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韦伯的现代性分析框架——兼与马克思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韦伯论文,马克思论文,现代性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9；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11-0009-06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韦伯复兴”思想潮流的涌动，理性化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成为韦伯理论的主导阐释范式。①学者不再局限于新教伦理命题来阐发韦伯理论，韦伯的理性化理论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人们逐渐意识到韦伯是立足于理性化框架建构自己的现代性理论的。本文主要阐发韦伯是如何借助于理性化展现现代性理解与批判的，并探寻韦伯和马克思在现代性问题上的根本差别。 一、从“理性化”理解现代性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哲学话语》中指出，西方理论的主流是理性主义，其将现代性放置在西方理性概念系统之中并从中获得现代性自我理解。韦伯所处时代是西方理性主义发生危机的时候，但他还是接续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韦伯从“理性化”出发，获得现代性的自我理解。 (一)用“理性化”描述西方现代化进程 与哲学家的思辨路径不同，韦伯是在社会行为框架中解释“理性化”概念的。韦伯总结出社会行为的四种类型：目的理性行为，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行为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行为成果目的所决定的行为；价值理性行为，即不管后果，而由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行为的无条件固有价值(如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的纯粹信仰所决定的行为；情感行为，即由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支配的行为；传统行为，即由约定俗成的习惯所控制的行为。社会行为具体分为：目的理性(purposively rational)行为；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行为；情感(affective)行为；传统(traditional)行为。西方社会现代化“特质”表现为以目的理性行为为基本定向。近代西方文明的成果也源于合理性行为方式及其思维方式的“牵引”。有学者指出，韦伯的理性化含义多达16种，但最核心的含义是：目的理性行为取代传统(包括情感)式行为，即目的理性行为的理性化。在韦伯看来，“行为‘理性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用有计划地适应利害关系去取代内心服从约定俗成的习俗”。[1]由此可见，目的理性行为对传统行为的代替是理性化的根本构成要素。目的理性行为的理性化预设了现代与传统、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界分。 韦伯进一步用“理性化”理解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提出了引导他一生的问题：“生为近代欧洲文化之子，在研究世界史时，必然且应当提出如下的问题：即在——且仅在——西方世界，曾出现朝着(至少我们认为)具有普遍性意义及价值的方向发展的某些文化现象，这到底该归诸怎样的因果关系呢?”[2]这段话中所谓“普遍文化现象”就是“理性化”。现代社会是以理性为基本原则的，其根本理据也是理性所提供的；现代社会各领域都走上了“理性化轨道”。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经济摆脱了传统宗教的束缚，不断客观化、非人格化。理性经济是以货币价格为取向的功能性组织，以货币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根本特征是理性和非人格性，它日益变成以可计算性为特征的形式理性系统。在政治领域，一方面，政治生活不断官僚化、专业化，统治合法性由传统型转化为法理型；另一方面，博爱伦理行为日益从政治领域消逝，权力斗争、暴力成为政治的理性行为方式。在文化思想领域，给世界提供“意义”的宗教被给世界提供“因果解释”的现代科学所取代，文化思想不断“祛魅”，不断理智化、工具化。宗教神灵丧失存在的合法性，日益退守神秘主义领地，现代科学成为“新的神灵”。