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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9-0107-07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困顿
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众说纷纭的学术议题，是一个极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它直接涉及高校学制中美学和文艺学专业所面临的文化研究冲击问题，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可以说，要不要接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事实上已经成为传统美学和文艺学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要不要、该不该顺势“转型”的一个论争焦点。
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国内言及这个话题多有引述的一本书，是笔者和张岩冰合译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该书系作者2000年访问上海时所赠，是一本努力融合传统和后现代视野的美学文集，由伦敦圣贤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没有德文的底本，所选的十一篇文章均系从德文译出，并非作者用英文撰写。但是，《重构美学》的英译本文风干涩，文章本身既缺乏美感，翻译亦倍感辛苦。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固然有很好的译稿校阅传统，但所谓荷马也有打盹时，《重构美学》中用来形容电视观众的“沙发土豆”(sofa potato)一语，给译稿校阅者画蛇添足，改成了“坐在沙发上吃吃土豆片”，读来令人啼笑皆非。
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这个术语，其话语权考究起来，也耐人寻味。陶东风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的鼎力鼓吹者，固然有理由伸张“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术语的话语权。但是早在2001年，周宪在《哲学研究》上解读文化“视觉转向”的《日常生活的“美学化”》一文，已经使用了这个术语，唯以“美学化”而非“审美化”对译“aestheticization”。所以，周宪也有理由伸张这个术语的话语权。无独有偶，《重构美学》的译稿校阅，一度也将“审美化”改作“美学化”，唯因本文作者感觉“美学化”一语多学院气，又改回较为通俗的“审美化”。再往上看，至少2000年出版中译本的，是为当今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另一个主要理论来源的英国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其第五章的标题就是“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everyday Life”，只不过译者刘精明将它译成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再往上追究，有人提出还可以上溯到周作人之续写日常生活的平淡和诗意以及“五四”之后的“新生活运动”，甚至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当然，这其中讨论语境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
问题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价值取向该当何论？按照陶东风和金元浦的观点，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出现的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现象，既不是艺术的堕落，也不是生活的升华，反之艺术与当下生活的生动联系，恰恰是美学“重出江湖”的绝好时机。即是说，当审美不再是文学艺术的专属性能，而成为商品世界的共性的时候，美学自然也要突破原有界限，随生活的转向而拓展新的领地。但是反过来看，日常生活审美化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精神价值坐标？甚至，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眼下新兴热门学科文化研究应当关注的主流方向？这绝不是没有疑问的。首先陶东风的老师童庆炳和金元浦的老师钱中文，对这两位高足热心阐发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学内涵就大泼冷水。童庆炳借用当年自己老师黄药眠的说法，讥之为那是食利者的文化，与普罗大众毫不相干。故称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大体反映了当代中国文艺学老一代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对当今日常生活走向及其与文学和艺术的关系所持的不同看法，当非空穴来风。
