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拍”的女性形象看明代后期女性文化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明代论文,后期论文,形象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二拍”），是明代后期继冯梦龙“三言”之后问世的两部短篇白话小说集。“二拍”在创作倾向上，与“三言”大体相同，在艺术上两者亦在伯仲之间。所不同的是：“二拍”的创作力度大大超过了“三言”。现存七十八篇作品，基本上都是凌氏个人创作的，虽然有一些作品取材于唐、宋、元、明的小说戏曲史料，但都经过精心加工过的，实属新创之作。因此，在“二拍”的作品里突出地表现出浓厚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思想倾向。
“二拍”中女性故事的类别
“二拍”最突出的题材之一，是女性的故事，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类别：
一、女性的爱情、婚姻。这类内容在“二拍”中占首位，而爱情产生的形式不尽相同，有在同堂读书中产生的爱情。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六《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中的刘翠翠，十余岁时送入学堂读书，与同学金定产生了恋情，互赠情诗。金生作诗云：“十二栏杆七宝台，春风到处艳阳开。东园桃树西园柳，何不移来一处栽？”刘翠翠和韵一首，诗云：“平生最恨祝英台，怀抱为何不肯开？我愿东君勤用意，早移花树向阳栽。”后来他们如愿以偿，结为恩爱夫妻。由于战乱，刘翠翠被李将军掠走，强逼为妾。金定寻妻，刘翠翠虽然不敢公开相认，只好兄妹相称，然而内心的情感始终未变，偷着赋诗道：“一自乡关动战锋，旧愁新恨几重重。肠虽已断情难断，生不相从死亦从！……”果然金定死后两月，刘翠翠也从于地下，做了一对鬼夫妻。再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七《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中的闻蜚娥，自幼习得一身武艺，一向装做男子，到学堂读书，改名胜杰，表字俊卿，经考做了秀才，与两位男同学魏撰之和杜子中成为知心朋友。由于魏杜二人与她都很情投意合，因而她拿不定主意与哪个订婚，于是暗自射箭卜婚。结果最先被杜生拾得，尽管随之出现了一些小插曲，然而最终闻蜚蛾还是与杜生结为夫妻。上述均属于青梅竹马式的恋情。在女性的恋情上，还有不少是一见钟情的，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弄》中的小尼姑静观，在船上遇书生闻人生，“二人一见钟情，立即欢爱起来，后来静观与闻人生私奔，结为合法夫妻。又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九《莽儿郎惊散新莺燕梅香认合玉蟾蜍》中的杨素梅，凭窗而立，恰被在墙外散步的书生凤来仪望见，两人均被对方的美貌所吸引，经侍女龙香传话递书，先是互赠情物，后订佳期相会，然而好事多磨，就在他们幽会正要欢爱时，被凤来仪的两位朋友搅散，此后再无约会之机。就在两人满怀遗憾而真情至死不渝时，双方家长都给他们订下了门当户对的亲事，杨素梅做好了以死殉情的准备，凤来仪亦有了应婚之变的计划，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龙香考证出即将成婚的配偶正是他们自己，二人在万分的惊喜交加中拜了天地。“二拍”还写了一些女性鬼神的恋情。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瘗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中的王玉英，是二百多年前死的女鬼，因感激秀才韩庆云收掩她的遗骸，便现身自荐，以“妾蒙君葬埋，便有夫妻之情”为由，提出“愿奉君枕席，幸勿为疑”的恋情。韩生“见此美妇，虽然明说是鬼，然行步有影，衣衫有缝，济济楚楚，绝无鬼息”，便动了心，“欣然留与同宿，交感之际，一如人道，毫无所异。”他们相处一年有余，情同伉俪，生有一子。为了使其子更好地得到抚养，就将其送到湘潭黄公家中，十八年后认回。韩生“感其厚意，竟不再娶。”又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中的女海神，爱上了在辽阳做事的徽州商人程宰，在交往之中他们“语话缠绵，恩爱万状”，程宰从此身体健康，财运亨通。相交七年，“两情缱绻，犹如一日。”程宰在回乡探亲的途中，遇着三大危难，都是海神女事先所预见的并及时相救，他才化险为夷，“终身吉利，寿至九九”。再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三《大姨魂游完宿愿 小妹病起续前缘》中的大姐吴兴娘，因思念未婚夫郁闷而死，但她那颗念夫之心未泯。当未婚夫崔生前来完婚之时，她就把自己的灵魂附在小妹庆娘身上，与崔生先欢爱后私奔，一年后返回家中。又在她的撮合下，使小妹庆娘与崔生结为夫妇，而自己带着万分的满足离开了他们。“二拍”还写了一些女性婚外恋的故事，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二《乔兑换胡子宜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中的铁熔之妻狄氏，生得“姿容美艳，名冠一城”。当她得知丈夫看上了好友胡生之妻门氏，不但没有半点醋意，反而想办法使铁生接近门氏，结果铁生还没有勾搭上门氏，而狄氏倒先看中了胡生，无论堂堂的相貌，还是“风流身分，温柔性格”，都远胜过铁生，而胡生也很钟意狄氏。他们便承铁生酒醉之际，放情欢爱。狄氏为了与胡生安安稳稳地快乐，抓住了铁生喜酒好色的弱点，出资让胡生寻觅名妓绊住铁生，使他日夜不归，狄氏与胡生则是毫无顾忌地在家中畅情作乐。后来胡生和狄氏相继病死，铁生如愿以偿，娶门氏为妻。在此之前，门氏在服侍胡生养病之时，就与铁生如胶似漆地欢爱了。“二拍”还写了一些女性宣淫的故事，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写杨太尉四位姬妾及侍婢，乘杨太尉外出之际，主动约会馆客任君用，先是轮番与他取乐，后来众美欢爱一处，整整快活了一个多月，被突然而归的杨太尉发现，阉割了任君用，从此众美也失去了宣淫欢乐。
