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六大关系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五大论文,中共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1)-02-0057-09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俄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中共二大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从此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都与俄(联)共(布)、共产国际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其中，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和六大的关系更为密切，同时，又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由于党史界对中共五大的评价向来不高以及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造成档案材料的极度缺乏等诸多复杂原因，相比于民主革命时期其他几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史界对这两次大会的研究一直都比较薄弱，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两次大会的关系问题的比较研究，更是鲜有涉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联共(布)、共产国际原始档案的解密和公开出版，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资料基础。本文试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从中共五大到六大，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发生了从右倾到“左”倾的转变
大革命后期，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没能遏制住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其反动面目越来越公开暴露出来。对此，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没有采取坚决斗争的策略，相反，沿用了三二○事件以来一贯的右倾退让方针。
1926年8月16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海)远东局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政治顾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召集的会议上，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提出，在北伐中开展宣传运动时，“决不要打击蒋介石”。鲍罗廷更进一步指出：反对反革命的运动将不可避免地被理解为反对蒋介石的运动。所以，在进攻反革命时，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出以下任务：(1)把蒋介石同所有纵容反革命的人区别开来，把事情说得对蒋介石有利；(2)把蒋介石同真正反革命的罪魁祸首区别开来；(3)把蒋介石同他所保护的、真正想打倒蒋介石的集团(古应芬、胡汉民)区别开来。总之，要“能够巧妙地进行这场运动而不致去反对蒋介石”①。
此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多次强调，共产党人在帮助国民党左派做工作和参与领导工作时，“不应当突出自己，也不应当试图直接从组织上实行领导”②。
鲍罗廷虽然从北伐开始后就看出蒋介石已经走上军事独裁的道路，但认为中共没有实力，不同意同蒋介石及其政治方针作斗争。他甚至认为，“蒋介石在3月20日以后的整个政策总的说来不是对共产党有害，而是对国民党左派有害”。他在1926年8月16日与远东局的会议上初步提出：“不排除汪精卫和蒋介石共事的可能性，大致这样来分配角色：汪精卫负责国家管理，而蒋介石是军队领袖。”维经斯基也同意鲍罗廷的“决不要打击蒋介石”的意见③。
这样，从汪蒋合作，到汉口会议，再到汪陈联合宣言的发表，在联共(布)、共产国际右倾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中央的右倾退让错误日益严重。
后因国民政府驻地问题，鲍罗廷同蒋介石之间发生了冲突。1927年1月初，蒋介石在对武汉进行短期访问时，与鲍罗廷的私人关系彻底破裂。得知此情况后，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示鲍罗廷：我们认为武汉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采取措施，“第一，不要突出鲍罗廷”，免得人们认为这场冲突是鲍罗廷与蒋介石为争夺影响而进行的斗争；“第二，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④。
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的3月30日，布哈林虽然承认蒋介石属于具有反革命倾向的派别，但仍然强调：“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一点，那么这个论断就是肤浅的。我们还看到，他领导反帝斗争，起的是进步作用。”⑤4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还准备派维经斯基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
但是，不管联共(布)、共产国际，还是陈独秀如何试图延迟与蒋介石的决裂，羽翼渐丰的蒋介石还是急不可耐地在4月12日行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联共(布)、共产国际提出的不管是用“谨慎策略”还是用“坚决方针”，以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右倾退让政策的局部破产。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内局势随之发生根本变化。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全国出现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此时，革命力量局促于两湖地区，武汉政府还保有湘、鄂、赣三省和河南一部分地区，拥有十几万正规军和许多工农武装。这些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仍在继续发展，但也遇到严重困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勾结其他军阀，对武汉地区实行包围和封锁。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内外夹攻下，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大喊打倒新军阀，开除蒋介石的党籍，但其行动却日益向右转。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国共合作的形式还保存着，但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汪精卫国民党内部，都意见不一，武汉国民政府发生严重动摇。当时，全党上下最急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挽救面临危难的革命？五大就是在这种革命处于紧急关头而反革命暴露尚不充分、各种矛盾交结盘错而又濒临总爆发的特殊背景下召开的。遗憾的是，中共五大并没有也不可能充分认识到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导方针上的右倾错误，自然担当不了挽救革命危局的历史重任。中共五大闭幕后仅两个多月，大革命便遭受失败。
八七会议贯彻共产国际精神，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土地问题和军事问题上的右倾错误，选举了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出路。
同时，八七会议的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即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会议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趋低落，反而认为中国革命形势之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因而在制定暴动计划时，把目标放在夺取大城市上。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
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一直认为中国革命形势处于高潮。斯大林于12月3日在联共(布)十五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声称：“只有瞎子和懦夫才会怀疑中国工人和农民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⑥这次会议决议指出：中国革命尽管遭到暂时的失败，但它“必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高涨起来”，还要准备“重新展开全线进攻”⑦。1928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中国仍然在直接革命形势之中”，共产党还应当“引导群众去直接攻击资产阶级国家”，“须提出日益激烈的口号，日益激烈地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⑧这样，党先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其中有一部分很快失败了。
