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桃皇后竞争理论研究综述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桃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皇后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战略管理研究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探讨何谓竞争，竞争如何展开并影响和决定组织的存亡、成长和绩效，组织又如何应对和适应竞争以及哪些因素决定组织间竞争力差异等问题。
长期以来，战略管理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一直在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以揭示竞争现象背后的规律。早期的战略管理学者遵循产业组织经济学中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致力于分析产业层面的竞争态势(Porter,1980)。依据这一研究理路，同质化的企业在行业内互为竞争对手，企业通过采取竞争行为来防御、隔离和消除行业中的竞争力量和威胁，以获取定位优势(Porter,1980)。针对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组织同质性假设，随后的战略群组(strategic group)研究认为，组织是异质的，行业由不同的企业群组构成，每个群组内的企业采取相似的战略定位和态势(McGee和Thomas,1986; Barney和Hoskisson,1990)。在这个框架下，竞争可分解为群组内企业竞争和群组间企业竞争两种，群组内企业竞争的强度大于群组间企业竞争的强度。
虽然上述研究从产业层次(industry-level)和群组层次(group-level)为我们识别竞争对手和洞悉竞争过程的内在特征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作为竞争过程最基本、最微观的分析单元——构成企业间对抗(interfirm rivalry)基石的行动/回应(action/response)或攻击/报复(attack/retaliation)的二元关系及其连锁系列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Chen,2009和2010)。为填补这一空白，竞争动态(competitive dynamics)学派开始从二元关系这一分析单元切入，运用相近的实证数据和科学的测量方法考察了行动、行动者和防御者的特征以及竞争行动收益对防御者回应倾向的影响(Chen和MacMillan,1992; Chen和Miller,1994)。竞争动态研究强调竞争的关系属性，为我们探测和捕捉竞争对手感知及竞争关系中蕴含的非对称性、差异性和复杂性提供了重要依据(Chen,1996)。
随着该学派研究的不断推进，学者们进一步从组织层次来考察上述二元关系。具体来说，通过对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特定行动的频率、存续时间、速度等结构性特征进行加总来研究竞争行动对绩效的影响(Ferrier,2001; Thomas和Sascha,2009)。与此同时，多市场竞争(multi-market competition)研究则从市场竞争主体之间对多个市场的占有、接触和竞争互动等方面来刻画竞争过程，并研究竞争过程对竞争策略、市场进入与绩效的影响(Gimeno和Woo,1999; Young等，2000)。多市场竞争研究不仅探讨多市场竞争主体之间的动态对抗、克制及外在影响，而且还考察多市场竞争主体之间的竞争动态如何影响单市场竞争主体的战略行为(Haveman和Nonnemaker,2000)。
然而，无论是基于产业层次、群组层次还是关系层次的竞争研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里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群进行组织学习的竞争主体之间展开的竞争。竞争过程会增进组织学习，提高组织能力，而这又会反过来影响竞争过程，改变组织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竞争格局。虽然组织间学习研究考察了知识和经验在竞争主体间传输的载体、形式和机制，但相关研究不是假设竞争外生于组织间学习过程，就是没有考察竞争会对组织间学习产生的影响。
二、红桃皇后竞争理论
红桃皇后(Red Queen)是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所著的童话小说《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一则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在这则故事中，爱丽丝(Alice)发现，无论她跑得多么快，但与周围的环境相比，她看起来没有任何移动的迹象。爱丽丝问红桃皇后这是怎么回事。红桃皇后回答说：“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上，你拼命地奔跑，最终发现自己仍然原地不动。”
