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生产时空格局动态及其优化策略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中国论文,粮食生产论文,格局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63(2009)01-0001-05
修回日期：2008-12-15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粮食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多地少，粮食需求量大，粮食生产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生产的主体[1]。新中国建立之后，解决人口大国的粮食问题始终是中国政府关注的大事[12]。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引发了关于中国粮食的世界性讨论，使中国粮食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2-3]。立足国内，实现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保证粮食安全，成为中国粮食战略的基本准则。因而，着眼于中国粮食生产的阶段性及区域差异性，揭示中国粮食生产演进的时空规律及其深层次原因，对于优化粮食战略、创新农业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1 中国粮食生产的变动特征
1.1 波动攀升走势
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在波动中有所下降，而粮食总产量在波动中呈现攀升走势。1956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36亿
，为历史最高，2003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0.99亿，为历史最低。1949-1996年，中国粮食产量水平相继跨越了2，3，4，5亿t等4个台阶。1949年粮食产量为1.13亿t，经历了17年后，到1966年达到2.14亿t；1966-1978年的12年间，粮食产量达3.05亿t(1978年)；1978-1984年的6年间，粮食产量达4.07亿t(1984年)；1984-1996年的12年间，粮食产量达5.05亿t(1996年)；而1996-2007年的11年间，粮食产量经过2003年的低谷之后，到2007年为5.01亿t，不仅再没有跨越新的台阶，而且还尚未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5.12亿t(1998年)(图1)。
1.2 单产助推总产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农业科技不断进步，因而带来粮食单产水平的逐步提高。195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1.64亿t，1998年达到5.12亿t。同期，粮食单产水平由1 322kg/提高到4 502kg/。1952-1998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2.13倍，年均增长2.51％，粮食单产增长2.41倍，年均增长2.7％。中国粮食单产水平变化与粮食产量水平的变动有较好的对应关系[4]。1949年粮食单产量为1 029.3kg/，经历了21年后，到1970年达到2011.9kg/，单产跨过了2000kg/的台阶；1970-1978年的8年间，粮食单产达2527.3kg/(1978年)；1978-1984年的6年间，粮食单产达3608.2kg/(1984年)，单产跨过了3500kg/的台阶；1984-1992年的8年间，粮食单产达4003.8kg/(1992年)，单产跨过了4000kg/的台阶；1992-1998年的6年间，粮食单产达4502.2kg/(1992年)，单产跨过了4500kg/的台阶。可见，中国粮食总产量的增加总体上主要依靠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
1.3 政策痕迹明显
粮食生产受自然、经济、社会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而粮食产量的变化几乎与农业政策的变动“一脉相称”。从中也反映出政府意志与决策在中国农业兴衰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生产波动与政策变动息息相关。乡镇企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农业发展缓慢。1992-1995年，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由72.9％下降到67.4％，同期，粮食产量在波动中由4.43亿t增长到4.67亿t，除1995年我国粮食生产和需求基本平衡外，其他年份都不能达到平衡，特别是1994年粮食接近短缺，需大量动用库存。针对1992年以来的农业生产低迷状况，特别是1994年的粮食减产，我国从1995年开始实施粮食省长负责制，中央政府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负责本地区粮食总量平衡。