中国各地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不能不引起联共(布)、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是仍号召城市起义，夺取政权，还是争取群众，积蓄力量？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就上述问题不断进行激烈的争论，直到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召开，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才基本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批评了罗米那兹“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这个决议的内容，后来成为中共六大的基本指导思想。
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到共产国际议决案后，立即开会讨论，并于4月30日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表示“接受这一议决案之一般方针”，“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号召全党努力纠正盲动错误。⑨至此，“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对于将要召开的中共六大来讲，相比于党组织的受损，党的思想上的混乱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毕竟持续近半年的党内“左”倾盲动错误才刚刚结束两个月。
总之，从中共五大到中共六大召开，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发生了从右倾到“左”倾的转变，这对两次代表大会均产生重要影响。
二、联共(布)、共产国际在中共五大、六大决议和文件起草过程中所起作用不同的比较
关于中共五大的筹备，已往论者多强调，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大革命形势危急，中国共产党于是决定召开五大。事实上，从一年前提出到最终确定召开中共五大，以及何时何地召开，参加人数，议事日程，再到大会纲领的起草，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原则的确定，等等，无一不是共产国际的旨意。共产国际决定中共五大的召开并自始至终领导大会的筹备工作。而全党范围内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为中共五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召开。中国革命问题成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发言以及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要向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即社会主义发展轨道过渡，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是走向新的更高阶段的过渡时期，今后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
维经斯基在1927年1月21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决议我们日前才收到。现在正在译成中文”，“我们力争使决议的分析部分真正成为党员骨干的财富”⑩。中共中央接着作出《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决定接受这个决议，“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之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11)。全党对共产国际决议的讨论，为中共五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中共五大的实际准备工作开始于1927年4月2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到达武汉后，这时距离五大召开仅有25天的时间。罗易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罗易认为，在实际工作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都相去甚远。经过考察，罗易把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没有很好理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提纲”，“仍旧受到自己的旧政策的束缚，无法执行时局所要求的新政策”(12)。在这种情况下，罗易认定自己的使命便是“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的决议”(13)。
果然，罗易通过中共五大，基本实现了共产国际和他自己的主张。相反，陈独秀在大会上的表现却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而“其大纲是鲁易(罗易——引者注)规定的。”(14)罗易在大会上先后发表五次讲话。陈独秀报告后的第二天，他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在会上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长篇讲话。他对陈独秀报告中提到的所有重大问题进行阐述。这样，五大实际上不是围绕陈独秀的报告，而是围绕罗易的讲话进行讨论和作出决议的。
六大是在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要解决的问题繁多而复杂。要完成这样繁重的任务，必须统一党的领导层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供大会讨论的决议草案。相比于五大，联共(布)、共产国际更加重视六大的筹备工作，对会议决议和文件的起草，指导得更加具体，参与指导六大的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更众多，同时也更加注意倾听中共的意见。
据瞿秋白回忆，八七会议确定要召开六大后，中共中央即开始了会议文件的准备。1927年11月扩大会议前，中央指定专人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11月扩大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一般同志参加讨论这一草案，提出书面的修改意见，同时要搜集当地的土地问题材料以及一切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或分析的意见，把这些意见和材料随时上报中央，在党报上讨论，以待六大作最后的决定。
192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确定了要准备提交六大的六个文件，分别确定了瞿秋白、罗亦农等起草人，要求两周内起草好讨论大纲，一个月内起草好提案。(15)
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六大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形势、党的工作中心、党内所要反对的主要错误倾向等等，在这个决议案上都有阐述。
到了4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瞿秋白完成《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作为向六大的报告。该报告回顾了1925年至六大前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总结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肯定了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原则性地提出党的五项任务。但是，这个报告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过分估量，继续坚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坚持城市中心和加紧准备总暴动等“左”的错误。
在确定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后，共产国际更加重视六大的筹备工作，决定由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负责，东方书记处分11个小组，起草“章程”、“土地纲领”、“农民运动”、“军事决议”、“职工运动”等大会文件(16)。这些文件起草后，交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讨论，再分送斯大林、布哈林等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征求意见。
1928年5月，六大代表陆续到达莫斯科后，瞿秋白、周恩来等立即参加到为大会起草决议草案的工作中。他们还召集已到莫斯科的近60位代表开会，讨论各决议草案的起草问题。
