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生主义论文,铁路建设论文,思想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2)05-0102-08
孙中山的思想创造就在于他确立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而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则是他民生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1]。近几年来，关于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的学术论文已有不少，但均未深入揭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思想与其民生主义思想的联系。孙中山于民元对铁路建设多有阐发，细加梳理，是可以对孙中山关于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关系的论述有一个全面了解的。
一
铁路建设是孙中山为实现民生主义的革命目标与解决民初现实经济问题（其实就是财政困难问题）而提出的必然要求，这是其民生主义思想逻辑发展在民国初年的必然性结果。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奋斗目标，孙中山早在他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早期就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在1905年10月20日的《〈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指出：“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2]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满清封建王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深受鼓舞。但是，孙中山并没有过分沉湎于革命胜利的喜悦中，他是一个坚持不懈奋斗的革命家，保持着高度清醒的头脑，辛亥革命的胜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又给自己确立了下一步奋斗的目标。武昌起义胜利后，1911年12月29日，他一回到国内就在上海中国同盟会本部欢迎大会上表示：“本会持三大主义，唱导于世。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将达，而欲告大成，尚须多人之努力。况民生主义至今未少着手，今后之中国首须在此处着力[3]。此后他多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在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当天（1912年4月1日），他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又明确宣布：“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4]孙中山在解职后的民元大半年时间内，除8月应袁世凯之邀赴京“商谈国是”外，先后到过湖北、福建、广东、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等省。他每到一地，都发表演说和谈话，其中以民生主义为内容的谈话占了大部分[5]。他认为，民生主义“关系国民生计至重，非达到不可。使大多数人享大幸福，非民生主义不可。”[6]
民生主义的奋斗目标一直索绕在孙中山的脑际，他没有忘记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终极追求。从1912年5月起，他又进一步清楚地认识到实现民生主义的终极追求实际上就是谋求所谓的“国利民福”。在此后几个月的时间内，“国利民福”成为常常挂在孙中山嘴边的政治术语，他对此不断加以阐发。他首先认识到要谋求“国利民福”，就必须实行民生主义，他认为辛亥革命胜利意味着“民族、民权目的已达”，而“今后欲谋国利民福，其进行之方针，惟有实行提倡民生主义耳。”[7]孙中山还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何实行民生主义，他将民生主义的终极追求、实行办法与解决民初财政问题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考虑，他说：“惟革新伊始，在在需财，现时国家岁入，比之亡清尚少，欲救其弊，必须实行税契及平均地权之法，两方并举，事简而易行。”[8]他又说：“地权既均，资本家必舍土地投机业，以从事工商，则社会前途将有无穷之希望。盖土地之面积有限，而工商之出息无限，由是而制造事业日繁，世界用途日广，国利民福，莫大乎是。”认为平均地权是“在今日宜实行民生主义之第一级”[9]。6月9日，在广州行辕对议员、记者的演说中，他将民生主义的终极追求、实行办法与解决民初财政问题的现实要求之间的关系揭示得更为清楚，他说：“今民国注重建设，其首要当在财政，而财政之收入，莫大于税。……今国家之税不一，其收入机关诸多繁重。若厘金关卡等，销耗既多，且有流弊，不如就地征税，较为简单，此即吾前所谓‘平均地权’之道也。”[10]他最后总结说：“总之，实行就地抽税，则国家即变成一大业主，何等富厚。国家为人民所有，国利民福，何乐不为！”[11]