二、女性的才干。“二拍”展示女性才干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帮助男性治家立业。如《初刻拍案惊奇》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中的杨氏，孤孀无子，首先将父母双亡的侄子王生抚养至十八岁，然后出资让他外出经商。王生带着婶母给他的千金东西，从苏州购货，准备到南京做生意。没想到货船行至黄天荡内遭到一伙劫匪抢劫，金银货物全被抢走，王生无奈向亲友借了几两银做盘费，才得回家。婶母杨氏没有半句批评，反而安慰他，又给他凑了千两银子，再次让他贩货到远处经商，结果又在孟河路遇到上次抢劫的那伙强盗，又被抢劫一光。杨氏又没有半点埋怨，只是安慰，坚信“侄儿必有发迹之日”。过了几时，杨氏又凑了千金，鼓励侄子再次外出做生意，见他心生畏惧，劝说道：“我的儿、大胆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难行。……”第三次又在吴江口遭遇强盗，王生苦苦哀求，哭诉资本来得不易，情愿一死，决不再空手回去见婶娘了。这个强盗很讲义气，见他可怜，在不违反江湖规矩下，就把抢劫别人的一只苎麻货船送给了他。王生见是打捆的苎麻，不敢原样销售，就运回了家，准备拆散重新包装，没想到在苎麻的夹层中有许多白金，计算起来共有五千余两，以此做了本钱，不上几年，遂成大富之家。再如《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中的马氏，看到丈夫陈秀才逐日呼朋引类，宿娼嫖妓，将一份大家私折腾得所剩无几，每每苦劝，他只是不改，又欠下卫朝奉三百多两银的债务，利高无比，没过多久，本利共合银六百多两；最后无奈，将花费一千二三百银两造成的住房抵偿了卫朝奉的债务。至此，陈秀才悔恨不已，终日眉头不展。马氏见丈夫穷得走投无路，并有了洗心割面之心、痛改前非之意，就拿出早已暗自积蓄的私房钱，“约有千余金之物”，交给丈夫。陈秀才得到这笔钱不仅赎回住房，还“将余财十分作家，竟成富室。”这都是马氏精明能干的结果。二是帮助丈夫雪恨，替父、夫报仇。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中的王氏，跟随丈夫崔俊臣赴任，途中遭恶船家顾阿秀兄弟的暗算，图财害命，崔俊臣被抛入水中，王氏被恶船家逼作儿媳，准备上岸成亲。王氏假意应承，用勤奋料理家务来麻痹恶船家，使得他们不再有任何防范。八月十五中秋之夜，恶“船家会聚了合船亲属、水手人等”，“个个吃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船家也在船里宿了”，王氏见有逃脱之机，急忙将船靠岸，只身逃走，在尼姑庵出家，法名慧圆。一年后，恶船家顾阿秀兄弟为了答谢尼姑庵院主的斋饭，送了一幅纸画芙蓉。王氏见到纸画，一眼就认出了是丈夫的真迹，抱着以物寻人的想法，便提笔在纸画上题一首右调《临江仙》词，内含她们夫妇遭受的伤情。正是由于这首词的题咏，使他们夫妇的冤情得以昭雪，恶船家受到法律制裁，夫妻团圆。又如《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九《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中的谢小娥，十四岁时刚与段居贞完婚，就惨遭全家覆没的灭顶之灾，父、夫均被汪洋大盗杀害，她自己也被抛入水中，后被渔夫救起，以梦中父、夫谜语为线索，根据李公佐巧解的强盗姓名，女扮男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手刃了仇人申兰，活捉了申春，为父、夫报了仇，也为百姓除了害。作者称赞她是一个“又能报仇、又能守志”的“绝奇”女人。
三、女性的侠义行为。女侠客行侠仗义的故事在唐宋传奇中比较突出，但是大多作品主要是写她们行侠仗义的外在行为，而“二拍”则注意表现她们的内心情感和人格魅力。它重点写了三类人物：一类是具有侠情的妓女。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中的严蕊，是台州著名的歌妓，“行事最有义气，待人常是真心。所以人见了的，没一个不失魂落魄在他身上。”台州太守唐与正“见严蕊如此十全可喜，尽有眷顾之意，只为官箴拘束，不敢胡为。但是良辰佳节，或宾客席上，必定召他来侑酒”，彼此诗词唱合，十分相投。后来朱晦庵与唐与正有了矛盾，想借唐与正与妓女严蕊的往来，治他个嫖妓通奸罪，以达到打击唐与正之目的。于是就将严蕊下狱，进行严刑逼供。严蕊只说：“循分供唱，吟诗侑酒是有的，曾无一毫他事。”三番五次地拷问，严蕊都是这样的说法。“狱官着实可怜他”，好言劝问道：“上司加你刑罚，不过要你招认，你何不早招认了？……女人家犯淫，极重不过是杖罪，况且已经杖断过了，罪无重科。何苦舍着身子，熬这等苦楚？”严蕊回答：“身为贱伎，纵是与太守为奸，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认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的！”由于严蕊立心正直，侠情义胆，才使得唐与正“官爵安然无事”，而朱“晦庵此番竟不曾奈何得唐仲友，落得动了好些唇舌。”二类是具有侠识的“骗妇”。如《初刻拍案惊奇》卷十六《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中的陆蕙娘，本是大骗子张溜儿的妻子，由于她长得貌美，张溜儿以“表妹寡居”的说法，骗得不少有钱财的人上当，往往都是在洞房花烛夜让陆蕙娘装害羞，不与人家同床，第二天张溜儿纠合一伙棍徒，以图赖奸骗良家女子的罪名打将进去“连人和箱笼尽抢将去。那些被赚之人，客中怕吃官司，只得忍气吞声，明受火囤。”陆蕙娘是个有见识有侠情的女子，因多次劝阻丈夫不听，只好等待时机，心内有数：“只要将计就计，倘然遇着知音，愿将此身许他，随他私奔了罢。”张溜儿又用同样的骗局引得进京赶考的书生沈灿若上当，在成婚的夜晚，陆蕙娘见沈灿若人品高尚，态度非凡，又通过交谈，得知他是个有根基之人，就把骗局合盘托出，让他“连夜便搬往别处好朋友家谨密所在”，并“自媒以从官人”。沈灿若依其言，立即般往何澄家中，不仅保住了财产，也保住了前程，两月后考中“传舻三甲”。三类是剑侠女子。《初刻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中共写了十位侠女，前九位基本上是唐宋之际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最后一位韦十一娘是作者创作出来的人物，也是该篇小说着重塑造的女主人公。韦十一娘是位武功极高的剑侠，在作品里虽然也写了她与两位女弟子应程元玉之请而表演的精妙绝伦的剑术，但主要篇幅是写她内在的修养。通过韦十一娘在文、阶道上的酒店中为报答程元玉代付饭钱的恩德而向他提出“公去前面，当有小小惊恐”的警告，以及后面程元玉果遭强盗打劫的事实，写出了她料事如神的预见性；通过韦十一娘与程元玉关于剑术发展史的问答，写出了她纵观古今的学问；通过韦十一娘对历代侠客行为的品评和谈论剑术所诛的五个标准，写出了她鲜明的是非观和嫉恶如仇的爱憎情感；通过韦十一娘教弟子“挟弓矢，尽人力”而不用剑术猎取雉兔以充口腹的言行，写出了她及弟子们的剑侠风采和公私分明的处事态度；通过群盗送还程元玉被抢的行李仆马和拒收谢金以及畏惧韦十一娘的言语心态，写出了韦十一娘威镇江湖的侠威；通过韦十一娘的童女青霞和缥云的如意婚嫁，写出了韦十一娘十分同情达理的为人。总之，韦十一娘是一位既有高度的理性认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女剑侠。这正是该篇小说不同于以往的武侠小说的升华之处。