六大前，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与中共领导人举行多次会谈，为统一中共党内思想认识做了许多工作。6月9日，斯大林会见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等，正确地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针对李立三等人不承认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低潮、以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观点，斯大林明确表示不赞成。他指出：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只是革命准备时期。如一壶水在未开前，亦有波动，海潮亦有起伏，但不是高潮。”“虽然高潮有了信号，但只是证明将来有高潮至，而不是现在已高涨了。”(17)中国目前的革命，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问的低潮。
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向忠发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和当前的革命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斯大林、布哈林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对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6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决定，“为指导中共代表大会工作，成立由布哈林、安贝尔-德罗、库西宁、艾尔科里和米夫组成的委员会。”(18)
六大的筹备，一直得到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经过反复讨论，党内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基本形成共识。到六大召开前，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总之，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和主要参与，是中共五大与六大决议和文件等政治准备的相同之处。但通观两次大会，可以看出，五大的政治准备不够充分，完全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控制，党内对中国革命的重大基本问题没有形成共识，更没有根据蒋介石已发动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突变的实际，修改既定方针。而六大的准备更加全面，既充分听取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又注意调动中共代表的积极性，同时更加注意中国的政治现实状况，党内对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认识已基本形成共识。
三、由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使中共五大、六大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总体上有所发展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和制定的方针政策，体现在会议通过的各种决议案中。中共五大文件就开宗明义地指明：“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等，都是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制定的(20)。中共六大也是如此，其通过的一切决议案和制定的方针政策，同样是联共(布)、共产国际指示和精神的体现。
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五大和六大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和制定的方针政策不同，体现了中共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前进历程。现主要从以下两方面作一比较。
(一)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根本性问题的认识方面
相比于中共五大，中共六大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1.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这样，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做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做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府当做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
六大则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大会分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批评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无论共产国际还是陈独秀，都没能认识到中国革命实际上已开始走向低潮。五大以目前革命局势是“严重的革命进攻”这一估计为出发点，确信“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的决战时期，客观的环境，无论国内国际，都对于革命是有利的”，中国革命在继续高涨。(21)
六大根据斯大林等联共(布)、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指示精神指出，中国当前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全国革命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反革命势力超过工农为主体的革命力量。由于帝国主义继续侵略和国内各种矛盾不断发展，统治阶级内部冲突在日益发展，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将会到来。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指出：“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22)党的总路线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
3.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五大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对此，六大又进一步进行了明确的阐述，指明：这是现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至于怎样转变，要看我们将来力量是否占优势和革命发展的程度而定，不能犯急性病。
4.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问题。五大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看成革命的主要力量，提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展。五大还难能可贵地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六大则把资产阶级看成反革命，但没有主张消灭资本主义。六大还提出主要依靠工农，不能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主要力量。
(二)制定的各项具体方针政策方面
在制定党的各项具体政策方面，总体来讲，中共六大要比中共五大有所前进。
1.关于工人运动问题。五大通过《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在党的总的政策之下，职工运动自然应该定出新的方针”，首要的是“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等归国有的实现”(23)。六大指出，党在工人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必须竭尽全力恢复革命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统一无产阶级，尽可能地领导群众日常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发展工农群众组织。
2.关于农民运动问题。五大制定了党的第一个《土地问题议决案》，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该议决案虽没能公布和执行，但对于党的八七会议关于土地革命问题的解决，作了认识上的准备。六大通过了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两个决议。大会指出，要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大会纠正了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土地革命中应“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代表大会(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区别对待。
3.关于军事运动问题。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五大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认为，目前情况下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周恩来在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报告，他分析了八七会议前党在军事方面所犯的错误，主要列举了“我们帮助资产阶级巩固了军队”、“在武装工人和士兵方面，我们没有明确而坚定的方针”、“没有军事工作中心，也没有对这项工作的相应态度”等六大问题。而八七会议后，党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完整的军事工作计划”(24)。据周恩来回忆，六大还有一个秘密的关于军事工作的决定，没有宣布，里边有一部分是关于白军工作的。(25)六大总结了党领导的军事运动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发展红军、加强军事斗争的任务。