不应忽视《重构美学》的作者韦尔施本人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抱鲜明的批评态度。他认为，这场“审美化”浪潮是将我们的灵魂和肉体一并席卷进去：我们可不是在美容院里残忍地美化着我们的身体！而且这早已不仅仅是女性的专利。对此他讥嘲说：“未来一代代人的此类追求，理当愈来愈轻而易举：基因工程将助其一臂之力，审美化的此一分支，势将造就一个充满时尚模特儿的世界。”①这类模特儿，毋宁说就是所谓的“美人”(homo aestheicus)。韦尔施给予这个概念的说明是，受过良好教育，十分敏感，喜好享乐，具有洞察幽微的鉴赏力，懂得趣味，总之不再追根刨底作形而上穷究，而是潇洒地尽情享受生活。这个“美人”的形象，替代了不久以前还出尽风头的知识分子，焕然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代英雄”。
这可见，“日常生活审美化”之所以成为一种学术话语，根本宗旨在于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现实展开批判。离开这个批判语境，一切貌似中立的欣赏和分析都将显得言不由衷。诚如韦尔施本人强调说，我们不能忽略这个事实，这就是迄今为止我们只从艺术当中抽取了最肤浅的成分，然后用一种粗滥的形式把它表征出来。结果是美失落了它更深邃的可以感动人的内涵，游移在肤浅的表层，崇高则堕落成了滑稽。从这一视角来看，今日中国日常生活审美化话题的学术内涵，就并非如一论者所言，是实现了先锋艺术冲破艺术边界的努力，相反是把传统的艺术态度引进现实，加以泛滥复制，导致日常生活出现审美疲劳、艺术疲劳，说到底还是镜花水月的一种反照。由此西方从20世纪开始的日常生活批判，放到上述语境中看，当不失其催人警醒的现实意义。
二、日常生活的两面性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从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1947年《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面世开始，西方哲学关注的一个焦点即是日常生活，而不是言人人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列斐伏尔生于1901年，以九十高龄谢世，一生著述达六十余种，可以说见证了整个20世纪的风风雨雨。其对日常生活和现代化过程的关注，不但贯穿了他的所有著作，而且深深渗入了他的哲学态度。列斐伏尔哲学的一个特点，毋宁说是在实践和理论、具象和抽象的相互辩证中间，最终探明一个特定社会的生产原动力。这个原动力被他定位于日常生活批判，而到70年代，又补充以空间生产的理论。这两种理论，相当程度上是后现代消费文化和都市空间研究的先驱。诚如马克思哲学的使命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的著名论断，在1968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列斐伏尔的类似呼应：“哲学的局限是高谈真理而忽略现实，它总是在平衡日常生活的局限：重视现实而忽略真理。”②哲学作为一种批判武器，由是观之，便是渗入日常生活，撼动日常生活的“自然”外观，而一旦深入日常生活的纠缠，未必没有可能导致哲学自身的分崩瓦解。这是以波德里亚为代表的西方当代社会学以消费替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概念，由此展开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的哲学背景。
日常生活批判的一个前提是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所谓殖民化，指的主要不是“二战”以后亚非国家纷纷争取独立的非殖民化运动，相反它是指现代性所呈现的一种新形式，表现为世界秩序的一种重新安排，帝国主义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全球范围，再一次重构它的殖民统治。具体来说，这一回，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是发生在都市这一地理空间。都市空间见证了精英富人空间和地方贫困空间的两极分化，而最终无可逃脱的是美国文化的大殖民。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语境中，美国化一方面是无所不在，另一方面也成为一切传统失落、一切文化危机的替罪羊。至于各国电影频频模仿好莱坞，美国式广告和商品潮流长驱直入，美国汽车充斥大街，这一切都可视为殖民关系的标志。但是，这里一味谴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办法在于分析。那么，怎么展开分析呢？