即便是宗教本身的演化，韦伯也是以“理性化”变迁的眼光看待的。“在他(韦伯——引者注)对宗教演化的进步过程的论述中，宗教的变迁正是循着前泛神论—泛神论—多神论—一神论的途径，类似于人类的知性从巫术向理智、从非理性向理性的方向进化。”[3] (二)用“理性化”规制非西方社会 如果说，从理性化获得西方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反映了韦伯的理性主义框架，那么，强调理性化的“普遍意义”，将其规制非西方社会，则凸显了他的普遍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立场。韦伯对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理性化的分析框架。 在韦伯那里，理性化是现代性的同义语，与现代社会(西方社会)不同的社会都被定性为“传统主义”。韦伯认为：“‘传统主义’，指的是对日常习惯的固定的心理态度，以及对一套日常程式——作为不可违背的行为规范——的信仰。因此，在这种基础上——亦即在始终存在的实际的、自称的或假设的虔信的基础上——建立的支配，将被叫做‘传统主义权威’。”[4]这与传统式行为的界定是相通的。“理性化”是韦伯研究中国宗教的方法论基础和价值标准。韦伯的一个基本问题意识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以目的理性行为为取向的现代资本主义，而一直停留在“传统主义”之中。 韦伯所讨论的中国“社会学基础”和“儒家伦理”(以及道教)都是“理想类型”。立足于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系统，韦伯建构了一个“理想类型”——理性主义。根据理性主义的基本要素，韦伯挑选了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家产官僚制、血缘组织以及法律等，来探寻中国的“社会学基础”。通过对中国这些要素的分析，韦伯判断出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主义”性质。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传统主义”发挥了拣选题材和现象解释的双重作用。“中国政治、经济、法律、氏族组织的历史形态中，凡与‘传统主义’理念型相接近的质素，皆被特别提炼出来，并整合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性格。”[5]只要不同于西方的货币制度和理性国家财政政策、自治的市民阶层和城市、理性官僚制、客观化的人际关系以及形式化的法律秩序的社会结构统统被判为“传统主义”。韦伯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亦如此。清教是“理性主义”的理想类型，儒教和道教都是“传统主义”的、理性化程度较低甚至是非理性的宗教。比如，儒家的人文教养、人伦关系、形式主义礼仪等等都具有传统主义的性格，与清教的专家精神、客观化的社会关系、目的取向的社会行为等“理性主义”相反。“以儒教和道教为代表的文化心理因素，亦单就其‘适应现世’的精神气质予以定型，刻画成视传统为神圣不可侵犯、抗拒创新变革的‘传统主义’世界观。”[6]总而言之，“传统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对峙是中西文明的根本差异。 从韦伯的中国研究，我们能更好地窥视理性化的现代性框架：一是在研究方法上，韦伯借助于从西方经验提炼出来的“理性化”来获取东方(中国)社会现实，来解释东方(中国)经验；二是在价值立场上，韦伯将西方“理性化”看成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模式，“理性化”成为衡量其他文明高低优劣的价值标准。在韦伯的价值视域中，西方与东方文明的差异就表现为理性化程度的高低。 韦伯运用“理性化”规制东方社会，并将后者定性为“传统主义”，该种现代性分析模式与启蒙理性主义传统是衣钵相传的。启蒙传统将西方理性主义脱离自身特殊性语境，使“理性”成为普适性的抽象概念。“18世纪思想家的信念或策略，即他们把理性、主体的自由等从特定宗教传统和文明中产生的概念理解为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一切文明和一切理论的真正本质，而理性、主体的自由等概念与现代性的关系是自明的。由此，我们开始接触到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的现代性。”[7]理性化是韦伯解释现代性、世界现代化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马克斯·韦伯试图把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过程解释成一个逐渐‘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过程。