生物学家Van Valen(1973)借用“红桃皇后”的隐喻和意象来解释生物物种之间的共生演化过程，并提出了红桃皇后竞争理论：竞争力较强的物种增大了优胜劣汰的压力，并且催生了更强的存活者，而这又会引发物种间更加激烈的竞争。如此循环往复，为了生存，物种在演化过程中会不断保持相对适应性(relative fitness)和动态平衡性。
Barnett和Hansen(1996)通过融合组织学习理论和组织生态学重新诠释了红桃皇后竞争理论。这两位作者把竞争过程置于种群的历史演化脉络中，并且展现了红桃皇后竞争过程对特定组织的适应性、竞争力与存亡的影响。这种融合为深入发掘组织学习和竞争过程相互关联、依存和作用的机理，明晰竞争性组织个体卷入共生演化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解释和实证发现。
Barnett和Hansen(1996)指出，红桃皇后竞争遵循组织学习理论关于组织决策和搜寻行为的基本假设。根据组织学习理论，组织成员的日常决策基于“满意”(satisficing)原则，而不是基于“最优”(optimal)原则。当绩效低于抱负(aspiration)水平时，组织会开展问题式搜寻(problematic search)，以寻找备选解决方案。一旦发现第一个满意解(即可以使绩效恢复到抱负水平的解决方案)，搜寻过程即告终止，而不是一直搜寻到发现最优的解决方案(March和Simon,1958; Cyert和March,1963)。搜寻的范围是“局部”(local)的，即组织通常对既有解决方案进行渐进式改良，只有当局部的解决方案无法达成“满意”时，组织才会把搜寻空间拓展到“局部”以外，去搜寻其他能达成满意的解决方案(Levinthal和March,1981)。
我们将红桃皇后竞争归结和梳理为三种机制①②(参见图1)：(1)当组织A的绩效由于其他组织的竞争而下降时，组织A就会开始问题式搜寻过程，搜寻备选解决方案，直到其绩效恢复到抱负水平为止。组织A的绩效得到改善以后，也会使组织B感受到竞争压力，因为一个组织绩效的改善往往是以竞争对手绩效的下降为代价的(Barnett和McKendrick,2004)。当这种竞争压力引致组织B的绩效低于其抱负水平时，组织B就会开始其搜寻过程，并努力把绩效恢复到抱负水平。(2)在组织A与组织B的竞争互动过程中，除绩效水平是内生的以外，抱负水平也可能内生性地得到调整或发生变化。组织A在观察到组织B的绩效得到了改善以后，就可能通过社会比较过程(social comparison)，参照组织B的绩效基准调整自身的社会抱负水平，从而导致自己的绩效低于新的抱负水平，连锁引发第一种机制过程(Barnett和Hansen,1996)。(3)当组织A的绩效因受到竞争的影响而下降时，组织A也可能跳出组织边界内的既有解决方案库，将搜寻边界和空间拓展到竞争对手B乃至其他组织。组织A既有可能是基于某种频率、特征来模仿竞争对手的行动，也有可能是在观察到竞争对手采取某项行动并改善绩效后模仿其行动(Haunschild和Miner,1997)。模仿和通过组织间学习来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同样会连锁引发第一种机制过程③。
图1a 红桃皇后竞争机制1
图1b 红桃皇后竞争机制2
图1c 红桃皇后竞争机制3
在上述过程中，当一个组织由于竞争而进行问题式搜寻时，可能已被卷入循环往复的红桃皇后竞争中。一方面，红桃皇后竞争过程是一个自我升级(self-escalating)的交互因果(reciprocal causality)过程④(Barnett和McKendrick,2004)：当一个组织通过学习提高了自身的适应性和竞争力时，也往往给竞争对手施加了压力，促使它们提高自己的适应性和竞争力，而这又会反过来给组织自身带来新的压力；另一方面，在这种交互因果过程的背后，组织努力保持和维系自身的相对适应性⑤，进而使整个共生演化系统向前推进。红桃皇后竞争过程可分化出两种效应：一是组织效应(organizational effect)——组织的竞争力直接影响组织自身的适应性和生存几率(Barnett,1997; Barnett和McKendrick,2004)；二是生态效应(ecological effect)——组织的竞争力影响竞争对手的适应性和生存几率(Barnett,1997)。