从美学层面来看，假如把日常生活设定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对象，日常生活无疑具有光明和黑暗与共的两面性。日常生活经商品化下来，“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益”的口号响彻每一个角落，它是机械刻板、平淡无味的，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重复。但机械刻板的平淡之中或者可以见出诗意，所以重复的不仅仅是日复一日的平庸，同样也有快感。日常生活中的周末、节假日，以及休闲和聚会活动，作为自由意志对于日常惰性的暂时解脱，如此都构成日常生活中的重复亮点。耐人寻味的是，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本·海默(Ben Highmore)在他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一书中，将日常生活的探究，比作福尔摩斯探案。这里的逻辑是，就像日常生活总是乏味而令人沮丧，福尔摩斯一旦被日常生活盘根错节、钩心斗角的神秘氛围所困，他也气恼。福尔摩斯对他的助手医生华生说过这样的话：“亲爱的华生，我知道你跟我一样，对日常生活里千篇一律的单调乏味，对那些稀奇古怪、违背常理的东西，都是心有独钟的。”③这话只有说对一半，心有独钟其实是言不由衷的，华生怎样喜欢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更是套话。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故事断断续续写了四十年，其间福尔摩斯经常是不堪日常生活的平庸机械刻板，好几次忍无可忍，差一点就要发疯，甚至不得不服食可卡因来麻醉自己。他心有独钟的是那些“稀奇古怪、违背常理的东西”。所以需要是双向的，一方面扑朔迷离的案情需要福尔摩斯来拨开云雾，一方面福尔摩斯本人也委实不断需要有新的案子出来，可以振作一下他给日常生活的沉闷窒息得麻木不仁的神经。
关于日常生活的美学可以怎样具有神秘莫测的一面，或者说，在单调和平庸的背后，潜藏着惊心动魄的离奇故事。《福尔摩斯探案集》里，福尔摩斯对华生有一段名言，大致是说生活本身远比我们最离奇的想象更要离奇。假如他和华生可以手拉手飞出窗户，翱翔在这个城市的上空，轻轻揭去一家家屋顶，准可以看到千奇百怪的世情，在一代代演绎下来，足以叫一切写小说的想象黯然失色。在日常生活中看出并不日常的东西来，这就是福尔摩斯的美学，不妨说也是一切解码日常生活的努力梦寐以求的目标所在。问题是一般人未必具有福尔摩斯的天赋和才情。福尔摩斯可以根据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细节，一眼就看出对方是何许人也，他出其不意的惊人判断，常常叫华生也叫读者大吃一惊。可是从根本上说，福尔摩斯破译日常生活的方法是科学和理性的方法。这似乎是所有侦探小说的传统，一如这个传统的鼻祖，爱德加·艾伦·坡笔下的杜邦，同样是坚信唯有数学的精确可以破解日常生活里神出鬼没的奥秘。所以说到底，即便是福尔摩斯故事这样位居文学边缘的侦探小说，也是坚定不移地在日常生活的千头万绪中，凸显高扬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现代性。就此而言，福尔摩斯的日常生活美学，可是说是重申了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
有意思的是，福尔摩斯攀援日常生活蛛丝马迹，破解惊天大案的侦探方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典型方法。1917年出版的《精神分析引论》即委婉表明，对于理解日常生活，精神分析可能是一把最好的钥匙。日常生活表面上杂乱无章，但是杂乱无章的表象将成为精神分析的主要对象。用弗洛伊德自己的话说，精神分析从来不夸口它不相干琐屑的事情，相反它所观察的材料经常被其他科学讥讽为琐碎、平凡、无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现象界里的废料。但是，在特定的时刻，在特定的条件之下，难道重大事件不是通过琐屑的事件表现出来的吗？在弗洛伊德看来，深入到无意识领域，将可以发现一切都是有迹可循，当然，踪迹是笼罩在迷雾之中，非作鞭辟入里的精神分析，无以示人。至此我们发现弗洛伊德用了一个足可接通杜邦和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传统的比喻：
或者假使你是侦探，侦察一个谋杀案，你能期望杀人犯在现场留给你一张有姓名地址的相片吗？难道你不会因为已经有了你所要找的蛛丝马迹便感到满足吗？所以微乎其微的符号也有它相当的价值，是不容我们轻视的；通过这些信号也许可能发现重大的事件。④
精神分析的这一方法，和它所推举的侦探小说的破案方法一样，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美学方法。它将关注日常生活中毫不起眼的琐细事件，对于其他学科每容易想当然忽略过去的细枝末节，给予充分注意。由是观之，无意识作为被压抑的性本能，它无从寻觅又无所不在的特征，正相似日常生活中目不可见，然而酝酿出无数悲欢离合故事的无所不在的“日常性”。
这样来看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它的要害在于当于日常生活的“蛛丝马迹”中挖掘言所不能言的革命意义，而不是给公共空间中美轮美奂美得已经令人神经麻木的审美化商业景观锦上添花。由此福尔摩斯和弗洛伊德的上述逻辑，和曾经盛极一时的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艺术纲领，又可以再一次接通起来。超现实主义的第一家刊物《超现实主义革命》于1924年创刊，由法国社会学家纳维勒(Pierre Naville)和诗人佩雷(Benjamin Péret)主编，其主旨之一，被认为即是戏仿大名鼎鼎的科学流行杂志《自然》的风格。对此有人评论说：
