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丰润说论争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丰润论文,述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红学史上，有关曹雪芹祖籍和家世问题的论争，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但随着数十年来许多红学专家的大量考证和红学资料的不断挖掘、发现，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曹雪芹祖籍应为辽宁辽阳，因为这是曹家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所一致表明的，学术界也同样承认此说。对此虽有极少数人表示异议，但却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所以，曹雪芹祖籍问题在经过几次大的讨论后，至六十年代已基本上告一段落。至于《红楼梦》的著作权问题，虽也发生过几次争论，但因史料丰富证据确凿，学术界依然认定《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其著作权不容剥夺。这次以扬向奎先生为代表的“新丰润说”在没有任何证据材料的情况下重提曹雪芹祖籍“丰润说”，并进而在篡改曹雪芹家世的基础上否定曹雪芹的《红楼梦》著作权，自然要遭到绝大多数红学专家的强烈反驳，从而也在这一问题上引发了新的论争。
以杨向奎先生为代表的“新丰润说”挑起这场争端，是以丰润发现曹鼎望墓志铭、曹鋡墓碑为契机并利用新闻媒介进行“轰动性”的虚假报道而起始的。1993年6月6日，《光明日报》刊载了一则题为《丰润发现曹氏重要墓志铭和墓碑》的报道，其中有云：“据著名清史专家杨向奎教授研究认定，曹鼎望为曹雪芹祖父，曹鋡为曹雪芹的父亲，但研究他们的资料一直极少，其中曹鼎望生卒年，死后葬地，曹寅称曹鋡四兄，与家谱载鼎望三子不合等疑难问题，一直难以说清。这些志碑的发现不仅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对浭阳曹氏历史的研究也将有重大作用。”
1993年7月3日，《光明日报》再次发表消息，题为《丰润县就曹氏墓志铭、墓碑举办研讨会，曹雪芹祖籍研究有新发现》。该报道说：“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说，在清初，丰润曹与辽阳曹均参与平定大同姜瓖之乱，从此两家来往密切。《红楼梦》中的宁国府当指丰润曹、荣国府当指辽阳曹。曹寅之父过继丰润曹鼎望之子曹鋡，后来又生曹寅，所以曹寅称曹鋡为兄。曹鋡后人皆以水旁字命名，所以曹雪芹（霑）当为曹鋡之子。”
1993年8月15日， 《中国文物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报道说：史学家杨向奎先生认为，“曹雪芹即丰润曹鼎望之嫡孙，曹铭（鋡）之子，自幼寄养在辽东曹寅家，曹雪芹便在曹寅家长大。”该报道题为《丰润发现清曹雪芹先祖碑刻——为考证、研究曹雪芹家世提供珍贵实物资料》。
1993年11月1日， 《文汇报》则更直接了当地刊登了题为《曹雪芹的祖籍已成定论》的报道，声称：“在这次丰润召开的曹雪芹祖籍研究会上，著名红学家杨向奎先生说：据史料记载，曹鼎望、曹鋡是曹氏家族中历史上活动最多、影响最大的两个人物。……曹鋡字冲谷、松茨，官至国子监主薄、理藩院知事，善诗书，与曹寅交往甚密，屡称骨肉同胞。曹鼎望多子，而其弟曹熹早年死子，便将三子曹鋡过继给曹熹为子。后曹熹生了曹寅。故曹寅称曹鋡为‘骨肉同胞’。曹鋡生子名霑，即曹雪芹。既然曹鼎望、 曹鋡生死在丰润县，其子孙曹雪芹必定是丰润人。”
