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宋时期的财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时期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宋是指宋朝历史的晚期， 起讫时间是从宋宁宗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至帝
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宋亡，共约72年（注：参见胡昭曦《略论晚宋史的分期》， 《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晚宋史研究向来比较薄弱，由于学界的重视，现已取得不少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晚宋财政的探讨也取得一些突破（注：如郭正忠《南宋中央财政货币岁收考辩》，《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程民生：《试论南宋经济的衰退》，《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胡昭曦、蔡东洲：《宋理宗 宋度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然而，对晚宋财政尚需继续深入研究，以期弄清晚宋财政的本来面貌。本文试图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从动态角度描述晚宋财政发展演变的脉络。限于篇幅，对引起此种演变诸的因素，不做进一步阐述。蠡测管窥，望方家指正。
一、嘉定、宝庆、绍定时期
开禧北伐是南宋152年历史的分水岭。史载：“开禧二年五月， 御笔诏北伐。自隆兴甲申朝廷与金人再和，逮开禧丙寅，凡四十三年矣。”（注：《两朝纲目备要》卷九，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就是说，自宋孝宗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至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南宋王朝共度过43年比较安宁的岁月。在此期间，战争停息，人民有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和平环境，军费减少，赋税也有所减免；统治者也比较注意保护和发展生产。这些使财政逐渐好转。大约在乾道、淳熙年间，南宋财政达到最佳阶段，在财政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又积蓄了数量可观的钱粮（注：参阅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册，第136—142页。）。
可是，到宁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置国用司——专为北伐筹措军费的财政机构（注：国用司，乾道二年置，五年废；嘉泰四年十二月再置，开禧二年改名国用参计所。此据《宋史》卷三三、三四《孝宗纪》和《宋史》卷三八《宁宗纪》，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以下引此书不再注版本）。），总核内外财赋，调拨、集中了大量财力、物力，导致财政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魏了翁在《答馆职策一道》中提到当年或稍前中央财政货币岁入数（注：《鹤山集》卷二一《答馆职策一道》，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详见表1。
表1 嘉泰—开禧元年间岁入统计表
项目岁入 经制月桩钱 两浙岁输钱 四川盐钱 合计
钱数(缗)
单位:万
650020001200950 10650
这个岁入货币总数106500000 缗是包括楮币和“见缗”在内的货币数值。考虑到此时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货币数值的巨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实际岁入的丰裕（注：此段及表参考郭正忠《南宋中央财政货币岁收考辨》，《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第185—186页。）。
魏了翁指出，此数几倍于祖宗取民之数，但由于用度“侈汰无节”，月支百二十万（仅指户部），使得“平居无事，版曹无累月之储，大农无旬时之积，鳃鳃然若不能一朝居者……万一有赤白囊之警，虽百弘羊亦不知所以为吾计矣！”这说明开禧元年时财政收支可以勉强维持平衡，结余极为有限。和平时期如此，万一战争爆发，财政将不可收拾。事实上，历史正沿着魏了翁忧虑的方向发展。
曹彦约曾将开禧北伐前后的财政进行比较，讲道：“开禧以前，州县储蓄素厚，尚可支吾。”北伐开始后，“州县之间所至窘束，田野之民无不贫悴，有危邦之陋风，无太平之盛观”（注：《昌谷集》卷六《上庙堂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财政转向危机。
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南宋再与金朝议和。由于战争耗费了多年的积蓄，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巨额的岁币，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扬、楚、衡、郴、吉等州的农民起义，使嘉定初年的财政入不敷出。
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驾部员外郎李鸣复上奏陈述当时的财政状况是：“今日之势迫矣，所积有限，而所以仰给者无穷，将何以为计？”（注：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四《国用考》，北京现代出版社1986年版。）现根据李鸣复的上奏制成表2，可见当时财政收支情况：
表2 嘉定初财政收支统计表
项目
岁入或储蓄支出 结论
四川 约二千二百余万缗
二千九百余万缗
入不支出
司农寺米:一百三十余万石:
缗钱:一百六十余万 等于岁入数
表面收支持平
湖广总领听
湖东西总领 不详 不详 类似司农寺表面收
所 支持平.但实际上由
于社会动荡不安,赋
输不入,纲运转亏,
诸总领所财政匮乏,
需截大农之纲以救急.