纳维勒选择《自然》为样本，一个原因便是希望这本新刊物，可以和其他艺术和文学杂志拉开距离，同时它也暗示一种“研究”的承诺，暗示收集证据——虽然显而易见，它在某种程度上是要颠覆抑或质问某种“逻辑统治”的“科学”确定性。⑤
超现实主义的宗旨是突破传统美学的羁绊，统一梦和现实。就此而言，它可视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艺术领域的一次实践。精神分析之注重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来展开对梦想和幻想的分析，且将白日梦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方法加以诱导，对于超现实主义，都有种轻车熟路的亲近感。故如上所见，形式上超现实主义是在努力拉开同传统艺术和文学的距离，让日常生活的一般性事件表现最不一般的主题，事实上超现实主义初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包括安德列·布列东(Andre Breton)，都是学医出身。由此日常生活的物质性，成为替代艺术和文学审美特性的首选。同年，超现实主义者在巴黎格雷奈尔路(rue de Grenelle)15号成立了“超现实主义研究会”(Bureau de Recherches Surréalistes)，并于1925年1月发表宣言，称超现实主义同文学了无相干，然一旦需要，也可以像任何人一样来利用文学。又说，超现实主义不是新的表现手段，不是容易把握的表现手段，也不是诗的形而上学。反之超现实主义将使用科学语言，致力于研究、调查和实验工作。纳维勒本人在《超现实主义革命》第三期上撰文，反对从艺术角度来界定超现实主义：
谁都知道没有超现实主义。无论是一支随便扔在那里的铅笔、回忆梦境的图像、或者千奇百怪的想象，都是无法描述的。
但是景观存在……街道、亭台、汽车、门扉尖叫、灯泡在空中爆裂。以及摄影：《尤西比乌》(Eusebius)、《早课》(La Matin)、《超越巅峰》(Eeclsior)、《自然》(La Nature)——世界上最小的剂量，杀手接踵而至。血流循环薄如膜。⑥
这些话再清楚不过表明了纳维勒依傍日常生活的超现实主义立场，那就是素描和架上绘画不足道，而在一系列日常生活场景中，可望发见超现实的“真正现实”。即是说，超现实无需搜索枯肠来加发明，因为它先已经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一支铅笔，一段梦境、一种想象，固然非言语能够描述，街道、汽车、路灯这些最普通的日常生活景观，一样具有诗情。不仅如此，超现实还见于各类杂志中的摄影图像：科学杂志上，显微镜下的照片纤毫毕露地将对象放大，自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流行杂志上，罪恶现场与名人头像“拼贴”并列。这里我们见到的，说到底是先锋艺术惯用的一种“陌生化”策略，但是这里被陌生化的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更是日常生活本身。日常生活的沉闷压抑，和凭借科学理性或无意识探究而得之以升华的两面性，由此合为一途。在这里艺术成为对日常生活的一种超越，它肯定不是随波逐流在日常生活当今无以复加的审美泛化之中。
三、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
比较来看，列斐伏尔倡导的，则是日常生活的革命。列斐伏尔晚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所撰的《走向左派文化政治》中，毫不留情地指出，当代日常生活，是充斥了商品、市场、金钱的强悍逻辑，资本主义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由此再一次强调他以日常生活的革命取代政治革命的一贯主张：“革命不能改变政治的个人和制度，必须改变日常生活，而它已经实实在在地给资本主义殖民化了。”⑦
日常生活被商品经济殖民化的话题前已有所述及。日常生活理论的提出是以1947年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的出版为标志的，其直接语境是战后法国日益高涨的社会重构呼声。消费文化、休闲文化都开始作为现代性的新问题，呈现在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从哲学史上看，《日常生活批判》的一个主要目标，即是对西方哲学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传统提出挑战。据列斐伏尔观之，根据这个传统，日常生活总是被忽略过去，被认为是琐碎不足道的话题。特别是18世纪启蒙运动以还，在高扬理性的旗帜下，对日常生活的压抑更是变本加厉。哲学家们以“纯粹思想”的代言人自居，对“庸俗”的日常生活和“猥琐”的普通民众不屑一顾。如笛卡儿哲学认为，知识的范型不在于身体的感觉经验，而在于抽象的数学命题。笛卡儿的这一心物二元论，在列斐伏尔看来，是导致了对日常生活、对鲜活的身体和时空经验的系统抵制。这也正如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由是观之，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便是“改变世界”的一种革命企图。这一方面是给日常生活在传统哲学中的地位平反，一方面也是以最直接的形式，将外在自然与社会世界联系起来。故其认知前提是，人类的种种基本欲望、权力和潜质，都是在日常生活之中诞生、发展、成熟起来，并最终物化为具体形式。主体和客体、自我和他者的建构，也都是在日常生活之中，通过人和人，以及人和物质世界的交互关系，得以完成。但这一切在列斐伏尔看来，都是现代性彰显之后的故事。在前现代时期，日常生活是和人类的其他活动混沌无分的，每一个社会都有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使个人的言谈行为模式以及公共的习俗制度等，莫不打上它的印记。生产劳动呼应着生活的节奏，而生活的节奏也是自然的节奏。产品的使用价值是为首选。这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的特征。
