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模式之公众史学在中国是否可行——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公众论文,美国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罗伯特·凯利教授(Robert Kelly)撰写《关于公众史学的起源、本质与发展》一文，标志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在美国创立。和韦斯利·约翰逊教授(Wesley Johnson Jr.)一起，他们改革传统的历史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将“公众”(the public)的概念以及史学在公众领域的应用纳入课程教学和技能培训。①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公众史学只是被模糊地定义，但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它已经在美国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学科和积极的社会运动。该领域最权威的学术刊物——《公众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探索这一学科的内涵，介绍最前沿的理论和案例，同时也开始探讨公众史学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如英国和加拿大的发展。而其中最核心的理念始终如一：从卡尔·贝克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②到迈克·弗里茨的“共享话语权”③，都倡导更加宽容的历史解释权，主张与公众对话，共同解释历史；在方法上，多带批判性，强调团队合作与创新精神；最重要的，公众史学是一种反思的历史实践。
公众史学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尤其是最近十年里，虽然不少具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者都尝试着将公众史学引入本土，但都还停留在探索和介绍阶段④，公众史学在中国至今还只是一种理念而无实践根基，学术界也没有创立自己的理论框架来指导实践以及公民对话，更没有形成一套构架完整、学理清晰的学科体系。2013年5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史学中心主办了“公共史学研讨会”，这是全国第一次就公众史学这一领域进行学术探讨。尽管这次会议本质上并没有超越传统史学的路径和话语，对public history的中文翻译也没有达成一致⑤，但得出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中国公众史学的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之前。半年后在苏州召开的“首届全国公共史学会议”证实了这一判断。⑥苏州会议是公众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携手的成果，汇集了学界和媒体在公众史学领域的实践者，对于启发公众参与历史的深度和规模都在重庆会议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近十年来，由于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和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历史知识的载体和传播平台日益多元化，公众对于历史内容的需要也急剧上升，打破了传统史学与相关学科的藩篱，学院与公众的距离开始缩短。这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同时，与美国在过去三十多年有序开展的公众史学运动相比，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时代语境和与之呼应的历史实践，如民间博物馆、公民记忆计划、中学生写历史、百家讲坛、家族历史等。那么，美国模式的公众史学在中国究竟是否可行？
什么是美国模式
公众史学在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初衷是为了解决就业危机，即传统史学博士毕业后无法在大学里谋求教职的机会，从而离开学术界，对美国高校尤其是州立大学的历史学高等教育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系的罗伯特·凯利教授和韦斯里·约翰逊教授试图扩大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在1976年利用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的一笔为期三年的基金开始了公众史学研究生项目的尝试。这一项目的课程包括传统史学和公众史学的专业研讨课，要求学生在政府机构、公司、企业、社区等地进行任务导向型研究。除此之外，学生还需要进行为期三个月至六个月的带薪实习，以培养公众史学家所需的包括创新进取、团队合作、批判性思维等一系列基本素质。参加这个实验项目的九名学生在毕业后都顺利地进入相关领域就业，公众史学也随之进入美国历史学界的讨论范畴。⑦