总之，根据联共(布)、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从中共五大到六大，中共中央对有关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晰，制定的方针政策更加符合实际，有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是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
四、中共五大、六大的历史意义有所差别
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共五大和六大的不同指导方针，注定了它们不同的特点及其对中国革命斗争所起的不同作用，对党的建设的不同贡献和在党的历史上的不同地位。
(一)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构成和素质水平差别较大
五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更是学界泰斗。而在六大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遵循联共(布)、共产国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化”的“唯成分”论错误指导的结果。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共产国际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中共中央之所以犯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领导机构中的工人成分太少。共产国际认为，工人革命是坚决的，而知识分子脱离实际，政治立场不坚定，左右摇摆。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纠正了党内的右倾错误，但紧接着又犯了“左”倾盲动错误。这一时期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又是大知识分子，新中央的成员李维汉、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等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这更加强化了共产国际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特别强调指出：“向忠发同志，他不是知识分子，是个工人；不是机会主义者，是个革命者。”(26)周恩来说：“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27)米夫始终参与六大并贯彻共产国际的意见。米夫也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
与此同时，在中共党内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轻视、反对知识分子的倾向，把“党的无产阶级化”、“干部工人化”和“党的领导机关工人化”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方针。周恩来分析指出：“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做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28)另外，向忠发大革命时期领导武汉工人运动作出了一定成绩，1927年秋至1928年上半年在苏联期间的工作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这样，共产国际提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也自然毫无阻力地被全党接受了。
在总计36名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共有工人21名，占58.3％，成为中共历届中央领导成员中工人比例最高的一届。这些人中确实有少数素质不高，其中有7人后来叛变了革命。对此，周恩来后来评价说：“过去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虽然不少，但党对他们的教育不够，而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许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有经验的不少。由于太强调工人成分，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恽代英同志也没有选上，到二中全会才补上。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29)
总之，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员虽然工人党员占了绝大多数，但总体素质水平没有第五届高，特别是其中有13人当选后从没有参与过中央集体决策和中央领导工作，占36.1％；后来有9人叛变，占25％。“唯成分”论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30)
(二)对革命斗争发展所起的实际作用的差别
在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下，五大制定了一些比较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原则，但它的最大弱点是，无一例外地都没有辅以相应的可行性手段。共产国际指导五大的各项政策有两个核心，即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进行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维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而这两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必然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五大着重强调土地革命，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但实践中如何贯彻这一原则呢？根据共产国际和罗易的方针，土地革命是要依靠武汉国民政府自上而下进行，即“通过国民党带领农民前进”(31)。而武汉国民党领袖们是靠军队支持的，军队的核心又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军官们，他们对土地革命的态度可想而知。这时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已提出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却又规定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按照这个标准，在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很少有可以没收的土地。但就连这样一个纲领也遭到汪精卫等人的反对而被搁置起来。汪精卫等在五大上表示：“虽然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只能在占领北京之后实行。”(32)一直被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寄予厚望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尚且如此，其他人对土地革命的态度更可想而知。所以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为一纸空文就不足为怪了。又比如，五大提出要加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观点。但怎样加强呢？没有可操作性的手段。这样，便成了一句空话。更为重要的是，五大基于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形势的错误判断，制定一系列进攻策略，必然使革命遭受挫折，难以挽救危局。
同样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六大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明确了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
(三)对党的建设的贡献各有侧重
五大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建树比较突出。第一，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设政治局，政治局设常委，总书记为党内最高领导，这与我们现在的中央领导机构体系基本一致。第二，明确党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党的各级组织都要实行集体领导。第三，首次成立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标志着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的创立。1927年6月1日，根据中共五大的精神，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一次设立“监察委员会”章节，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正式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第四，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入中央领导班子，对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除朱德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四人都在五大上选入中央委员会。
