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涵[*]_所有制论文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内涵论文,当代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①身份体系弱化，结构弹性增强；②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体制外力量增强；③国家与社会分离，价值观念多样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征是以经济地位为主的多样化的上向流动；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失衡，导致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

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了的体系。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从那时以来，与经济改革相联系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大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身份体系弱化，结构弹性增强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结构具有很强的身份属性。一系列将人们区分为不同身份群体的次级社会制度，构成了一种弹性很低的社会结构体系。它们的改变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集中表现之一。

1.阶级身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立后不久，即在全国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按照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有无剥削及剥削的程度划分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成分；1954－1956年，在城市也参照此标准及个人职业，划定了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店员、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小业主、手工业者、职员、自由职业、高级职员、城市贫民、摊贩等阶级成分。这样就分别在城乡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城乡社会的政治与阶级结构。这种阶级身份（家庭出身）在六十年代的城乡“四清”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中被复查与再确认，并通过政审制度与人事档案制度记录在个人档案中。阶级成分具有一定的先赋性及难于改变性。直到1979年以前，阶级成分对社会成员的就业、通婚、入学、入党、参军及职务晋升等地位改变过程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并大大限制了各身份群体间的成员流动。各身份群体间存在着较强的张力。

1979年1月， 中共中央考虑到：土地改革时定的成分已经历了近30年的变迁；“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按成分划分阶级队伍的做法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动荡；为了维护当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决定给地主、富农分子“摘掉帽子”，他们本人的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它社员一样的待遇，其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定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1〕在城市，从1979年11月起， 开始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分出来；到1981年，原86万工商业者中的70万人恢复了劳动者身份。接着又明确规定：原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其成分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2〕从此以后， 中国社会中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阶级身份体系便逐渐归于消失。目前，阶级身份已经不再对社会成员的地位改变起限制作用。

2.户籍身份

中国是实行户籍制度较为严格的国家。这种制度始于1958年。它将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加以明确区分。一个人一旦在某地注册了户口，那么迁居它地（尤其是从农村迁往城市）则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其它生活资源的供应制度，人事与档案制度以及劳动用工制度，在农村与“公社制”紧密结合，在城市与“单位制”紧密结合，把所有社会成员都置于行政控制之下，从而更为严格地限制了城乡间的社会流动。这种户籍身份明显地具有先赋性，并限制了城乡居民的职业范围。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的机会是极为有限的，大多数农村居民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这在客观上强化了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户籍身份对社会流动的限制作用大为减弱。其主要表现就是作为户籍制度存在的两个重要基础发生动摇。

第一个基础是中国农村比较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管理系统。1958年开始在中国农村普遍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组织，统一管理着农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乃至闲暇生活。农民没有独立活动和生产经营的权利。1979年后，人民公社体制逐步消失，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有了生产与分配的自主权。农民的自由活动空间有所拓展。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初期部分地弱化了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在今天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地区，一些农民甚至不愿意成为城镇居民。但是，由于地区间（尤其是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的压力还很大。1985年后，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农村居民的限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这个缺口一开，大批落后地区农村居民自发涌入城市。尽管他们不能取得城市户口，但对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格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1994年初，中国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肯定了农民流动的积极意义。

第二个基础是商品（尤其是粮油）、服务及就业的计划供应、分配制度。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东南沿海的一些富庶省市带头，粮油票证供应制度逐步取消。1993年5月， 以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市宣布取消粮油票证供应制度为标志，这项制度在中国已失去其昔日的巨大约束力。与此同时，城市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和体制外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民进城谋职的机会。农民在城市中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这一点成为吸引农民进城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近几年，出现了庞大的流入城市的农民群体，客观上模糊了户籍身份界限，削弱了户籍身份对社会流动的刚性限制。

3.就业身份

在计划体制下，社会成员按其就业性质，被划分为三种主要身份，即干部、工人和农民。“干部”和“工人”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中的在业者而言的，基本上由国家安排就业和生活保障，也就是所谓“吃商品粮”的一部分人。但是，“干部”与“工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干部”所从事的主要是管理工作，大致相当于西方的“白领阶层”。他们是由国家人事行政部门管理的“国家工作人员”；“工人”则是指那些不具备干部身份、直接从事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由国家劳动行政部门管理的社会成员，大致相当于西方的“蓝领阶层”。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除极少数由国家劳动部门从农村招进的工人外，“工人”的大多数成员指纳入国家就业计划的城镇居民。“农民”则是指具有农村户口、不由国家安排就业而是自主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及相关生产活动的社会成员。尽管有些农民与工人从事相同的职业，但是由于不是由国家安排的，因而仍然不能享有“工人”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保障。

“干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界线及人口在不同身份之间的分布，并非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国家直接控制的结果。身份地位的分配一旦完成，个人就很难加以改变。不同身份之间的流动，由国家严格控制和管理。除了特殊原因，如有限的招工、工转干、接受国家主办的中等专业以上教育及参军提干等机会外，农民——工人——干部方向的社会流动很难实现。而且，由于制度的刚性制约，在个人的一生中，上述逆向流动也很少发生。这样的身份类别划分和与它紧密相联的社会资源等级分配制度，使得社会成员的就业身份具有相当程度的封闭性和继承性。

