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西方历史学的演变看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社会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至20世纪90年代，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主线是：“西方中心论”→“文化多元论”→“全球历史观”。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的这一演变发展过程对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发展问题宏观研究方法论的变迁，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以为，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的今天，系统考察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与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全球或世界历史的视角”，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参见拙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的方法和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在整个19世纪，西方世界历史理论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西方中心论”。
从思想文化背景的角度上看，“西方中心论”源于西欧古代社会的“世界主义”。与“世界主义”相关联的称谓是“世界主义者”。这一词最初来源于希腊文，其意是“世界公民”。而“世界主义”就是所谓关于世界公民的思想。西欧古代社会的“世界主义”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在一定的程度上促使人们用整体的观点看待世界历史和各个民族或国家的演变发展；但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带明显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色彩，故而很容易转变成为扩张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例如，塞涅卡等人就把“世界主义”直接用来为奴隶主阶级的民族压迫行径作论证。历史发展到近代，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普遍形成、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以及工场手工业的迅猛发展，作为“西方中心论”的最初形态的“西欧中心论”在“世界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了。“世界主义”一经演变为’西欧中心论”，它原本具有的积极意义也就随之丧失了。大约在18世纪末，“西欧中心论”首先在哥廷根学派中逐渐流行起来。在19世纪上半叶，由英国率先进行的工业革命推动西欧社会急速发展，从而使西欧社会走在了世界历史的前列。西欧社会的急速发展使许多西方人沉醉于“种族优越”的幻觉中。“西欧中心论”在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史编纂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便是由此确立起来的。以后，“西欧中心论”又演变为“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为了逻辑叙述的方便，以下笔者统称为“西方中心论”）。较早地明确提出“西方中心论”的是英国的穆勒。他把世界的统一性“压缩”为欧洲（指西欧）的统一性，公开宣称：他只关心人类种族的欧洲部分。德国史学家兰克也是早期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者。在其一生中，他几乎为西欧的每一民族都写了一部历史，而对西欧之外的其他民族则持鄙视的态度。他说：“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人类思想只是在伟大的民族（指西欧各国——引者注）中历史地产生的。”在他所著的7 卷本的《世界史》中，西方世界的统一性被视为整个世界历史统一性的实质和主流。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实际上就是由拉丁和条顿民族开创而遍及寰宇的西方文化的统一性。因为，拉丁和条顿民族不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体，而且他们自古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舞台上的主流，而世界上其他民族则只不过是这一主流上无足轻重的附加物（参见兰克：《世界史之迷》（The Secret of world history,Selected Writings onthe Art and science of history,New York 1981）第154—164页 ）。还有些“西方中心论”者断言，强迫黄色、棕色和黑色皮肤的民族采用欧洲人先进的社会发展方式是白种人的责任和负担（海斯等：《世界史》（下册），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1059—1060页）。显而易见，“西方中心论”是殖民扩张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中心论”的根基开始被动摇：20世纪初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不少西方人从“永恒进步”的睡梦中惊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的分崩离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全球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西方中心论”遭到极大的冲击。这样，“西方中心论”就开始逐渐地失去其在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编纂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参见本文第二部分）。但是，尽管如此，“西方中心论”在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编纂中的优势地位却并未因此而丧失，它在西方学术界中的影响仍很深远。从方法论上看，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就明显地带有这种影响的痕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发展状况和国际关系的变动中找到“现实的历史”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使西方社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黄金时代”（大约20年左右的时间）：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和蓬勃发展；西方国家的经济保持了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他们在战后20多年生产的产品超过了以往200多年生产的产品的总和。 当然，战后西方国家能比较快地摆脱衰退并进入“异乎寻常的繁荣与增长”期，也有其特殊原因。众所周知，美国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他虽然在二战中参加了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但战火并未烧到本土。通过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无论是在直接的经济利益上还是在地缘政治上都大获其利，加之战后采取了一系列国际国内政策，故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国内矛盾相对缓和，几乎没有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发展自己的同时，美国对西欧格外照顾。从1948年到1951年，他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提供了大约130亿美元的援助。 这就是战后处于崩溃边缘的西欧能比较快地完成恢复工作并进而跨入“黄金时代”特殊原因。西方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以及这些国家间的协调性的明显增强，使西方学术界产生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学术界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世界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它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则代表人类发展的较低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就是达到目前西方世界的社会状况。