日常生活批判抑或革命的语境，因此在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兴起。它见证了社会活动被高度分化，不复构成一个浑然整体，昔日的有机社群分崩离析，个人孤立成为“原子”，人际之间的交流趋向封闭，个人意识由外向转为内向。社会角色和职业背景，决定了个人生活。日常生活这样来看，就更多表现无意识的行为。用列斐伏尔的话说，就是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并不充分了解自己。故此在现代性条件下，想象性和创造性的人类活动，变成了墨守成规的商品化形式，导致马克思所谓的商品“拜物教”。特别是有鉴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代表着异化力量，故在列斐伏尔看来，革命和解放的潜能，是在日常生活，而不是在国家机器之中，对此他说：
日常生活同样也成为一种批判的时日到了，它批判上层活动(以及它们的产品：意识形态)。上层活动将日常生活贬值，是一面倒的也是片面的，是丝毫不爽的贬值。直接的批判表现为间接的批评。这一直接的批判，关牵到日常生活的平反，重新审视它的正面内容。⑧
这段话是发人深思的。日常生活的平反也好，它的正面内容也好，它们所指都是“批判”一语的深入分析层面。就此而言，日常生活批判这个命题，很显然不是一面倒的全盘否定，而是一种探赜索隐的哲学思考。
但是日常生活以它平淡如水的日常性，特别是当它以消费文化为主要特征彰显自身的时候，毋庸置疑又是对哲学的一种颠覆。由此决定了列斐伏尔日常生活观察态度一个意味深长的两面性：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视野中的日常生活是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官僚社会，其中以广告为代表的消费文化，潜移默化然而坚定地灌输着消费主义的逻辑。但另一方面，列斐伏尔也不失为一个不满现实的浪漫主义者，自感他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即是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探究可以用来颠覆和转换当下生活形式的能动因素。这个具有革命潜质的动因，就是日常生活经验中的现代性。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携手并进，组成了一个深层结构”⑨。发掘这个深层结构，因此成为日常生活变幻不居表象之下总是被延误下来的一个长期使命。但显而易见，列斐伏尔对现代性的看法是辩证的，既不是一味怀旧，追缅哪一个失落的“黄金时代”，也不是一味抽象，预言哪一种乌托邦将来。反之他强调现代社会既有压迫又有解放的因素，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不过物质的需求和精神的需求，主体的动机和客体的效果，两者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格外突出罢了。而在矛盾凸显的同时，通过日常生活的批判而达到社会转型，其可能性在人类历史上初露曙光。
为此，列斐伏尔对罗兰·巴特的《时尚的体系》等著作也展开过争论。他承认巴特的《时尚的体系》具有很大的学术贡献，但是认为它的理论体系过分迷恋是时在法国大行其道的新技术发明。此类新技术的迷恋由此形成一个浩浩荡荡的潮流，虽然罗兰·巴特未能幸免，但是列斐伏尔自己决心置身度外。这样看来，巴特《时尚的体系》通过研究时尚杂志，从而建构起一种时尚的修辞系统，是忽略了身着时装的活生生的人。故在列斐伏尔看来，重心当在于生活经验，在于时尚为人所用，而不是单单伫留在时尚的抽象意义上面。
正是在这一认识下，列斐伏尔标举他的“完人”(total person)概念，特别提出中世纪以降的“节庆”
传统，可作为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他者”，而从乡村的和美学的维度，来对日常生活展开社会批判。故所谓“完人”，就是被“节庆”传统狂欢过来的个人，具体说，它是指人类未知的潜能，它是现代物质社会有待开拓的人类的精神维度，也是日常生活最终能够凤凰涅槃、获得再生的希望所在。这也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和第二卷的明确主题，即日常生活的研究固然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条件下的异化研究，但日常生活可以藉异化的排除和“完人”的培育、创造而得以转化，即是说，人类的日常生活终而能够如其本然，呈现出它所应当具有的理想状态。
