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经济危机论文,世界经济论文,新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年过后，东亚经济危机终于没有蔓延开来，虽然香港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印度尼西亚局势一直不稳，人们也在担心危机随时再次降临，但区内最重要的日本、韩国经济稳定下来了，中国又承诺稳定人民币汇率。应该说，危机终将过去。但是，对这次东亚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研究，将会成为今后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的重点课题，因为东亚经济危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从中可反映出国际经济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本文认为，90年代初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结束，以及美国出兵伊拉克，意味着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初步形成；而这次东亚经济危机，则是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组的转折点，意味着在新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背景下，新的世界经济正在形成。
一.东亚危机的背景是新技术条件下的全球生产能力过剩
这次危机的原因很复杂，各个国家和地区危机的具体原因也不尽相同。回想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带来的后果，使80年代成为该地区“失去的10年”，拉丁美洲一下从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典范沦落到负债累累而破产的局面，令人对东亚经济的前景忧心忡忡。然而，以东亚地区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现实条件，同时出现金融和经济危机，肯定有超脱于各国具体情况之上的共同背景，这个背景似乎并不仅仅是东亚模式的问题。应该说，东亚危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是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发生的，它实质上反映的是冷战之后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重组和形成。东亚地区危机的国际背景有以下两个方面。
1.这是冷战之后的一次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危机
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在和平环境下，经济成为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各个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加强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鼓励出口产业的大发展，由此带来出口产业和全球生产能力的急速扩大。不光是韩国等在过去30年中受惠的亚洲国家在积极扩充产能，东欧、拉丁美洲的经济体制转轨国家也都将经济结构转型的重点放在发展出口和产业整合上，并借助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洲联盟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纷纷扩大自己的出口。东欧转轨国家向欧洲联盟的市场整合，墨西哥等地（现在是加勒比海地区）向美国市场靠拢，对亚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了沉重的竞争压力。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应当是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迅速摆脱出口配额的限制，成为美国最大的纺织品进口来源地，挤占了原来属于亚洲的市场份额。就连美国也将其重点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和经过改良后的传统产业大量推向出口。
90年代的经济技术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实质上地推广和完成第三次产业革命。在这个阶段里，新技术的商品化、市场化、标准化和扩散的速度大大提高。过去世界商品生产体系中美国创新、日本产业化的模式被打破，美国、日本和欧洲、亚洲四小龙、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和产业传递过程被迅速缩短。新技术和新产品可以从创新地美国跨越日本到达台湾和韩国（信息技术的核心硬件半导体即是典型，韩国和台湾基本实现了芯片生产工艺与美国和日本同步），甚至直接进入中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INTERNET即是一例）。这样的后果是，技术和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大量新技术刚刚诞生，就会形成标准化生产，在那些大力推行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造成新产品生产能力过剩（电脑、半导体等即是如此）。因此，在空前的和平环境下，到90年代后期，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无论劳动密集产品还是资本密集和高科技产品，在全球基本上形成了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
生产能力的全面过剩，实质上使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出现了危机。按照过去的经验，这种危机如果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必然是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该国经济会进入衰退——萧条——复苏——高涨等循环阶段；如果在国际范围内发生，当各个国家的周期不同时，则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一方面各国在不同的时段调节，可以减少危机的破坏程度；另一方面，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可以向较弱者转嫁危机。当各个国家的周期一致且又没有相应的国际协调机制，则可能在全球出现大萧条，1929～33年的危机即是典型的一例。因此，全球生产能力过剩面临两个结局，或者是一次性大调整，或者是分次、分地区调整。