正因为‘理性化’是指合理性(rationality)的提高，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韦伯仍然是启蒙传统的继承人，这种传统把历史看作是朝向理性的进步。”[8] 二、从“理性化悖论”批判现代性 无论从目的理性行为的理性化，还是从整个世界的“理性化轨道”来看，韦伯似乎难以摆脱帕森斯、本迪克斯等人绘画出的“现代化”肖像，其“理性化”成为功能主义的现代化的典范或例证。现代化在韦伯那里表现为“理性化”，准确地说，是理性的“进步”。这实际上就是启蒙以来的理性主义进步逻辑。但韦伯理论并非如此单一，对韦伯来说，这种朝向理性的“进步”已经有了一种含糊的意义，或者说韦伯所谈论的“理性化”的概念是含糊不清的，而不是绝对化、单一性的。韦伯通过“理性化悖论”(paradox of rationality)框架揭示现代性自身蕴含的危机、矛盾，展现其对现代性的规范立场。 韦伯首先解释“理性化”、“理性主义”概念的多义性、复杂性，从而为说明理性化悖论开辟道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理性化”或“理性主义”的解读可以是不同定向的。“例如有神秘冥思的‘理性化’，亦即一种从其他生活领域的观点看来特别‘非理性’的行为方式也有其‘理性’，正如经济、技术、科学工作、教育、战争、法律与行政的‘理性化’一样。再者，所有这些领域皆可从许多不同的终极观点与目的上予以‘理性化’，并且，从这一观点看去是‘理性的’，从另一观点看来却可能是‘非理性的’。”[9]因此，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哪个生活领域被理性化了?朝哪一个方向理性化?朝向现代技术、科学以及理性计算的理性化不是“理性化”的全部。着眼于形式理性、目的理性以及工具理性的理性化也并不意味“进步”，从其他终极价值来看，这也许反而是“非理性的”。没什么事情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而是从某个特定的“理性的”观点看来才是如此。对无神论来说，一切宗教生活都是“非理性的”；对享乐主义者而言，所有的禁欲生活样式都是“非理性的”。韦伯在社会行为框架中同样说明了“理性化”的多义性和矛盾性。我们在前面提到，行为“理性化”的核心是，目的理性行为取代传统式行为，但目的理性行为的理性化并未囊括行为“理性化”的全部。“因为除此之外，行为‘理性化’有可能积极地沿着有意识的价值理性化的方向进行，然而也可能消极地除了牺牲习俗外，也牺牲情绪的行为，最后也可能有利于一种无价值信仰的、纯粹目的合乎理性的、牺牲受价值合乎理性约束的行为。行为‘理性化’概念的这种含义多样性我们还要经常研究。”[10]行为的“理性化”不仅包括目的理性行为的理性化，还包括了价值理性行为的理性化；行为的“理性化”一方面可以突破打破传统的藩篱，另一方面也会消解关乎人生意义的宗教信仰和价值理性。行为的“理性化”及其多义性隐含着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紧张。 韦伯解释“理性化”和“理性主义”概念的多义性和矛盾性，实际上开始揭示理性化自身所具有的“二律背反”，即理性化悖论。在理性化内部，存在着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矛盾。从形式理性、目的理性看，实质理性、价值理性是非理性的，反之亦然。韦伯借助于理性化悖论框架，揭示出现代性的弊端，说明了现代世界在理性化过程中隐含着巨大的危机。理性化悖论是如何与现代性批判关联起来的呢?施路赫特说：“他(韦伯——引者注)的分析同时触及现世秩序的理性化、人类对现世态度的知性化，以及这整个进展中隐含的种种矛盾。这些理性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不仅给现代社会带来了所谓操纵控制上的问题，更产生了一个根本上的‘意义’问题。”[11]施路赫特认为，理性化悖论反映的乃是现代世界在理性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一是“操纵控制”问题，二是“意义”问题。哈贝马斯的论述更为明确。理性化悖论表现为文化理性化和社会理性化。②精神文化领域的理性化，导致了“意义丧失”；社会经济领域的理性化，导致了“自由丧失”。 韦伯把文化—世界观的理性化过程领会为：目的理性系统摆脱价值理性系统，成为主导价值观，现代文化价值不断理智化、工具化、形式化，即“祛魅”。韦伯揭露文化价值领域的理性化悖论，就是对现代性文化价值系统的批判。特纳甚至认为，韦伯是一个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上抨击资本主义下生命秩序的文化批评者。韦伯对文化理性化的批判主要有两个文本：《中间考察》和《以学术为业》。《中间考察》指出，文化—世界观的理性化带来了价值冲突、价值多元的问题。博爱宗教伦理不断式微，它与经济、政治、美学、性爱、思想和宗教等价值领域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冲突越来越严重。没有了“一神论”的价值关照，诸多价值领域依自身逻辑展开，选择自己的价值规范和有效性，相互之间无法通约，导致“诸神混战”。