杨向奎先生等在利用新闻媒介将其观点哄炒半年之久后，他们所撰写的几篇文章也于1991年年初相继面世：1994年1月8日，《文艺报》在同一版面发表了王家惠《曹渊即曹颜——曹寅曾过继曹鈖之子》、周汝昌《王文读后》和刘润为《曹渊：〈红楼〉的原始作者》三篇文章。王家惠因康熙二十九年《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中有“三格佐领下苏州织造、郎中曹寅之子曹颜，情愿捐纳监生，三岁”一语，又因《浭阳曹氏族谱》中曹渊名下注有“出嗣”二字，而其继父母又不载入此曹谱，且曹寅在诗文中屡称曹鋡为“骨肉”、同胞，曹渊与曹颜之名合起来又与孔门大弟子“颜渊”之名相关合，从而便牵强附会地断言曹寅曾于康熙二十八年左右过继曹鋡之子曹渊为嗣，并改名曹颜。周汝昌先生的《王文读后》则对王家惠的文章大加赞赏：“立论创见，考证剖析，周详细密。又能谨严而审慎，学力文风，俱为近年来治曹氏家世论著中难得之见”，“今读全文，果见义理斑斑，不同逞臆之妄谈，深为欣佩”。刘润为的《曹渊：〈红楼〉的原始作者》一文，则在王家惠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凭空虚构：曹渊乃是《红楼梦》的“原始作者”，而曹雪芹不过是此书的披阅增删者。曹渊假托“石兄”，写成一部“比较粗糙”的《情僧录》，后来，东鲁孔梅溪又“改题为《风月宝鉴》”，“曹雪芹正是根据《情僧录》、《风月宝鉴》，在脂砚斋的具体参与下进行再创作的。”并且，曹雪芹系“出于丰润曹”，当属曹渊兄弟行（曹渊的一个远房小弟？），而绝不是曹寅之孙。”
声称对“两个曹家曾经有过‘过继’的事实”一直“坚信不疑”的杨向奎先生，在上述三篇文章同时发表后不久，便即毫无保留地放弃了自己的“曹鋡为曹雪芹父亲”说、“曹寅之父过继丰润曹鼎望之子曹鋡”说、“曹雪芹自幼寄养在辽东曹寅家”说及“曹沾（雪芹）是丰润曹鼎望三子曹鋡之子而过继给曹寅”说，并全盘接受了王家惠的“曹寅过继曹鈖之子曹渊”说及刘润为的“曹渊为《红楼梦》的原始作者”说。总之，只要将《红楼梦》的作者与“丰润曹”拉上关系，那么不管谁过继了谁或者《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便都无关紧要。他的《关于〈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进展》一文，同时发表在《齐鲁学刊》1994年第1期和1994年3月9日《中国文化报》上。1994年5月号的《新华文摘》，又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杨向奎先生在文章中对王家惠、刘润为大加赞许，说什么“王家惠画龙，而刘润为点睛。有此一点，全龙活了，而《红楼梦》一书原始作者的找出，使七十年来的悬案至此解决”。并主张今后出版《红楼梦》，“可以署：创始者：曹渊（方回），增删者：曹沾（雪芹）”。
1994年4月16日， 周汝昌先生又在《文艺报》上发表了《〈红楼梦〉作者新说之我见》一文，与1月8日的《王文读后》一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中有云：“曹渊可能曾为曹寅继子，也还只是一个假设，尚待佐证。……我自己曾为王家惠同志写过一小段‘读后’，目的只是为了继续探求两曹的骨肉同根的关系，其余与我在观点上就没有什么关涉。恐读者不明原委，引起误解，略作说明于此，企盼亮察为幸”云云，看来周先生似乎又表示对王文要拉开一点距离了！
1994年4月20日， 《文艺报》理论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联合召开了“《红楼梦》研究方法论问题”讨论会。会议由《文艺报》副主编严昭柱、文学所古代室主任石昌渝主持。在京的部分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人士王利器、周绍良、陈毓罴、蒋和森、邓绍基、刘世德、郑伯农、林冠夫、杜景华、沈天佑、张俊、蔡文江、扎拉嘎、张庆善、胡小伟、孙玉明、潘凯雄、竺青、熊元义、刘润为、王家惠等应邀出席。会议内容针对1月8日《文艺报》和3月9日《中国文化报》所发表的上述几篇文章。与会专家们（两位文章的作者除外）一致认为，这几篇文章言之无据，论点根本不能成立，研究方法也很成问题。