2.金融资本势力坐大，流动性和投机大大增强
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从石油贸易中产生出被称为“石油美元”的庞大剩余资金，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活跃起来，极大推动了欧洲的离岸美元市场的发展。1964年，欧洲美元市场产生时，资金额只有110亿美元，经过两次石油危机后，到1984年上升到了1万亿美元。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增强，日本庞大的外贸顺差加上国内的高额储蓄，在开放资金外流后从日本流向国际金融体系，成为又一次规模更大的国际资本来源，支持和推动了欧洲美元、欧洲日元、亚洲美元等离岸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离岸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不受任何国家中央银行或国际组织监管的金融市场。这里不用缴纳任何税费，资金的成本远低于一国国内的金融市场。看中这个优势，经过80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和美国国内金融自由化后，更多的资金从不同的国家流入国际市场，在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的帮助下，国与国之间资金流动的限制减少，加上80年代后期从日本源源不断外流的资金，形成了远远超过任何历史时期的国际资金循环。90年代后衍生金融工具获得大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电子货币、即时交易令金融的力量成十倍、百倍地增长，更加放大了国际资金的活动能力，加大了国际资金的扩张性。到90年代初期，欧洲美元市场增加到了3万亿美元，如果加上其他离岸金融市场，交易额则更为惊人。90年代中期，国际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额高达1万亿美元以上，其中只有10%用作贸易支付。国际金融市场交易的美元相当于全球实质经济生产值的50倍以上。由此，在世界经济体制之内产生了两个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1)国际上资金流动的数量远远超过实质经济规模，而这些剩余资金必然要不停运转，以满足投资和回报的需要，否则便违反资本要求增值的规律。它们的运作，一方面给正常的投资、生产和贸易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这些资金不完全固定于投资、生产和贸易上，而是投到回报更高的有价证券和衍生工具方面。而且，在投资、生产和贸易的比较回报率发生变化时，它们经常借助有价证券和衍生工具的买卖随时撤离或投入，引起正常投资、生产和贸易的资金供求的频繁波动，引起汇率和利率的连锁反应。因此，数额庞大的国际资金流向便可以左右一个国家乃至地区经济的起落，一国政府、中央银行或者是本国资金根本无法抵挡它们带来的震荡效应。
(2)国际上这些数量越来越大的高流动性资金的运用和操作，越来越集中在少数金融机构手中。传统的商业银行的作用相对低落，机构投资者的作用越来越大。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远大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凭借本土市场庞大的资金规模，很容易带动和主宰国际资本的流向。实际上，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股份化、泡沫化趋势的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也通过各种形式进入国际金融市场，为了稳定的投资回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更多地转变成为美国的国库券、投资基金等，经过多次变形，从本质上已经被国际上这些为数不多的机构投资者掌握了。这些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美国手中。例如，1997年美国的金融资产有26.5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金融资产的一半左右；1993年底，美国的美林、所罗门兄弟、摩根、摩根斯坦利等六家机构占全球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40%。这些机构投资者富可敌国，完全可以在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于是，在传统的国际经济周期波动规律上，又多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金融因素。这个因素虽不与实质的投资、生产和贸易周期相一致，却有足够的力量扭曲实质经济周期。
因此，研究东亚危机发生的原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有国际投机客在故意捣乱，也可以说是各国宏观经济发生问题，甚至是它们原来的发展模式有问题，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但所有这些分析，都不能离开在新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和国际金融资本日益增多这两个背景。只有把东亚危机放在激烈变化的国际经济、金融背景下思考，才能找到危机的真正根源。如果这两个背景不发生大的改变，则意味着国际经济体系肯定会出现大规模的结构性调整，一次调整不完还会有另一次，一个地区不够还会有下个地区。至于结构性调整发生在何时、何处，则要根据国际经济政治条件、金融资本的意愿和主客观条件的结合来决定。
因此下一个问题是，既然是全球的生产能力过剩，为何偏偏选择在东亚地区爆发危机？相反，宏观经济指标较弱的拉丁美洲和东欧何以能够幸免于难？假以时日，总体过剩的危机会不会扩散到全球呢？
二.危机为何在东亚突破？
在上述两大背景下，应该说全球性的危机早有征兆。1994～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拉丁美洲银行危机、1996年巴林银行倒闭，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由于具体条件不同，这两次危机没有造成太大损失。而1997年下半年的东亚危机，虽然从金融开始，却实实在在地破坏了当地的生产能力和生产体系，使这个地区出现了30年未遇的破坏性结构调整，成为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和金融资本肆虐的集体牺牲者。原因如下：
1.东亚地区的生产能力过剩最严重，因此最容易被突破