目前，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变革削弱了就业身份的刚性：

——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后文将详述）；

——公务员制度的实施；

——企业全员劳动合同制的推行；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户籍制度的改革；

——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这种种改革的深化，原有的干部、工人和农民身份系列，将逐步演变成真正的职业身份系列。

4.所有制身份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内的职工在工资、劳保福利和社会地位上都有重大的差别。分属两类所有制的职工，其“所有制”身份一般也具有不可改变性。这种所有制身份，从经济结构和价值观念上反映和维护着一种刚性的社会等级。一方面，等级中的垂直流动很少发生，另一方面，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想拥有全民所有制身份。因而，结构张力很大。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与发展，不仅创造了大量上述两种所有制之外的就业机会，而且诱发了价值观念的转化。人们对企业的评价更加重视其经济效益的高低。区分所有制身份的意义已经大为降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原有所有制身份所维系的社会等级将逐步消解。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身份取向在日益弱化，由这种身份取向而导致的刚性社会结构正在向弹性社会结构转化，社会地位的开放性大大增强。

二、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体制外力量增强

改革前，中国由中央政府集中计划分配、管理各种社会资源，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单位”进行实际运作。这里所说的“单位”，是社会组织的一种特殊形式，实际上是国家组织的外延产物，其功能和活动方式、范围都是国家分配的结果。〔3 〕中国主要有这样几类单位：首先是单位化程度最高的党政机关、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它们作为国家组织及其附属物，既受到国家全面直接的控制，也受到国家组织全面而直接的保障。其次是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它们依照国家计划的分类也由国家“归口”管理。与全民所有制单位相比较，它们在形式上具有相对的“自主权”。但是，在全民单位占绝对优势并控制大部分重要社会资源的状况下，这种“自主权”不过是对国家不完全保障的一种弥补。再次是农村各类集体经济单位。过去“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受到许多行政控制的同时，除了因重大灾害等可享受国家救济外，主要是“自负盈亏”。因而在国家若干直接强制之外（如统购统收、统购统销等），享有较多的“自主权”。它的单位化程度最低，一般称为“不完全单位”。但是，在绝大多数资源由国家直接控制并从农村调往城镇的情况下，可供农村单位自主支配的社会资源已经不多。最后，还有一部分社会成员是无单位或几乎无单位的，如城镇中的个体工商户等，但数量极为有限。

当社会普遍单位化时，社会资源也随着单位化了。个人占有资源，至少是大量的、重要的资源已成为不可能。国家通过各种机关、经济、教育、科研、文化等单位，直接控制了绝大部分重要社会资源。各种单位的职能是运用这些资源，进行“生产”，并向国家交回“产品”，再由国家计划分配。单位很象国家这个大工场中的车间、班组。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只有进入某一单位，将个人单位化，才有可能分享某些社会资源，才具有占用国家控制的社会资源的合法权利。不仅收入、声望以及诸如住房等社会福利保障要依赖单位，而且，社会成员外出打工、结婚离婚、参与社会事务乃至出差旅行，也需要单位的介绍信为其身份和行为的合法性作出担保。任何个人或单位，如果脱离国家的计划，自主活动和谋取资源，一般不具有制度上或声望上的合法性。

十几年来的改革，使我国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国家通过单位分配和控制资源的能力削弱，单位体制外的资源总量在增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组织的控制功能弱化。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和撤社建乡，原来政经合一的准行政组织，包括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均被取消。新组建的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其地位和职能均发生变化。大部分基层组织所掌握的资源非常有限，其代表国家分配、控制资源的能力大大削弱。许多农村地区实际上处于某种无组织状态，习惯上被称作“放开的一块”。在少数集体经济发达的地区，其农村基层组织运行比较正常，但是有一种地区利益膨胀的趋势。

第二，中央的资源控制权力下移，其资源供应能力削弱。各种资源在各类单位中的固定性和沉淀性加强。1993年，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比以往再次减少50%左右，国家原来控制的722 种商品已经不到30种；各类投资项目审批权全面下放，地方的自主投资权大大增加；地方政府的“直接融资自主权”一度使中央政府的货币政策部分失效。中央政府日趋“贫困化”。1993年上半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幅跟不上按现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国内财政支出比去年同期增长12.5%，而同期财政收入仅增长3.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不到30 %，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1994年实行新的税制以后，情况才逐渐有所好转。个人和单位从体制外自谋资源的冲动大大增强。许多单位通过组建“翻牌公司”等措施开发计划外的自有资源，进行所谓“创收”活动。个人从事第二职业者也越来越多。在许多地区，工资外收入已经占了整个工资收入的很大比率。社会上出现所谓“一家两制”，即家庭成员中一部分在体制内计划就业，获取计划体制所保障的各种好处；另一部分则在体制外市场就业，主要获取高收入。

第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在中国，对计划经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以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为标志，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已被认可。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则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总纲领。目前，中国已经逐步建立起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发展和完善。