这样的文章，不仅不是什么“《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进展”，而且还会在学术界引起混乱，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刘世德先生在发言中指出，杨向奎先生在文章中对“辽阳说”与“丰润说”的介绍是主观片面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丰润说”最早是由李玄伯于1931年5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本世纪五十年代， 《文学遗产》曾就曹雪芹的祖籍问题展开过讨论，当时出版的几种《红楼梦》本子，以及被大学用作教科书的几本文学史和权威性的辞书辞典，都没有接受“丰润说”。杨向奎先生所谓“丰润说”“得到学术界承认，于是辞书、辞典一类书，提到曹寅、曹霑都云祖籍丰润”云云，实是有违事实的无根之谈。至六十年代，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筹备大型展览会期间，展出了《辽东曹氏宗谱》，在确凿的史料面前，大部分红学家都相信了“辽阳说”。后来，随着史料的不断挖掘、发现，相信“丰润说”者已寥寥无几，而“辽阳说”却已得到学术界绝大多数人的承认。刘世德先生还说，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关于曹雪芹祖籍的研究一直是平稳的，在这一问题上波澜再起，并不是由冯其庸先生引起的，而是去年以来以杨向奎先生为代表的一些人利用新闻媒介进行不负责任的所谓“轰动性”报道而引发的。
陈毓罴先生认为，王家惠、刘润为、杨向奎的这三篇文章是“空中楼阁，太虚幻境”。尤其是刘润为、杨向奎的文章，竟取红学界大多数人都持否定态度的“雍正二年说”，而对更有说服力的“康熙五十四年说”却避而不谈。陈毓罴先生指出，“康熙五十四年说”不仅有张宜泉的诗题小注及曹頫的奏折相佐证，而且《红楼梦》及脂批中的“十三载”等等也可能在暗示曹家遭抄家之难时曹雪芹的实际年龄。既如此，那么再说曹雪芹未经历荣华富贵，不具备作书的资格云云，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王利器先生同意陈毓罴先生的看法，认为青埂峰一别十三载之说，正是暗指曹家被抄时曹雪芹的实际年龄。王利器先生在发言中，还对近年来学术界出现的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表示愤慨。
蒋和森先生在发言中指出，这三篇文章名为考证，实则全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之词。他们一方面批判胡适，自己却又绕着“自传说”的圈子团团乱转。蒋和森先生认为，这几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除了无根据的猜测之外，便是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就用，不利于自己的材料就避而不谈，似乎那些重要材料和观点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张俊先生指出，王家惠、刘润为的文章全靠猜测臆度，而在关键的地方则往往使用“可能”、“很可能”等猜测之词。王家惠文章中用了七次“可能”，刘润为的文章也用了五次。这样的治学态度是很不严谨的。张俊先生还说，目前学术研究中“创新悦”不断出现，这些人只追求“新意”而不讲实事求是，乃是极不正常的一种现象。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屡屡出现，自与新闻媒介不求真实而只顾轰动效应的宣传有关。
邓绍基、刘世德先生等还指出，杨向奎、刘润为等故意把“曹霑”的“霑”字说成“水”旁字，则更是一个不顾常识的问题。没有哪一部辞书将“霑”列为“水”字部， 也没有一则红学史料，将“曹霑”写成“曹沾”。
蔡义江、胡小伟先生等在发言中指出，这样的文章，根本算不上什么学术研究，这样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发表，正说明了目前的某些新闻媒介所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只追求轰动效应，而失去了新闻媒介的真实性。