东亚地区经济起飞依靠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该战略在过去30年中极为成功，尤其是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后，东亚地区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对手，成为世界经济中成长最快的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典范。东亚的示范作用，使得其他地区推行类似战略，同样，在东亚内部人口庞大的中国、越南等地也相继走上同一道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基础仍显得薄弱，亚洲四小龙与东南亚等地无法尽快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形成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香港的服务业为主是与中国的制造业结合在一起的，并不是主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到90年代中期，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潮流中，韩国、东南亚等恰好处在中间，前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保护行为，后有中国、越南、拉丁美洲、东欧等追兵；而它们最主要的产业，恰好是全球过剩得最多的劳动密集、半资本密集产品，属于全球生产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如果世界经济要出现结构性调整，它们当属最先被调整之列，而且调整的强度会很大。
2.东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有条件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狙击的对象
30年出口导向战略的推行，使这个地区建立了齐全的生产设施，部分地区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在传统的高储蓄率下，国家和居民逐渐积累了不少财富，而过去几年中股市发展、经济股份化的加速，使当地资源和资产凝结为金融资产，资本市场的过早开放使国际金融资本可以顺利进出，以种种方式猎取这些地区积累的财富。拉丁美洲、东欧刚刚从长期的经济衰退中恢复不久，尚未形成大规模的生产能力，没有足够的财富供投机资本榨取。因此，尽管东欧和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状况、外贸表现不如东亚，这次却没有遭到灭顶之灾，它们的领导人反而在此时可向东亚国家推荐治理国家的经验。
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的财富以不同形式大量流出；而该地区金融形势一接近稳定，大量的西方资本马上涌入，以不到原来价格一成的价格收购当地廉价的工厂、企业和基础设施，而韩国刚刚升级上去的产业，尤其是过去数年中在海外布局建立的资产，可能会大部分被美欧企业收购，造成经济实力大大衰退。短短一年时间，金融危机波及地区的财富实现了重新分配和大转移，资产换了主人，这正是美国等国的利益所在。
3.与金融环境变化相适应，东亚模式的金融转换机制出现严重问题
东亚经济是一种典型的高储蓄率经济。在过去的体制下，国民的高额储蓄通过政府控制的银行体系注入到工业中，银行与企业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实际上属于准股权性质，而居民则将资金源源不断地存入银行之中。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银行对企业的大量贷款肯定会造成企业的高负债。高储蓄和高负债，实际上是东亚模式传统金融转换机制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在封闭的体制和政府银行经营下，这是一种非常稳定的金融转换机制。
然而，90年代中期东亚地区金融市场开放的后果是，在引进大量短期外资的同时，本国的资本也走出国门，外资并不会履行长期向当地企业提供准股权性质贷款的义务；而本国储蓄也在国际和国内金融市场上找到了回报更高的投资（如泡沫经济之中的股市和房地产），或者更稳妥的海外投资（如美国的国库券）。这样，东亚模式中高负债—高储蓄的金融转换机制被打断，看好当地经济发展时，外资会大量涌入，造成当地经济的泡沫化；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外资、内资大举撤离，长期稳定的金融环境便不复存在，而还没有从高负债模式中摆脱出来的当地企业便会出现严重的财务问题，股价一落千丈，经济大幅衰退。
4.国际政治格局变化，东亚模式的环境发生改变
东亚模式的成功，有冷战的国际背景。正是因为冷战的因素，美国在战后解散日本的财阀之后又准许它们重新运转，并发展成为咄咄逼人的大企业；美国可以开放自己的市场，而容忍日本、韩国、台湾在以不同的方式，特别是非关税壁垒关闭自己市场的同时，将大量廉价的货物倾销到美国市场。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在政治上失去了平衡价值，原来从美国得到的市场开放优惠也逐渐失去。90年代起，美国推行所谓的战略贸易和对等贸易，要求贸易伙伴向美国产品开放市场。在这方面，长期享有对美顺差的日本、韩国、中国等受到的压力最大。
而从政治层次上来看，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地区的崛起，对美国权威构成了严重的潜在挑战。从战略意义上看，冷战的结束使东亚经济原来相对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逆转，原来享受的种种优惠不但消失，而且这些优惠可能转移到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身上（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等）。如果要追溯更深一层国际背景的话，可以联系到80年代开始并持续了多年的美日经济争霸战，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资本大量收购美国企业的情景人们应该还记忆犹新。然而，在新的国际经济政治背景下，整个90年代日本经济表现不佳。这次危机中日本更是损失惨重，经济扩展势力大大衰退，可以看作是美日经济冷战告了一个段落。而模仿日本建立起来的其他东亚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以日本为首的东亚经济挑战美国的机会大大减少了。
三.历史对比：如何解决危机
现在看来，东亚危机暂时被有效地阻止住了。日本经济在经历了1997年底的动荡之后，到1998年初将日元汇率的下滑趋势稳定下来，区内的另外一个经济大国中国成功地避开了危机的冲击，并利用人民币汇率在稳定整个地区经济，韩国经济在国民的努力下也出现稳定的迹象。由此也凸现出一个问题，这次东亚的结构调整并没有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危机产生的共同背景并没有改变。从整体上看，该地区过剩的生产能力，特别是中国庞大的生产和加工能力，基本没有被动摇（当然，中国经济内部也在调整）。而且，从全球看，东欧、拉丁美洲的生产能力过剩现象还在加重。