归纳起来，红桃皇后竞争的共生演化系统有两个显著的特性：一是历史依存性(historical dependency)。根据红桃皇后竞争理论，组织的竞争力是决定组织生存的首要因素，而组织间的竞争力差异与组织从过去演变到现在的历史路径密切相关(Barnett和Pontikes,2005)。红桃皇后竞争理论对于组织竞争力的界定与传统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传统理论往往突出组织的当下(current time)特征，而忽略历史积淀和演化路径对于塑造竞争力的重要性。根据Barnett和Pontikes(2005)的阐释，一个组织过去经历竞争并在逆境中生存下来的过程，会通过淘汰适应性不强的组织以及“教育”组织应该如何参与竞争这两种方式来影响组织当下的竞争力(Barnett和Pontikes,2005)。由此可见，两个即使当下特征相似的组织，在竞争力上也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二是社会约束性(social constraint)。红桃皇后竞争理论把竞争概念化为“约束”，而不是“竞赛”(race)，这种概念化的显著特征就是“令一个组织满意的解决方案往往成为其竞争对手的问题”(Barnett和McKendrick,2004)。
社会约束性与红桃皇后竞争的三种作用机制所涉及的备选方案搜寻空间和参照基准有关，而且也与历史依存性和共生演化所依赖的关系属性相关。虽然共生演化过程总体上有助于组织提高自己的适应性，但社会比较过程施加于共生演化的约束，也使组织的适应性受到削弱。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当组织从内部寻求解决方案时，既可以从久远的经验(distant experience)中也可以从当下或近期的经验(recent experience)中得到灵感和启示(Barnett和Hansen,1996; Barnett和Sorensen,2002)。然而，当外界环境参数和共生演化系统内部参数发生变化时，镶嵌在过去竞争互动经历中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竞争情境。Levitt和March(1988)指出，组织通常采用那些过去熟知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新问题，从而有可能会陷入能力陷阱(competence trap)，并对组织的适应性产生负面影响。(2)有过共同竞争经历的组织构成一个代群(cohort)，组织从同一代群其他组织那里搜寻解决方案(Barnett和Pontikes,2005)。当一个组织遭遇能力陷阱时，它可以从拓展了的搜寻空间中寻求解决方案，并借以跳脱能力陷阱，避免被淘汰的结局。然而，同一代群的组织往往拥有近似的认知模式和竞争经历。当整个代群的解决方案集合无法应对环境变化时，一个或若干组织的能力陷阱可能会殃及整个代群，通过社会比较过程使整个代群跌入能力陷阱，进而削弱整个代群的适应性(Barnett和Pontikes,2005)。(3)一个种群拥有不同的代群，当不同的代群汇入种群参与竞争时，原有代群的内在系统将受到扰动和冲击，代群内组织必然会感知、探测和理解这些扰动和冲击，而这无疑会提高搜寻和适应成本。更重要的是，组织在努力适应一个代群的同时也会限制自己适应另一个代群的能力；正因为如此，面对不同代群的组织其适应性和竞争力会变得更弱(Barnett和Pontikes,2005)。
三、经典实证研究简评
表1从关键概念、关键发现、方法与样本三个维度对红桃皇后竞争理论的实证研究代表作进行了总结。Barnett及其合作者的四篇实证文献自成一体，直接传承了组织生态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和实证设计思路，在研究问题的选取和框架构建方面也前后相合、紧密相连。我们从表1所呈现的研究进路可以看出，红桃皇后竞争这种自我升级的共生演化系统可以影响组织的死亡率(Barnett和Hansen,1996)、出生率和增长率(Barnett和Sorensen,2002)、竞争力(Barnett和McKendrick,2004)、新市场进入行为及其效果(Barnett和Pontikes,2008)。
Barnett和Hansen(1996)采取演化的视角来研究竞争问题，首次通过实证来探究红桃皇后竞争过程的存在性，并发现红桃皇后竞争会影响组织的适应性。Barnett和Sorenson(2002)实证发现，红桃皇后竞争可以影响组织的创立和成长。从研究脉络来看，Barnett和Hansen(1996)以及Barnett和Sorenson(2002)这两篇实证研究采用了同一套样本和前因变量(近期竞争经验、久远竞争经验、不同代群竞争对手的竞争经验)，只是在因变量的关注焦点上有所不同，前一篇关注组织的死亡率，后一篇关注组织的出生率和增长率。同时，依据美国伊利诺伊州内不同地区的分布来确定分析单元并沿着时间轨迹来确定代群边界，也使这两篇文献得以干净利落地验证了红桃皇后竞争理论所蕴含的基本假设。
在先前研究(Barnett,1997)的基础上，Barnett和McKendrick(2004)从红桃皇后竞争的角度重新界定了竞争力这个概念。在研究立意方面，Barnett和McKendrick(2004)至少实现了以下三方面的突破：一是把竞争过程界定为“约束”，并进一步比较了把竞争过程界定为“约束”与把竞争过程界定为“竞赛”对组织竞争力和适应性的不同影响；二是发现组织规模也会影响红桃皇后竞争机制的作用形式和边界：规模越小，组织越容易受红桃皇后竞争的影响；而规模越大，组织就越有能力抵御红桃皇后竞争；三是采用跨度更大的研究样本(贯穿行业的整个演进过程)，把红桃皇后竞争的研究视野推向全球情境。