谋求“国利民福”就是谋求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在民元，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想方设法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困窘问题。民元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财政收入仅1387万元，而财政支出达1550万元[12]。因此，民生主义的终极追求正好与解决财政困难的现实要求是高度一致的。解决民初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才是真正的解决。在作了前述的充分铺垫之后，孙中山才提出实现民生主义的第二个办法即大力加强铁路建设。6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又一次与《民立报》记者的谈话是一次重要谈话。这次谈话从他对“北京之政争”的看法引发开去，提出了解决民初经济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大力进行铁路建设，认为以铁路建设来解决民初的经济问题乃为“务本之谈”。他首先认为经济决定政治，从而强调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性，然后分析指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有本末之分，末法适用于“紧迫”之时，而从长计议，谋求彻底的解决，必须“本末俱举”，而以“务本”为要。他指出，“我国一般之舆论，能作务本之谈者，皆以为振兴中国惟一之方法，止赖实业。”而“实业之范围甚广，农工商矿，繁然待举而不能偏废者，指不胜屈。然负之而可举者，其作始为资本，助之而必行者，其归结为交通。今因从事于资本之企画、银行财团之组织，随在有人，而谈论交通者稍寡，热狂留意于交通事业中之重要所谓铁道者尤鲜。”他进而阐明铁路在整个实业结构与交通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论断：“虽然，铁路顾可冷淡视之，以为置之于实业中，仅占区区部分乎？请问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13]因此，铁路建设为“务本之谈”在孙中山看来就是理所当然了。他在1912年8月22日给宋教仁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由此看来，铁路建设是作为解决民初经济困难问题的“务本”之谈而提出来的。因此，孙中山大力呼吁：“惟吾有求于一般国民之注意者，先当知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计划交通，当先以铁道为重要。”[14]6月25日的谈话应该是他决心要致力于中国铁路建设的宣言书。此后，他就在多种场合表明他今后的任务就是专门从事中国的铁路建设。在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的欢迎会上他曾发出号召说：“务望诸君勉力进行，于十年内将全国铁路赶紧造竣，以期早收国利民福之效。”[15]由此看来，进行铁路建设的最终目的也就是民生主义终极追求——国利民福。
从前所述，孙中山从明确了民生主义的奋斗目标后，将“国利民福”作为民生主义的终极追求，而国利民福的终极追求与解决民初现实的财政问题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孙中山深入考虑如何实行民生主义的问题是和寻求解决民初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途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把铁路建设作为解决民初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务本之谈”，并视之为实行民生主义的一种有效手段。这就是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在民初发展的逻辑性结果。
二
铁路建设在孙中山看来是民国初立时寻求解决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途径的务本之谈，因为他把铁路建设看成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也是中华民国的立国之本。这种观点，孙中山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表达法加以阐发过。在1912年9月2日北京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的欢迎会上，他就说过：“盖今日铁道为立国之本，兄弟已屡言之”[16]。一个国家的立国根本靠的是民富和国强，富强相因，国即立矣。关于“民富”与“国强”的关系，孙中山有一个明确的看法。4月17日，他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的欢迎会上演说，认为：“民富即国富，既富即强。”[17]也就是说，在孙中山看来，立国的根本，最关键的还是“国富”。这是与民初政府所遇到的财政困难紧密相关的。国家的富与强实质上就是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终极追求的“国利民福”。铁路建设与国家富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孙中山有充分的论述。
