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渐进性——基于渐进模型上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服务型政府论文,渐进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服务型政府是由管理型政府渐变而来，它是内蕴于对传统统治型、管理型政府之不足的逐渐反思中，也是源生于政治的逐渐发展中的。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渐进性的，这种渐进性不仅是历史逻辑发展演化而来的，同样是由现实社会中各种制约因素的渐渐解制所决定的。
“服务型政府”是代表了现代政府的发展方向，同时它的建设也是系统工程，它意味着政府模式、社会治理模式的根本转变。假定我们政府的本质不变，依据渐进分析模型理论来看，它的阶段性完善的时间是以十年计的，而且也是由政治制度史研究能够证明的。各种制约因素很多，笔者谨就主要制约因素来分析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渐进性。
（一）从理论层面来探讨，由于理论起着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一旦存在问题，必然对实践带来重大影响。对此，笔者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1）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探讨本身来看，学界对“服务型政府”的概念界定上存在着分歧。中国人民大学张康之教授、刘熙瑞教授等认为，“服务型政府”是中国学者的特有贡献，但学界也有人用“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个概念，如李军鹏的专著《公共服务型政府》及编著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指南》。概念的界定分歧必然导致其理论探源、内涵界定等方面存在分歧，谁个更切合中国国情？哪个能更好的指导实践？消除这种分歧而达到理论上的一致认同，这是服务型政府理论进一步探讨的制约因素，我们不能回避它，只有通过理论探讨和实践检验最终达到理论的一致认同，而消除分歧则是渐进的过程。
（2）从政府改革理论中的目标模式来看，现有目标模式中的观点主要有“一元论”、“多元理论和复合分层论”。在这些理论中，“服务型政府”作为目标模式只是一元论中的一种观点。这表明，学界对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上存在分野，到底哪个目标模式更好？孰优孰劣？学界也无定论。理论探讨上的不一致与不清晰，必然导致实践上的无所适从。所以“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要在学界取得较一致的认同，还需要理论的倡导者与探讨者做更多更细的论证工作，还需要逐渐地去完善它的不足。
（二）从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来看，我们是取得一定成果。如南京市、重庆市、成都市等都形成了各自特色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模式，但不是一路叫好，也尚存一些问题。
（1）显性问题。首先是忽视服务型政府建设规律，认为通过3—5年时间（如南京市、重庆市都有时限，3—5年形成规范）就建成规范完善的服务型政府，而依据渐进模型看政府转型至少要10年左右的时间；其次，忽视互动，只强调政府单一主体，忽视建设主体多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是与公民、各种社会组织互动的过程，随着它的不断完善，就越发强调民众的主体地位，而不是相反，它至少是我们政府建设的本质要求。不形成互动与共建局面，其建设是不会完善的。第三，重形式不重实质。只把服务型政府所要求的外在工程如“行政服务大厅”、“政务超市”、“一站式服务”等建设和各种相关制度公布出来就算结束，而服务型政府的本质“为人民服务”并没有实实在在地贯彻下去。
（2）隐性问题。首先不计服务成本， 这里服务成本不是指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成本，主要是指为建设“服务大厅”或各种“政务超市”所花的费用，譬如本应成为服务平台所用的电脑结果却成为某些人的游戏平台，配车应到群众中去服务结果成了游山玩水的交通工具。其次，服务异化的现象在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如“差别服务，强制服务，不对称服务”。最后，要权要利，责任上推。简政放权，本是为了更好更快地为公众服务，结果却成了某些政府或部门谋利生财的绝佳途径，而一旦出现问题，重大事件却把责任上推，“趋利避害”本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这些问题得不到比较好的解决，服务性政府建设一旦全面推广，笔者认为，上述问题也必然全面推广。一旦积重难返，势必给服务型政府建设造成巨大的阻力。这些制约因素的解除，同样是一个渐进的、全方面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三）从政府职能的角度看，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政府职能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些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于是，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成了理论界与中国政府的首要问题，经过较长时间的探讨并取得比较一致的认同：现代政府职能主要有四个方面：经济调节职能，市场监督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公共服务职能。但是，“错位”、“越位”与“缺位”则说明政府在职能执行上还没有“归位”。政府将不断强化和弱化某些职能，最终形成适合社会发展的政府归位，从目前看，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强化和弱化的过程中存在“溢出效应”，所以，归位的过程也是渐进调适的过程。
（四）从我国改革的实际进程看，目前我们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一方面，政府需要足够的权力来主导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进入到从推动政策推进为主向体制创新为主的转变期，进而推动社会的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整体进步；另一方面，政府又必须为了实现前一个目标而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并为此向企业、社会、公民放权。因此形成了集权与分权的悖论。该悖论直接引发了现实生活中的要求规制和去除规制的呼声的出现。由于集权的原因和行政权的侵权本性而要求对权力形成多元监督的态势，结果也导致了监督的真空地带的出现。在改革中，由于是经济改革先行，经济增长就成了显著的发展参照系，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唯GDP是论，因此，他们的各项具体政策制度及行为就要求有预期收益，而政府是有限理性的和现有技术条件是有限的，以至于政府的中长期收益无法预期，因而形成了预期投入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张力。要协调集权与分权的度以及由此衍生的种种张力，政府只有长期的、渐进的努力。
（五）制约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最关键因素是人的素质问题。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过程中，笔者认为以下两方面素质的提高是使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可能性，也是最终完善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所在。
（1）人的思想观念。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同样遵循渐进原则的。一旦某种思想观念形成即深入人心时，它是固化的，深入骨髓的。因此，新旧观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随着新思想观点的不断渐进的强化，张力就达到了均衡状态，在临界点的两种观念，谁的势能大，谁就占据主动，直至张力消失，这是双向互动渐进的过程。但也存在这样的状况，“有悖于人们理性的持续的变化或影响人们幸福的根本性变化，将迫使人们改变其意识形态”，不过这种状况也是长期积累、渐进的结果。
（2）人的文化素质。人的文化素质的改善是我们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从根本上决定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的国家。尽管建国以来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方法，出台了许多法规、政策，但是国民的文化素质仍不容乐观，它是制约我国发展的根本阻力之首。据抽样统计测算：全国文盲率是9.16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比例为32.38％。由此可见，文化素质的提高是缓慢的。又由于目前社会个体存在“短视效应”且提高文化素质的投入预期比较大，其收益无法较精确预期且周期也较长，个体在这方面的持续投入是比较少的。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我们政府改革的重头戏，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各种深层次的、隐性的制约因素突显。我们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能依据个体、集体和政府的有限理性去把握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规律，渐进地完善它。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渐进的、逐步推广的过程，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倡导与推动和社会自下而上的参与与互动的过程，是渐进的实现政府改革的这一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