“节庆”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但是这个意象的所指有时候语焉不详。它时而指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时而指日常生活的重构，就此而言，又成为日常生活之外的某一种理念。《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题为《法国乡野某周日笔记》的第五章中，列斐伏尔就“节庆”的传统有生动描述，他的素材来源是比利牛斯山区中世纪以来的节庆传统：
节庆日期间，乐趣多不胜数：跳舞、男孩和女孩互换衣着抑或披上兽皮和戴上面具的化装舞会——整整一代新人的多场婚礼同时举行——赛跑和其他体育活动、选美、模拟比武大会，还有打情骂俏。比邻而居和互争风头的社群、男人和女人、钩心斗角的行会，都在彼此争雄。⑩
这是典型的酣歌狂舞、为所欲为的狂欢节文化。可以比较巴赫金《拉伯雷与他的世界》之中的类似描述：“狂欢节歌颂暂时的解放，从流行真理和既定秩序中解放出来：它标志着质疑所有的阶级身份、所有的特权、所有的禁忌。”(11)一如尼采推崇备至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不论我们把它叫做节庆文化也好，狂欢节文化也好，它毋庸置疑是对常态日常生活的强有力冲击。狂欢节文化被认为是一种底层阶级的文化，它是自下而上表征欲望的生产，在集体的“狂喜”之中，一方面是预演了一种天下大同的乌托邦，一方面也摧枯拉朽，将阶级等级、性压抑、家长威权、经典教义等悉尽抛诸脑后。比较来看，在巴赫金，他以狂欢节文化的主要精神为消除距离、颠覆等级、平等对话、戏谑和讽刺权威，看重的是此一精神对文学体裁、思维、语言等等方面的全面渗透，认为它是以俗文化的鲜活的生命力，对官方文化发动冲击。在列斐伏尔，“节庆”所蕴涵的狂欢节文化，首先是对日常生活等级差异的颠覆，再显著不过的便是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差异。但是这里的颠覆并不意味一笔勾销，而是表现为一种对话、一种“谈判”，从而有可能生成差异的重新组构。适因于此，列斐伏尔强调节庆的狂欢节因素，固然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重构，但是它的重构精神，本身就已潜伏在日常生活之中。换言之，节庆的狂欢力度，本身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积聚起来的。在日常生活的否定之中完成肯定，这一点可以见出列斐伏尔和巴赫金的不同。
事实上，相当一批日常生活批判家，包括本·海默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和马丁·杰(Martin Jay)的《马克思主义与整体：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的一个概念史》，都倾向于将超现实主义艺术实践和列斐伏尔的著作并提，认为两者都是秉承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传统，充分显示了日常生活的两面性：日常生活一方面具有极大的创造性，用列斐伏尔本人的话说，日常生活理应变成艺术品。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将日常生活标准化和同质化的同时，又是深化了以阶级、种族、性别为代表的社会等级差异：
正是列斐伏尔的这一辩证方法(某个引人注目、生机勃勃、变化无定的现实与批判理论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检验)，使他在1960年代发展出了一种社会理论，与1980年代詹姆逊等人提倡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许多方面殊为相似。的确，列斐伏尔对于北美后现代主义的实验，看来是个先知先觉的人物：这场实验当中，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爱德华·索亚和列斐伏尔一起迷失在洛杉矶市区的波那文都拉大酒店里。(12)
这样看来，列斐伏尔是后现代主义都市文化研究的一个先驱，可谓后现代性的日常生活版式的阐释家。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口头禅诸如无深度、平面化、碎片化、反讽化等等，用在美学评论上面固然恰如其分，用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转型和文化转型方面，我们发现，同样也是适得其所的。
综上日常生活的两面性和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分析，反顾当代中国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可以发现，对于“日常生活”本身的命题肃清，以及弄清楚这场论争的由来和何去何从，殊为重要。当日常生活世俗常态中的宏大叙事渐行渐远，反之微末细节开始彰显意义，它显示的正是文化转型时期的显著特征。它对于中国当代日常生活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浸润在消费文化之中的日常生活欲罢不能，其无限制刺激欲望的异化结构，势所必然应当成为哲学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我们这个被认为是精神失落不见的世俗化时代，应当具有比重构人文更为积极的意义。这样来看从列斐伏尔到波德里亚分别以消费替代生产，由此为中心来分析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批判传统，应可见出现代性与后现代转换语境中某种与时俱进的必然性。