关于“国富”，孙中山认为：“完成目前之铁路计划，即所以促进商业之繁盛，增加国富，市场因以改良而扩大，生产得藉奖励而激增。”[18]所谓“增加国富”就是指铁路建设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铁路收入将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19]。至于铁路每年可给政府增加多少收入，他有六万万、八万万、十万万、十五万万、十数万万等多种不同的说法。总之，铁路建设给政府带来的财政收入将是丰厚的。有了这些收入，就解决了财政困难的问题，“已足为全国之公用而有余”[20]，“以之练兵及作中央地方行政经费，不患无钱筑路费”；有了这些收入，“则民间负担之力，可以锐减，兴办各事，不必患贫矣。”[21]“再以之兴办生产事业，利仍归公，则大公司大资本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可免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专制矣。”[22]因此，民生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有了这些收入，国富与民富的问题都得到解决，国家的经济实力将大大增加，“庶可与各国见”[23]。所以，他非常自信地认为：“顷者，吾方潜心规划铁路大计，将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此诚发展中国财源第一要策。此事告成，则中国虽有一千兆之外债，亦不患无力偿还矣。”[24]
铁路建设还将导致“民富”，4月17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的欢迎会上指出：“如能合全国之资与力分头开采（中华煤矿），并多筑铁路以便转动，能如是则民富。”[25]8月29日，他在北京全国铁路协会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认为：“至于藉此筑路，运输农工商之实业，其中直接间接官民受益，岂止倍蓰！”[26]要“民富”，就必须振兴实业，进行经济开发。9月17日，在与梁上栋谈话时，他又说：“我国版图广阔，物产丰富，非求开发，不足以言富强。开发之道，舍兴筑铁路而莫属。”[27]对于铁路建设与“民富”的关系，孙中山有一个更深入的看法。8月24日，在与袁世凯进行第一次谈话时，他说：“我的志愿是愈急速愈好开始我的建设事业，开始建筑我所计划的中国铁路统系。我们有了铁路统系发达于全国，就可以为了人民的利益以开辟工商业的道路。农业的中国就变成工业的中国了。”[28]正是在这些意义上，孙中山才在10月6日上海国民党的欢迎会上表示：“余注全力于铁路政策，以谋发达民生。”[29]由此可看出，孙中山确实是把铁路建设作为实行民生主义的一种重要手段，并谋求其“国利民福”的终极目标。
通过上述对孙中山观点的详细介绍，就不难理解他在此问题上的一个总看法，即：“民国今日贫困极矣，开辟富源，振兴实业，非铁路不为功。”[30]或者是：“故今日欲谋富国之策，非扩充铁路不可。”[31]
关于“国强”，从政治而言，他在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认为：“中华之地五倍于美（国）。苟能造铁道三百五十万里，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强国。否则，人民虽多，不能一呼即集，与少何异。幅员虽广，自南而北，自西徂东，交通不便，载运不灵，虽大无济。”[32]这里强调的是铁路建设有利于政治动员。国家的强大还在于政治的统一，铁路建设有利于国家政治的统一，有利于加强内部的政治联系。孙中山在《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一文中充分论述了铁路建设对于政治统一和国内政治联系的重要作用：“因铁路能使人民交接日密，祛除省见，消弭一切地方观念之相嫉妒与反对，使不复阻碍吾人之共同进步，以达到吾人之最终目的。”[33]“今后将敷设无数之干线，以横贯全国各极端，使伊犁与山东恍如毗邻，沈阳与广州语言相通，云南视太原将亲如兄弟焉。迨中国同胎发生强烈之民族意识，并民族能力之自信，则中国之前途，可永久适存于世界。盖省区之异见既除，各省间不复时常发生隔阂与冲突，则国人之交际日增密切，各处方言将归消灭，而中国形成民族公同自觉之统一的国语必将出现矣。”[34]“完成目前之铁路计划，……尤其重要者，则为保障统一之真实，盖中国统一方能自存也。一旦统一兴盛，则中国将列于世界大国之林，不复受各国之欺侮与宰割。”[35]他在上海报界公会的欢迎会上也指出：“以今日之国势，交通最要者则为铁路。无交通，则国家无灵活运动之机械，则建设之事，千端万绪，皆不克举。故国家之有交通，如人之有手足四肢。人有手足始可以行动，始可以作事；国家有交通，始可以收政治运用敏活之效。否则，国家有广大之土地，丰富之物产，高尚思想之人民，而无交通以贯之，联络之，则亦有等于无。譬之人而无手足，不能行动，不能发挥，即有聪明才力，亦归无用。是以人而无手足，是为废人；国而无交通，是为废国。”[36]因此，铁路交通对于一个国家加强内部的政治联系与政治统一是何等的重要！