六大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明确了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周恩来在《组织报告》中强调指出：“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33)。第二，强调党在秘密条件下“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一是“尽可能的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主要问题”；二是“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第三，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提出要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大会强调指出：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党，不能保证大会决议的执行。第四，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大会认为党内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意识，是党在政治路线上发生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大会号召“加紧党员群众的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有系统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几时期的经验。”(34)
(四)在党的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差别明显
五大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性方针和原则，被以后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在后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重要会议上也多次被肯定。单从这一点讲，作为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至少完成了一部分的历史使命。所以，全盘否定五大在党的历史上的作用，这是站不住脚的。但同时，五大的缺陷也十分明显，主要的是没有提出可行的具体措施，所以自然承担不起挽救革命的重任。大革命很快遭受失败，也说明了这一点。
相比较而言，六大在党的历史上所处的地位更为重要。尽管它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还缺乏正确认识，仍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工人化，且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但六大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制定的路线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正如李立三在20世纪30年代所说：“六次大会开(始)了新的阶段，给予我们以新的生命，是党历史上所未有的，对于中国整个问题都有正确的回答。”(35)毛泽东后来也指出，六大肯定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使得“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36)。
综上所述，在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五大和六大，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不可缺少、相互关联的两个环节。如果以八七会议成为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点为标志和中界点，可以说，中共五大是这种转折的起点，而中共六大后，中国革命开始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所以说，尽管两次大会都有优缺点，历史意义有所差别，但它们在党的艰难转折时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都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都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重要一环，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作出了历史贡献。
注释：
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95—396页。
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490页。
③《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89—390、414页。
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164页。
⑥《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42页。
⑦《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49页。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87、102页。
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74页。
⑩《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99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2页。
(12)[苏]A·B.巴库林著，郑厚安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34—335页。
(13)《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0页。
(14)《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02页。
(1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6—247页。
(1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96—497页。
(1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79页。
(1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94页。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7页。
(20)如果我们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76—88页)与中共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87—88页)和其他议决案作一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后者基本上全盘吸收了前者的观点。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06页。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99页。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74页。
(2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501—503页。
(25)《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3页。
(26)布哈林：《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27)《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4、181页。
(2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0页
(29)《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5—186页。
(30)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27—228页。
(31)《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229页。
(32)[苏]A·B.巴库林著，郑厚安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341页。
(33)周恩来：《组织报告》，《党的文献》2008年第3期。
(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20页。
(35)《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76页。
(3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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