第四，体制外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自由流动资源大大增加。体制外经济主要包括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等。目前，它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60%。 据国家信息中心预测， 到2000年，中国所有制产值结构将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即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工业产值的比重将下降到27.2%，集体工业产值将上升到47.7%，城乡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比重将分别达到13.4%和11.7%。城乡居民的储蓄额到1994年底已达21519亿元。 体制外经济的共同特点是摆脱了政府的行政控制，生产和销售不再由政府的计划决定，而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它们在用工、管理、奖惩、分配、福利等方面一般不再受或不完全受原有体制的约束，而另有一套自己的规范。

三、国家与社会分离，价值观念多样化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已成为透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一种视角。本文强调：作为维系特定社会结构并赋予这一结构合法性的社会心理基础的文化价值观念，也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影响社会成员的流动意愿和期望，最终将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式出现，并成为这一结构合法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前文已提到，在改革以前，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并采取中央计划的方式，通过各种类型的“单位”，按行政级别和单位重要性的高低，进行资源分配。与此同时，也相应地片面强调了某些价值观念，如重平均分配，轻利益差别；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强调一致性，忽视多样性；强调社会成员的服从意识，而忽视其能动性，等等。

在实际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特定的价值观念相互强化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一度高度政治化。国家权力无所不及，政府对社会生活实行全方位的管理。人们看不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个人利益和私人活动缺乏应有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程度自治的社会几乎不复存在。社会成员只有进入国家的资源分配体系，才能获得合法的社会地位和必要的利益保障。因此，社会成员的价值观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价值观念的多样化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

社会成员价值观上的高度一致性突出表现为向“国家”靠近的强烈冲动。那些被认为是代表“国家”的部门、单位与身份群体，如全民所有制部门、行政级别高的单位以及干部身份等，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一旦人们获得了这些目标，在刚性保障的地位和利益空间中容易怠惰起来。这种被扭曲的追求活动应当说是与追求效率、效益和知识而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的。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这种变化发端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其在经济、政治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把社会生活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第二，私人利益得到承认。作为私人利益核心的财产所有权日益明确。国家鼓励人们通过合法手段，勤劳致富。“恭喜发财”已成为民间相当流行的祝福语（其实际意义是鼓励个人取得更多的物质利益）。

第三，在经济体制上，破除了“一大二公”的束缚，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进步为标准。同时，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

第四，在政治体制上，政府权力逐步下放，其职能也发生转变。政府权力的下放，主要是指将部分权力移交给企业、社会和个人。政府转变职能的实际意义则是明确规定哪些是自己该管的，哪些是自己不该管的。政企分开是政府职能转换的重要体现。政府活动的范围将逐步缩小。“小政府，大社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五，国家对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和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控制也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进一步贯彻，科学研究方面的真正“禁区”已极为有限。个人生活方式的变化更多地方与市场或自发的时尚相联系，不再受国家的严格控制。社会成员的私人生活领域大大拓展，并越来越明显地区别于“公共领域”。同时，国家控制的规范性在加强。改革以前，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具有相当的任意性。“文化大革命”则将这种任意性推到了极端。在当时的情况下，控制范围可以延伸到任一领域。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法制建设的加强以及政府行为逐步走向规范化，这种任意的控制开始向一种较有规则的控制转变。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削弱了国家对个人的全面控制，增强了社会的自主性，为社会成员自主合法地谋取物质利益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正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外力量大大增强。一些新的职业群体，如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私营企业主、合资独资或私营企业中雇员等，开始登上社会舞台，并以其高收入为世人所瞩目。这在客观上增进了社会的异质性，为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提供了基础。人们看到社会已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与国家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因而，人们不再有一种集中的向“国家”靠近的冲动。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要，开始自主选择适合于自己发展的机会。

在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基础上，人们价值观念的演变又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就职业价值观而言，国内多次调查表明，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自我实现和经济利益并重。在这些调查中，“能够发挥特长”、“能够提供较好的受教育机会”和“有高收入”的位置越来越有吸引力。人们在择业时，不再过多地顾及别人的评价，尤其是按照传统声望等进行的评价。在职业评介和择业意愿中，敢于公开申明以经济利益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在传统的重国家轻社会、重社会轻个人的体制下是难以想象的。正是这种指向的变化，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征。当前中国社会流动的几种重要趋向，无论是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体制内人员向体制外的流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向待遇优厚的公司的流动，都是追求以经济地位为主的多样化的上向流动。这种种流动改变了社会成员在地理和社会空间中的分布，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合理化。个人的自主选择能力因之增强，为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供了前提。但是，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失衡，并在表面上加剧了社会各部门、各地区、各群体以及各层面的摩擦与冲突，导致社会整合程度不高，导致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

[＊]此文原是郑杭生与他的博士生洪大用合写的评述性长文《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流动：内涵、特征》的一部分。为准备在“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上的发言，由郑杭生加工改写成此文。

注释：

〔1〕参见沈冲、向熙扬主编：《十年来的理论、政策、 实践》第一册，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00页。

〔2〕参见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3〕参见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 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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