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八五”，迎接“九五”——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成就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经济贸易论文,八五论文,成就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和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鼓舞下，“八五”时期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一
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经过1979-1987年的探索阶段、1988-1990年的过渡阶段，在“八五”时期进入了深化阶段。
1991年，国家取消了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外贸企业一律自负盈亏，吃“大锅饭”的体制被打破；改变了按地区实行差别外汇留成比例的做法，实行以大类商品区分的全国统一的外汇留成比例；增加了企业支配使用的外汇；加快赋予生产企业、科研院所等外贸经营权；进一步减少许可证管理的商品。
1994年初，根据党的十四大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与财税、金融、外汇、投资、流通等领域的改革同步，国家推出了以外汇体制改革为核心，以完善外贸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协调服务机制、加快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增强外贸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为重点的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方案。一年多的实践证明，这一轮改革是成功的。
经过一系列改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制定和施行为标志，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制度已初具轮廓，其基本特征是：外贸高度集中经营的状况已根本改变，外贸行为主体日益增多（除外商投资企业外，目前各类外贸企业已达9206家）；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市场调节在外贸经营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外贸部门的宏观管理和外贸企业法人的微观活动都要遵守国际通行的经济贸易规则；汇率、利率、税收等经济杠杆逐步成为国家对外贸进出口实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外贸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并具有相当大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增强；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切包括在国际贸易范畴内的进出口都是自由的。
在外贸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在“八五”期间得到了重大发展。1991-1995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预计累计超过10000亿美元，比1986-1990年的“七五”期间累计总额4864亿美元增长1倍多，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8.2%以上。其中，出口预计累计超过4946亿美元，比“七五”累计出口2325.3亿美元增长1.13倍，年均增长15%以上；进口预计累计超过5054亿美元，比“七五”累计进口2538.8亿美元增长99.13%，年均增长21.6%以上。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改善。进口商品以生产资料为主；出口商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占出口总值的比重已提高到80-85%。各种贸易方式中，作为外汇收入主要来源的一般贸易出口经常保持高于总出口的增长速度，国家现汇结存大幅度增加，我国的国际支付能力显著增强。1994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516亿美元，预计1995年底将上升至670亿美元，比“七五”期末的111亿美元增长5倍。
“八五”前4年半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08708个，协议外资金额2964.2亿美元，实际投入外资金额893.4亿美元，分别比“七五”期间增长8.18倍、11.35倍和5.27倍。特别是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无论在总体规模上还是在项目平均规模上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同期我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生效金额117亿美元，比“七五”时期增长13.83%。
伴随国际资本流动，我国海外投资也在增长。以非贸易类海外企业为例，“八五”期间企业增加1021家，中方投资额增加8.05亿美元，分别比“七五”期末增长127.5%和78.3%。目前我国各类海外企业已达4739家，中方投资额已逾53亿美元。
“八五”时期我国技术进出口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91-1995年上半年，在技术引进方面，我国共签合同1960项，合同金额225.49亿美元，与“七五”时期相比，合同数有所下降，但合同金额增长48.45%；在技术出口方面，我国共签合同1851项，合同总金额79.86亿美元，分别比“七五”期间增长1.83倍和2.7倍。
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成就突出。“八五”时期签订的合同金额预计累计超过336.35亿美元，预计累计完成营业额超过214.77亿美元，输出劳务人员预计超过71.1万人次，分别比“七五”时期增长2.34倍、1.99倍、2.11倍以上。“八五”期末在外劳务人员预计超过25万人，比“七五”期末在外劳务人员5.8万人增加3.32倍以上。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在改革中发展。“八五”期间，我国向89个国家新提供援助332笔，援款额比“七五”有所增加；新承担援助项目212个，比“七五”也有增加。
多双边经贸关系在“八五”时期长足发展。我国于1991年11月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94年6月参加锡生产国协会，1995年又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式建立非成员对话关系，并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观察员。目前，共有20个多边国际组织与我国建立了联系。在复关谈判上，尽管少数缔约方无理阻挠，但我国仍然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起在“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上签字，表明了中国政府奉行改革开放方针的坚定立场和对遵守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承诺。“八五”期间与我建立双边经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也有较大幅度增加，目前已达222个，比“七五”期末增加117个。我们的经贸合作伙伴遍天下。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前景广阔。