再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1945年2 月，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为首的盟国领导人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会议，既对二战临近结束的有关事宜进行了安排，也对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了协议。在二战结束后，这种势力范围的划分很快演变为两大阵营的冷战状态。冷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新独立的国家的争夺。二战后相继独立的国家过去大都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但在战后争取独立、发展自己的过程中其中不少国家表现出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继续留在西方阵营内（以达到推行新殖民主义之目的），便成为西方国家极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西方国家的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这种政策的影响（其中美国学者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的一些西方政治家曾露骨地表示：继续控制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按照西方模式对这些国家进行重建。当然，“现代化理论”的产生与战后独立国家开始自己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也有直接的联系。这些国家一旦着手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就必然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带有普遍性。对于这些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需要有较为系统的理论上的回答。发展的实践对发展的理论提出迫切的要求。但是，在如何从理论上回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上，许多西方学者却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受“西方中心论”的左右。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内，“现代化理论”首先在美国开始流行。这种理论以不同的国家为研究单位，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分析，试图探索到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在西方社会，“现代化理论”在社会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是T ·帕森斯（著有《社会体系》等），政治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尔蒙德（与人合著有《比较政治学；发展的观点》等）和维尔巴（他与阿尔蒙德合著《公民文化：政治态度及民主》。但对“现代化理论”作比较系统的阐述和发挥的当属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著有《经济成长阶段论：非共产党宣言》）。在罗斯托看来，不同国家发展进程的不同只是时间上的差异，而不是道路上的差异，工业落后的国家只要遵循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迟早要进入现代化。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朝着欧美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系统演变的过程。从方法论上看，一方面，“现代化理论”在总体上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机械地套用于发展中国家（其主旨在于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纳入西方国家的战略“轨道”），否认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压迫，无视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历史发展特点（从而对其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未作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虽然“现代化理论”在总体上还未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但它毕竟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分：强调国际交往将加强各国社会发展的速度，特别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提出了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我以为，这些合理成分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只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才有可能对社会发展问题作有益的探讨。这恐怕也是“现代化理论”的持有者所始料未及的。
二
从自然时间序列的角度上看，“文化多元论”并不构成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但从社会时间序列的角度上看，“文化多元论”却在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全面探讨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过程，就不能不论及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崛起并与“西方中心论”相抗衡的“文化多元论”。
如上所述，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虽然并没使“西方中心论”丧失其在世界历史理论中的优势地位，但却开始动摇了它的根基，其理论表现是：对“西方中心论”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文化多元论”产生和发展起来了。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文化多元论”的两个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斯宾格勒是现代西方“文化多元论”的奠基人，他的有关思想集中地体现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把生物学中的“有机体”概念引入文化学的研究，反对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进步发展的观念，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各种文化的有机体，它们都要经历一个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这对西方文化也概莫能外。世界上有8种自成一体的文化：埃及文化、 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和西方文化。每一种文化有机体都是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中实现自身、完成其生命周期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在斯宾格勒看来，西方文化也和其他7种文化一样，也有一个起源、生成、 衰落、和解体的过程，他认为，西方文化在他那个时代就已开始进入衰落阶段（参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4、39、66页）。斯宾格勒的上述思想反映了他那个时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着的深刻危机，以及当时不少西方人对自己前途所感到的忧虑与悲观。从思想文化发展的角度上看，斯宾格勒的世界历史理论虽然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但它力图打破“西方中心论”在世界历史理论中的统治，以建构一种新型的宏观的世界历史研究方法，这一点则应是充分肯定的。
