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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到7月，《诗刊》社对1600余名不同社会群体成员进行了书面调查。调查获得的信息是多方面的。本文拟就其中部分数据进行一些分析，对有关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
数据一，被调查人员文化状况为，中学35%，大学以上65%。本次调查采用委托和从随刊寄表中抽取回表的方式。这个数据显示，回表或接受调查的人员，学历层次较高。他们是有显著反应、对诗歌比较关注的人员——通常也是较稳定的读者群，趋向“高知识化”，大多集中在高学历层次，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诗歌来说，这是好消息抑或相反？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我国诗歌鼎盛的唐宋时期，诗歌是受到各种文化层次的人广泛欢迎的。这和诗人的追求也有关。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创作诗歌，直到可以念给目不识丁的人听懂为止，和今天有一些作者的创作心态不一样——在今天，没有听说有作者把写好的诗念给普通平民听懂后再发表，倒听说有些作者在为“下一个世纪的读者”创作，有些编辑自己也读不懂的文字只管刊登出来。宋代“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作为诗歌又一体式——词的代表人物柳永，也不以诗能为下里巴人咏唱为耻。可以说，创作成就最大的唐宋时代，诗歌是真正面向全体人民，并为人民广泛接受，而不仅仅限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知识分子。
目前关注诗歌者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表明当前有一部分诗歌远离数量最大的普通读者，走向小圈子化、高学历化或者“贵族化”。在受调查者中35%的中学文化层次里面，有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两部分。姑且以各占一半计算，那么，在这些对诗歌有积极反应的人中，初中文化及以下的人不足20%。我国目前尚在努力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升入高中及以上学习者，平均不及30%。占我国人民三分之二以上的人群中，对诗歌有反应者在所有反应者中不足20%！笔者认为，不应轻易认定，这是诗歌文化层次或者品位的提升。更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诗歌本来就只是少数人的产品，或者应该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产品。诗歌局限于某些小圈子，不管是什么样的圈子，从历史上看，对诗歌的发展都是没有益处的。因为相对短小以及易于吟咏、甚至可以口耳相传等特点，使诗歌从来就是各类文体中，最易于为最广泛的人接受的文学艺术体裁。诗歌应该对各个文化层次的人都开放。
其次，脱剑鸣《论美国诗歌的衰落》指出：
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艾德蒙特·维尔逊就认为诗歌在艺术领域已经衰落。……约瑟夫·艾泼斯坦强调了诗人自身的弱点及学院对诗歌的戕杀作用。
美国诗歌衰落的外部因素是美国的出版业和普通读者对诗歌的兴趣越来越淡。而内部因素在于被禁锢在学院里的诗歌及其评论由于其自身的弱点逐渐堕落成一种实用的，远离艺术的“职业”。乔亚把当前诗歌的前景打了个比喻：“报刊编辑用诗歌或者诗评，正像富裕的蒙大拿农场饲养几头野牛——并不是为了吃肉，而是为了传统的缘故，即提醒人们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这样的畜牧。”（注：脱剑鸣《论美国诗歌的衰落》，转引自《中外诗歌研究》1998年第2期。）
这里指出了诗歌禁锢在“学院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封闭在某些圈子里，即便是高知识圈子里——的严重后果。虽然我国诗歌的情况与之有所不同，不应简单相提并论，但是，我国诗歌也确实存在“高知识化”倾向，或者封闭于某些层次、圈子，而不是努力面向全体人民。这样的后果首先是，读者对诗的兴趣越来越淡，逐渐疏远诗歌。而反过来，这种封闭、狭窄的环境，又很不利于诗歌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中，有时冒出一些喝彩，或者有某些教授为其标榜流派，这也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几声喝彩未必代表大多数大学生的声音，某些教授的评价也未必实事求是。任何盲目的迷信，即便是对知识的迷信，都是不正确的。诗歌也不应该只是大学校园里讨论的东西，它必须有广泛的读者，才有影响力和生命力。