二
“八五”时期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发展，说明这一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是正确有效的，今后必须继续坚持。首先，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实现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没有17年改革开放，要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不可想象。目前，我国对外开放的地域逐渐扩大，领域逐渐拓展，改革也由点到面、相互配套、逐渐深化。作为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经贸体制改革，本着循序渐进，以市场取向为目标，坚持放开经营、自负盈亏、平等竞争、工贸结合的改革主线，经过前期探索、试点，在“八五”时期掀起高潮，充分调动了各方面发展对外经贸的积极性，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按国际通行的经济贸易规则办事，为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创造了重要条件，使我国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能力显著增强，经济技术水平和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在此基础上，我国的自力更生能力也显著增强。
其次，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过去的封闭、半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以各国经济相互联系且愈益深化为主要标志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潮流。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主导的区域集团化进程也在加快。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才能顺应潮流，抓住机遇，使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据应有的地位。根据这一认识，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八五”时期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很快，其中外贸进出口长期保持了比国民经济发展更快的增长速度。从1993年起，我国在世界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排序中已居第11位。这对弥补我国资源、资金和技术的缺口，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都是极为有利的。对外贸易保持比国民经济发展更快的增长速度并带动国民经济增长，是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向开放型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许多企业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实践中深切感受到，进入国际市场与只有国内一个市场时的机遇就是大不一样。
第三，坚持进出口贸易与各种对外经贸业务紧密结合，坚持国民经济各部门共同参与、相互渗透，形成贸工农技银商融合的“大经贸”格局。当代国际贸易已从过去单纯的货物、技术进出口，变成了将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等融为一体的国际分工与交换形式。它要求我们改变传统做法，适应新变化、解决新问题，使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各种因素、各种经济形式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进一步加强“大经贸”战略。“八五”时期，不仅货物、技术进出口持续、快速发展，利用外资、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和其它对外经济合作业务也都有很大发展，而且显示出两者相互促进的发展效应。国民经济各部门对外经贸工作的参与度也空前提高，不仅外经贸部门从事外经贸工作，而且其它各条战线都有外经贸工作。我国已能较好地掌握和运用国际分工与交换的新形式，组织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两套本领显著增强，参加国际经济竞争的整体合力已经形成，并在不断发展和壮大中。
第四，制定和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在提高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扩大我国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回旋余地。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都是“八五”初期即1991年提出的，是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经过近5年的艰苦努力，长期困扰我国对外经贸事业发展的质量效益问题和市场过分集中的状况已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尽管效果尚不十分显著，但基础已经打下，而且方向正确，应当坚持。随着今后工作的开展，这两大战略必将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
三
到2000年，即“九五”期末，我国当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要达到4000亿美元。这就要求整个“九五”时期的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8.5%。同时，按照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的总方针，要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引导，使引进外资工作上水平；还要争取更多的外国优惠贷款，补充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技术进出口、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对外援助等也要再上新台阶。还要大力加强多双边经贸关系，争取对我有利的国际环境。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继续努力并采取以下各项措施。