汤因比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多元论”，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史。他把“文明”（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不仅拓展了考察世界史的视野（他把斯宾格勒的8 种文化有机体相继扩大到21、26、37种），而且还对多种文明体进行了横向比较，力图全面阐明世界历史过程。汤因比指出：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与斯宾格勒“不承认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一样，汤因比也认为西方文明只是世界上众多文明中的一种，而世界上的各个文明“在哲学上是价值相等的”（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汤因比真切“希望看到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统治能回复到与当今其他文明平等的相处的地位”（《现代西方史学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138页）。不过， 汤因比不赞同斯宾格勒对西方文化的前途所持的悲观态度。在他对西方文化前途的论述中扬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看来，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西方文化仍然可以继续保持“创造性的活力”。
简言之，“文化多元论”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它从一个侧面向西方人展示了世界历史的本来面貌：世界历史不是西方文明（或文化）的扩大，在西方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文明，它们同样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但是，“文化多元论”在强调各文明有机体的特殊性、反对“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略世界历史进步的统一性以及各类文明有机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文化多元论”对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影响，体现在它与对“现代化理论”发起挑战的“依附论”在方法论上的内在联系上。当然，这种内在联系也有其深厚的“现实的历史”基础。
在20世纪50—60年代，当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时候，许多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非但没有因政治独立而获得较快的发展，反而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或经济殖民主义政策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旧的殖民体系虽然逐渐瓦解，但以传统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没有因此而被打破。这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标志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生产格局（在这种生产格局中，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以发达国家生产和出口价格高的工业制造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价格低廉的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要内容的不平等交换的国际贸易格局；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国际货币金融体制。这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在战后推行新殖民主义或经济殖民主义政策的基础。
正是由于上述状况，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一批左派学者起而批判“现代化理论”，以“依附理论”与之相抗衡，其代表人物有桑托斯、费兰克、普雷维什、阿明等人。“依附理论”的主旨不是研究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而是研究有些国家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现代化”，其对象是一些曾是殖民地，但独立后仍然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
“依附理论”认为，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国家构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则是外围。外围国家的发展是在全世界资本主义范围内，在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的控制下进行的，而中心国家是不会把发展动力充分传播到外围国家的。由于不平等的专业化生产和国家经济秩序，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的关系，只能是前者对后者的依附关系。桑托斯曾详尽地阐述了这种依附关系发展的不同形态。在他看来，依附关系有三种形态，即殖民地依附、金融和工业依附、科技—工业依附（以跨国公司为纽带的新型依附）。在殖民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殖民依附是依附关系的主要形式，它是通过殖民主义掠夺和殖民主义贸易而实现的。从16世纪末开始，金融和工业依附（指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资本统治）逐渐成为依附关系的主要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附关系主要表现为技术—工业依附。在依附关系中，外围国家起着为中心地进行原始积累的作用，故不发达的状态愈演愈烈。如果说外围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有所发展的话，那么这种发展也只能是一种“畸形”或“不发达”的发展，而他们越是按照这条“发展”路子走下去，他们也就越是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依附于中心。据此，“依附理论”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发达国家的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有某些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实现了现代化，但这主要是发达国家为自身利益的需要而特别“关照”的结果，其间最终收益的仍是发达国家。总之，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进行大规模剥削基础上的，所以，不发达国家或外围国家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依附理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发达国家只有割断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决裂，才能摆脱自己所处的依附地位，从而获得自主的发展（即真正的发展）。
笔者认为，从方法论上看，“依附理论”已经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依附理论”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在逻辑上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力图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完整的单位来研究，把对外围国家的不发展状况的考察与对发达国家对其的剥削、控制的分析有机地结合来。但另一方面，“依附理论”又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其内部结构是复杂的，处于这个历史时代的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依附关系，也有共存、协同、连带、离异等关系，而这些不同种类的关系又是交织在一起的。“依附论”把依附关系绝对化或“泛化”了。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压迫和控制，并不等于割断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更不等于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决裂。由于“依附理论”的上述局限性，使得它在批判“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往往仅从单个国家的角度来考察关于欠发达国家如何实现自身的真正发展问题（所谓“脱钩”战略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思路提出的）。这样看来，“依附理论”在方法论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化多元论”的色彩。尽管如此，“依附理论”试图从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不发展状况的原因，这无疑是应当肯定的。“依附理论”的这方面思想为“世界体系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中心论”在20世纪80、90年代的逐渐衰落，丝毫不意味着“西方中心论”没有“市场”了。它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统治阶级对外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例如，“文明冲突”论特别是“人权高于主权”论，就是“西方中心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但“西方中心论”在西方思想界越来越“走下坡路”这一点则是应当肯定的。