Barnett和Pontikes(2008)首次关注红桃皇后竞争对于具体组织决策的影响。在对行业不同细分市场间的市场进入和市场退出行为进行实证分析以后，Barnett和Pontikes(2008)认为，历经红桃皇后竞争过程并生存下来的组织其管理者比较容易产生成功偏见(success bias)。这种偏见驱使他们认为组织从事探索性变革(explorative change)也同样能够取得成功，但这种变革有可能产生破坏性效果。
Derfus等(2008)运用内容分析法对56家美国上市公司的4474项竞争行动进行了剖析，由此可以看出Derfus等(2008)沿用了竞争动态学派的实证思路和操作手法。Derfus等(2008)把红桃皇后竞争界定为“在竞争主体之间由竞争举措或竞争行动所导致的对抗”，因而从理论上廓清了同时也从实证上检验了焦点企业的行动以及竞争对手的行动如何对企业绩效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效应。Derfus等(2008)采用“对抗”(contest)这个概念，就能通过行动—回应—绩效这条三角逻辑链更直接地考察红桃皇后竞争的理论机制。此外，由于Derfus等(2008)选用11个不同行业作为研究样本，因此能够识别产业情境和市场定位对红桃皇后竞争的调节作用，以及红桃皇后竞争理论所适用的边界条件。Derfus等(2008)的研究填补了Barnett及其合作者在他们的系列研究中留下的理论空白，即红桃皇后竞争发生作用的微观机制和边界条件。
Barnett及其合作者在他们的系列研究中始终运用组织生态学和组织学习理论作为研究的基础理论，而Derfus等(2008)所依托的竞争动态学派本身就是博采众家理论所长汇集而成的，并不拘泥于某种理论范式。因此，在重新定义红桃皇后竞争时，Derfus等学者实际上是在试图为竞争动态研究寻求新的理论支点和视角：“竞争动态研究仍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研究流派，还缺乏理论根基，演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洞见”(Derfus等，2008)。
不过，Derfus等(2008)从竞争对抗的角度对红桃皇后竞争进行了概念化的勾画，同时也收窄了Barnett最初对红桃皇后竞争理论的定位和预期。因为这种概念化方式显然无法有效解决红桃皇后竞争背后所蕴含的代群演化和能力陷阱等问题。缺少了这些理论要件，Derfus等(2008)在文中所声称的产业边界条件将在哪个层次、何种程度上发挥理论效力，就成了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四、未来研究展望
Pacheco-de-Almeida(2010)在对1975年～2007年间发表的研究战略动态、竞争优势的论文进行了系统梳理以后，总结出以下三个典型的经验事实(stylized empirical facts)：(1)任何因某种竞争优势而产生的企业特定超常收益最终都会回归到行业平均水平；(2)在大多数行业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特定收益回归行业平均水平的速度在不断加快；(3)由于行业间竞争对手模仿、创新强度存在差异，企业特定收益回归行业平均水平的速度在行业间存在差异。Pacheco-de-Almeida(2010)特别指出，Barnett和Hansen(1996)以及Barnett和Pontikes(2008)探讨红桃皇后竞争问题的两项研究已经从理论上对上述三个典型经验事实提供了支撑。
除了上述典型事实层面的对应，在学术渊源上，红桃皇后竞争理论也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战略管理研究的烙印。在1996年的《战略管理学报》(SMJ)专刊——“演化视角下的战略”中，Barnett首次提出了红桃皇后竞争理论，其用意就在于同战略管理学者进行对话。而在其后十多年的演进过程中，经过Barnett及其合作者们的努力，红桃皇后竞争理论已成为我们透视竞争过程的一个有力工具，拓展了我们对战略现象的认知。那么，今后战略管理研究应该如何继续推进红桃皇后竞争理论研究呢？在本部分中，我们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简要的展望：
首先，代群是红桃皇后竞争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代群一直被假设为游离于单个竞争主体之外的外生力量。然而，代群自身也是代群之间、组织间竞争学习过程互相糅合的内生产物。新代群的涌现以及不同代群的汇入既有可能是因为不同新生组织的进入而发生，也有可能是因为行业内不同战略群组在分化、迁移和聚合的过程中因时际效应分配、交错衍生而产生。从这个角度说，对战略群组的历时性特征进行细致的考察和挖掘，可以对代群的内生性问题产生更多的洞见。新近的战略群组研究在理论架构和实证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我们相信未来的战略群组研究可以为红桃皇后竞争理论带来新的气象和洞见。