在讨论中，与会专家还进一步探讨了《红楼梦》的研究方法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考证必须详尽地占有材料，必须实事求是，让事实说话，而不能离开事实，脱离材料，任意猜测，凭空虚构。像王家惠、刘润为、杨向奎这三篇文章，名为考证，实是无根据的胡猜，这对学术研究是极为不利的，这样的文章，不仅不是什么“新进展”，而是一种倒退。
1994年4月30日，《文艺报》对这次讨论会作了报道， 题为《〈红楼梦〉研究方法论问题讨论会日前举行》，副题是《各抒已见，坦诚交锋》。该报道说：“与会专家就曹氏家系和《红楼梦》成书过程有关问题各抒己见，开展了民主坦诚的学术争鸣。一些专家认为辽阳曹家与丰润曹家确实有些关系，但那个时代对过继之事非常慎重，要断定曹寅曾过继曹鈖之子尚乏充分证据；认为曹雪芹享年有四旬说、也有五旬说，依后说则抄家时雪芹已十三、四岁，应对曹家繁华之景有生活体验、具备直接创作《红楼梦》的生活积累；认为《红楼梦》首回称该书系曹雪芹据《石头记》增删而成，应视为文学笔法。有些专家则认为应正视《红楼梦》和曹雪芹研究中许多问题诸说并存、尚无定论的情况，（按：事实是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曹雪芹的祖籍都早有定论，而不是“尚无定论”——引者）对该书成书过程和曹氏家系有关问题进行探索是必要的，可继续通过研究和讨论去追寻历史真相（实质上杨向奎等人恰恰是在制造假象，编造假话——引者）；认为这次讨论把曹氏家系考证与《红楼梦》成书过程联系起来，涉及到艺术创作规律问题，这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与会专家认为，《红楼梦》研究也应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94年5月1日，《中国文化报》也就这次会议发表了一则题为《北京学者探讨〈红楼梦〉研究方法》的短讯，全文如下：“《文艺报》理论部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四月二十日联合召开了《〈红楼梦〉研究方法论问题》讨论会。与会者围绕王家惠《曹渊即曹颜》、刘润为《曹渊：〈红楼梦〉的原始作者》和杨向奎《关于〈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进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古典文学研究既要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更要实事求是。”
在此应该指出，《文艺报》与《中国文化报》的这两则报道，不仅带有一定的倾向性，而且有失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公允性和真实性。前者虽然涉及到这次讨论会的主要内容，但却淡化了专家们对王家惠、刘润为、杨向奎等三篇文章的强烈反驳和尖锐批评。后者则索性对此只字不提，自然就更谈不上什么客观真实地报道。学术考据，必须有凭有据，而不能在毫无凭据的前提下随意“解放思想，敢于创新”。
《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4辑， 亦曾对这次讨论会作过如实的报道，题为《“红楼梦〉研究方法论问题”讨论会在京举行》，可以参看。三者孰真孰假，询之当日与会专家即可辨明。
1994年6月在台湾召开的台湾甲戌红学研讨会及1994年8月在山东莱阳召开的第七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有关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及《红楼梦》的著作权问题，均为会议最热烈的话题。特别是莱阳会议的与会代表针对杨向奎、王家惠、刘润为等人的所谓“新说”及其治学态度，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他们一致认为，这种猜测臆度、发挥嫁接的作法是非学术的，其致命弱点是言之无据，以想像代替考证，把严谨的学术研究混同儿戏。红学界对此决不能坐视不管，以免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台湾甲戌红学研讨会和莱阳第七届全国红学研讨会的有关文章及会议报道，已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1辑，可以参看。