从军事国防和边防而言，孙中山曾就铁路对军事国防和军事征调的作用做过两次内容基本相似的分析，其中一次是在8月29日北京全国铁路协会的欢迎会上，他说：“至强国一节，譬如中国有二百万兵，分布二十余省，平均不过十万耳，人以三十万兵，可以制胜而有余。盖人以三十万兵敌我十万，非二百万兵也，其制胜可以断然矣。其故皆由交通不便，运兵运饷，非数月不能到，及其到时，则大事已去矣。则名为二百万兵，与无兵同。今若铁路交通，不过百万兵已足。盖运输便利，不过数日可到，分之虽少，合之则多。以百万兵敌三十万，加以主客异势，蔑不胜矣。”[37]9月1日，他在北京蒋翊武等人的欢宴会上又说：“中国地土广大，边防吃紧，一有战事，则东西南北，不能即时救应，以此梗塞之国，而与列强并驾齐驱，断断乎不可。”[38]9月2日，他在北京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的欢迎会上也说：“倘有铁道，则交通便利，可将内地之军队输于边疆，以保吾圉。如蒙古，如西藏，皆由兵力薄弱，以致外侮侵凌，是皆交通不便之故。”[39]这些是侧重于加强边防的考虑。
所以，孙中山认为：“凡立国铁道愈多，其国必强而富。”[40]还说：“故鄙人以为欲谋强国，亦必自扩充铁路始也。”[41]“国家之强弱，以铁路之多寡为衡”[42]。并进一步分析说：“盖中国地质本居世界第一位置，如果交通利便，即为全球第一强国；惟昧于大势，不知敷设铁道，故降至三等国、四等国而不惜，亦可哀已！”[43]他在给黎元洪的信中也认为；“铁道之有无，系乎国家之强弱。丁兹民国成立，万端待理，究以铁路为首要。”[44]因此，在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的记者谈话时，他就毫不犹豫地表示：“惟（铁路与练兵）两策以铁路为先，工商、教育可一呼而起。若路不成，有兵亦无所用。”[45]
综合上述两大方面的观点，可以看出，国家的富强离不开铁路。孙中山对此也是有综合性观点的，在他的表述中“富”、“强”有时是连在一起作为“富强”来说的。7月22日，在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的欢迎会上，他说：“夫人民之对本国莫不希望其富与强，欲富强非建筑铁道不可。”[46]9月2日，在北京报界的欢迎会上，他更是充满豪情地告诉人们：“庶铁路有告成之日，而中国有富强之期”，如完成他的中国铁路建设计划，则“中国富强可与欧美并驾”[47]。同一天在北京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的欢迎会上，他说：“故今日我国，如欲立足于世界，惟有速修铁路，以立富强之基。”[48]
由此看来，孙中山对将铁路视为立国之本的观点还是有深入思考的。正是由于他把铁路建设看成是立国根本，是解决民初政府财政困难的根本性出路，因此，孙中山将铁路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多次把铁路建设能否成功、他的铁路计划能否顺利实施看成是关系民国生死存亡的前途问题。9月2日，在北京报界的欢迎会上他认为：“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49]同一天在北京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的欢迎会上他又警诫国人：“但今日之铁路问题，实为中国生死存亡之问题。”[50]
铁路建设是孙中山在民初高唱民生主义奋斗目标时为解决民初财政困难而提出来的，因此，他把铁路建设的成功与否看成是关系到民国生死存亡的前途问题又是一个必然性的逻辑发展，应该说，孙中山在民元关于铁路重要性和铁路作用的认识是他铁路建设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其民生主义思想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在这里，他将“国利民福”的民生主义终极追求目标中的“国利”通过对铁路建设作用的分析阐发得更为淋漓尽致。
三
那么，在孙中山看来，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究竟有什么具体关系呢？
孙中山对此有一个总的看法。12月9日，他在杭州51个团体的欢迎会上指出民生主义“有四大纲”，这“四大纲”分别指资本、土地、实业与铁路问题、教育问题[51]。也就是说，铁路建设是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资本问题上，孙中山主张节制资本；在土地问题上，他力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与铁路建设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在后文将专门论及。关于教育问题，他在《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一文中指出，包括铁路收入的各种政府财政收入“将供给国家政费之需要而有余，然后举其余额，以兴办教育及最要之慈善事业，如养老恩俸、收养残废跛瞎之人。”[52]从前文分析可知，在孙中山看来，铁路建设是谋求国家富强的不二法门，而国家富强了，一切问题包括教育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可以说，铁路建设问题是孙中山在民元着力解决的民生主义的中心问题。