罗伯特·凯利在1978年首次指出公众史学是将史学知识和技能运用于学术界以外的各种场所：“公众史学指的是历史学家的就业方式以及在学术界以外，如政府部门、私有企业、新闻媒体、地方历史协会、各种历史机构，甚至是其他私有领域等，运用史学方法与技能。”⑧然而这一定义并没有明确公众史学的学科内涵。历史学家在学术界之外从业远远早于70年代的就业危机：早在1916年，美国农业部就设立了历史办公室。30年代，不少历史学家已经在工作进度管理部门(The Work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就业，对全国历史文献进行调研，撰写本地和本州的历史。自1933年起，不少历史学者参与到美国国家公园局(National Park Service)的历史遗址的解释保护工作。1934年，美国国家档案局(National Archives)成立，1936年美国档案学者协会成立，至70年代，档案学在美国已经成熟，不仅拥有日益扩大的国家和地区的职业网络，还建立了相关的职业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历史学者成为战略决策部门的智囊分析师，同时有人开始使用口述历史的技能用于战争记录和分析。在文化资源管理方面，美国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于1949年成立，并于1966年通过了《联邦历史保护法案》。⑨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史学的兴起其实是学院派史学与主张“让历史回到公众”的史学理念分歧日益扩大的必然结果。然而，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实践性历史研究一时很难为传统史学所接受，美国史学界最权威的学术期刊《美国历史研究》很少发表相关文章。直到80年代，戴维·泰伦(David Thelen)才开始陆续收录发表历史学家在博物馆设计、纪录片拍摄、政策研究、历史遗址保护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公众史学对社会期许是“让公众参与到历史构建中”⑩，也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更为激进的预示”(11)，但其多元性和开放性与史学的严谨和公正似乎格格不入，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公众史学一开始就受到传统史学的质疑和批判：“如果历史研究的利益相关方有意忽略或隐瞒过去所犯的错误，这样的研究成果意味着什么？从长远看，客户或任务导向的史学研究最终会让公众史学家屈服于权力。”(12)同时，公众史学的起源与解决就业危机相关，这一实用甚至功利的初衷在后来常常被夸大，认为公众史学既然是应付现实问题，那就很难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核心命题、研究方法，只是“应用”传统历史的理论成果，最多是传统史学的“延伸”。罗伯特·凯利对公众史学的定义中蕴含的公众进程(public process)与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也往往被忽略，而这两个关键元素恰恰体现了公众史学的核心。
伴随20世纪70年代史学职业危机的是新社会史的萌生和发展，这与60年代美国的一系列挑战权威和正统秩序的运动密切相关：史学界开始倡导更具包容性的历史解释，主张将女权主义历史、少数族裔史、非裔美国史、新文化史等纳入史学研究范畴，历史学渐渐由上至下，回归公众领域。一方面，公众拒绝曲高和寡的学院派历史，另一方面又对与现实或自身相关的历史充满极大的热情。这既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在一定的社会权利结构中，人民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又与卡尔·贝克以“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论点殊途同归：人民总是以自己的历史观来解释过去、现实与未来。因此，公众史学家的主要职责在于发掘这种潜藏的历史感知，帮助人民发现他们自己的历史，并协助他们理解在认知历史和创造历史的进程中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这样，历史学家和公众才能携手参与到历史的书写中，才能从不同维度重新定义历史话语权。(13)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公众史学蓬勃发展，硕果累累。首先，全国公众史学委员会(简称NCPH)和美国联邦政府历史协会成立，与美国各州和本地历史研究机构一同为公众史学家们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其次，该领域的核心学术期刊《公众史学家》在1978年创刊，刊物介绍公众史学的前沿理论与实证研究，尤其注重相关研究方法的整合以及交叉学科研究。