朝廷桩管的共储约二
支出不详.总领所截用司农
行在粮储,百万石 水旱之科拨, 寺的收入,司农寺
其仓有四:
岁寒之赈济, 转而取偿于朝廷桩
两丰储,中闰月之贴降,都 管之数,移东补西
下界 从这里支出.估 ,捉襟见肘.
计不会宽裕.
经过几年的恢复，到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由于边境宁谧，收成丰稔，财政比嘉定二年稍有好转。
嘉定五年，真德秀考试宣缯、林坰时问道：“恭惟主上厉精更化，于兹五年，乡也边尘屡警，羽檄旁午，今以宁谧闻矣；乡也旱蝗仍岁，米石万钱，今以丰稔告矣。自常情观之，若足恃以为安，而有识之士窈然深维，盖可谓小康，未可谓长治也……往者兵事方殷，调度日出，国计之匮竭，宜矣。今朝廷无大兴作，尚方无大锡予，而主计之臣动以弗给为忧，楮价日削，未知称提之方，祠牒日鬻，不虞蚕食之害。平时经费凛凛如此，设有缓急，其将安仰乎？此国计之未裕，不可不论也。”（注：《西山文集》卷三二《问人才国计民生四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尽管此时“国计未裕”，“主计之臣动以弗给为忧”，既然“可谓小康”，说明财政尚能维持，赤字不大。
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宋金战争又起，财政又趋危机。十二年（公元1219年）知成都府曹彦约上奏回顾自开禧以来财政的变化过程（注：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四《国用考》，北京现代出版社1986年版。），现据此制成表3。
表3 开禧二年至嘉定十二年财政变化表
时间 任职
财政状况 说明
～汉阳守支遣解发不改常度,州郡1.财计窘于开
嘉定元年 财政犹可为.
禧之后而不窘
嘉定元年 于开禧之前.
～
湖广总领
移东补西,依赖补助,总
嘉定三年 领所财政不可为.
～知谭州应办之余犹有增羡,州郡财 2.嘉定五年以
嘉定五年 政犹可为. 前州郡犹可为.
～知利州已不如在湖南时,黾勉尽瘁
嘉定九年 ,仅了元额.
嘉定十年
知宁国府
又不如在利州时,虽撙节用 3.嘉定四年以
度,不致亏数,而经费甚岌 前总领所已不
岌也. 可为.
嘉定十二年 知成都府
取财之道比前日为苛,用财之
处比前日为多,公私之计穷陋
万状.