为什么要进行平均地权？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的饯别会上指出，地价上涨将会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并分析英国伦敦地价上涨的原因说：“此家资（指因地价上涨而带来的财产）从何而得来，则大抵为铁道及地业发达所坐致，而非由己力之作成。数十年之后，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优先莫大之权，据地以收人民之税，就是地权不平均的说话了。”[53]10月25日，在南昌百花洲行辕发表谈话时又以美国一富人的致富经历说明国家路政是地价上涨和造成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之一[54]。为了解决这种“不平之道”，就必须进行平均地权。
何时进行平均地权呢？孙中山多次指出要在革命成功之际平均地权，但是，要保证平均地权后民生主义能够真正实行，则必须在革命成功之后而大规模铁路建设尚未展开之前平均地权。9月19日，他在山西同盟会的欢迎会上指出，在大规模进行铁路建设之前“须预筹平均地权之法，而后于民生有利益。因铁路所至地价必增，有地者得利，无地者死，受害多矣。资本家贱价购地，垄断其利，穷民又何利之有。故乘此革命大变动之际，土地必须有换契之举，政府可藉调查地价，布告全国，实行地价税法。”[55]
那么，如何保证平均地权的公正性呢？自报地价是平均地权的重要环节，如何使土地所有者能够做到公正报价呢？孙中山指出：“其地价多寡由所有者自为报定，将来政府公用征收，即按所报之价而付与之。地主惧异日收买之吃亏，自不肯以多报少。而既按地价征税，亦不必肯虚报重价，致目前重其负担。如此，则所报地价不患不公平矣。”[56]这里的“政府公用征收”，就包括了铁路建设的征购土地。6月9日，在广州行辕与各界谈话时他就说：“至于地价贵贱，由业主自报多寡。如防业主以贵报贱，由省会定一条件，如国家开铁路、马路或建一大工场等，可以随时收归国有，则以贵报贱之弊，可无虑矣。”[57]在孙中山看来，铁路建设是保证平均地权公正性的工具性因素。
平均地权对铁路建设有何影响呢？应该说，平均地权后有利于铁路建设。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的饯别会上发表演说时就意识到了核定地价有利于铁路建设的进一步开展，征购铁路建设所需要的地皮就显得容易一些，他指出：“地为生产之原素，平均地权后，社会主义则易行。如国家欲修一铁路，人民不能抬价，则收买土地自易。”[58]反过来，如不实行平均地权，则不利于铁路建设。9月4日，他在北京答记者黄远庸问时表示要“从速实行”平均地权，“因为地价不定，地皮一天贵一天，将来造办铁路购买地皮时，异常不利。”[59]照价收税后也有利于铁路建设的进一步开展，因为照价收税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就有更多的经费投入铁路建设。5月5日，他在广州与报界记者谈话时说：“实行税契，全国每年可得四十万万，今日支出之数不过四万万。度支既足，可以再筑铁路、开采矿山两种实业。”[60]
从上述可知，铁路建设与平均地权有着密切的关系。铁路建设是导致地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地价不断上涨从而使少数土地所有者暴富起来，因此，必须平均地权。平均地权的最好时机是在革命成功后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尚未开始之时，只有这样才能对民生有利。在平均地权的过程中，铁路建设等国家工程按原价征地作为一种将来时的政策对土地所有者如实核报地价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可以保证地价的公正性。平均地权后，由于获得“地价之真数”，真正的铁路建设开始时购置地皮价廉，减少了铁路建设的成本，另一方面，平均地权后，政府的契税收入增加，又可保证对铁路建设的投入。铁路建设使得一些地方的交通便利，又可将平均地权向前推进，将这些交通便利之地收归国有，使国家享有高额地租。这些就是孙中山关于铁路建设与平均地权关系的全部观点。
实行铁道国有是为了防止在中国出现大资本家，防止“资本家垄断之流弊”。资本家垄断是怎么形成的呢？孙中山曾以美国铁路公司的情况说明这个问题[61]。从美国的情况来看，铁路垄断资本的形成具有示范作用，不仅如此，在孙中山看来，铁路垄断资本家是获利最厚的资本家，他说：“资本原非专指金钱而言，机器、土地莫不皆是。就今日世界现状观之，其资本生资最巨者，莫如铁道。美国铁道之资本金约一百八十万万，每年全国收入总数约十五万万，十二年之收入，即可收回成本，则十二年后之收入，尽为赢余，其利之厚，鲜有过于此者。……美国铁道全归公司所有，即少数资本家所有，故利皆为私人垄断。”[62]因此，孙中山总是把铁路国有作为“国家一切大实业皆归国有”的首要考虑对象。
资本家垄断有哪些流弊呢？资本家垄断首先导致工人的生活没有保障，从而有可能出现工人的罢工斗争，他说：“如有一工厂，佣工数百人，人可生二百元之利，而工资所得不过五元，养家糊口，犹恐不足，以此不平，遂激为罢工之事，此生产增加所不可免之阶级。”[63]不仅如此，资本家垄断还会影响到全体国民的生活，孙中山对此分析道：“譬如美国大资本家如煤油大王、铁路大王，全国财政几操此数人之手，任其专利，以致其国虽强，其民仍复苦楚。”[64]对于铁路资本家垄断来说，其流弊也是如此。流弊所及首先是与铁路有关的旅客、货商与铁道工人，孙中山说：“试以铁道论之，苟全国之铁道皆在一二资本家之手，则其力可以垄断交通，而制旅客、货商、铁道工人等之死矣。”[65]铁路垄断资本家对全体国民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他在杭州51个团体的欢迎会上反问道：“倘或不归国有，譬如一省出一大资本家，将一省铁路买回，大权独揽，垄断商业，彼时国民受其影响，岂不大哉！”[66]
