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与防止通货膨胀反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新一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我国经济“软着陆”后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实施的货币政策的基本判断
我国国民经济在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后，并没有循着“低通胀，高增长”的惯性持续进行，GDP增长速度非升反跌， 微观经济主体业已存在的经营不景气、职工下岗现象似有每况愈下之势，物价也出现负增长。这种“消费无热点，投资无对象”的疲软境况，是诚如业内许多人士所言的“因为‘软着陆’后实施了货币政策过度紧缩所致”还是另有他因？下面我们通过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具体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下表是1996～1998年投放的货币量的增长情况及相关的GDP指标。
年代
19961997 1998
指标 M[,0] 11.618.9
29
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M[,1] 15.616.5 28.4
M[,2] 15.017.0 32.3
GDP增长率(%) 9.7 8.8 7.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统计》有关资料整理。
由上表1996～1998年的货币供给指标与GDP指标相比较情况来看，无论是从货币供给层次上，还是各层次货币的环比增长指数上，我国国民经济均没有发生任何货币供应量过度紧缩的状况，相反货币供给连续几年保持高增长势头，尤其是1996年和1997年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均大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1996年和1997年的通胀率分别是6.1%和0.8%（注：《中国金融年鉴》，1996年、1997年；）），即存在所谓超量货币供应E[,m]，且超量货币供应E[,m]超过“八五”以来平均6.9%的水平，因此，总体看， 货币总量与经济发展的规模是相适应的，货币供给充足。
除了货币供应量，其他间接调控工具是否表明实施了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呢？应该说没有，下面是1996～1998年所实施的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注：《中国金融》，1998年第1～11期；）。
（1）1996年5月7日至1998年12月7日连续6次降息， 估计降低企业利息负担约2630亿元人民币左右。（2）1998年1月1日起， 取消贷款规模控制，扩大商业银行贷款自主权。（3）1998年2月初确定信贷重点，1998年国家对指导性贷款计划是9000亿元，比前年实际贷款增加800 亿元以上，这是一个极强的启动经济的信号。（4）1998年3月21日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将机关团体存款和预算外存款划为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将法定准备金从13%下调为8%。仅此项措施， 商业银行从划转财政存款中一次性增加可用资金836亿元， 金融机构从当年新增存款中可相应增加可用资金约700亿元，其中上半年已经增加100多亿元。（5 ）1998年5月初出台《关于加大信贷投入， 支持住房建设和消费的通知》，目的是为了启动住房投资、带动经济发展。5 月下旬还恢复了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增加了商业银行融资渠道。（6）7月初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改善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旨在扩大投资，改善就业。
按理讲，存款利率的下调，增加了公众手持现金的货币需求和投资需求，而贷款利率的下调，直接刺激了社会的投资需求。再加上央行的其他货币政策举措，不应该说实施了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相反，对我国经济“软着陆”后实施的货币政策，我们却不难作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基本上是在“适度从紧”的框架内先后实施了适度从松的具体措施，货币政策并没有过度紧缩。
二、“软着陆”后我国货币政策的效应辨析
虽然政府在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效果却并不遂人愿，以致1998年经济增长亦步亦趋，GDP 增长率好不容易才达到7.8%。这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笔者认为其中最深层次的原因不外乎有三：第一，在经济转型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不佳。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由于过去进行经济掠夺性增长所造成的资本存量上和增量上都存在的结构问题，诸如部门结构上的七长八短，地区结构上的扬短避长，规模结构上的“大而全”、“小而全”，项目结构上的大量“纪念碑”式的无效占用等，货币政策即使起作用也是“边际效力递减”。再加上我国目前经济处于后货币化时期（以M[,2] ／GDP表示的货币化水平，我国1997年为121%（注：《新金融》，1998年第8期；）），正常货币供给作用于正常的经济增长， 超额货币供给只会被愈来愈明显的“流动性陷阱”所吸收。第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深入，我国在经济制度上已存在二元结构（如从对GDP 的贡献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已形成了国有经济占40%左右，非国有经济占60%左右的二元结构）。与此相应，中国的金融结构同样也形成了由计划性的正规金融体系和市场性的非正规金融体系构成的二元结构。问题在于，正规金融体系支配了绝大部分的信贷资金，并以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为其主要服务对象，有时甚至对其充当第二财政；非正规金融体系主要服务于效率较高的非国有经济，但其存在的合法性却成问题。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不对称，导致整个社会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的不对称。为这种结构性的不对称所阻隔，货币政策的效力便难以传导到预期的领域，从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李扬，1998）。