传统女性文化的内涵
“二拍”中描述了大量的女性故事，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在这些女性的言行中透视出与传统的女性文化不一致之处。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应弄清楚什么是传统的女性文化？封建的女性文化起于何时？笔者认为女性文化是伴随着父权社会的等级制度的建立而出现的，与女性有关的各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陆续产生了。首先以女字作偏旁部首的字词大量涌现，如：好、妙、妨、妒、媛、媪、嫌、妈、嫁，等等；其次出现了用女字命名、命物、命事的文化现象，如女兄、女奴、女德、女乐、女公子、女娲石、女坟湖、女盐泽、女博士、女校书、女尚书、女儿茶、女冠子、女真族等；再次明清时期出现了女儿节。据明刘侗《帝京景物略·春场》和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端阳》记载：每年有两个女儿节，一是农历五月初一至初五为女儿节，青年女子梳妆打扮，头插石榴花；已婚女子各回娘家看望父母，以此欢度她们的节日。二是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已婚的女子都要被娘家接回吃花糕，这天也叫作女儿节。女性日常生活的穿戴服饰越来越讲究，艺术性很强，显示出浓厚的文化色彩。这些文化现象，只打上了性别的烙印，但没有任何歧视和压迫之意。然而随着父权社会的等级制度的完善和等级观念的树立，特别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男尊女卑的等级差别越来越大，对女性进行了全方位的束缚，政治上，“女不言外”（注：杨天宇《礼记译注·曲礼上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4月）458页），也就是说女性不能干预政务，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女子从政的权力；经济上，“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注：杨天宇《礼记译注·内则第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4月）461页）。意思是说妇女没有任何继承和支配财产的权力，包括自己亲手创造的部分；行为上，女子自幼要训练成听於无声，视於无形，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注：杨天宇《礼记译注·曲礼上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4月）8页）的性情。女子未出嫁时一切要服从父兄的决定，出嫁后一切要遵从丈夫的意志，丈夫死了一切要听从儿子安排。婚姻上，要听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要从一而终，做贞节烈妇。男权的封建社会把女性作为重要的统治对象，给女性制定了一系列的清规戒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礼记》中就给女子立下“三从四德”和“七出”的被奴役的条例：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班固在《白虎通·三纲六纪》中进而提出了“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论。尤其是“夫为妻纲”的提出，就使丈夫天经地义地成为妻妾的统治者，妻妾的生死荣辱完全操在丈夫手中。接着刘向作了一部《列女传》，用人物为榜样来说明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等妻妾生活的准则。在统治者的大肆提倡和宣传下，这不合理的规定，逐步地被广大妇女接受，特别是上层社会的女性，带头宣扬封建文化思想。如东汉的班昭著《女诫》，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深受汉和帝的重视，屡受召入宫，成为皇后和诸贵人的教师。又如唐太宗长孙皇后著《女则》十卷；又如唐代侯莫陈邈妻郑氏，著《女孝经》，分十八章；宋若莘著《女论语》；等等。这些书都是强调男尊女卑，宣扬妇女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许多女性惨遭封建礼教的迫害，比较突出地是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女子婚配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和恋爱的自由，即使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夫妻，一旦他们婚后产生了情爱，过分地亲密，那么这位妻子就要受到休弃，因为她享受到了不该享受的爱情，触犯了“七出”中“淫泆”的戒律。还有的男士因喜新厌旧，或是嫌贫爱富，也要借助“七出”条规，随便安个罪名，将无辜的妻子休弃。有许多被休弃的妻子不堪屈辱，饮恨而死。维护封建礼教和反抗封建礼教在社会上各类人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许多文人墨客以此为主题，写出了大量的诗、词、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如汉诗《孔雀东南飞》，唐传奇《离魂记》、《莺莺传》，宋陆游词《钗头凤》，明代戏曲《牡丹亭还魂记》等，来表达他们各自的爱憎情感。以女性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以女性爱情婚姻的悲喜剧为主题，而这个主题又往往离不开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的问题。因此说封建传统女性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三从四德”、“七出”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礼教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