数据二，对诗歌有积极反应的受调查者中，每10个中有9 个是动过笔写的诗歌爱好者，只有10%的人从来不写诗。这大致证实了盛传的一种说法，即诗歌基本上只在写诗的人这一小圈子内流传。换一个角度看，这实际上说明，不写诗的人基本上不读诗，或很少读诗。这个数字进一步说明了普通读者对诗歌的疏远。
不管哪一种产品，如果只能在同一种产品的生产者中流传，这种产品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艺术不同于一般的产品，不过，也很难设想，它在几乎没有创作者以外的读者的情况下，能获得勃勃生机。本次调查的另一个数字是，对诗歌有积极反应的，85%是诗歌及文学爱好者，一般读者仅有12%。据另一媒体对1500余名各阶层人员的调查，仅有3 %的人对读诗感兴趣。这种疏远，有外部条件方面的原因，也有诗歌本身的原因。目前一部分诗歌创作内容比较狭隘、贫乏，有些甚至满足于发掘自以为是的潜意识等而脱离社会、时代，特别是公然放弃和谐、优美的诗歌韵律，语言晦涩、粗糙，使诗歌由一种以十分精致、优美的形式表达人类最深邃、最珍视的思想感情的体裁，而蜕变为令人生厌的文字堆砌。应该说，这是主因。正是由于这种文字游戏对普通读者来说没有价值，所以他们选择了放弃。
严格地说，这类蜕变的分行文字不应该视为真正的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写诗的人基本上不读这一类诗，普通读者对这类诗歌的疏远，未始不是好事。因为它反映出读者对非诗的疏远，这也就是对真正诗歌的召唤。
数据三，在“你对中国百年诗歌成果打分”的回答中，80%给了80分以上，有近三分之一（31%）给90分以上。可能只有联系到这些评分者90%都是写诗者，才不会对这一结果过分吃惊。在“你对《诗刊》办刊状况打分”的回答中，83%给了80分以上，有近一半（44%）给90分以上。有一个数据是，《诗刊》的订阅数，由80年代高峰期的约50万份，降到现在的约5万份。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一家企业，其客户由50 万急剧下降到5万，会有这样多的人给它评80分以上。同样， 也只有联系到这些受调查者大多数都是诗歌爱好者和作者，才能对这一结果不过分吃惊。
这里反映出我国诗歌界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就是讳疾忌医。即不愿面对诗歌创作处于相对低潮的现实，不愿正视诗歌本身存在的问题，包括大量失去读者的原因，一味地把读者的疏远视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读者兴趣的转移，或者甚至干脆认定读者无知。实际上，这次调查本身就是针对“许多媒体都在陈述它（诗歌）的低迷和不景气”、“一些报刊出于对诗歌的关心，提出给诗歌‘治病’”（注：诗刊社《中国诗歌现状调查》，《诗刊》1998年9月号。本文数据除特别说明外， 依据该期《诗歌状况调查统计表》。）。现在，“有49%的读者给近百年的中国诗歌打了80分，27%的读者打了90分”，于是，“中国的新诗……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注：诗刊社《中国诗歌现状调查》，《诗刊》1998年9月号。本文数据除特别说明外， 依据该期《诗歌状况调查统计表》。）有了由90%都写过诗的人们评出来的这个结果（差不多等于自己给自己打分），诗作者和诗歌刊物就十分“欣慰”，不必再担心有人来“治病”。不过或许“这次调查最重要的结果，是使我们感受到了广大读者对《诗刊》的热心关注”（注：诗刊社《中国诗歌现状调查》，《诗刊》1998年9月号。本文数据除特别说明外， 依据该期《诗歌状况调查统计表》。），因为有83%的读者给《诗刊》的“办刊状况”打了80分以上，超过给“中国百年诗歌成果”的评分（80%的读者打了80分以上）。但是，如果搞一次真正开放的、全面的调查，如果83%以上普通人打了60分以下，诗歌作者和刊物有没有勇气接受这些未必不“热心的”批评？
诗歌界如果缺乏开放、宽阔的心态，自我满足，这对诗歌的发展是无益的。我们当然应该看到，并且不应低估诗歌已经取得的成就，但更应看到，诗歌的水平距读者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诗歌自身的建设还应该大力加强。