自1994年5月起，反驳“新丰润说”的文章也陆续发表：1994年5月4日， 《中国文化报》发表了张庆善的《也谈〈红楼梦〉的作者问题》；1994年7月2日，《文艺报》在同一版面刊载了杜景华的《红学之思考》、张庆善的《“曹渊即曹颜”质疑》及孙玉明的《“曹渊即曹颜”驳议》三篇文章；1994年8月20日，《文艺报》又登载了宋谋玚的《〈红楼〉作者：曹颙 “遗腹”曹雪芹》；《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4辑发表了刘世德的《曹渊非曹颜考》、张庆善的《曹渊、曹颜与〈红楼梦〉作者问题》、孙玉明的《再谈〈红楼梦〉的著作权问题》及沈治钧的《关于〈红楼梦〉著作权问题的商榷》等四篇文章；1995年1 月，《亚太经济导报》总第3 期刊载了孙玉明的《〈红楼梦〉的作者到底是谁》；《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1辑， 又集中发表了如下五篇文章：冯其庸的《再论曹雪芹的家世、祖籍和〈红楼梦〉著作权》、胡文彬的《〈红楼梦〉“原作者”考论》、张书才的《曹渊即曹颜平议》、宋谋玚的《关于〈红楼梦〉作者及其他》、贾穗的《曹颜不可能即曹渊》。
以上十数篇商榷性文章，分别从各个角度对杨向奎、王家惠、刘润为等人的所谓“新说”做了辩驳，要而言之，大致可概括为以下数条：一、曹雪芹上世档案史料六世并存，研究曹家祖籍，自当以曹家直接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须知真正提出曹雪芹祖籍是辽阳的，正是曹锡远、曹振彦、曹玺、曹寅他们自己。“新丰润说”对曹家历史档案上直接记载的“世居沈阳地方”、“奉天辽阳人”、“著籍襄平”、“千山曹寅”等铁证只字不提，却在毫不相干的丰润曹谱上大做文章，且无中生有，捏造人名，伪称新发现曹家碑铭，能确定曹雪芹祖籍是丰润云云，实则是借题发挥，欺骗群众。在曹鼎望监修的《浭阳曹氏族谱》上，并未提及曹寅一系的任何人，这就明白告诉我们，曹寅不是丰润籍。杨向奎等一方面不敢公开曹鼎望墓志铭、曹鋡墓碑的全部内容，另一方面却又大造谎言，以期欺骗读者；二、有关曹雪芹的《红楼梦》著作权问题，与曹雪芹同时代的明义、永忠、袁枚等在诗文中都有明确记载，而脂砚斋的评语，则更是曹雪芹著《红楼梦》的铁证。“新丰润说”对此视而不见，也不敢告诉读者，却大谈《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是曹渊，实际上，曹渊其人，除丰润曹谱上有其名字外，其他就一无所知。他们却偏偏要这样的人来当《红楼梦》的所谓原始作者，为的是要把《红楼梦》掠夺到丰润的名下。在曹雪芹的生年问题上，他们又大作文章，仅取绝大多数红学家都持否定态度的“雍正二年说”，而对基本上已为红学家们广泛认可的康熙五十四年说则避而不谈，为的是好让曹雪芹赶不上曹家的繁华，以便剥夺他对《红楼梦》的著作权。三、新丰润说”凭想像虚构了曹渊的生活经历，将他与小说中的贾宝玉等同起来，并将其他现实生活中的人与小说人物一一对号。这不仅把小说当成了历史，而且也陷入了“自传说”的泥潭；四、“新丰润说”对大量曹家史料根本未下功夫研究，以致在行文之时错误百出：诸如误将曹寅的生母顾氏当成曹寅的元配夫人，真是天大的笑话！再如顾氏于康熙十八年便已去世，曹寅的元配夫人亦死于康熙二十年以前，刘润为却说“曹寅元配顾氏”在康熙二十八年对曹渊“异常宝爱”。又如李氏本是曹寅继配，是正妻，李氏所生之子曹颙是嫡子，刘润为却说李氏是侧室、曹颙是“庶出”，并将他们与《红楼梦》中的赵姨娘、贾环对号、如此等等，令人啼笑皆非。五、康熙二十九年《总管内务府为曹顺等人捐纳监生事咨户部文》，与现存有关曹家的其他史料相牴牾， 目前红学界对于曹颜是曹寅之子的问题绝大多数人认为是误书，且曹颜在史料中仅此一见，还有可能是早亡。王家惠却以此为据，虚构出种种情节，自然无法令人信服；六、查核《浭阳曹氏族谱》，曹渊根本不存在“出嗣”问题。在光绪三十四年武惠堂刊本《浭阳曹氏族谱》卷四的世系图上，在曹渊名下并没有“出嗣”二字，王家惠对此却避而未谈：七、曹颜生于康熙二十七年，而曹渊至迟也当生于康熙二十五年之前，二人年龄不合，证明他们并非同一个人。且曹寅家为正白旗包衣，丰润曹则是汉人，当时清廷明确规定，旗人不得过继民人之子为嗣。更何况曹寅之弟曹荃多子，曹寅断不会舍亲弟之子而去过继曹鈖之子为嗣。总之，“新丰润说”在论点上自相矛盾；在论据上任意取舍，在史料依据上一片空白，全凭想像和虚构；在论证过程中又逻辑混乱，緾夹不清，破绽百出。实已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而流为一种非学术、非道德的儿戏。