因此，90年代中期形成的全球生产能力过剩，虽然凭借东南亚和韩国等地的经济危机有所缓和，但其供大于求的能力，依然足以与本世纪20年代西方世界的生产能力过剩相媲美。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世界经济可能还有多次的局部调整，或者是一次性的大调整。
20年代的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引起了1929～33年的全球性大萧条。实际上，大萧条本身也没有解决危机，反而加深了各国内部和它们互相之间的矛盾，德国、日本等国法西斯上台，没有实行大规模政府干预的美国、英国、法国在30年代中期又爆发新一轮经济危机，根本走不出萧条低谷（苏联则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利用计划经济有效抵消了危机的影响）。所以，彻底解决当时危机的手段，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摧毁了欧洲大陆和日本过剩的生产能力。或许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会往何处去？
时至今日，在核武器的威慑之下，很难想象用战争手段解决生产能力过剩危机的前景。所以，这次全球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只能用经济手段解决。而且，已经具备了经济手段解决的条件。因为，与20年代相比，今天的环境明显不同：
1.当时英国的霸权衰落，美国实力上升，而美国朝野奉行孤立主义，不愿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角色。由于国际经济中缺乏领导者和领导机制，危机爆发后各国之间实行竞争性贬值，大搞贸易保护主义，造成了危机在全世界范围的连锁反应。如今美国在军事冷战中打垮了苏联，在与日本的经济冷战中恢复了元气，挟政治、军事、技术优势打赢了第一个战役。因此，尽管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声音依然存在，但总体上美国领导世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标和行为并没有改变。这个趋势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
2.1929～33年的大萧条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意义深远，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和力度大大增强。在一国经济内部，凯恩斯主义的盛行根本性地改变了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职能，各国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十分有效；在全球范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后来的西方七国会议等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作用下，国际经济之间的矛盾得到相对缓和。目前，世界贸易组织、西方七国会议等机制依然在起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缓解全面危机的发生。例如，1987年美国的“黑色星期一”股市大跌，其声势不亚于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溃，但很快被遏制，对实质经济没有造成大的损害。
战后的繁荣和发展，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不过，随着日本和德国经济的崛起，从70年代起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退；这个衰退的过程在70～80年代逐步加深，以至当时人们怀疑90年代的经济秩序要由美国和日本来共同建立。这个时候，美国放弃了原来的义务，打乱了原来的机制，使全球经济秩序陷入混乱的局面。然而，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重新繁荣基本改变了其相对衰退的趋势。相反，泡沫破灭后的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欧洲经济处于疲软状态。例如，1997年美国GDP的实际增长率为3.9%，是9年来最高的；失业率只有4.9%，是24年来最低的；通货膨胀率只有1.7%，是11年来最低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6年的15.1%下降到13.7%，黑人中贫困人口的比重更下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对此，美国总统克林顿非常乐观地表示，美国经济稳健繁荣，前景光明，目前是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和平时期的经济扩张。
到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处于强势地位，并再次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权。从技术基础上看，发源于美国的信息革命逐渐渗透于经济的各个层面，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企业组织上看，经过吸收日本的弹性生产制度、全面质量管理、劳资关系协调等长处后，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居于全球前列，而美国国防及其相关工业（波音与麦道合并即是一例）通过重组、军转民、军民结合等，更成为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攻城掠地的利器；在新兴的服务业，美国的金融力量凸现，在投资银行、保险等领域全面扩张，利用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工具主导国际金融市场。例如，1997年全球十大投资银行，美国就占了六家。
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经过冷战结束后5年左右的发展，在和平环境下全球生产结构和资本分工体系已接近完成。在新的分工体系中，日本和西欧调整相对缓慢，美国经济结构明显高人一等，配合新的技术增长动力，以美元的国际金融地位为保障，美国几乎重建了类似于战后初期的经济霸权：其信息产业与金融服务业结合，造成产业结构跃升，形成了其在国际经济中居于统治性质的经济技术基础；通过冷战获得的政治强势，可以以领导者的身份制定大量符合自己利益的游戏规则，形成美国统治全球经济的杠杆；以美元的国际地位及其庞大的金融资产为后盾，通过无穷无尽的金融创新虹吸全世界的财富（80年代末、90年代初消化日本的金融实力，这次危机攫取东亚地区的财富等）。而战后的情况则是：以其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压倒欧洲被彻底摧毁的经济；以政治经济优势制定以关贸总协定为基础的开放性自由贸易体制；以黄金与美元挂钩和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国际金融市场。这套制度既保证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又保障了美国的利益（而70～80年代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美国自身实力衰退，旧有的制度安排无法保障它的利益，义务与利益越来越不相称，则是这套制度逐渐瓦解的原因）。两者的区别仅是美国如今没有建立完整的秩序和机制而已。