换言之，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目前是扭曲的，基于这一机制而采取的政策手段将达不到预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第三，先货币，后财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未能有效地衔接配合（1996、1997两年及1998年上半年基本上实施的是货币政策，1998年下半年才开始实施财政政策）。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原理，N种目标需要有N种相互独立的有效政策工具。在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我国既要促进经济增长，又要进行结构调整，解决大量下岗职工再就业，还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多种目标并存时，单一的货币政策或单一的财政政策只能是顾此失彼。如果说近两年宏观经济政策有失偏颇的话，那么偏颇也正在于没有很好地进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合理搭配及前瞻性操作。
如前所述，既然“软着陆”后我国没有实施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并且在经济转型时期，货币政策的效用显然不大，因此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在货币数量的供给上，应该是节约型的，而不能象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在货币政策上“下猛药”，通过增发票子这种“大水漫灌”的方法来幻想达到不切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
因为用放松货币总量，虽然可以暂时换取较低的失业率，工人暂时不下岗，工厂烟囱再冒烟。但我们知道这只是在升虚火而不是真正地鼓实劲。在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未“脱胎换骨”前，旧机制的惯性，仍会使企业生产出更多的缺乏市场需求的存货，销售照样不顺畅，在这种新的投入带来新的亏损的状况下，旧债未还，又添新债，使本已恶化的银企关系雪上加霜。一旦银行不再注入资金，工人还得下岗，企业财政状况照样恶化，而此时我们会面临更高的通胀，这时政府为了保持稳定，必然再次采取严厉措施压住物价。于是国民经济又一次陷入“放—胀—乱—收—紧—死”的不良循环链中，甚至于重蹈1994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1.7%的覆辙（我国1985年、1988～1989 年、 1993～1994年三个经济年份中，之所以发生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始作俑者则是货币供应量环比增长率平均高达30%以上（注：《中国金融统计》，1986年、1990年、1994年各第1期；）， 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若如此通过慷慨放松银根来促进经济增长，无异于“饮鸩止渴”。其结果不仅牺牲了来之不易的“软着陆”，而且也背离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三、我国目前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诸多引发或加速通货膨胀的隐患
1.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以及由于机构精简不断加入到下岗待业大军中的前“政府干部”们给再就业工程构成了极大的压力。再就业必然要扩大社会购买需求，尤其是当再就业不能投入短缺部门和适销产品的生产，不能产生相应的有效供给时，只可能绝对地扩大货币需求。但政府为安定团结起见，再就业工程贷款和失业救济金需照旧发放，这就埋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
2.国有企业资本金不足，仍然是当前困扰国有企业资金周转和效益提高的巨大障碍，也是造成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重要根源。当企业借入资金被三角债拖欠，或被物料占压，或受毁损时，企业又向商业银行“倒逼”贷款，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专业银行）遵照央行的窗口指导不“惜贷”，向企业放贷，当其资金不足时，再向央行“倒逼”，由此造成各级银行充当第二财政，被动地投放货币资金，极易形成流通中过多的货币量。
3.银行资产质量低劣，大量不良资产的存在使得我国金融机构的信用基础十分脆弱，金融风险显化（截止到1997年6月，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为10.7%，其中实际收不回来的占全部贷款的5—6%（注：《中国金融统计》，1986年、1990年、1994年各第1期；）， 但业内人员估计的实际数字要远高于这个数据）。银行大量不良资产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清理，必然影响银行的资金周转，银行的流动性只得主要靠吸收存款来维持，由还贷而形成的资金头寸减弱，银行就会陷入高风险的境地。但由于这是我国银行的制度性、系统性风险，国家不会轻易让其倒闭，一旦发生风险，中央银行只有通过对其再贷款来“抢险”，由此造成货币量的扩张最终会转化为通货膨胀的风险。
4.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周边国家货币纷纷贬值，由此给我国的出口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不但使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而且使国内外贸和出口生产企业处境更加困难，对此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呼声甚嚣尘上。再加上我国连续六次降息，也给人民币贬值带来很大压力。如果说1998年为打政治牌而强行维持人民币汇率，那么1998年过后，人民币汇率还能如此坚挺吗？一旦人民币贬值，就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带动其他商品价格上涨，同时贬值也会促使国内企业将更多的商品用于出口，造成国内有效供给相对不足，导致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5.7500亿美元的投资三年内将陆续投放到基础设施上（注：《财经科学》，1998年第9期；）， 不可否认这对解决国民经济的“瓶颈”问题，促进其长远发展大有好处，但这些资金密集型项目不但其吸收的就业量有限，其能够吸收的劳动力在上岗结构上与下岗职工存在差异，而且在近期内也不能形成有效供给。尤其在基础设施投资过密的地区，由需求拉动造成的局部性通胀甚至会通过宣传和示范效应传遍全国。
四、促进经济增长与防止通胀反弹的政策性建议