首先，诗作者应该掌握时代的脉搏，表现出时代的主旋律、大气魄，以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特别应该追求高的艺术境界。当前有一部分作者，不是积极地融入时代的洪流，而是自我封闭，不是满腔热情而是比较冷漠，甚至放弃对理想（如崇高）的追求，诗歌内容简单、狭隘。这些诗夸大人性中冷漠的一面，甚至淡化、不要任何意义，或者张扬某些莫须有的“意义”，自我陶醉，孤芳自赏，导致诗歌内容的极度贫乏与诗歌艺术失去生命力。据称，这代表一种“向俗”的时髦。即放弃对高的境界的追求，诗歌（及其它艺术）回归平民，回归世俗。艺术向大众靠近，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这是正确的，因为艺术不能囿于某些小圈子里。不过，艺术在追求平民化、世俗化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平庸化、甚至低俗化倾向。艺术在满足大众需要的同时，也应该担负起引导大众的责任。实际上，今天普通读者所需要的不是封闭而是开放，不是退回内心而是面对现实，甚至高于现实的境界。诗应该给人以安慰、信心和力量。诗歌历来都是引导人去面对世界，面对人类纷繁复杂的问题（例如生离死别），引导人类超越纷扰与痛苦，面对各种困难与挑战，寻找理想与未来的。诗歌创作不应该脱离人民大众的这些需要。
其次，新诗产生以后，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诗体，它必将要肩负起诗体构建的重大责任。纵观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即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一次繁盛，都和诗歌韵律的确立或改进以及新诗体的构建有直接关系。《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一个繁盛期，在这一时期，诗歌韵律的押韵规则、相对均齐的节奏安排等已经得到确立，“四言诗”体得以成功构建。唐代诗歌的繁荣，也正是直接得益于六朝及唐初汉语声韵研究的重大突破，以及迅速将这些成果运用于诗歌创作，大大改进了诗歌的韵律体系，并构建了格律诗体。宋词和元曲的繁盛也是如此。因为韵律和体式是诗歌文体的必要形式。虽然仅有形式不等于有诗歌，更不等于有优秀诗歌，但没有形式，内容即无附着之体，诗歌文体即无以存在。所以，诗歌要繁盛，必须以适应一定时代的诗歌韵律的完善和相应诗歌体式的构建为基础。
新诗以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这是诗歌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以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实现言、文一致，这是历史的必然。新诗采用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它应该获得新的动能，也应该为诗歌的长足发展提供极好的机遇。但是，现代白话与文言虽有承袭关系，却有质的区别。这样，主要适用于文言系统的格律诗、词的韵律体系，自然不能适应新诗的需要，这是新诗不得不放弃古典韵律方式的根本原因。但是放弃已不适应的韵律，不等于新诗可以不要韵律。这就决定了新诗需要经过不断探索，发掘现代白话的魅力，构建新诗的韵律体系。严格说来，在形式方面，新诗迄今为止主要完成了语言转换（由文言向白话）任务。这种新的诗体语言给诗歌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是摆在现代新诗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是远没有完成的课题。
新诗放弃费解的文言，以明白易懂的现代白话作为文体语言，其意义本来十分清楚。创作新诗而选择晦涩，这绝不是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真正优秀的诗歌语言应该是凝练而又通俗易懂的。实际上，诗歌鼎盛的唐宋时期的诗词，比同时期倡导“文从字顺”的散文还要易读。这得益于唐宋诗（词）人大量运用口语——近似于今天的白话——入诗，对之加以提炼、调整，使之成为既凝练又通俗的、十分优美的诗歌语言。这是在中国诗歌史上诗律最严格时期获得的通俗效果，如今天大凡读不懂的文字就声称是诗完全不一样。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有着十分悠久和灿烂辉煌的诗歌历史。它的诗歌传统不只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和诗人，同时也培养了诗歌的真正读者。可以说，中国读者是世界上更能鉴别和喜爱真诗的读者群之一。数据显示诗歌走向小圈子化、贵族化，以及普通读者对诗歌的疏远，这不能不引起充分注意。虽然诗歌的环境已不同于唐宋时期，可供读者选择的艺术形式更多，但笔者始终认为，如果诗歌值得选择，读者就一定不会放弃诗歌。因为无论有多少可供选择的艺术形式，诗歌的音乐特性，更为凝练、精粹的语言，相对短小使之易于“携带”与欣赏甚至诵唱的特性，以及由此使它的内容更具有抒情性与强烈的感染力、冲击力的特性，使诗歌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问题在于诗歌本身。它应该怎样面对今天的环境、机遇和挑战，把真正的诗歌，尤其是诗歌精品，奉献给读者，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