“二拍”中女性文化演变的可视性和可比性
“二拍”中女性文化的演变最为明显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婚姻，一个是“三从四德”和“七出”的封建礼教礼法。在这两个问题上，“二拍”犹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各种不同身分的人的态度和做法，从而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传统的女性文化在明代后期有了深刻的变化。为了清楚起见，笔者将从以下五个角度加以分析论述：
一、作者。凌濛初编撰“二拍”，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缘由，但是“聊舒胸中磊块”（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应该是直接原因之一。作者的心中“垒块”是什么呢？从他的作品中反应的思想情绪看，那就是对世势的不平，有对科举制度方面的，有对官吏以权谋私方面的，有对僧尼不守清规戒律方面的，特别是对女性受歧视、压抑的境遇鸣不平。他在作品里以第一人称直接登场发议论，大胆地表露自己的观点：
“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到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到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人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在他主张男女平等的思想支配下，“二拍”写了大量的反封建礼教的生动有趣的故事，使女人在这些作品里生活得自由自在，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施展她们的各种各样的才华，需要指出的是，大概因为作者刻意追求男女平等的问题，不仅要在观念上、地位上使他们平等，而且在生理上、情欲上也要使他们平等，矫女子失节论之正，因此在少数作品里写了一些妇女在性生活上显得十分随便，甚至达到宣淫的地步。当然用今天的观点看，这也是应该否定的。由于作者在当时无法回避男子三妻四妾和恣意宿娼嫖妓的社会现实，而他又极力主张男女平等，因而他在作品里写出一些多美与一男相欢的故事，而且她们互不吃醋，以此想使男女在性爱生活上取得平等地位。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中的秀才闻人生在他的情人静观的引荐下，与翠浮庵的众尼姑轮番快乐，而“静观恬然不来兜揽，让她们欢畅，众尼无不感激静观”。再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中杨太尉的四位倍受宠爱的姬妾及众丫头，与任君用“合伙喧哄”，共同欢爱。这种为女性撑腰的作品，为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鸣不平、为妇女争自由的进步作家，在明以前是不多见的。虽然在唐宋传奇、宋元话本中，有不少是以女性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作品，但是更多的是描述女性悲剧的现状，最大的限度是给予同情，看不到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有任何的否定和批判。有的还从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出发，对违背封建礼教的行为给予惩处。如唐传奇《莺莺传》，作者元稹以自己爱情生活为素材，塑造出一位不遵礼守法的女性，这就是遭受“始乱终弃”的崔莺莺。作者对于欺骗莺莺纯真爱情而负心的张生，则是大加称赞：“时人多许张善补过者。”作者还在小说末尾写了撰此篇小说的目的：“予常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又如《长恨传》作者在谈及撰写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的目的是：“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优物，窒乱阶，垂手将来者也。”
二、未婚女子。“二拍”中凡是作者着意塑造的未婚女子，大多是貌美如仙，能诗会文，聪明伶俐，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在婚姻问题上，她们不再被动地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配，而是大胆地、积极主动地选择自己心爱之人。更值得称赞的是，她们坚持婚姻一定要以爱情做基础。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中的罗惜惜，自幼在学堂里与男同学张幼谦相爱，私订终身。年岁稍长，父母不再允许她去学堂读书，二人从此分别。罗惜惜十分想念张幼谦，就主动密遣丫环蜚英送给张幼谦象征“团圆之意”的十枚金钱和相思豆一粒。张母得知他们的私情，就遣卖花的杨妈做媒向罗家提亲。罗父嫌张家清淡，提出“若他要来求我家小姐，除非会及第做官，便与他了。”张幼谦信以为真，就在他科考之时，罗父把惜惜许配给巨富的辛家公子。罗惜惜不顾辛家之聘，一心想着张幼谦，为了与他幽会，把自己的两个金指环送给了杨妈，求她传话与张郎约会之事；并亲自设计约会的办法。他们相见之时，“也不顾丫环蜚英在场，大家搂抱定了”，蜚英会意走开。两人云雨过后，惜惜说：“若他日再把此身伴别人，犬豕不如矣！”她说此话的用意，并不是要保持女性的贞操，而是因为她觉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无法忍受的，因此她打算以死抗婚。历经磨难，最后终于使他们如愿以偿，结为夫妇。再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六中的刘翠翠、卷九中的杨素梅、卷十七中的女秀才闻俊卿、景小姐，都是自己当家作主，选择如意郎君，结为夫妇。