由此可知，嘉定年间，财政是每况愈下，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宋宁宗死，权相史弥远拥立宋理宗继位。在宝庆（公元1225—1227年）、绍定（公元1228—1233年）的10年间，理宗受史弥远控制，政事“委旧辅史弥远、渊默十年无为”（注：黄震：《古今纪要逸编》，《四明丛书》第一集。）。宝、绍政治是嘉定政治的自然延续。这一时期，内政不修，政治黑暗，腐朽的上层建筑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外部，金朝垂亡，蒙古崛起，战事不断，战争经费有增无减；同时，山东“忠义”乘势而起，周旋于宋、金、蒙之间，于宋叛服不常，南宋为招抚、镇压他们也投入了不少兵力、财力（注：参阅胡昭曦、蔡东洲著《宋理宗 宋度宗》，以下凡描述晚宋政治状况时皆参阅此书，不再注明。）。这些因素使宝、绍时期的财政更不景气。
南宋立国，倚重于盐利。 而此时盐业收入减少， 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盐利比庆元（公元1195—1200年）时减少了约24.3%（注：《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大概是因为中央财政十分窘迫，无力顾及州县的乞求，只好让州县自己想办法。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侍御史李知孝言：“郡县素无蓄积，缓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注：《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并提出，岳珂任江东转运判官，史弥忠知饶州，赵彦悈知广德军，能节用爱民，即有赢羡，希望立之规绳，让其他地方官仿效。所举三个地方官是“节用爱民”的典型，而这时吏治腐败，贪官污吏遍天下，大部分官吏做不到“节用爱民”，州县不得已只有伸手向下层百姓搜刮。
绍定元年，刘克庄也进言：“顾今天下，兵不可汰，官不可省，郊庙之礼不可阙，掖庭之用不可会。臣非敢立高虚之论，直以理财为非也。昔之理财者，摧抑富商巨贾之盗利权者尔，逐什一以养口体者不问也；削弱豪家大姓之侵细民者尔，营斗升以育妻子者不问也……向也榷酤榷契，信有遗利，今囊括殆尽，弓张未弛，已失利源，邑困茧丝之取，民受池鱼之殃，治世气象不宜如此……臣观今日之事势，损上未易言也，酌中制以取之足矣；裕民未易言也，损末利以还之足矣。”（注：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征榷考》，北京现代出版社1986年版。）这表明，要满足军事、官吏、祭祀、宫庭的庞大开支，又不摧抑富商豪家的盗利行为，只有掠夺郡县，最终取之于百姓，将财源“囊括殆尽”，还谈何“裕民”呢？
财力是国家的命脉，财政危机快要达到极限时，国家也就病入膏肓了。李韶曾上疏说：“臣生长淳熙初，犹及见度江盛时民生富乐，吏治修举。事变少异，政归私门，绍定之末，元气索矣。”（注：《宋史》卷四二三《李韶传》。）
二、端平、嘉熙、淳时期
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把持朝政26年之久的权相史弥远病故。宋理宗开始亲政，实施其“中兴宋室”的夙愿。自端平、嘉熙至淳祐的近20年间，理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他在食盐专卖、楮币发行、屯田措置等方面进行了整顿，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变革不彻底，措施不得力，主要是由于其对财政的整顿着眼于增加财政收入，不注意发展生产，开源节流，因此财政匮乏的局面没有扭转。
在财政本已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宋理宗上台后急于求成，于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策划收复三京之役，其对财政的影响是很严重的。
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敢于直言的王迈讲到当时财政令人寒心的情况：“今国家罄一岁所入，曾不支旬月，而又日不辍造十数万楮币，乃仅得济。是不止无余矣，其可为岌岌寒心。”（注：《月翟轩集》卷一《乙未馆职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一年的财政收入满足不了十个月的支出，这样，还有两个多月的开支无所从出，只好靠滥发纸币弥补财政赤字，需天天造印十数万缗，才能应付。