今天，由于美国作为领导者的基础得到再次确认，为了保证自己的长远利益，领导者必须建立新的秩序，保证世界经济不会因为生产能力过剩而出现类似1929～33年大危机的局面；而且，在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下，以美国超人一等的产业结构，基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分次、分地区进行结构调整的策略，慢慢缓和全球产能过剩的危机，并通过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分次调整将财富攫取到美国。这个分次调整和攫取利益的过程，将是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新格局和新秩序形成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本次东亚经济和金融危机可以看成是下个世纪初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新格局形成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个转折可谓一箭双雕，既破坏了东亚地区结构过剩最大的生产能力，又有效地将它们积累了30年的财富转移到领导者手中。至少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受危机影响的东南亚、韩国等地正在摆脱传统的日本势力，自愿或者被强制性地投入美国怀抱，这个地区的大量财富，也顺理成章地转移到美国人手中。
当然，要完全实现上述目的，必须早日形成类似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等制度安排，制定出新的游戏规则。从领导者的角度看，新制度安排的背景应该是：美国决不希望其他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发达，否则无法创造财富和吸收它的产品；同时其他地区（如东亚冒得太快）又不能太发达，否则就会威胁美国的利益。新的游戏规则应该做到：为了全球经济秩序和稳定发展，新规则要集中反映所有人利益的交叉点，但其中的利益分配格局按照实力来划分；总体上各国都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但领导者拿大头，别人都心甘情愿地拿小头，所有人都有义务遵守这个规则。实际上，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是这个秩序，今后的制度安排将是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更高层次和全球范围的重现。
从具体手段上看，最现实的出路是仿照二战后的金融和贸易体制，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总协定。在贸易方面，关税总协定的后继者——世界贸易组织的开放原则已经大获成功，不但成功地降低了各国的非关税壁垒，而且将贸易自由化推进到美国最占优势的服务业领域，1997年连续达成的信息产品自由化协议和金融服务自由化协议会在短期内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开放信息产品和各国金融市场，这可以看成是美国的最大胜利。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到2002年左右，美国最强大的服务业就可以不受阻拦地进入世界各国市场，这个现实是无法回避的。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新金融体制，或者说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新金融体制的核心是如何规范日益扩张的金融资本，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使其更好地、长期地为领导者的利益服务。在现阶段，由于美国的优势在于美元、美元资产和以二者为基础的金融机构，因而一方面它支持国际金融体制的进一步自由化，压迫别的国家开放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它反对对资金流向、资金管理进行严格的国际监管，同时又保护以美国为基地的金融机构不受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干扰，甚至连它们经营活动的资料都不向外泄露。因此，在不受管制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国的金融机构、或者以美国为基地的机构，凭借其绝对和相对的竞争优势，以种种创新的衍生金融工具，通过市场上的竞争，特别是通过一个国家或整个地区金融危机的契机，击败对手，把别国的金融机构和资金兼并过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优势。但从中期来看，对衍生金融工具的管理势在必行，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迟早会砍回美国金融市场去。从长期看，这种不受限制的国际金融资本流动肯定会破坏实物经济体系的正常运作，因而必须加以一定程度的管制和约束。
当然，在现实中未必需要建立一套新金融机构来达到上述目的。新的金融体制，可能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框架下形成，但由美国控制，或者由美国主导。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主导国际金融依靠的是黄金储备；而在新体制下，美国更多的是依靠游戏规则的制定权，特别是通过衍生金融工具的创造和管理来保证自己的利益。这套制度，迟则十年，早则两三年就会初见端倪。
对于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经济新秩序，世界贸易组织和新金融体制都是为它的利益服务的。例如，到1997年底，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向其提出仲裁要求最多的是美国，共有15次，其中7次胜诉，7次庭外和解，和解结果也对美国有利，唯一失败的一次是柯达胶卷对富士的诉讼。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实力不如金融领域，结果尚且如此，在金融领域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短期内，美国主导全球经济新秩序已成定局。中期内，也许只有即将成立的欧洲货币体系可以对这种美国主导的利益格局加以修正。如果日本经济继续不景气，如果欧洲统一货币顺利的话，美欧之间的经济摩擦与矛盾可能浮现，但即便如此，也要等下个世纪初才有苗头。