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4亿t，粮食短缺状况得到一定缓减。同年中央4号文件中将农村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乡镇企业，推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转型，此后经历了粮食生产5年低迷阶段，1990年再次恢复到4亿t的水平。1992年9月，《国务院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中，要求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把扩大优质产品的生产放在突出地位，掀起了全国第三次农业结构调整。1992-1994年粮食生产徘徊不前。从1995年开始，中国实施粮食省长负责制，粮食播种面积有较大幅度增加，并通过推广良种、改善水利条件等措施促使粮食产量继续攀升，到1998年创出历史最高纪录(5.12亿t)。中国粮食供求实现了由短缺向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粮食买方市场呈现出新的格局[4]。粮价出现低迷，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打击。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此后全国第四次大规模的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迅速展开。各地“压粮扩经促特”，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和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降。到2003年底，粮食产量降为4.37亿t，降幅达16％。
在中国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出现了新危机面前，中央一号文件时隔18年后于2004年再次回到关注“三农”问题，首次出台了“一免三补”(免征农业税、粮食直补、大型农机具补贴和良种补贴)政策。中国历经2600多年的农业税到2006年1月1日起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的粮食产量又出现连续5年增产。不难看出，中国的农业与粮食生产带有浓厚的政府、政策色彩。
2 中国粮食生产的区域演进特征
伴随中国粮食产量的波动，粮食生产的区域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传统的“南粮北调”格局愈益明显地被“北粮南调”格局所取代，粮食生产重心进一步由南方向北方、由东部向中部推移，北方和中部地区成为新的增长中心[5]。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粮食生产地域格局的显著变化。粮食生产重心变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南北方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表现出巨大差异[6]，其中，农业结构调整与生产要素投入是直接的原因[7]，粮食需求压力、生产知识和技术进步、经济体制变革是最基本的驱动力。
2.1 基于粮食产量差异的区域格局
依据“中国综合农业区划”方案，八大粮食生产区包括东北区(辽、吉、黑)，黄淮海区(京、津、冀、鲁、豫)，长江中下游区(沪、苏、浙、皖、湘、鄂、赣、闽)，华南区(粤、桂、琼)，西南区(滇、黔、川、渝)，黄土高原区(晋、陕、甘、宁)，蒙新区(内蒙古、新疆)，青藏区(青海，西藏)。大致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划分北方和南方粮食生产区。具体将东北区、黄淮海区、黄土高原区、蒙新区、青藏区划归北方粮食产区，包括16个省市区；长江中下游区、华南区、西南区归为南方粮食产区，包括15个省市区。
参照国家“七五”计划期间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方法，划定东、中、西三大粮食生产区，其中，东部粮食产区包括京、津、冀、鲁、辽、沪、苏、浙、闽、粤、桂、琼(12个)，中部粮食产区包括黑、吉、蒙、晋、豫、皖、湘、鄂、赣(9个)，其他省份为西部粮食生产区。粮食主产区包括黑、吉、辽、蒙、冀、豫、鲁、苏、皖、川、湘、鄂、赣13个省(区)。
从南北地区、三大地带、八大粮食生产区及粮食主产区等区域尺度，深入分析中国粮食总产的区域格局变动(表1)。根据表1数据分析，可以得出5个方面的新认识：(1)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方粮食比重上升了6个百分点。2005年北方粮食总产量首次超越南方，稳占半壁江山。粮食产销格局已由传统的“南粮北调”转变为“北粮南调”。(2)1990-2005年，东部粮食产量比重下降近5个百分点，中、西部分别提升3.5个和1.5个百分点，粮食生产逐步向中部集中。(3)在全国粮食生产地域新格局形成过程中，长江中下游区粮食产量比重持续下降和东北粮食产区粮食产量比重持续上升趋势最为显著，其他六区略有升降但基本保持平衡。(4)中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主要依靠粮食主产区来支撑，16年来其粮食产量比重一直稳定在70％～74％，该区域土地面积占全国总土地面积的40％。2005年耕地面积、总人口分别占全国的65％和60％。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70％，而粮食总产量则占全国的73％。(5)从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动趋势来看，“北进中移”是我国粮食生产格局变动的总体特征，北方和中部地区日益成为粮食生产主要的“增长极”。从粮食产量与人均粮食生产水平分析，黑、吉、鲁、豫、皖、苏、湘、鄂、川、新、宁、蒙等省(区)将是重要的粮食产区。
2.2 基于比较优势指数的区域格局
选取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单产作为衡量区域粮食生产规模与生产效率比较优势的两大指标，并据此对不同省级区域归类。规模比较优势指数(SII)是指区域粮食总产量与全国粮食总产量平均到各区域的产量之比；效率比较优势指数(EI)是指区域粮食单产与全国粮食单产之比。SI＞1，表示区域粮食生产规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比较优势；SII＜1，表示区域粮食生产规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比较劣势；SI=1，表示区域此类作物生产规模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EI以此类推。同时，截取1990，1995，2000和2005年4个代表性横断面为主要研究时段，以反映16年来各省级单位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的变化特征。