正因为资本家垄断有这些流弊，所以，孙中山在早年设想民生主义时就考虑到如何防止这些流弊，他指出：“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现今德国即用此等政策。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67]这里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在孙中山看来就是他的民生主义，他说：“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68]不难看出，铁道国有政策是其民生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铁道国有在其“国家一切大实业皆归国有”中占首要地位，也是“国家一切大实业皆归国有”的重点。孙中山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世界通行[69]。孙中山根据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明确宣布“我国铁道应提倡归为公有”。4月4日，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时，他表示：“民国政府拟将国内所有铁路、航业、运河及他重要事业，一律改为国有。”[70]他乐观地预言道：“然铁道国有、运河国有、航路国有以及大商业国有各制则必能行于中国也。”[71]孙中山还进一步分析说：“中国十年以后，必至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此时杜渐防微，惟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此则兄弟提倡国家社会主义之微意也已。兄弟欲办铁路，每主张铁路国有，是国家社会主义，为民国富强之基。”[72]实行了铁路国有政策，国家才会有大宗的财政收入，“国计”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国家有铁路、矿业、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税之完纳，府库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之势。”[73]只有实行了铁路国有，民生问题也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孙中山指出：“铁道以及各种生产事业，其利既大，工人之佣值，即可按照社会生活程度渐次增加，务使生计宽裕，享受平均，则工人亦安于工作，不至再演同盟罢工之苦剧矣。”[74]“凡属于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于公理之平允。”[75]因此，铁路国有是铁路建设导致国家富强的关键环节。如果不实行铁路国有，铁路建设最终也不会导致国家富强，所谓的“国利民富”也就无从谈起。在这里，他又将铁道国有政策的施行与民生主义“国利民福”的终极追求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那么，如何实行铁道国有呢？没有铁道，何谈国有？因此，在孙中山看来，要实行铁道国有政策，就必须在中国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建筑铁路。孙中山的设想就是：由政府授予他全权组织民办的中国铁路公司，再由中国铁路公司筹划铁路建设；由于国内财政困难，必须实行开放主义，建筑铁路的资金主要依靠外资，而利用外资的最好办法就是批给外人包办；在外人包办四十年之后，再将建成的铁路收归国有。这种实行铁道国有的办法就是孙中山概括的所谓铁道“民办国有主义”。8月28日，他在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时第一次表述了“民办国有主义”的这些基本内容[76]。为什么要实行民办国有主义？孙中山分三个层次对此问题进行了解剖：第一，“倘使铁路归政府所有，就给谋官的人以牟利的机会。”第二，“倘使是归私人公司，不能得外国投资。”第三，“倘属私人组织，仍归政府管理，就可脱离政治势力，且有政府管的益处。”[77]民办铁路如何利用外资才能取得铁路建设的最佳效果？孙中山认为，在“舍路权而争主权”的总原则下，利用外资可以有三种形式：“一、借资兴办，二、华洋合股，三、定以限期，批与外人承筑，期满无价收回。”孙中山对这三种形式的利弊作过多次分析和比较，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三者之中，以批办为最相宜。因此时中国资本、人才、方法三事皆缺，若批办则可收三事之利。方今世界交通，一国有大计划，若合数国之力以经营之，则事之成功甚易，以一国独当之，则成功极难。”[78]孙中山主张实现铁道国有，但有一个从民办铁路到正式收归国有的过程。民办铁路并批给外人包办是为了加快中国铁路建设的进程。将铁路收归国有，是实行民生主义，目的就是“防止资本家垄断之流弊”，谋求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因此，孙中山明确地提出：“鄙人主张借款办铁路，更主张批给外人包办，且欲实行民生主义，以救种种方面之弊害，此即鄙人修办铁路之大意也。”[79]