唐传奇是写女性问题最多的小说，特别是写青春少女恋情的作品影响比较大的，如《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虽然对爱情也都敢于大胆地追求，但是她们的结局并不像“二拍”中的女子那样幸运，霍小玉和崔莺莺都是被她们所爱之人遗弃，因为她们无法逾越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鸿沟。李娃的爱情婚姻虽然是个喜剧性的结局，但是她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为突出的是放弃了其名妓的地位，主动地套上了封建礼教的枷锁，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使这位偏离封建轨道的叛儿荥阳生恢复了名誉，并且帮助他“上登甲科”，“策名第一”，被授予“成都府参军”之职。荥阳公很感激李娃，“命媒氏通二性之好，备六礼以迎之”，接纳这位曾红满京城的妓女为“秦晋之偶”。由于李娃“妇道甚修”，大受朝廷奖赏，被封为“洴国夫人”，成为有“节行”的妇女典范。如果从个人角度讲，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娼荡之姬”，一越升为诰命夫人，犹如野鸡变成了金凤凰，这是成功至极；但是，如果从女性解放，打破封建礼教绳索束缚的意义上论，李娃是个极为失败者。这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二拍”里的女性在婚姻上的自主权力。
三、已婚妇女。作者出于反对封建礼教礼法和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制度的缘故，在“二拍”中塑造了一批具有反抗性格的已婚妇女形象。她们当中有不满公婆严规而离家出走的，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中的姚滴珠，“年方十六，生得如花似玉……凭媒说合，嫁与屯溪潘甲为妻”。婚后不久，潘父逼迫潘甲出外经商。姚滴珠独自一人，深感凄惶，有情无绪。公婆看见媳妇这般模样时就急括大骂她是“想甚情人，害相思病了”。姚滴珠起得稍迟了些，也遭到公婆不堪入耳的毒骂。姚滴珠原本在娘家娇养过度的，哪里受过这样的虐待，便连夜逃走，本打算逃回娘家理论，没想到乘筏渡溪时被坏人汪锡拐卖。后来几经周折，才被救回家。作者把姚滴珠婚姻的不幸，首先归罪于媒妁之言，其次是父母之命：
看来世间听不得的最是媒人的口。他要说了穷，石崇也无立锥之地。他要说了富，范丹也有万顷之财。正是：富贵随口定，美丑趁心生。再无一句实话的。那屯溪潘氏虽是个旧姓人家，却是个破落户，家道艰难，外靠男子出外营生，内要女人亲操井臼，吃不得闲饭过日子的了。这个潘甲虽是个人物，也有几分象样，已自弃儒为商。况且公婆 甚是狠戾，动不动出口骂詈，毫没些好歹。滴珠父母误听媒人之言，道他是好人家，把一块心头的肉嫁了过来。
有的已婚妇女由于婚姻没有爱情导致她不守妇道而造成的悲剧。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中的杜氏，嫁井庆为妻，因为她“生得有些姿色，颇慕风情，嫌着丈夫粗蠢，”因此她与丈夫“不甚相投”，不仅“每日寻是寻非的激聒”，而且还动不动地不告而别回娘家。一次在回娘家的途中遇雨躲进寺院内，看见寺内小和尚智圆生得眉清目秀，风流可喜，便产生了爱慕之情。在智圆的殷勤款待下，杜氏竟滞留在寺院内愉情取乐。由于老和尚大觉争风吃醋，杜氏被杀害。再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八中的徐德之妻莫大姐，“生得大有容色”，爱上了“年少风流”的杨二郎，徐德访知此事，劝告妻子说：“你做的事，外边那一个不说的？你瞒咱则甚？咱叫你今后仔细些罢了。”莫大姐一门心思在杨二郎身上，不仅不听丈夫的劝告，反而乘徐德外出公干之际，又一次与杨二郎幽会欢爱，并订私奔之计。徐德归来，“看见莫大姐神思撩乱，心不在焉的光景，又访杨二郎仍来走动，恨着道：‘等我一时撞着了，怕不斫他做两段！”，莫大姐已坠入爱情之河而不能自拔，于是乘机将家中细软全部卷光，打算与杨二郎私奔，没想到约会有误，被她的表哥郁盛拐骗，劫夺财物，将她卖入妓院。杨二郎被徐德指控，以拐骗罪身入囹圄。后来真相大白，在邻里劝说下，“徐德立了婚书让与杨二郎为妻，莫大姐称心象意。”这样的敢于反抗“三从四德”、故意违反“七出”中的“淫泆”条规的女性，在唐宋传奇和宋元话本中实为罕见。宋元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中的女主人公李翠莲，由于她“从小生来志气广”、“口如刀快”的个性，不堪忍受来自各方面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摆布，加以反击，结果不被封建社会所容，先被婆家休弃，后又被娘家所逼，出家做了尼姑。
四、丈夫。“二拍”中的丈夫绝大多数没了“夫为妻纲”的地位和权势，他们对妻子的贞节操守也不大在意了。如上所述莫大姐的婚外恋，丈夫徐德知道后，并没有依“七出”中的“淫泆”礼法将她休弃，也没有摆出惟我是尊的大丈夫的架子对她进行打骂，而是带着恳求的口吻，只是劝她“今后仔细些罢了”。莫大姐不听从丈夫的恳求和劝告，继续与情人往来，徐德对妻子仍没有任何处罚，只是说些要惩治杨二郎的话来吓唬妻子，而且见妻子“恍恍惚惚“的样子，害怕她生出病来，允许她去庙里以烧香为名，实则让她到“外面去散散心”。真是体贴入微。再如《初刻拍案惊奇》卷六中的贾秀才，才智过人；妻子巫氏“姿容绝世，素性贞淑”。夫妻“如鱼似水，你敬我爱”。淫荡之徒卜良对巫氏美貌垂涎三尺，通过观音庵赵尼姑所设计的圈套，奸污了巫氏。巫氏只想一死了事。贾秀才得知此事，对妻子没有半句埋怨，唯恐妻子想不开寻短见，十分体贴地劝慰她说：“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里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今若轻身一死，有许多不便。”巫氏向丈夫提出：‘若要奴身不死，除非妖尼、奸贼多死得在我眼里，还可忍耻偷生。”贾秀才为了哄妻子不寻短见，当即想出一妙计，恳求妻子说：“娘子，你要明你心事，报你冤仇，须一一从我。若不肯依我，仇也报不成，心事也不得明白。”巫氏听说此计还要让她先做鱼饵，引得奸人中计，表示：“计较虽好，只是羞人。今要报仇，说不得了。”夫妻计议已定。赵尼姑暗道中了计谋，并无一点疑心，千欢万喜地去给卜良传信与巫氏再次幽会。巫氏把握时机，一口咬下卜良“五七分一段舌头来。卜良慌了，望外急走。”贾秀才用汗巾包了仇人舌头，立即带剑赶到观音庵，先杀死赵尼姑，后又杀死帮凶的小尼，并将卜良的舌头放入小尼口中，然后回家等候佳音。街上众人见二尼被杀，又见卜良满牙关多是血迹，口里含糊，就把他扭送到官府。官府依情断案，当场击毙卜良。贾秀才夫妇暗暗称快。“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贤贞，越相敬重。”