四.世界经济新秩序中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这次东亚经济和金融危机中，中国成功地保持了国内外经济的平衡，并成为地区危机中一支举足轻重的稳定力量。危机的蔓延及周边地区的惨痛经历，也给中国的对外开放上了新的一课。在今后对外开放的道路上，中国迟早会碰到这样的挑战，特别是中国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日益增强的出口竞争能力，始终是世界生产体系强有力的挑战者。为了回避或者早日解决问题，从理论上看，中国有3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退一步，大幅度放慢开放的步伐，不参与国际经济和合作，放弃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和解释；二是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开放和市场化的力度，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药方，来一个翻天覆地的结构性调整，放弃中国国情以符合西方要求的经济结构去迎接挑战。
显然，上述两条道路都比较极端，无法保证对外开放中中国的国家利益。现实地讲，中国只能选择第三条道路，即既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又要根据具体国情，走自己的路。应该说，过去10年来中国走的开放历程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实际上，在目前的条件下，以中国庞大的实物资源优势和内部的市场规模，在对外开放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拥有了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一般的环境变化很难左右中国对外开放的平衡（如出口竞争能力、国际收支平衡、人民币汇率变动等），除非中国自乱阵脚，中国现行的开放之路完全可以继续走下去。
然而，今天中国迫切面对的问题，并不是开放与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开放速度快慢的问题，而是在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如何适应国际政治新环境和国际经济新秩序，从战略上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利益的问题。对此，需要从战略上及早做出部署，但又不能贸然作答。笔者在此以问题的形式提出，以期抛砖引玉。
1.中国能不能、要不要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游戏规则的制订
在21世纪，一个国家的经济强大与否，会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是对实体性资源的控制力，既包括对传统的人口、土地、工业、市场等资源的控制，也包括对新兴的技术、资金、人力资本、信息等资源的占有和流动方向的控制；其二则是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若仅有实体资源而不重视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实体资源很容易被人剥削（衍生金融工具是明显的例子），很难成为真正的强国。从现实看，中国的实体资源有一定的基础，但对游戏规则的重要性尚未充分认识到。因此，这里实际上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中国有无资格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二是如果有的话应该如何参与。
2.如何认识新秩序下的中美关系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领导地位已经勿庸讳言。如果本文关于美国在国际经济新秩序中领导地位的分析成立的话，如何认识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如果中国承认世界经济新秩序的话，美国会不会像过去对待日本、韩国、台湾那样让中国顺利加入世界经济体制（如现在到关头上的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呢？其次，在中国加入这个秩序之后，中国是韬光养晦还是有所作为？
现在看来，中国政治上坚持立场、经济上积极进行互利互惠合作的原则不能改变，在这个大原则下如何处理双方现实和潜在的矛盾纠纷，如何提防第三者利用中美关系中的矛盾获益，都需要研究。
3.如何衡量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
经历过这次金融经济危机后，日本等国在东亚的势力有所退却，美国势力再次抬头。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实力也明显下降，中国经济相对处于强势地位。这个局面，既对中国提出了挑战，如现在讨论最多的东南亚货币贬值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问题，也给中国提供了机遇，在东南亚经济结构调整未完成之前，中国可能有机会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中占稳自己的一席之地（在某种程度上，80年代日本以外东亚经济崛起的重要条件是拉丁美洲经济的崩溃）。因此，就目前的东亚经济而言，在经济方面中国要略微进取，扩大对外投资和金融交往，增加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适应性呢，还是量力而行，优先处理内部事务？中国在东亚的经济利益，有多个层面，既有日趋重要的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又有起伏不定的两岸关系，还有与东南亚的关系（包括两岸在东南亚的斗争），更有与日本这一传统的地区领导者的竞争合作关系等。如何以世界经济新秩序为基点，重新评价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是本文提出的第三个思考。
4.在金融与信息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和信息业何去何从
信息产业革命是全球经济的新动力，信息产业与金融业的充分结合是奠定冷战结束后美国经济霸权的基础（在现代金融业中，谁先占有信息，谁就可以赢得主动）。没有发达的信息产业和金融业，要参与下个世纪的国际经济竞争，基本上是不现实的。如何认识中国目前处于自生自灭状态的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如何发挥中国金融业的优势，是本文提出的第四个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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