分别计算1990，1995，2000和2005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生产的规模比较优势指数(SI)和效率比较优势指数(EI)。根据SI,EI的大小分为以下4类(表2)。
Ⅰ总产高、单产高型(SI＞1且EI＞1)：自然基础好，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大。Ⅱ总产高、单产低型(SI＞1且EI＜1)：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大，自然基础较好但投入少。Ⅲ总产低、单产高型(SI＜1且EI＞1)：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小，但自然基础好或投入多。Ⅳ总产低、单产低型(SI＜1且EI＜1)：耕地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小，农业自然条件差且投入少。从各地区类型变动的趋势来看，表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1)16年一直属于Ⅰ类的省级单位有：四川、山东、江苏、湖南、湖北、安徽、吉林、江西8个省。广东和浙江1990年属于Ⅰ类，2005年属于Ⅲ类，且浙江比广东早进入Ⅲ类约5～10年，说明两省较早地进行了农业结构调整，减少了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但粮食单产却稳步提升。以浙江为例，16年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了53.7％，单产却增加了11.04％。20世纪90年代河南属于Ⅱ类，2000年后跨入Ⅰ类，2005年粮食总产居全国第一，相对于1990年其粮食播种面积略有下降但其单产增加41.2％，是总产量提高的关键因素。辽宁属于波动较大的省份，2000年曾归入Ⅳ类，但2005年又反弹回Ⅰ类。
(2)河北、黑龙江一直属于Ⅱ类地区。它们都是国家粮食主产区，显著的特点就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在全国处于前列，但由于投入水平低致使单产水平不占优势。安徽在20世纪90年代属于Ⅰ类，2000年以后属于Ⅱ类，除了北京其单产增加值是最少的，16年仅仅增产130kg/，致使其由Ⅰ类转向Ⅱ类地区。
(3)北京、上海、福建、天津基本属于Ⅲ类地区。属于投入高、集约经营的典型。尽管北京的粮食单产是唯一减少的，其水平仍高于全国平均。重庆在2000年属于Ⅳ类，2005年属于Ⅲ类，单产提升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4)16年基本属于Ⅳ类的省级单位有：陕西、云南、山西、贵州、甘肃、宁夏、海南、青海、广西9个省区。西藏、新疆由Ⅳ类转入目前的Ⅲ类，其粮食单产增加的总量和速度分列一、二位，如西藏粮食单产增速达81.6％。2005年内蒙古跨入Ⅱ类行列与其粮食播种面积不减反增有直接的关系。
3 中国粮食生产优化调控策略
国际粮食涨价浪潮汹涌，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引起广泛关注。从耕地禀赋数量与粮食生产能力来看，中国粮食问题还未达到可怕的地步。但是，众多不安全倾向和不安全要素日益显现，因城市化、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制约中国粮食安全的诸多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不断激化，这正是最令人担忧的国家粮食安全隐患。作者将之归结为“三怕”：即耕地面积减少尚不可怕，怕的是好地被撂荒；农业劳动力减少并不可怕，怕的是有地无人耕；建设占用耕地本不可怕，怕的是占地一窝蜂。从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矛盾冲突来看，农业与粮食生产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处于弱势地位。粮食问题始终是事关全局的大事，创新稳定农业与粮食生产政策，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成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以及切实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根本策略。
3.1 因地制宜发挥农业区域优势
中国加入WTO后，立足“比较优势”与“市场需求”是中国农业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基本准则。在中国农业生产方面，南方地区是水稻优势产区，但相对北方地区其品质较差。随着东北粮食主产区旱地改水田，加之适合优质稻生长的自然条件，东北地区水稻产量在逐年上升，南方产区水稻比重下降，为此亟需加强东北地区、长江流域优质水稻产业带的建设。小麦生产的优势地区南北兼有，北方多于南方，其所在位置大体是纬度偏中的黄淮海区、甘新区。玉米生产的优势区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及云贵高原，中国的玉米带从东北往华北至西南高原形成一个斜长弧形地带，春播玉米区主要集中在长城以北的东北3个省、内蒙古和宁夏。华北平原属于夏播玉米区，以山东和河南为主。东北和黄淮海平原2个专用玉米产业带已经纳入国家优质粮食产业工程。豆类生产的优势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及西南沿边省区，豆类是我国粮食作物中生产最集中的作物，仅黑龙江年产量占全国的31.5％，是我国豆类的第一大主产省。由于黑龙江的高蛋白大豆具有绿色、非转基因的特点，在国际市场上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豆类加工能力强的省区基本上分布在沿海，这也客观造成了中国豆类加工原料的“南调”态势。甘薯与马铃薯、木薯等统称为薯类，其优势产区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及华南等省区，而薯类加工及消费主要位于沿海地区，致使中国的薯类呈现“东调”和“北进”的态势。