为了使经济增长和防止通货膨胀反弹二者并行不悖，继续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两全局面，我们既要正确认识和分析当前经济增长速度的制约因素，又要考虑引发通胀的促进因素，二者均不可偏废，必须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二者之间相机抉择和搭配。在此笔者不妨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以供商榷。
1.执行谨慎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给满足有效的货币需求。要达到“高增长，低通胀”这似乎矛盾的经济目标，货币政策操作难度较大。增长货币供给，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压缩货币供给，有可能抑制经济增长。最佳货币供应量应取二者的均衡点，既保证经济高速增长，又不致引起通货膨胀。货币供应的增量应该用于满足有效的货币需求，支持有效供给的产出，支持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的开发，支持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对那些“大而全”、“小而全”和不合理的重复建设、濒临破产、经营亏损、无偿还能力的企业贷款、国家产业政策明令禁止或限制的项目、无效益无市场的产品的贷款要求，从根本上说都是无效的货币需求，对这类需求是决不能给以满足的。中央银行在提供基础货币时，更应十分慎重，在放开信贷规模之后，需更多地以经济调节手段相配合，否则，会引起信贷失控。同时，央行必须提高宏观经济预测的准确性，加强对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研究，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转入前瞻式操作方式，使存款准备率、利率、公开市场操作更加完备有效。对商业银行的融资，要逐步由信用放款转向抵押和贴现等有保证的融资形式，逐步建立起人民币发行保证制度，在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上实现按流通的需要投资货币量，形成货币的自动回笼机制，使人民币的对内保证和对外保证结合起来，以完善的货币制度保证人民币的稳定性。将宏观经济调节措施同货币发行保证制度结合起来，才能避免大起大落的通货膨胀，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2.在继续控制总量的同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国债和其他债券的作用。就财政政策本身而言，它具有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就可以直接扩大社会需求，扩张效应强，时滞短，能够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等特点。今后一段时间内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除了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和消费，刺激国内需求外，还能补充和增加建设项目的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据初步测算，仅1000亿国债资金的使用大致可以使银行增加配套贷款1000亿元，这样，总投资就可以达到2000亿元，如将投资乘数效应计算在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相当可观了。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我国自1994年实行财税体制改革以后，国家财政收支状况明显改善。一方面财政收入每年增加1000亿元以上，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逐渐得到遏制；另一方面， 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和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都低于国际标准，政府采取增长国债、扩大支出的政策，尚有一定的空间。
基于以上分析，今后一段时间内，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是扩大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最有效措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首先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原则：一要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要有利于实现投资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努力提高投资效益，走质量、效益之路；二是能够在产业群中发挥较大的关联作用，促使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带动相关产业增长；三要具有较大的需求收入弹性，符合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趋势，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的压力；四是要有效地掌握财政扩张政策的实施力度，使其与货币政策相互衔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拉长这次经济增长的上升阶段。其次，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国债的调节作用。一方面，通过发行国债，有利于财政集中资金，改变财政收支状况，调节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国债作为货币政策操作公开市场业务的对象，为调节货币供应量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手段。目前，中央银行资产结构中再贷款的比例高达60—70%，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中，有价证券的比重不足10%。在这种情况下，向金融机构发行一定数额的国债，适度增加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持有国债的份额，既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提供了操作对象，又抵消了商业银行“惜贷”所造成的超额准备金过多，外汇占款对货币供应的影响。另外，为了不致使目前财政债务度过高，可以重点从以下三点考虑扩大债务融资规模：一是可以考虑发行诸种特别国债，期限10—20年，这样既不会加重今后几年的财政偿债负担，又可以为政策性投融资提供一笔金额大且使用期限长的资金来源，有利于增强财政结构性调整的职能。二是允许部分财政状况较好的地方，发行专项基础设施建设债券。三是适当扩大企业债务发行规模，允许部分有发展潜力、效益好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3.