再次，自1988年起，《美国历史研究》开始登载关于博物馆陈列的评论文章；在美国史学界颇具声誉的《激进历史评论》自1987年起开辟了公众史学专栏。这都标志公众史学开始得到主流史学研究的认可。更引人注目的是，公众史学家成为突破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先驱力量，他们在公众史学项目中开拓应用复杂的研究方法。譬如，雪利·布克斯班(Shelly Bookspan)拓展了有毒废物场所用地的研究方法，解释有毒废物政策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追溯在全国范围内对这一领域演进的相关性意识，主张使用不常用的历史文献、图片、地图等资料，进行跨学科分析研究具有潜在污染可能的建筑场所。(14)
1981年至1985年，NCPH出版《公众史学教学》，鼓励各高校根据各自专业和学科优势设立公众史学项目。1986年，NCPH出版了《美国公众史学教育指南》，建立了该学科的教学规范和评估标准。公众史学教学在专业化的过程中，在教育体制和教学模式上带来了突破性的改革。在教育目的上，公众史学不仅仅是为学院输送教学科研人才，也为博物馆、历史遗址、档案馆、历史协会、口述历史机构、新闻媒体、政府、公司等培养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职业人士；在教育方法上，带批判性，要求在历史实践中及时反思，强调团队合作与创新精神。因此，公众史学的课程设计和教学模式需要超越传统史学的培育框架，自成一套体系，同时需要经过专门培训的师资来发展建设这一学科体系。美国在公众史学创立初期就意识到这一点。1984年7月5日至8月3日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行了为期四周的公众史学教师培训。这次培训由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出资，NCPH主办，旨在介绍公众史学的主要理论、实践、教学方法及课程设计，为高校提供合格的师资，以满足公众史学的教学需求和学科建设。(15)
在公众史学教学模式上，美国注重培养学生如何与不同类型的公众接触、交流，并与之建立一种职业关系。一方面，注重培养学生具备职业历史学家的素质和技能：掌握历史研究方法，对历史课题进行深入研究、解读和撰写的能力；另一方面，为学生提供机会拓展自己感兴趣的相关领域或方向，引导学生进入不同类型的公共部门，探讨与职业历史学者不同的伦理道德和职业操守，并通过实地调研项目帮助学生获得实际社会经验。公众史学家需要具备的一系列技能和素质，如对历史原真性的敬畏和求证、严谨的历史研究方法、跨文化沟通的能力、田野工作能力、预算与管理能力等以及创新精神、团队合作、外交才能等，都贯穿于课堂研讨和实地调研的整个过程。
2001年，美国历史协会成立公众史学专责小组。2002年，美国历史协会和公众史学专责小组共同颁布《历史系学生的职业指南》。2003年颁布的《公众史学年度报告》将公众史学作为传统史学的一个专业分支，详细论述其相关组织结构、学科发展建设、教学体制、课程改革、学生职业发展等方面情况。(16)随着公众史学不断组织化、职业化，其定义也在实践中不断被修订。NCPH在2008年将公众史学界定为“一场运动，一种方法论和一种途径或方式，推动历史合作和研究；公众史学家的任务是将自己特殊的见解以浅显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公众”。与1978年罗伯特·凯利的定义相比，这一定义前进了很大一步：它不再简单将“公众”与“私有”历史对立，也不再将公众史学家与传统史学家对立。因为公众史学挑战权威和正统，它注定是一种进取和激进的史学。同时，“它关注变化，因此不只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更是一场运动。不少公众史学家从事学术研究，在学院里教书，是某一历史实践领域的专家。但不管是在哪里，公众史学家的工作远比其本人更重要，他们试图让学生或公众接近更真实的历史——这不仅是职业要求，更是一种社会担当，是公众责任。所以，公众史学家总是在与公众交流历史，为公众撰写历史，倾听公众述说历史，与公众一同解释传播历史；他们的工作超越教室和学术会议室的界限”(17)。公众史学家既不将专业知识庸俗化，也不将之封闭在象牙塔，他们无论在教室、博物馆，还是在历史遗址，都谦卑地倾听公众讲述自己的历史，并不断从中学习，最终，他们为公众历史的书写承担责任。(18)
美国公众史学的缘起和演进表明，它实质上是一种强调受众的问题、关注点和需求的历史实践。公众史学家并不拥有“公众历史”：公众史学的话语权在于公众，公共空间的所有权也在于公众。如果我们再次回溯美国70年代职业危机的历史背景，不难发现专业人士长期以来对知识的垄断和社会的控制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因为专业知识似乎并没能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的需求，更谈不上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和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正因为其垄断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职业人士与客户的关系也开始发生相应的改变。与之相关的理念是德纳·塞恩(Donald Sch