1.继续深化国有外贸企业改革，促使外贸出口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增长型转变。与改变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相适应，发展外贸出口的关键是提高出口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使我们能够以相对少的资源和劳动换取相对多的外汇。改变外贸出口增长方式要从推动外贸企业改革入手，促使外贸企业实行集约化经营和规模经营。要抓好外贸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健全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实行严格的现代化的科学管理；改变不规范的承包责任制，实行美元工资含量激励制度。要推动贸工技结合，尤其要下大力气把科技引入对外经济贸易的全过程；培育一批以外贸为龙头，贸工农技银商相结合的综合商社和以生产企业为核心的产业跨国集团。要根据发挥优势、专业化分工的原则，发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围绕骨干商品发展系列化经营，创造更多的名牌商品，进一步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要建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加强爱国、敬业教育，提倡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2.抓紧改革进口体制，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制度。相对出口体制改革而言，我国进口体制改革略有滞后。进口是利用国外资源的重要方式，适量进口可以促进出口，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档次，还可以缓和与有关国家贸易不平衡的矛盾，创造和谐的出口环境，并有利于我国企业在比较中看到差距，变压力为动力，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我国进口体制改革应贯彻的基本原则是：进出结合、统一管理、放开经营、关税调节、总量控制。随着进口体制改革的发展和深化，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制度将日臻完善。
3.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实现外商投资结构的优化，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九五”时期利用外资要着重解决好以下问题：利用外资规模要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加强产业导向，把外商投资引向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部门，主要是高新技术领域和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项目；加强地区导向，使外商投资和再投资更多地进入我国中西部地区，逐步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特别是税收和劳动管理。解决好这些问题，我国利用外资工作水平必将有更大提高，利用外资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必将有更大增强。
4.大力宣传和推行援外新方式，提高我国对外援助的质量和效益。我国一贯奉行对经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的方针。今后，要通过宣传和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和援外项目合资合作方式，扩大援助规模，提高援助的质量和效益。同时，要适当提供无偿援助，帮助受援国建设亟需的公用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为充分发挥过去由中国援建的大量老项目的作用，经商得受援国同意，还可采取双方企业合资经营并由中方派出管理、技术人员的方式，提高这些项目的经济效益，并最终实现管理人员的本地化。为支持双方企业间的合资合作，中国政府可提供贴息优惠低息贷款，部分解决这些合资企业的启动资金。应当指出，这些做法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一致的。
5.坚持不懈地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对外经济贸易各项业务都有提高质量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有些是外经贸企业内部的，也有的是经过各种渠道渗透到对外经贸工作中来的。因此，对质量问题要国内国外相结合、生产和流通相结合、教育和查处相结合，实行综合治理。与此同时，要继续贯彻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既进一步开拓和巩固美日欧发达国家市场，又要将贸易和承包工程、援外、投资等结合起来，加快开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市场，还要下功夫开拓独联体、东欧国家市场。这三条都要与以质取胜战略紧密联系起来。
6.加强宏观调控，维护好经营秩序，促进对外经贸各项业务的全面、健康发展。在出口业务中对内抬价抢购货源、对外削价竞销商品，在进口业务中抬价争购，在出国展销、招商活动中不讲实际效果，在对外承包劳务业务中自相削价竞标、争项目等行为，严重妨碍了我国对外经贸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坚决制止。今后，我们要采取加强法制、统一政策、各部门计算机联网实施综合监管、强化进出口商会和承包劳务商会的行业协调作用、扩大配额商品有偿招标范围、搞好信息指导服务和社会监督、整顿出国展销招商秩序、各级外经贸行政部门包括我驻外经商参处加强对国内外企业的领导和指导等措施，使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在“九五”时期更为健康、有序。
7.大力发展多双边经贸关系，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在“八五”时期多双边经贸关系大为发展的基础上，“九五”时期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尤其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作。在冷战结束，各国展开综合国力竞争的大背景下，国际政治经济风云变幻，南北差距有局部缩小、整体扩大之势。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一如既往地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斗争，并与之一起奋斗。
8.大量培养跨世纪外经贸人才。千秋大业在用人。一切竞争都是人才的竞争。21世纪，外经贸工作对人才的要求将越来越高，需求量越来越大。“九五”时期必须把培养跨世纪外经贸人才列为工作重点。一方面要搞好现有外经贸员工的培训和提高，另一方面要通过教育部门和其它渠道培养新的外经贸人才。各级外经贸管理部门和各类外经贸企业要“求贤若渴”，要主动与教育部门联系与合作，用各种方式把培养跨世纪外经贸人才的工作抓紧抓好，抓出实效来。培养跨世纪人才的工作做好了，我国外经贸事业在21世纪的发展就有了切实保障。
（执笔：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