实施合理消费政策，推动有效需求。消费形成最终需求的绝大部分，在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中， 消费最为重要，根据我国历年来的统计情况表明，消费增长对GDP 增长贡献在60%（注：《财经问题研究》，1998年第10期。）左右，财政政策能取到多大的作用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消费倾向。在当前利率不断下降的有利时机，如果针对消费结构的变化，注意到消费的不同层次，居民消费热点的分散化，一方面要积极促进城镇住宅，电子信息产业等消费热点的形成，也可以加大汽车消费市场的启动力度；另一方面要采取一些措施恢复消费者的消费信心，进一步加大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力度，降低商品房价格，贷款领域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消费领域，实现住房按揭，缓解居民收入不断下降的趋势，弱化居民对改革增支的预期。在农村市场启动和开拓方面，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持农村物价的稳定和农民收入的稳步提高。农业基础夯实了，农业丰产、丰收，农民收入增加才有保障。也唯其如此，才能为农村物价及全国价格总水平的稳定奠定良好的基础。中国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农民收入上去了，农村消费潜力的巨大发挥就大大化解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虽然当前中国许多产品的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但这是在中国普通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消费层次不高，尚有6000多万城乡贫困人口情况的过剩，是典型的相对过剩，是低收入型的相对过剩，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收入型的相对过剩不可同日而语，若农村市场启动了，还会过剩吗？还愁“消费无热点，投资无对象”以及经济增长没有力源？
4.以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为契机，全方位进行制度创新，加速国有企业民营（有）化的进程。任何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都必须以企业的配合为条件。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第二产业的主体，由于体制约束而日益恶化的经营状态对促进经济增长与反通货膨胀政策的贯彻构成了极大的困难。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更多的不是转化为有效供给能力，而是转化为对产品和资源的无效占用，转化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经营绩效的根本改善，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若不把如此庞大而低效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切实加以解决，就不能有效地对经济运行进行控制。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越走越艰难，大部分国企经营状况之所以每况愈下，关键是我们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没有触动。产权不清，使得“看不见的手”不能起作用，更不用说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了。今后我们的微观经济是否有活力和效率，最重要地取决于我们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上是否有所突破。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契机，着力进行制度和技术创新，加速民营（有）化进程是占企业资本总量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不可回避的现实选择。在目前经济增长的泉源已很有限的情况下政府的理性经济行为应该是大力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和制度创新，推动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为经济生活输入健康而有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使国民经济走熊彼特式的增长之路。
5.加快金融体系改革的步伐，切实改变国有银行充当第二财政的悖论，使商业银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经营。要化解我国目前金融系统的风险，以免金融风险转化为通货膨胀风险，我们必须根据经济结构已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对现有的金融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疏浚金融与经济之间顺畅运转的渠道。对此，目前要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1）努力实行政企分开，政银分开， 坚决地有步骤地减弱各级政府对银行及其他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干预程度，从制度上保证和加强央行和各类商业银行运作的独立性，尽快使它们卸下第二财政的角色。（2）全面清理银行坏帐、呆帐， 按《巴塞尔协议》要求充实银行资本金，筑好防范金融风险的隔离墙，为经济的平稳增长和防止通货膨胀反弹提供良好的经济氛围。（3）在构建微观金融体系方面， 可以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及组建一些风险型金融公司，以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4 ）彻底转变信贷业务过程中僵化的国有贷国有的门户偏见，贷款对象要从国有大企业延伸到民营企业、小型企业，并给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在证券市场上以“国民待遇”，使其获准能在证券市场上融资。
标签：银行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国债利率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企业贷款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金融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央行论文; 经济学论文; 财政学论文; 商业银行论文; 国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