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普兰店区中心医院 辽宁大连 116200）
【摘要】目的：探讨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自动思维的特征及影响因素。方法：选取在我院接受治疗的67例脑卒中急性期患者进行研究，住院1周后对所有患者进行评定，根据评定结果对伴有抑郁症的患者在住院2周、4周和10周时再次进行评定，根据评定结果将所有患者分为抑郁症组（43例）和非抑郁症组（24例）。应用自动思维问卷（ATQ）、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对两组患者进行调查和比较。结果：抑郁症组患者ATQ评分明显高于非抑郁症组患者（P＜0.05）；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自动思维发生的影响因素为：社会支持、MMSE（简易将神状态检查表）、ADL（日常生活能力量表）、病灶数目、消极应对。结论：消极性自动思维在脑卒中患者抑郁障碍的发生和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自动思维发生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包括病灶数目、ADL、消极应对、MMSE和社会支持，这些因素可预测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抑郁情绪的严重程度。
【关键词】脑卒中；抑郁症；自动思维；影响因素；特征
【中图分类号】R7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31（2017）27-0082-02
本研究主要就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自动思维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和研究，现将具体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9月—2017年4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67例脑卒中急性期患者进行研究。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40周岁；（2）病程≤2周；（3）大脑半球梗死或出血；（4）头颅CT显示有阳性征象；（5）意识清楚，患者无明显语言障碍；
研究对象排除标准：（1）伴有明显失语者；（2）病情严重，或伴有意识障碍者；（3）有严重认知功能障碍；（4）合并其他严重精神疾病者；（5）有精神障碍个人或家族史者；（6）合并严重的肺功能衰竭、心功能衰竭、肺癌或其他躯体疾病者。67例患者中男43例，女24例；年龄41～85岁，平均53.25±10.97岁；病程2～32周，平均（22.33±8.29）周；病灶数量1～6个，平均（2.45±3.01）个。
1.2 研究方法
住院1周后对所有患者应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进行评定，根据评定结果对伴有抑郁症的患者在住院2周、4周和10周时再次进行评定，根据评定结果（评分指数为0.6进入抑郁症组，评分指数为0.59进入非抑郁症组）将所有患者分为抑郁症组（43例）和非抑郁症组（24例），评价并比较两组患者的自动思维问卷（ATQ）得分。所有调查均由同一名临床医师和调查员完成。自动思维问卷（ATQ）是用于调查与抑郁症相关的自动思维出现的频率，其涉及自我适应不良以及渴望改变、低自我评价、负性自我概念及负面预期、无助感四个方面的因素，每条项目均为5级评分，5分为持续存在，4为经常，3分为有时，2分为偶尔，1分为无。要求被调查者阅读每条项目并回忆过去1周内问卷中列举的想法出现的频率。ATQ分值30～150分，分数越高表示和抑郁有关的负性思维认知越明显，抑郁程度越严重[1]。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使用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比较采用χ?检验，采用（x-±s）描述计量资料，组间比较此采用t检验和F检验，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自动思维危险因素的分析，显著性标准为α=0.05，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与非抑郁症患患者ATQ评分比较
67例脑卒中患者的ATQ评分为（50.58±13.70）分，其中抑郁症组患者得分为（56.03±10.94）分，非抑郁症组患者得分为（42.96±8.01）分，抑郁症组患者ATQ评分明显高于非抑郁症组患者（t=5.126，P=0.000）。
2.2 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自动思维发生的单因素分析
对可能与脑卒中后发生抑郁症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组患者与非抑郁症组患者在病程、病灶数目、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经济状况、病灶最前点距离额极距离、NIHSS、MMSE、ADL等9个因素上P＜0.05，具体结果见表1。
2.3 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自动思维发生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以抑郁症作为因变量，上述9个危险因素作为自变量，采用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对其进行筛选，最终进入Logistic回归模型的变量为：社会支持、MMSE、ADL、病灶数目、消极应对，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自动思维发生的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组患者ATQ评分明显高于非抑郁症组患者（P＜0.05），提示脑卒中后抑郁症患有更多消极的自动思维。自动思维是存在于个体对外部事件不良情绪反应的不合理或负面的想法和认知经验，其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和情感，使其产生不适应的心理压力和自卑或独断的行为，而这种消极性的心理过程的出现和变化正是导致抑郁症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2]。而作为研究工具之一的ATQ量表则被公认为是一个具有高信效度及敏感度的区分抑郁症和非抑郁症的量表[3]。本研究进一步对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自动思维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最终进入Logistic回归模型的变量为：社会支持、MMSE、ADL、病灶数目、消极应对，其中社会支持是保护因素，其分值越高，抑郁症的危险性越小；病灶数目、消极应对、ADL和MMSE是危险因素，其值或分值越大表示危险性也越大。
综上所述，消极性自动思维在脑卒中患者抑郁障碍的发生和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自动思维发生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包括病灶数目、ADL、消极应对、MMSE和社会支持，这些因素可预测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抑郁情绪的严重程度。
【参考文献】
[1]韩莉莉，杨真真，杨彦春，等.难治性抑郁症与非难治性抑郁症患者自动思维的比较[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3，22(3)：202-204.
[2]饶冬萍，唐牟尼，黄杏笑，等.抑郁症患者负性自动思维与执行功能及抗抑郁疗效的关系[J].精神医学杂志，2013，26(5)：354-356.
[3]饶冬萍，唐牟尼，黄杏笑，等.抑郁症患者负性自动思维与执行功能及抗抑郁疗效的关系[J].精神医学杂志，2013，26(5)：354-356.
论文作者:汤兆君
论文发表刊物:《心理医生》2017年27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7/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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