三
自20世纪70—80年代，“全球历史观”开始在西方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史编纂中占据优势地位，“西方中心论”随之逐渐衰落。
实际上，“全球历史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已经产生，但是，在战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它还不可能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世界历史视野”方面的主流。其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在战后的20多年内，“西方中心论”在西方世界史编纂和现代化（工业化）问题研究的“世界历史视野”方面的优势地位还能勉强维持下去，尽管它已受到极大的冲击。再则，从认识逻辑的角度上看，从“西方中心论”到“全球历史观”，其间需要经历一个中介阶段即“文化多元论”。可以说，“文化多元论”为“全球历史观”最终在西方世界史编纂和现代化（工业化）问题研究的“世界历史视野”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开辟了道路。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使“全球历史观”成为西方世界史编纂和现代化（工业化）问题研究的“世界历史视野”方面的主流的社会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其一，潜藏于西方发达国家第二个“黄金时代”中的内在矛盾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各种导因的诱发而以激烈对抗的形式爆发出来“黄金时代”随之完结，西方经济由战后长期高涨转入前所未有的长期病态（参见拙文：《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载《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在20世纪90年代， 虽然西方国家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又重新“高涨”起来，但潜藏于第二个“黄金时代”中的内在矛盾只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而并未根除（这一点早已成为许多西方人士的共识）。其二，发展中国家的总的势力已壮大到一定程度。其三，同时，世界经济政治的多极、网络格局已露端倪。这就使得许多西方人能够以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自己，看待整个世界。可见，“全球历史观”在70—80年代逐渐成为西方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史编纂的主流是具有必然性的。
在现代西方，首先系统提出“全球历史观”的，当属英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巴勒克拉夫。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对他“重新定向”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应当“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inachanging world，1955），第27页）。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其一，彻底抛弃“西方中心论”，力图公正地评价世界各地区文明，“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在他看来，在形成了今天的这样结构的世界上，印度、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历史，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如同欧洲的历史一样，都是至关重要的。他预言，正在兴起的亚洲在不久的将来，将把欧洲抛在后面。其二，要用“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即“全球历史观”）看问题，注重对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研究，坚决反对把世界历史视为各个民族和国家历史的堆砌。巴勒克拉夫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因此，要“特别注意世界各大文明及其联系和相互影响”。例如，自中世纪以来，如果看不到亚洲、阿拉伯、拜占庭和斯拉夫民族对西欧的影响，看不到欧洲与广大世界的联系，那么就不可能理解西欧的历史。
由巴勒克拉夫开创的“全球历史观”到20世纪70—80年代已开始在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是美国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他丰富和发展了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他认为：“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个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斯塔夫里阿诺：《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他向世人介绍其代表作《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一书的基本思想时说：该书“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犹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所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断不同”（同上书，第54页）。当然，“研究全球”和“关注整个人类”并不排斥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的考察。实际上，无论对地区历史的考察还是对世界历史的考察，都存在着如何以“全球历史观”为指导的问题。斯塔夫里阿诺斯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他如是说：一部西欧文明史并不等于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历史的总和，正确的方法应是研究影响全欧洲的历史力量和历史运动，如十字军征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工业革命等等。“研究世界历史也同样如此……研究重点应放在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之上”（同上书，第55页）。例如，旧石器时代人类出现于非洲，并逐渐扩展到欧亚、澳洲和美洲；新石器的时代，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随即产生金属冶炼和其他各种技术，城市生活和文明便由此产生了。这些技术发源于西亚，并向四周扩散，从而发展了欧亚大陆文明如中国、印度、西亚和欧洲文明等。虽然不能说斯塔夫里阿诺斯这一描述是准确（从目前世界史研究的新成果来看），但他在试图以“全球历史观”为指导来考察世界史方面所作的努力，则是应当肯定的。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把作为整个的世界历史视为一个过程。他认为，虽然在哥伦布和达·伽马进行海道探险之前各文明的相互影响是时断时续的，但人类历史自始就具有统一性，人类各文明的隔离状态从来就不是绝对的。早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人类各文明实际上已在相互影响，只是相互影响的程度随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巨大的差异罢了。所以，1500年以前各文明相互影响的历史运动就已构成世界历史的主题，而1500年以后的历史便更是如此了（同上书，第56页）。