其次，根据红桃皇后竞争理论的基本假设，竞争可能仅仅是组织在进行问题式搜寻时不经意间带来的一种结果。正如Barnett和Pontikes(2005)所指出的那样，“组织间竞争实际上是在组织决策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推断带有鲜明的组织生态学话语的色彩。如果从较长的历史跨度来审视红桃皇后竞争演化趋势，管理者本身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这种推断或许是适宜的。尽管Derfus等(2008)在刻画红桃皇后竞争的微观机制时，试图弥补上述缺陷，但他们毕竟没有直接测量和捕捉到搜寻、学习的具体过程。红桃皇后竞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有关竞争性学习(competitive learning)的理论。既然是学习理论，我们就必须关心学习主体自身的一些特点对于红桃皇后竞争的影响。在一定的时限(time horizon)内，组织成员的战略性搜寻行为、远见卓识以及刻意学习(deliberate learning)等因素如何影响组织对于红桃皇后竞争模式的洞察、响应和处理，又将如何影响组织在红桃皇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等问题，都是战略管理学者在日后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最后，“约束”是红桃皇后竞争理论的概念化标签。在构建理论体系时，Barnett等反复强调，红桃皇后竞争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一个组织的解决方案往往成为其竞争对手的问题”(Barnett和McKendrick,2004)。处在红桃皇后竞争体系中的组织既受益于这种约束，获得能力的提高和机体的强健，但也会受这种约束的束缚和压制，被动卷入能力陷阱。如何管理红桃皇后竞争中出现的这种冲突和矛盾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管理议题。在Barnett等看来，这种冲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Barnett等，1994; Barnett和Pontikes,2008)，组织必须择其一，而不可兼得。一旦组织基于战略定位获得壁垒性竞争优势，就能有效消除竞争，对红桃皇后竞争产生免疫力。一旦组织借助红桃皇后竞争来提高自身的组织能力优势，由于组织已经充分暴露在红桃皇后竞争体系中，因而无法获得壁垒性优势。我们认为，在这种纯粹的对立背后还蕴含着更加重要的战略柔性。组织不但要建立自身的壁垒性优势，削弱甚至消解竞争，而且还应该积极参与竞争，成为竞争的掌控者和得益者。组织双元能力培育和构建正在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的前沿课题(Gibson和Birkinshaw,2004; O'Reilly和Tushman,2008)。组织同样需要双元能力来应对和管理红桃皇后竞争，因此，战略管理学者应该利用组织双元能力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结合红桃皇后竞争情境，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为红桃皇后竞争研究开辟新的方向。
*本文作者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周长辉教授在本文构思和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启发。
注释：
①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桃皇后竞争也可能在组织间纯粹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过程中产生作用。Barnett和Pontikes(2005)将红桃皇后竞争形象地描述为这样一种竞争模式：“如果你没有被扼杀在竞争中，那么竞争将使你变得强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选择过程与其他三种机制是一脉相承的。
②这三种机制往往黏合在一起发生作用，无法剥离开来单独考虑。为表述方便起见，我们通过两个组织的互动来勾画三种机制。当然其原理可推广到多个组织竞争的情形。
③Ingram(2002)认为，从组织间学习的视角看，竞争会对组织学习产生反向效应：在“受竞争对手的推动而获得学习优势的同时，要承担竞争对手变得强大的代价”。而这种效应在Barnett引入红桃皇后竞争理论之前没有得到系统研究。
④在Barnett及其合作者的一系列相关研究中，自我升级(self-escalating)、自我强化(self-reinforcing)、自我加速(self-accelerating)与自我激发(self-exciting)等词被交替使用，在语意上无本质区别。
⑤组织间的演化选择遵循相对适应性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