综上所述，孙中山考虑实行民生主义的问题时，总是要提到铁路与铁路建设，而他在思考有关铁路建设的问题时也总要归结到解决民生问题、实行民生主义的落脚点上。在孙中山看来，虽然铁路问题只是民生主义的“一纲”，甚至是“半纲”，但是它与其他“三纲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铁路建设思想是其民生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关键内容，铁路建设问题是孙中山在民元试图着力解决的民生主义的中心问题，要对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有深入的了解而不加强对其铁路建设思想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是深入了解其民生主义思想的钥匙。
四
要巩固襁褓中的民国政权，使新生的中华民国能够列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实行民生主义，大力振兴实业，使民众生活幸福，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由此看来，民元孙中山依据他在革命初期确立的三民主义总体目标将他的工作重心从民主革命运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非常正确而又及时的。
孙中山在民元将他经济建设工作的重心又放在铁路建设上，并把铁路建设提高到事关民国政权生死存亡的前途问题的高度，将铁路建设当作实行民生主义的重要手段和中心环节。如果我们不脱离历史发展进程实际的话，那么，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孙中山生活的年代正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欧洲核心地区获得巨大成就，并向周围地区扩散，越出欧洲向异质文化地区传播，从而形成推动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浪潮的历史时期。铁路建设成为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新兴工业化的中心[80]。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对中国的冲击深深影响着孙中山，在从事民主革命运动时期，他就时时关注着世界各国铁路建设的进程，设想着中国铁路建设的规划。诚如他自己所言：“仆之不敏，见识浅薄，然二十年来每有所至，即收其舆图，虽用意颇杂，适用于舆图之计划甚多。但留心比较世界之铁道，实偏有所嗜。”[81]他敏锐地认识到：“数百年前中外均无铁道，故彼此无强弱之别，现在万国均有铁道，我国不能独无。”[82]从民元孙中山发表的关于铁路问题的演说、谈话来看，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和俄国等大国的铁路建设及管理是非常了解的，对美国铁路建设的了解则更多（关于孙中山对美国铁路的了解，笔者将另文探讨）。这又是与美国在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中铁路建设的惊人速度与巨大成就分不开的。美国于1830年5月24日建成第一条铁路，以此为开端，自19世纪50年代起，筑路规模不断扩大，在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曾出现过三次铁路建设的高潮，1887年当年就建成铁路20649公里，创造人类铁路建设史上的最高纪录，至1916年，美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共有408745公里[83]。美国铁路建设的巨大成就不可能不引起时刻关注各国铁路建设状况的孙中山的高度重视。虽然从学理上论证铁路建设对美国经济的腾飞究竟起了哪些作用和多大作用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如果没有铁路建设的飞速发展，就没有美国经济的腾飞，这一点是可以成为共识的。因为，美国铁路建设的速度最快，其经济腾飞的速度也最快，至20世纪初，世界上最年轻的新兴现代农业大国的美国在经济实力上一跃而超过英国。有了美国的典范，孙中山将铁路建设的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正确的。