n)提出的“在实践中反思”，“在现实——即特定的一段时间内，特定的场景下——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行为，对现实进行改变”(19)。德纳·塞恩进一步提出：在与客户的关系里，我们应该如何界定自己的职业角色？(20)公众史学是“公众”的历史，更确切地讲，是各种类型的公众，或是历史事件的相关个人和群体的历史，所以公众应该帮助我们更好地定位。这样的职业关系迫使我们带着相当的紧迫性，将专业技能应用在一系列的社会场景中，在反思式的交谈中重新确定历史话语权。
中国公众史学的构建
美国公众史学的理论框架与教学模式源于其特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语境，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更新修正。公众史学在美国蓬勃发展，其活力、宽容与创新精神既立足于学院，又远远超越了学术的范畴，可谓“他山之石”，对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探索：
(一)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公众史学应该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
尽管跨学科的特性使得这一学科难以定位，但厘清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仍十分重要。与中国史学界的同仁探讨公众史学的定位时，我常常面临的质疑是：“公众史学的理论在哪里”或“究竟谁有解释历史的方法和权利”。这些质疑的理论前提是：从“公众”产生的那些杂乱无章的“信息”不是真正的知识；只有经过严格史学训练的专业人士才能解读历史、撰写历史、传播历史。但这一理论前提本身就值得商榷。这些质疑涉及理论探索应该从哪里开始，以及如何提出实质性问题。这与公众史学在美国起步时面临的挑战类似。当时，公众史学是为解决历史专业学生就业危机应运而生的，所以很难为正统历史学接受。不少职业历史学家依然理所当然地垄断着历史知识的产生、解释和传播(21)，质疑排斥公众史学的实践。
长久以来，我们试图填补公众史学家和传统史学家之间的鸿沟。其实这鸿沟是不存在的假设，因为公众史学，用杰克·霍尔(Jack Holl)的话，“属于另一种不同的历史”(22)。我认为这包括公众史学的服务对象、研究范围、核心命题、调研方法、所依赖和倡导的文化传统等，这些差异决定了从传统历史学的角度来界定公众历史的内涵和外延是行不通的，而公众史学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下是否行得通也并不取决于传统史学家们在学院里辩论的结果。
(二)公众史学与传统史学发展相辅相承，并不矛盾
自媒体的兴起意味着知识产生和获取的途径更多元、更民主、更活跃，意味着历史知识产生、解释和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让人人成为历史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够成为历史学家，如陈新教授所言“自媒体时代，为人人成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优越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具有史料甄别能力和历史反思能力的历史人，更不能就此认为人人都可以迅速具有一个理想社会所追求的价值观”(23)，因为职业历史学的方法和技能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信息或知识的批判性、分析、比较、应用，对历史的深度体验、对历史真实性的求证、对历史环境的尊重和保护，对历史感衍生的社会责任感的形成，都需要经过长期严格的专业训练——历史的严谨、客观、公益并没有也不应该因为公众的参与和自媒体的介入变成消遣，变得容易。
与之类似的是在传统的新闻传媒领域，保守的新闻记者蔑视“社会媒体/自媒体”和由之产生的“公民新闻传媒”，担心其职业标准受到挑衅。然而，尽管有各种质疑和担忧，“在自媒体时代，公众的博客、微博等个体进行历史表达的空间日益扩大，已经进入到新闻传媒界”(24)。“公民新闻传媒”为职业新闻记者对社会媒体产生的大量信息作职业评判、筛选、分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同样的，我相信公众史学并不对传统历史学者或任何职业人士及管理机构构成威胁；相反，它提供了更多机会让历史公民化，从而更接近真实，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活跃思辨的公共空间是任何文化发展公众史学的必要条件