从方法论上看，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全球历史观”已成为西方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史编纂的主流这种状况相适应，“世界体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代“依附理论”而起，成为许多西方学者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逻辑框架。从直接理论前提的角度上看，“世界体系理论”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依附理论”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如“外围—中心”等等），而且还在许多方面吸取了年鉴史学派（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年鉴史学派关于跨学科总体史研究的思想实际上是“全球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形态）和马克思的思想。例如，在作为“世界体系理论”创始人的伊曼纽·沃勒斯坦的代表作《现代世界体系》一书的扉页上有三段引言，其中有两段分别出自年鉴史学家布洛赫和布罗代尔（沃勒斯坦本人就是布罗代尔的学生），另一段出自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沃勒斯坦经常采用“生产力”、“劳动分工”、“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等范围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总体性考察，致使有的西方学者把华勒斯坦的这部著作视为是一部“雄心勃勃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的著作”。
沃勒斯坦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匈牙利裔美籍社会学教授。由于深受年鉴史学派和马克思的影响，故他注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他在其著述活动中把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等学科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能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从逻辑上看，“世界体系理论”是对以一个国家为研究单位的传统的批判。“世界体系”是“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范畴。何谓一般意义上的“世界体系”呢？沃勒斯坦说：“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自己时，又使得这个体系分裂了。世界体系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为它具有生命期。在它的生命期中，它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发展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保持稳定。人们可以根据该世界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判定处于不同时期的世界体系的结构的强弱。这一体系有不同界限、结构体、群体法律条例以及相互依赖性。其机体包括相互矛盾的各种力量，有时通过压力在这一体系中结成一体，有时却由于不同力量之间的竞争使这一体系四分五裂。这一体系具有生物体的特征，在其生命周期内，有些特质不断变化，而另一些特质却保持平稳发展。因此，这一体系的结构根据其功能的逻辑变化，在不同时期表现得强弱程度不同。由此可见，一个社会体系的特征实质上是生命的自我控制调节，发展道路由机体内部因素所促成。……这一体系内的生活大体上是独立自主的，而且这个体系发展的原动力是内在的。”（伊曼纽·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0页）据此，沃勒斯坦认为， 世界经济必须作为一个体系（或整体）来考察，研究这一体系中任何局部地区的社会变迁，必须首先确定该地区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才能继而探视该地区在世界体系中的演变过程以及社会体系的其他部分在体系内部运动的因果变化。在他看来，要正确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必须把它视为一个世界体系，并在逻辑上把握这个体系的一般特征：该体系为保持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与持续的供应，其内部存在着劳动分工，每一个区域和部门存在着与其他地区和部门进行经济交换的关系。
与“依附理论”相比较，“世界体系理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虽然都讲依附关系，但是，前者所讲的依附关系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而后者所讲的依附关系则是双向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不断扩大的、具有全球规模的经济政治有机体，其内部实行世界性的区域分工，各个地区履行不同的经济职能。在这一体系中，不仅各个部分相互依存，而且各个部分都要依赖于整个体系。所以，在这一体系中，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他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且还取决于他在国际分工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其次，“依附理论”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中心与外围（或边陲）、大都市与卫星国，故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世界体系理论”在一定的程度上克服了“依附理论”的这种简单化的倾向。它认为，在世界性的单一的劳动分工过程中形成了三种相互联系的社会类型：“中心”、“外围”和“半外围”。“半外围”兼有“中心”和“外围”的特点。属于这种关系类型的国家既对“中心”输出“外围”的产品，同时又对“外围”输出“中心”的产品，他们是通过“两次输出达到基本平衡”的国家。“半外围”类型的国家具有防止世界体系的极端分化、稳定世界体系的“层级”的作用。“世界体系理论”提出“半外围”的概念虽然确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依附理论”缺陷，但由于它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往往把这一概念的界限搞得过于宽泛，故而也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最后，“依附理论”主张采用“脱钩”战略，以求得自主发展，而“世界体系理论”则认为必须在现代世界体系内部求得自主发展。在“世界体系理论”看来，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是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化中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上一个“层级”出现“空位”的前提下，一些能为自身创造有利条件的“半外围”国家可以通过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中心位置，同样，一些能为自身创造有利条件（如建立强大的国家机构等等）的“外围”国家也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外围”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对于“半外围”特别是’外围”国家来说，发展的意义主要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以实现自身的“升级”。
简言之，“世界体系理论”最价值的方面就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依附理论”把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简单化的倾向，以及它在方法论上所带有的“文化多元论”的局限性，并力图把“全球历史观”具体化为对于作为整体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分析。当然，“世界体系理论”也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地方。笔者认为，在对世界体系的形成、当代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上，“世界体系理论”就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参见拙著：《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 章第三部分）。
综上所述，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发展与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我以为，“全球或世界历史视角度”有科学和非科学之分，而系统考察现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发展与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会为我们科学地定向“全球或世界历史视角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科学的世界历史观念，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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