如果历史能够按照孙中山的思想逻辑发展下去，那么，今天的中华民族早该是另一番气象了。可惜的是，历史却按照其惯有的惰性力量向前运行着，孙中山美好的设想归于破灭。虽然孙中山转移了他个人的工作重心，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将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转化为全体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集体意志，事关民族国家前途的大问题，没有一个先进的具有统一意志的政党的领导，不依靠全民族的力量，仅靠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去奋斗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民生主义在民主革命运动过程中就是在革命党人当中分歧最大的“主义”，虽然民国成立后的中国同盟会在孙中山的坚持下也将民生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确立了下来，但是，此时的中国同盟会已经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政党，民生主义的奋斗目标并没有成为集体的统一意志，“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思想潜流严重侵蚀着全体革命党人的奋斗意志。因此，对于铁路建设的要求，只能是“言之谆谆，听之藐藐”了。
我们不能低估孙中山让权在政治上的意义及其在中国民主化进程史上的价值，但不能不说，孙中山让权对于他铁路计划的实施无疑是釜底抽薪。他也意识到他的铁路计划需要政府的支持才可能实施，从他阐述的有关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的方方面面的关系来看，铁路建设也是不可能离开政府的支持的。美国铁路建设之所以飞速发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政府的大力扶持，1820～1880年，美国政府从政策方面给予很多优惠条件鼓励私人建路，各级政府为私人修路无偿赠予土地，供应材料，减免税收。1880～1930年是美国铁路建设的昌盛时期，1890年美国政府投入铁路的资金为国民总收入的12.7%，1920年，美国铁路已达40多万公里，这一年，美国政府投入铁路的总资金占全国财富的1/10[84]。因此，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美国铁路建设的飞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政治野心家最大的兴趣是玩弄权术阴谋，如果政权掌握在他们手里，真正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就不可能彻底进行，近代化的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大规模展开，所谓的经济建设只能是装饰门面和大肆敛财的工具，他们把持下的政府绝不会从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着眼去真诚关心经济建设和铁路建设。因此，孙中山让权于袁世凯，是注定不会得到袁世凯北洋军阀政府对铁路建设的真诚关心的，随着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野心暴露出来，他也就撕下了伪装的面具，公开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敌，并下令撤消了成立不久的中国铁路总公司。
中国的铁路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是源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而是仁人志士迫于外侮，从加强中国近代海防和边防、增强国防实力的需求而提出来的。民元孙中山大力提倡铁路建设如果是迫于外侮的成份少了一些的话，那么，迫于内忧的成份就多了一些。民元临时政府的财政困窘是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充裕的财政，不用说列强的承认了，就是自身的存在也决非彗氾画涂。无论是外患，还是内忧，都是铁路建设外在的逼迫性动力，而非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内在需要。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中国虽有所发展，但还没有孕育出要求铁路建设的强烈冲动。铁路建设的这种动力决定了孙中山倡导的铁路建设不可能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民间资本的积极投资。所以，尽管孙中山唇敝舌焦，广泛宣传他的铁路计划和铁路建设的利益，但反对的和不理解的社会舆论不在少数。这就注定了中国的铁路建设必然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经济发展阶段才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人民群众的热切支持。革命的热情永远也不能抵得住历史发展规律的无情挑战。
民主政治制度确立后逐步成熟，经济发展的总量远远超过运输能力，而发展民族经济成为全民族一致要求的时代到来的时候，大力加强铁路建设，就一定能够发达民生，实现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终极奋斗目标——国利民福，也就是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富强。
收稿日期：2002-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