既然是发掘被主流历史排斥的部分、被边缘化的集体记忆，公众史学不可避免要挑战权威，不可避免具有政治敏感性。王希教授谈及开展和推动公众史学的前提“公共空间”和“公共社会”的存在及其合法性的问题。他认为“在一个思想被禁锢、学术研究受到严格控制、史学解释必须尊重官方意志、史学问题不允许辩论的国度，不可能有真实意义上的‘公众历史’”(25)。今天的中国，这样的公共空间是存在的，公民参与历史的解读与传播是存在的。以城市历史保护项目为例，虽然受经济利益驱动，有时不顾历史原真性，在民间的历史和记忆交织产生的建筑景观往往不被重视，不被列为保护对象。但与居住在历史街区的人们交流，口述历史成为挖掘城市记忆的有效手段，于是我们有机会认识到另一种历史的存在，而这种历史也需要我们的专业知识从而得到更好的整理和保护。的确，公众历史项目的命运常常取决于政治意志，但话语权共享的公共空间不仅存在，而且日益扩大，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活跃思辨的空间。
(四)公众史学案例库的积累是原创性理论产生的土壤，也是构建学科体系的重要前提
具有政治敏感的史学实践也意味着文化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学术界至今没有创立一套理论框架来指导实践和公民对话，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大陆没有高校建立公众史学项目培养学生(26)，没有持续的力量支持公众史学项目。换言之，中国缺乏原创性理论产生的土壤，也缺乏经过专门训练的师资及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生。和商学院类似，公众史学教育需要首先积累大量的案例，尤其是相当数量的高质量的第一手数据，进而对这些实践经验进行批判分析，搭建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语境下特有的理论框架。其次，在这一框架里，培养一系列相关技能和职业素质，并建立相配套的评估体系，从而最终孕育其特有的学术传统。因此，在中国建设发展这一学科，应该通过带领学生依靠本地历史资源进行实地调研等项目，进入与历史相关的公众领域，在实践基础上发现规律，作理论探索。没有本地案例库和相应的归类分析总结，就不可能在理论方面有原创性的突破。
几点建议
在中国建设公众史学的学科体系，设立相应的本科、硕士、博士项目，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我认为应力求理论与实践并重，既让学生掌握这一领域的核心命题和实证研究，接触到最前沿的理论动态，又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的公众环境以培训相关技能，并通过实践反思这些理论。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综合性大学应该充分利用整合各学科资源，立足公众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设置相关方向(27)，例如：
1.城市历史保护：该方向致力于城市历史的解释、管理、保护及规划。
2.公众史学与大众传媒：该方向顺应历史知识的传播解读与各种媒体关联的趋势，致力于通过各种媒体传播历史知识，并撰写历史文学、史学普及读物等。
3.公众史学与影视(影视史学)：该方向关注历史电影片、纪录片等撰写与制作；这是目前中国公众史学实践迅速发展的领域，但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奇缺。
4.文化遗产史学：该方向致力于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关注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史学、民间文艺史学、博物馆学(文物、遗址、纪念地保护等)等。
其次，公众史学应该在地化。具体包括课程设计里融入本地历史的学习、研究。譬如，城市历史文化保护项目大多发生在本地环境，所以资料收集、数据分析、实地调研也是在本地层面。掌握本地史以及相关研究方法，让学生将项目放在相对宏观的区域范围，并能将口述历史与遗产保护作为公众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还应开设适应中国文化、以历史技能为核心的课程。
最后，公众史学的实践与教学需要超越传统教师培训框架的一套专门技能和素养。如前所述，作为一门刚刚新兴的学科，公众史学项目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经过专门培训的老师教授课程、指导学生。美国在公众史学发展之初就开设了公众史学教师培训，这次师资培训的参与者后来都积极投入到公众史学的教育和学科建设中，为这一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可借鉴这种培训的理念和模式，通过专家讲座、高级研讨、实地参访等形式，探讨公众史学与相关领域如何交织演绎，如何与公众共享历史话语权。同时还应鼓励从事公众史学实践的人士参与师资培训，现身说法，分享他们的实战经验。
注释：
①⑧Robert Kelley,"Public History:Its Origins,Nature,and Prospects",The Public Historian,1 (1),1978,pp.16～28,p.8.
②Carl Becker,"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7 (2),1932,p.221.