再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中的潘甲之妻姚滴珠因不能忍受公婆的虐待而离家出走，被在渡口撑筏子的绰号“雪里蛆”汪锡母子哄骗，卖给大财主吴大郎为外室，两年后被熟人发现，经官府判还原夫。潘甲没有丝毫嫌弃之意，“领了姚滴珠仍旧聚。”再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中的李方哥，以卖酒为生。其妻陈氏，“生得十分娇媚，丰采动人”，被巨万富翁程朝奉看中，愿出十绽银与她欢聚一次。李方哥十分高兴，与陈氏商量。陈氏虽然开始没有坚决反对，但也有点不愿意拿自身子做交易，说：“你男子汉见了这个东西，就舍得老婆养汉了？”李方哥道：“不是舍得，难得财主家倒了运来想我们。我们拼忍着一时羞耻，一生受用不尽了。而今总是混帐的世界，我们又不是甚么阀阅人家，就守着清白，也没人来替你造牌坊，落得和同了些。”“陈氏见说，算来也不打紧的，当下应承了。”没想到程朝奉因事耽搁未能按时赴约，陈氏被淫僧杀害。唐宋传奇中塑造出来的男性，大多是封建礼教的捍卫者，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却容不得女性因真情流露而出现的“越轨”行为。如《莺莺传》中的崔莺莺，由于张生的苦苦追求，她才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束缚，敞开心扉，大胆地与张生幽会欢爱。而张生在狂热过后，又捡起封建礼教的条规来审视深深爱恋他的崔莺莺的言行，得出了一套所谓“醒悟”的言词：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妖，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馈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子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张生对莺莺十分残酷，采取了“始乱终弃”的做法。莺莺心灰意冷，使自己又返回封建礼教的轨道，逼迫自己“委身于人”。时人都称赞张生是个“善补过”的人。又如《步飞烟》中的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公业，发现爱妾步飞烟夜间偷偷地与邻人赵象幽会，怒不可遏，将飞烟”缚之大柱，鞭楚血流，活活打死。飞烟死而无悔：“生得相亲，死亦何恨！”时人以封建礼教为标准，对于武公业的暴戾行为没有任何指责，对于步飞烟的婚外恋，认为其罪是不可饶恕的，对于她的死只是给予了小小的同情：“察其心，亦可悲矣！”
五、父母。“二拍”中的父母大多较为开明，特别是对女儿的婚姻更加尊重她们自己的愿意，淡化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成分。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七中的闻参将，对于女儿的婚事完全听凭她自己做主，不加任何干涉。当他得知女儿闻蜚娥用射鸦卜婚的形式私定终身以及后来在京城与未婚夫同床欢爱之事时，不但没有丝毫恼怒，反而欢喜道：“这也是郎才女貌，配得不枉了！”并催促道：“你快改了妆，趁他今日荣归吉日，我送你过门去吧！”闻参将对女婿也不摆长辈的架子，十分谦逊地说：“小女娇痴慕学，得承高贤不弃，今幸结此良缘，兼葭倚玉，惶恐，惶恐！”又如同卷故事中的景少卿之女景小姐，由于父母双亡，依着外婆家住。外公是个富员外，十分开明，关于景小姐的婚姻问题，他常对外孙女道：“凭你自家看得中意的，实对我说，我就主婚。”景小姐千挑万选，好不容易遇上了女扮男妆的闻俊卿，见其少年英俊，极为如意。富员外听说外孙女看中了闻俊卿，立即亲自出马说亲，不管闻俊卿以什么为借口推托，都被富员外挡回，终于迫使闻俊卿答应此婚事，留下定情物为止。再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六中的刘翠翠的父母，得知女儿的心上人是贫穷家的孩子金定，便破除世俗观念，不讲门当户对，立即寻找媒妈去金家提亲。反倒是金家父母自度两家贫富悬殊，三番两次地推辞。“刘家父母爱女过甚，心下只要成事，见媒妈说了金家自揣家贫，不能下礼，便道：‘自古道：婚姻论财，夷虏之道。我家只要许得女婿好，那在财礼！但是一件，他家既然不足，我女到他家里，只怕难过日子，除非招入我每家里，做个赘婿，这才使得。’”金家见说，“千欢万喜，应允不迭。”刘翠翠与金定称心如意地结为夫妇。儿女的婚姻由儿女做主，父母或是欣然首肯，或是曲意相从，这是“二拍”小说中最突出之处，也是女性文化发生演变的重要标志。唐宋传奇中在以婚姻、爱情为主题的作品里，也塑造了一些反抗封建礼教、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人物形象，但他们大多是孤军奋战，得不到父母支持，所以一般以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创作出来的爱情故事，都是以悲剧为结局。如《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与书生李益的爱情，是古之少有的纯真热烈，李益发誓：“粉骨碎身，誓不相舍。”然而万没想到李益尚未到家，他的母亲就为他订下了门当户对的卢家之女亲事。李益也无法抗拒，只好顺从，将霍小玉抛至九霄云外。霍小玉悲愤而死。
综上所述，女性文化的演变不仅通过各类人物的言语行为表现出来，而且也由各类人物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导致传统的女性文化的演变；而各类人物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则又是由时代因素决定的。
女性文化演变的时代因素
“二拍”是明代后期的作品，而这个时期的社会已经历了三大变革：