稍后，方大琮在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指出，当时生财无术，用度百出，财政作为国家命脉已岌岌乎殆哉。他说：“土地不加多，而赋入几倍于承平，用度百费又几倍于承平……国力与民力俱敝矣。今之财无复可生，纵生之愈多而愈绌……而国之命脉于此岌岌矣。今士之高者耻言财，其卑者谋身谋家不暇而谋人之国乎？”（注：《铁庵集》卷二二《黄叔惠》，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此言“国用司”当是《宋史全文》卷三三所载嘉熙元年正月“甲寅初置财用司”，故将方大琮所言之事隶于嘉熙元年。）
两年后（嘉熙四年），杜范在奏札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自嘉定元年以来经济、财政不断滑坡的过程：“臣生于海陬，不及见淳熙之治，为嘉定进士，客于京师，见市井喧闹，文物富丽，人谓已非淳熙之旧。至绍定、端平自京局而位朝列，耳目所接，景物萧条，又非嘉定之旧。去国四年，今夏五月被命入京，得于所见，又非端平之旧。今才四阅月，视初至之时，抑又大异矣。天灾旱朘，昔固有之，而仓廪匮竭，月支不继，上下凛凛，殆如穷人，昔所无也。”（注：《清献集》卷一○《八月己见札子》，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由此可见，嘉熙末是嘉定以来财政危机最深的时期。
再看淳祐年间（公元1241—1252年）的财政。
淳祐五年（公元1245年），李韶上疏：“今土地日蹙者未反，人民丧败者未复，兵财止有此数，旦旦而理之，不过椎剥州县，朘削里闾。就使韩、白复生，桑、孔继出，能为陛下强兵理财，何补治乱安危之数，徒使国家负不韪之名。”（注：《宋史》卷四二三《李韶传》。）收入减少，开支浩繁，理财已成为横征苛敛的代名词，成为冒天下大不韪之事，这是财政危机加深的重要表现。《宋史·食货志》记载道：
淳祐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今之两税，本大历之弊法也。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亩之家计之，罄其永业，岂足支数年之借乎？操纵出于权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为奸，公私俱困。”（注：《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
中央把财政危机转嫁到地方，椎剥州县，州县财政亏空，就向百姓预借，寅吃卯粮，这必然使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到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更进一步，干脆没收民产，如同强盗。监司、州县非法估籍民产，贪官暴吏往往不问所犯轻重，不顾同居有分财产，壹例估籍，殃及平民。或户绝之家不与命继；或经陈诉许以给还，辄假他名支破，竟成干没；或有典业不听收赎，遂使产主无辜失业（注：《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这样做虽然可解财政的燃眉之急，却从根本斩断了财源。人民赤贫，丧失再生产的条件，经济萎缩，财政危机进一步加深。
三、宝祐、开庆、景定时期
宋理宗在淳祐末年逐渐丧失了端平更化中励精图治的锐气，到宝祐时（公元1253—1258年）即理宗50岁以后，出现阎妃恃宠骄横，宦官董宋臣居中用事，奸相丁大全弄权浊政的局面。同时，蒙古于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攻灭大理，开始从北、西、南三面夹攻，意图消灭南宋。南宋被迫在漫长的边境上布防堵击，军费的支出是相当多的。内政不修，强敌压境，宝祐时期的财政继续恶化。
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高斯得在《轮对奏札》中谈到当时中央财政状况：“国家版图日蹙，才（当为财）力日耗，用度不给，尤甚于迩年。闻之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盖凿空取办者过半，而后仅给一岁之用。其取办之术，则亦不过增楮而已矣！呜呼！造币以立国，不计其末流剥烂糜灭之害，而苟焉以救目前之急，是饮鸩以止渴也……蠹财之大者莫若军旅，而宫掖次之……夫奸邪能覆人之国，能亡人之国，而财用空竭，犹之气血凋耗，亦足以毙人之国。”（注：《耻堂存稿》卷一《轮对札子》，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以下引此书不再注版本）。）具体统计见表4：
表4 宝祐年间收支统计表
项目岁入 岁出赤字
钱数(缗) 12000余万 25000余万
13000余万