《以学术为业》则论述，现代文化不断理性化和理智化，导致传统宗教信仰、价值理性的衰落，理性科学无法解决人们的意义问题。文化—世界观的“祛魅”意指任何神秘的力量无法再起作用了，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但却给精神价值领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12]“袪魅”带来了现代科学，但科学无法解决人们的意义问题，韦伯说，对于人们内心，起主宰作用的绝对不是科学，而是“命运”。“意义丧失”成为现代人无法摆脱的命运，被嵌入科学“进步”之中的现代人虽被置身于知识、思想不断丰富的文明，但并没有“享尽天年之感”。 韦伯把社会秩序和制度层面的理性化理解为目的理性行为在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合理化、程序化、形式化。现代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形式理性系统：一是以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为核心的经济理性主义系统；二是以现代国家为核心的政治官僚系统。两者都是目的理性、形式理性的制度化，两大系统不断官僚化，对个人自治和自由意志形成了威胁。社会理性化悖论表现为理性化(官僚化)与自由的冲突。官僚系统成为现代人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出生在该机制中的每一个人。“铁笼”(iron cage)隐喻形象地表现了现代人的奴役境遇。作为“自由主义的德国教授”，韦伯坚决抵制官僚化趋势，批判组织化、官僚化资本主义给个人自由带来了灾难。官僚化不仅侵蚀个人的社会自由，也消解了个体的道德自治。传统的、歌德式的“完美人性”荡然无存，以工具理性为定向的专业者成为现代人的普遍形象。 立足于理性化悖论，韦伯向世人宣布现代世界是“合理性的非理性”，它把现代人束缚在一种非人性的、物化的秩序中。韦伯的理性化悖论影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很多人都接续理性化悖论展开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如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 三、韦伯与马克思在现代性框架上的不同定向 韦伯与马克思关系的诠释在很长时期里局限于“两军对峙”(唯心论—唯物论；资产阶级社会学—批判社会理论)框架。20世纪70、80年代，“两军对峙”的框架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性。哈贝马斯、施路赫特、吉登斯等人都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宽容的框架比较两者的关系、切中两者的根本差异。 反思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是韦伯和马克思共同面对的问题域，在此视域下，两者的共同点是显然的，理性化悖论与异化论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韦伯和马克思所提供的现代性分析框架是独特的，也是有着根本差别的。韦伯接续了现代性的理性主义传统，马克思通过黑格尔辩证法中介，也承继了该传统，但两人在理性主义传统中走了不同的道路。黑格尔和马克思在现代性问题的基本定向上是一致，他们都延续了启蒙以来进步的理性辩证法，相信现代性之“和解”(乐观主义)，从根本上，是属于历史进步逻辑的。韦伯的理性化悖论坚持现代性危机不可克服，认为“悖论”是现代人无法挥去的命运(悲观主义)，瓦解了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逻辑。 分析韦伯与马克思的根本差别，前提是弄清楚韦伯如何在黑格尔式理性主义之外，如何对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发起诘难。黑格尔是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意识到现代世界的理性原则以及内在危机，但“绝对精神”或“绝对理性”可以将已然发生分裂的知性统一起来，从而为治疗现代性问题提供和解力量。韦伯并不认同黑格尔的“和解”路径，也不赞成其他的理性主义解决方案。(1)韦伯批判所谓的“绝对理性”，指出理性在现代世界早已分化，相互之间存在冲突，现实社会无法生成一种能将宗教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神启与理智整合起来的“绝对理性”，黑格尔式的“绝对理性”不过是一种概念的设定。(2)“形式理性”不具有解决理性化悖论的潜能。现代性危机在黑格尔那里，是知性的结果；在韦伯这里，是形式理性的负能量。但无论是知性的彻底化，还是形式理性的极大化，都无法消除自身所带来的负面效果。