一是政治上的变革。首先是皇帝在继承皇位典礼上的变革。这个变革是因朱厚熜即帝位的问题引起的，在朝廷展开了一场保守派与革新派的政治斗争。朱厚（同熜）是明宪宗之孙、兴献王朱祜杬之子。明武宗无子，死后遗诏召朱厚（熜）嗣位。以大学士杨延和为首的朝臣与皇太后联合起来，提出“援宋程颐议濮王礼以进”（注：[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本纪第十七·世宗》（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216页）的旧例,让朱厚（同熜）改变皇侄的身分，“请如皇太子即位礼”（注：[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本纪第十七·世宗》（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215页），“考孝宗，改称兴献王皇叔父”（注：[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本纪第十七·世宗》（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216页）。由此引发了“大礼议”。杨廷和认为：“诚以典礼所系，不可坏之于圣朝，纲常所关，不可废于今日也”（注：《明世宗实录》卷二十）。议礼臣张璁见杨死抱住宋朝程颐、朱熹议濮旧例不放，反驳道：“以经议礼，犹以律断狱，则凡历代故事，乃其积年判案耳，苟不别其异同，明是非，概欲以故事议礼而废经，犹以判案断狱而废律也”（注：[明]《张文忠公集》“秦疏”卷八《论孟给享第二》）。明世宗朱厚（同熜）支持张（同璁）新派，打破所谓的“纲常”、“追尊父兴献王为兴献帝，祖母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母妃为兴献后”（注：[清]张廷工等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本纪第十七·世宗》（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216页）。后又“定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注：[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本纪第十七·世宗》（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219页）。杨廷和失败后，其子杨慎又以坚持“正统”为名，极力谏阻皇上召革新派的桂萼、张（同璁）为翰林学士，策划了一出“哭谏”的闹剧。世宗大为恼怒，严惩了策划者。至此，保守势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其次在政权管理体制上的改革。明万历初年，张居正在主掌内阁政务时，一改明祖建立的六部权制，实行内阁总揽制，目的是为了推行政治经济综合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明史》记载：“明制，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至严嵩，始阴挠部权。迨张居正时，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祖制由此变”（注：[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杨巍传》卷二二五（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5917页）。政治上改变“纲常”和变革“祖制”的两大改革，具有十分重大意义。从社会发展角度讲，它加快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旧民主社会转型的步伐；从封建统治上讲，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君权至尊的皇帝统治；从观念上，改变了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成见；从经济发展上，有利于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经济模式的改变；从社会风尚上看，无论衣食住行，还是婚丧嫁娶等方面，都出现了越礼越制的现象。
二是经济上的变革。明初的经济主要是以发展农业为主，但对于工商业在抑制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其发展的措施，如“将手工业工人从工奴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自由趁作’；降低商业税率，规定‘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论’等；特别是南北大运河的贯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交流和发展”（注：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七编《明代文学·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5页）。到了明中期，朝廷进一步采取富民政策，如孝宗弘治元年，颁布了“减浙江银课，汰管理银场官”（注：[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本纪第十五·孝宗》（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184页）的命令；弘治二年颁布了“收已故内臣赐田，给百姓”和“振畿内水灾，免税粮，给贫民麦种”（注：[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本纪第十五·孝宗》（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185页）的命令；弘治三年，“命天下预备仓积粟”，“禁内府加派供御物料。……禁宗室、勋威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注：[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本纪第十六·武宗》（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185页）。又如武宗正德十六年，颁发“罢威武团营，遣还各边军，革京城内外皇店，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释系囚，还四方所献妇女，停不急工役，收宣府行宫金宝还内库”（注：[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本纪第十六·武宗》（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212页）的命令。世宗嘉靖二十年，“诏行宽恤之政”（注：[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本纪第十七·世宗》（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230页）。