将日常生活审美化放到这个语境中来作反思，它的要害应当在于日常生活的一种审美批判。它意味着在日常生活的常态中发掘艺术的潜质，而不是一味为现代都市美轮美奂的消费主义论证合理性。这个命题涉及的商业中心、休闲中心、美容中心、娱乐中心，以及香车、豪宅、美人等等一系列典型的后现代景观，因此不在于它们是或不是给弱势群体提供了做白日梦的对象，而在于是或不是以全球消费文化的新形式，装点粉饰日常生活，制造新的压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杨春时开展日常生活审美批判的呼吁，与本文的立场可视为异曲同工。杨春时的逻辑是，日常生活本身具有抑制创造、抵御改变的惰性，故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是以审美体验对日常生活体验的否定”(13)。但“日常生活体验的否定”这一说法语焉不详，至少它忽略了日常生活压抑和升华并立的两面性。在日常生活的常态中发掘艺术的潜质，在这里艺术的意义肯定不仅仅是表征传统的美，更在于显示对日常生活的一种超越和批判精神。艺术永远是先知先觉的。但是这一先知的预言不必期望救世主降临，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质言之，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置身事外、超乎像外，而必然在日常生活自身内部展开。仅此而言，日常生活形似平庸的悲欢离合故事，就有了新的神话演绎的潜质。
(本文得到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资助)
注释：
①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第11页，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②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Modern World,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84,p.14.
③Conan Doyle,Sherlock Holmes:Four Great Novels,Bristol:Parragon Book Services,1995,pp.89—90.
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第12页，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⑤Dawn Ades,"Photography and the Surrealist Text",in Rosalind Krauss and Jane Livingston,L'Aour Fou :Photography and Surrealism,London: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1986,p.159.
⑥See Dawn Ades,"Photography and the Surrealist Text",in Rosalind Krauss and Jane Livingston,L' Aour Fou:Photography and Surrealism,London: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1986,p.160.
⑦Henri Lefebvre,"Towards a Leftist Cultural Politics",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eds.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1988,p.80.
⑧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ume 1,London:Verso,1991,p.87.
⑨Henri Lefebvre,"The Everyday and Everydayness",Yale French Studies,73(1987),p.11.
⑩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Volume 1,London:Verso,1991,p.202.
(11)Mikhail Bakhtin,Rabelais and His World,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10.
(12)Ben Highmore,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2,p.133.
(13)杨春时：《开展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载《文艺争鸣》，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