这里值得说明的是，郭正忠先生在《南宋中央财政货币岁收考辨》一文中，将高斯得上此奏札的时间考断为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六月六日，理由是“其札云‘滥竽东观’，‘兹幸登文石之陛，以望清光’，可知为秘书省郎官时所奏。高斯得淳祐六年正月迁秘书郎，淳祐七年春已出知严州。”由此得出结论：“其12000万缗岁入之数，亦当淳祐六年前几年之事。”笔者认为， 郭先生考辨不慎失误。这是因为，奏札中有“数年以来，敌攻云南”语。据史载，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蒙古开始攻大理，实施从侧背打击南宋的“斡腹”之谋。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攻灭大理。由此判断，高斯得上此奏札当在宝祐年间。据《宋史·高斯得传》载“程元凤入相，改秘书监”，而程元凤入相在宝祐四年，可推知宝祐四年高斯得又得任秘书监。来可泓先生在《高斯得及其〈耻堂存稿〉》一文中写道：“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高斯得五十六岁，程元凤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改任高斯得为秘书监。”（注：该文载邓广铭、王云海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因此可以断定，高斯得上此奏札的时间是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六月六日。此时距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已经10个年头了，故不能不辩明之。
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大规模攻宋，形势危急，适遇蒙哥汗在四川钓鱼城前线伤死，这时围攻鄂州的忽必烈急于回去争夺汗位，主动撤军北还。在鄂州督师的贾似道由此得“再造宋室”的美誉，入朝执政，晚宋历史进入贾似道专政时期。宋理宗晚年，嗜欲怠政，委政于贾似道。这时，北部疆界因战争而向南方收缩，财赋产地四川已残破不堪，江浙富饶之地又多权势兼并之家。他们对土地的兼并和隐没，大大减少了国税收入，同时，开支却不断增加，其中宋理宗、贾似道等享乐耗费、军费和贪污尤为惊人。这一时期财政危机更趋严重。宋理宗、贾似道及部分朝臣没有采取反贪倡廉、增收节用措施，相反却多方搜刮。刮敛的方法五花八门，主要有“打算法”、“公田法”、“经界法”、“滥发纸币”等。
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徐宗仁伏阙上书说：“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坠于地，存亡之机，固不容发。兵虚将惰，而国匮财殚，环视四境，类不足恃……”（注：《宋史》卷四二五《徐宗仁传》。）
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赵景纬应诏上书曰：“愿陛下捐内帑以绝壅利之谤；出嫔嫱以节用度之奢……又必稽乾、淳以来，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隶其旧，以济经用之急；公田派买不均之敝，听民自陈，随宜通变，以安田里之生。”（注：《宋史》卷四二五《赵景纬传》。）
当此存亡危急之秋，力匮财殚，统治者却贪图一己之享乐，“节用”只能是良好的愿望而已。实际上，搜刮民财已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
景定元年，“正税逃阁，义米用亏，常平司责县道陪纳，县道遂敷吏贴、保正、长揽户等人均纳”。五年（公元1264年），监察御史程元岳奏：“随秔带义，法也。今秔糯带义之外，又有所谓外义焉者，绢、绸、豆也，岂有绢、绸、豆而可加之义乎？纵使违法加义，则绢加绢，绸加绸，豆加豆，犹可言也；州县一意椎剥，一切理苗而加一分之义，甚者赦恩已蠲二税，义米依旧追索。贫民下户所欠不过升合，星火追呼，费用不知几百倍。破家荡产，鬻妻子，怨嗟之声，有不忍闻。”（注：《宋史》卷一七六《食货志》。）
赵景纬希望宋理宗“选慈惠忠信之人使为守宰，以保元气之残”（注：《宋史》卷四二五《赵景纬传》。）。由上面材料看，守宰大多是不慈不惠不忠不信，一线元气恐怕也保不住了。
四、咸淳、德祐时期
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宋理宗病逝，权相贾似道拥宋度宗继位，改元咸淳。宋度宗在位十年，湖山歌舞，委政于贾似道，朝政浑浊，可以说咸淳政治是开庆、景定政治的延续，是贾似道专权乱政时期。同时，蒙古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结束，忽必烈取得胜利。宋元之间生死决战即将开始，南宋不得不投入巨额兵力、物力来进行这场战争。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赵殿院奏：“臣闻用度约者国必兴，用度侈者国必亡。今东南视渡江初，疆宇尤狭，而又强敌临边，将士之费视昔百倍。自非中外浮费痛戒樽节，一旦财尽，其能国乎？”（注：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四《国用考》，北京现代出版社1986年版。）大规模战争未正式开始前，财政已到崩溃的边缘。