嘉靖二十四年，“诏流民复业，予牛种，开垦闲田者给复十年”（注：[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本纪第十七·世宗》（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236页）。嘉靖二十七年，“诏抚按官采生沙金”（注：[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本纪第十七·世宗》（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238页）。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已相当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再如南京的印刷业，江西景德镇的瓷业，都在全国占有中心地位；徽州的商人，则以资本雄厚和经营规模之大著称。大致可以说，到了明代中期，东南地区的手工业及商业经济的发展，已经明显超过了元末的水平。而且，其他地区的城市虽然发展程度不及东南地区，但也是在走向繁荣”（注：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明代文学·概说》20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由于商品经济的大规模的发展，一方面使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为市民文学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使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生活上出现了尽情享乐、讲究品味、追求舒服等社会风气，而这种社会风气直接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文化情趣。在精神上人们也已厌倦了封建礼教那一套，喜欢寻求新的刺激，因此一大批符合市民情趣、具有新文化底蕴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了。“三言”、“二拍”正属于这类作品。
三是思想上的变革。明代中期和后期相继出现了两位思想家，这就是王守仁和李贽，他们都是思想上的革新派代表人物。王守仁主张心说学，提出“求诸心”和“致良知”的学说。这一学说与宋明理学是背道而驰的，却与明世宗在“继统”还是“继嗣”的“大礼议”中为张、桂“以情定礼”的改革主张相一致。他认为：
“盖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其非传记之讹阙，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后世心学不讲，人失其情，难平与之言礼。然良知之在人心，则万古如一日，笱顺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则所谓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篑”（注：[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与邹守益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他的心学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学子投在他的门下学习“绝学”，同时也遭到了背“人情”而守“天理”的保守派的杨廷和、杨镇等人的激烈反对。《明史·儒林》载：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注：[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标点《明史·儒林卷二百八十二》（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7222页）
王守仁学说的最大贡献，那就是他以大无畏的精神，首次打破了程朱理学的思想桎梏，铸造了一把启迪人们心扉的钥匙，打开了长期禁锢人们心灵的宋明礼学这把锈锁，使人们能够敢于依凭自己的心道去看问题，正视“人情”，注重“良知”，发现了人生自我的价值。万历年间的李贽在王守仁心学的基础上又提出“童心说”，即“真心”说。王守仁的心说，虽然否定了宋明理学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但是并不反对孔孟之道。而李贽的“童心说”则彻底否定了孔孟之道，他认为：
“夫《六经》、《论》、《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然则《六经》、《论》、《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注：[明]李贽撰《焚书》卷三）。
李贽在《焚书》文中彻底揭露了那些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道学家伪君子的真面目：“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注：[明]李贽撰《焚书》卷二）他认为这些人皆“可诛也”（注：[明]李贽撰《焚书》卷二）。李贽十分同情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的社会待遇，反对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礼法，主张男女平等，针对“妇人见短”（注：[明]李贽撰《焚书》卷二）的世俗观点，提出了男女在才智上没有差别的进步观点，他说：“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直止以妇人之见为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注：[明]李贽撰《焚书》卷二）他还列举邑姜、文母、薛涛为例，说明女子一样能够参与政务、写诗作文，猛烈抨击了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孔孟之道和世俗观念。李贽的新思想，新观念，对于女性解放和女性文化的演变有着重大影响。他的许多进步观点都被一些小说和戏曲作家所接受。凌濛初就是其中的一个，上述他在“二拍”中塑造的一大批不受封建礼教束缚，具有新文文化因素的女性形象便是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