③Michael H.Frisch,A Shared Authority: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and Public Histor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
④罗荣渠：《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世界历史》1982年第5期；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1期；王渊明：《美国的公共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姜义华：《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变》，《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杨祥银：《美国公众历史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陈新：《从后现代主义史学到公众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众史学的起源、发展和挑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姜新：《20世纪美国公共史学与中国应用史学的不同命运》，《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1期；陈新：《“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术框架》，《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陈新：《自媒体时代的公众史学》，《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王希：《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孟钟捷：《从德国模式谈公众史学的学科建设》，《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⑤学者们认为“公众史学”和“公共史学”各有千秋。笔者认为“公众史学”回答了公共空间所有权(ownership of the public space)的问题，并能体现与公众对话的平等和多元性，还能体现这一史学实践的人性化。
⑥这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主办，“新历史合作社”承办，是2013年“历史嘉年华”的一部分。
⑦关于美国公众史学的起源，可参阅：Robert Kelley,"Public History:Its Origins,Nature,and Prospects",The Public Historian,1 (1),1978; Ronald J.Grele,"Whose Public? Whose History? What Is the Goal of a Public Historian?" The Public Historian,3 (1),1981,pp.40～48; Barbara J.Howe," Reflections on an Idea:NCPH' s First Decade",The Public Historian,11,1989,pp.69～85; Philip V.Scarpino," Common Ground:Reflections on 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 of Public History and the NCPH",The Public Historian,16,1994,pp.11～21; James.B.Gardner and Peter.S.LaPaglia,Public History:Essays from the Field,Malabar,Fla.,Krieger Pub.Co.1999; Jill Liddington,"What Is Public History? Publics and Their Pasts,Meanings and Practices",Oral History,30 (1),2002,pp.83～93.
⑨Arnita A.Jones,"Public History Now and Then",The Public Historian,21 (3),1999,pp.21～28.
⑩Ronald J.Grele,"Whose Public? Whose History? What Is the Goal of a Public Historian?" The Public Historian,pp.40～48.
(11)(12)(13)Howard Green,"A Critique of the Professional Public History Movement",Radical History Review,25,1981,pp.170～171,p.168,p.170.
(14)Page Putnam Miller,"Reflections on the Public History Movement",The Public Historian,14 (2),1992,pp.67～70.
(15)Teaching Public History Program,Mss 21 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 Records,Ruth Lily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Indianapolis,IN.,1984.
(16)Public History,Public Historia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Reports of the Task Force on Public History,Submitted to the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December 2003.
(17)Robert Weible,"The Blind Man and His Dog:The Public and Its Historians",The Public Historian,28 (4),2006,pp.8～17.
(18)Robert Weible,"Defining Public History:Is It Possible? Is It Necessary?" Public History News,2008.
(19)Donald A.Schn,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NewYork:Basic Books,1983,p.26.另可参阅Stowe references Donald Schon，Nicolas Maxwell,and Ernest Lynton关于公众史学是一种反思性实践行为的论述，以及Noel J.Stowe,"Public History Curriculum:Illustrating Reflective Practice",The Public Historian,28(1),2006,pp.39～65.
(20)Donald A.Schn,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3,pp.11～13.
(21)"The one you mention,about winning over 'objective' academic historians at your university,is to be expected and really echoes what goes on here (not every" university in the US is as friendly to public history" as UMass Amherst).The more philosophical one is the place of knowledge generated from the ground up (from the people) in a society that still seems very hierarchical and authoritarian."与戴维格拉斯伯格的2013年4月28日的通信。
(22)Jack M.Holl,"Cultures in Conflict :An Argument against 'Common Ground' between Practicing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and Academics",The Public Historian,30(2),2008,pp.30～48.
(23)陈新：《“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术框架》，《史学月刊》2012年3期。
(24)"Citizen Journalism :Foreign Correspondents",The Economist,June 1st,2013,p.61.
(25)王希：《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众史学——兼论公众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26)香港中文大学的比较与公众历史项目的侧重点与大陆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尚有不同。
(27)这里没有列出博物馆和档案馆方向，因为文博系统在中国有单独的培训体系。方向设置可根据各学校现有的学科优势，同时也应考虑学校的地理位置和辐射能力。在地缘上，美国高校的公众史学项目多在大城市中心或近郊，因为这样的地理优势意味着就业机会和职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