还需指出的是，1994年7月7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综述性的报道文章，题为《〈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进展》，作者署名“许建平”。该文在复述王家惠、刘润为等人的观点后，又罗列了1994年7月2日《文艺报》所载杜景华、张庆善、孙玉明等三篇文章的标题，然后倾向性鲜明地歪曲说，杜、张、孙三位“认为王、刘的观点整个看来史料不充分，有极大的假说性质。”该文还无中生有地编造说王家惠、刘润为等人的“新说”，“在红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从而使专家学者对原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完全是颠倒是非，谎言欺世。要了解红学界有何反响，自有1994年4月20日学术研讨会的纪录。 许建平同志能否指出，红学界究竟有哪些专家学者说过“对原论不得不重新审视”的话？
1994年8月20日， 王家惠在《文艺报》发表《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第一届理论研讨会综述》；1994年11月23日，他又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学术研讨综述》，这两篇文章内容基本相同，王家惠借机又将自己的观点宣扬了一番。
1995年3月11日， 《文艺报》又发表了王家惠的《曹雪芹祖籍“辽阳说”的一个疑点》一文。该文对“著籍襄平”、“千山曹寅”等曹家本身的确凿史料避而不谈，却以曹仪简的谈话为据，大谈什么“疑点”，请问你对曹家本身的档案史料有疑点还是没有疑点呢？老实说，所有新老丰润说的一个共同的致命点，就是不敢提曹家自身的档案记录，这就是他们最最可悲的地方！所以只好避实就虚，空谈无稽。实际上，王家惠在此却又犯了一个逻辑性的错误，他误以为只要推翻了“辽阳说”，他们的“新丰润说”便会有了立足之地了。殊不知一个难以成立的观点，即使推翻了其他观点，这难以成立的观点也仍然是无立足境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必然关系。更何况假的终究是假的，假的怎么有可能把真的否定掉呢？
总之，自反驳“新丰润说”的文章面世之日起，王家惠、刘润为、杨向奎等人就一直未能就学者们对其观点所提出的质疑和驳难作任何辩解。他们却又另换渠道，通过电视再来宣扬他们那些已被驳倒了的论点，以便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在《红楼梦与丰润曹》一片中，杨向奎、刘润为等人都亮了相，王家惠虽未直接露面，但他却是此片的撰稿人之一，其观点也再次得到扩大宣传。因此，该片播出后，自然要引起红学界乃至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因而在3月29日的研讨会上， 与会者的发言也就格外热烈，而对“新丰润说”的批评自也更加尖锐。
从根本来说，弄虚作假的、错误的东西愈是传播得广，则其对社会所造成的负面也愈大、其遭到的反对也就愈强烈。可惜这样简单的真理，对于迷信谎言的“神功”的人是无济于事的，因此这场新丰润说的谎言运动，还可能继续编下去，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1994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