财政空匮，只好靠滥发纸币来弥补。以往的楮币已严重贬值，无复信用可言。于是又造一种叫“见钱关子”的纸币，提高面值，强令使用，借此掠夺。“咸淳四年，以近颁见钱关子，贯作七百七十七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准关子一贯，同见钱转使，公私擅减者，官以赃论，吏则配籍。”（注：《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
此时，财源枯涸，生财无术，唯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财政崩溃的财政措施只有节约了。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高斯得进言：“厥今四效多垒，财力单匮，遂不逮于乾、淳之时，臣愿陛下于阜陵节约之外，损之又损，庶几曰祀曰戎二者皆济。”（注：《耻堂存稿》卷二《七月二十九日进故事》。）
其实，宋度宗沉溺酒色，根本不愿节约，所力行的惟有不顾百姓死活的疯狂掠夺。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高斯得又说：“食货相资，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者也……臣窃闻近者有司踵行弊政，开置米局，使黠吏豪民共主其事。栅水断舟，圭撮不泄，山泽之民，货无所售，食无所得，饥火迫之，触法抵禁……其有擒获传送有司，骈首就戮。向也救死于口而不得，今也救死于颈也不能，进退皆死，何吾民之不幸乎！”（注：《耻堂存稿》卷二《四月二十一日进故事》。）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六月，元世祖向元朝各行中书省和元军将士颁下灭宋诏令。七月初九，年仅35岁的宋度宗病逝。4 岁的赵
被拥立为帝，时人称“恭帝”，由太皇太后谢道清“垂帘听政”。从宋度宗逝世到南宋首都临安陷落、宋室降元的一年多时间里，贾似道及其党陈宜中操纵朝政。随着次年宋度宗尸首的下葬，南宋将被元军的铁蹄所埋葬。此时的财政已彻底崩溃了。
咸淳十年十一月，侍御史陈坚、殿中侍御史陈过等奏：“今东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边患棘矣，诸葛亮所谓危急存亡之时也。”权势之家大肆兼并，田连阡陌，巧立名色，尽蠲二税，使税收锐减。“州县乏兴，鞭挞黎庶，鬻妻卖子”（注：《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掠夺所得已很有限。
这时，高斯得也疏请“竭财力以收散亡”（注：《宋史》卷四○九《高斯得传》。），王应麟请求“练军实，备粮饷”以御敌（注：《宋史》卷四三八《王应麟传》。）。德祐元年，察院孙嵘叟奏言，文天祥起兵勤王，“惟是帅司，无兵无将，无官无吏，无钱无米，徒手自奋，立为司存。”随后，宋廷拿出“总计金一千两、银六千五百五十两，盐五千袋，十八界二千八百三十四万六千余贯，官诰二百道，资贴二百道，米七万三千七百七十余石”作为文天祥勤王的经费（注：《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文山先生纪年录》，《四部丛刊》本。）。这恐怕是南宋灭亡前倾囊而出的财力了。时艰岁旱，民穷至极，被迫“剽掠苟活”（注：《宋史》卷四五一《赵良淳传》。）。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人民已被榨干，州县也已残破，财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城下，南宋朝廷奉上传国玺求降，“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注：《宋史》卷七四《瀛国公纪》。）。南宋作为一个政治体制完备的封建王朝已经解体，它最后的灭亡是在临安失陷三年后（公元1279年）。二王（益王赵昰、卫王赵）流亡政府的财政情况，由于史料尚待挖掘，暂付阙如。
晚宋时期的财政，总的来说，是危机不断加深，最终与南宋王朝一起走向崩溃。具体而论，嘉定初年财政缺口较小，尚能保证基本开支。嘉定后期已是“公私之计，穷陋万状”，至绍定末，“元气索矣”。在理宗“端平——淳祐更化”的20年中，财政也仍在走下坡路。端平初年，一岁所入满足不了10个月的支出。淳祐时，寅吃卯粮，竟提前预借至7年，并无理籍没民产，来增加财政收入， 宝祐时期，财政货币岁入不及岁出的一半，赤字达130000000缗。 到景定年间，“元气之残”也保不住了。咸淳时，臣僚惊呼：“一旦财尽，其能国乎？”最终于德祐二年正月，国非其国。考察晚宋财政是令人沮丧的，但这一时期也有一些较好的财政措施和几位难得的理财能手，因而，晚宋财政值得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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