3.2 提高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
中国今后粮食产量增长很难依靠播种面积的扩大，在稳定一定耕地面积的基础上，未来粮食产量提高必然依靠技术进步途径来提升单产水平。我国粮食主产区集中化程度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具体体现在粮食主产区生产能力的提高，其粮食生产能力对保证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有重大意义。粮食主产区后备耕地资源比较丰富，粮食单产较高，是我国近年人均粮食持续增长地区[8]。所以，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家应率先划定永久性“基本粮田”，实施特别保护政策。
稳定粮食生产和提高粮食产量，应充分考虑区域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及其限制性因素，明确不同区域的农业发展方向。应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不断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发展粮食产业和区域农业经济，实现由一般化抓粮食生产向重点抓粮食主产区和优势产区转变。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调动农民稳定从事农业、长远种粮的积极性；广泛采用地膜覆盖、间作套种等适用技术和优质化肥、高产良种，提高复种指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另一方面，要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六小工程”的投资规模，搞好农村电网改造工程的后续建设。同时，加强农村道路建设，率先改善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条件与环境，逐步解除农民选择务农与种粮的各种顾虑和负担，让粮食主产区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靠得住、调得出、能发展的特殊经济与政策区。
3.3 遏制缺粮区人均粮食减少势头
我国缺粮区既有自然条件差的黄土高原区，又有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前者因粮食单产水平低导致产量低，后者则因种植面积剧减、人口剧增导致人均粮食逐年减少。条件差的缺粮区要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的基础上，搞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扩大高产稳产农田面积，发展旱作特色农业。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合理利用坡耕地，防止水土流失；在保证地力不衰退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养畜积肥、种植绿肥，推广秸秆还田，稳定提高粮食单产水平。此外，还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缓解人粮矛盾。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缺粮区，其后备耕地资源不足，但水、土、热资源条件相对较好，是全国复种指数提升潜力较大的地区[9]。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决定粮食生产的根本因素并非技术因素，而是经济因素，主要取决于农民种植粮食的行为选择。因而稳定粮食播种面积，防止耕地“非农化”与粮田“非粮化”，关键要根本扭转粮食生产高风险、高成本、低效益的局面。在重视耕地保护的同时，必须切实加大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投入力度，稳定提高粮食单产水平，使粮食增产率大于人口增长率，从而遏制人均粮食持续减少的势头。
3.4 构建区域间粮食流通长效机制
根据全国粮食流量、流向情况，可以把目前主要跨省区粮食物流通道分为：东北地区粮食流出通道、黄淮海地区小麦流出通道、长江中下游稻谷流出通道、东南沿海粮食流入通道等。随着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原来属主产区的华东、华中地区将逐步演变为产销平衡区。“北粮南运”成为未来粮食流向的主格局。其中，稻谷将主要从黑龙江省流向华东和华南地区，玉米主要从吉林省流向东南沿海和四川省，小麦将主要从河南省流向全国各大销区。新疆作为我国粮食增产潜力最大地区之一，也将是商品粮来源的重要后备基地。因此，从稳定粮食生产与产销大局出发，构建区域间粮食流通的长效机制势在必行。必须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发挥国家及政府强有力的调控功能和作用，积极稳妥放开粮食收购市场与价格，逐步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区际粮食产销的联动机制，理顺粮食流通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粮食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