新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人们接受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音乐、西班牙的莫里斯舞以及其他的西欧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方式。同样，从英国这些文化娱乐活动，我们也完全可以反观当时的社会。无论是贵族的衰落、资产阶级的上升还是民族国家的兴盛，这一幕幕社会历史画卷都在当时文化娱乐活动中被折射出来。比如，正是由于一些贵族的生计日益困窘，于是有的人沦落到与人比武、赚取金钱的地步，也许他们表面上还想保持高贵，但其实际地位已今非昔比。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从而导致其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于是他们可以与贵族对垒枪战，并可以学着贵族的样子架鹰打猎。再者，都铎时期也是英国民族国家走向兴盛的时期，民族的自豪感正处于上升过程中，在文化娱乐中这种感情也随处可见，比如他们庆祝海外掠夺战争的胜利，他们尊敬自己国家的象征——王室，他们喜欢读英文翻译的《圣经》，从这些细节中我们都不难感受到新兴英国的繁荣昌盛。总之，都铎时期英国的文化娱乐活动正是由于其继承性和变迁性，不仅展示了自身的多彩多姿，也成为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观照，它为我们全面而真实地了解都铎时期的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收稿日期：1999—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