(3)“实质理性”不具备解决现代性病症的“治疗能力”。在形式理性步步紧逼的现代社会，实质理性要么被视为传统的残留，要么被视为神秘主义的回响。以“实质理性”来面对，甚至超越“袪魅”世界的人统统是“浪漫派”。总而言之，韦伯认为，黑格尔式理性主义推崇理性辩证法，将理性化悖论、现代性危机溶解于“绝对理性”的发展进程中，是一元论的进步逻辑。 与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不同，劳动辩证法是马克思分析现代性的基本框架。马克思把“劳动”上升为现时代的基本原则，现代世界是抽象劳动(资本)统治的时代，以“劳动”为基本定向的现代世界也发生了危机，马克思将其标示为“异化劳动”。批判现代性，就意味着对异化劳动的抵制与批判。劳动辩证法与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基本定向是一致的，都主张现代世界自身会产生自我否定的力量，将现代性矛盾消解于历史的辩证发展进程中。在马克思那里，从现代资本主义的自我矛盾、自我否定进程中会“成长”出未来社会，资本原则、异化劳动最终被扬弃，劳动解放将使人全面地、真正地占用自己的本质。资本主义的终结，将导致“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生成。共产主义成为历史进步逻辑的归宿点。“不理解资本，就不能理解现代社会，从而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13]韦伯的方法论立场是新康德主义，坚持“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从资本主义的“事实”中不可能产生共产主义“价值”。一个“理性诚实”的人是不会在经验事实的领域中寻求客观的价值或终极意义的。否则，这个人就丧失了道德的本真性。对韦伯而言，在必然与自由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二元论，一种永久的反题状况。马克思的和谐理想不过是一种乌托邦。“韦伯对两种看法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种是认为我们终会找到最后真理的信仰，另一种是认为我们可以制造出人类幸福的信仰。”[14]可见，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真理”，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幸福社会，都无法进入韦伯内心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纳(Charles Turner)把韦伯理性化理论解读为新康德主义的文化悲剧论。[15] 韦伯不仅倚赖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论反对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论、和解逻辑，而且立足于官僚化悖论，揭示社会主义规划的不可能性。马克思将现代官僚制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私有制的根除将会消除官僚化和官僚制，未来社会主义将以“自我管理制度”取代现代官僚制和官僚统治，实现人的自由。而韦伯认为，经济制度的调整或变革并不能阻挡官僚化趋势，社会主义依然无法摆脱“铁笼”的宿命。社会主义仍然是理性主义之一种，它只能算是整个生活理性化的一个片断，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反而由于社会主义的特有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国家管制经济社会)加剧了官僚化。韦伯通过强化官僚化的不可消除性，反证社会主义主张的“浪漫维度”。 韦伯是具有浓厚的新康德主义色彩的社会学家，其思想资源不能从黑格尔精神中，而只能从康德的精神中得到理解。对于现代性危机，韦伯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一脉相传的辩证调解，而是“坚持悖论”。在韦伯内心深处，乐观主义的“辩证调解”是种不负责的行为：“马克思匆忙地掠过反题进入最终求助的信仰的合题，在韦伯看来是逃离现实处境——逃离了社会冲突的无情，寄希望于集权主义奇迹的国土，其无根据的乐观主义是不负责任的。”[16]韦伯同康德以及新康德主义的关系，类似于马克思同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关系。洛维特曾抓住两人的核心概念即“异化”和“理性化”，来说明他们现代性框架之根本不同。马克思立足于一个明确的、否定性立场上，根据一个普遍的、可以改变的“异化”概念解释资本主义；韦伯站在一个含混不清的、中立的立场上，根据一个普遍的、不可改变的“理性化”概念来解释之。[17] 现代化是人类的解放还是物化?无论是在黑格尔的“理性”中，还是在马克思的“劳动”中，都包含着解放和物化两个维度，这个悖论都可以在绝对理性辩证法和劳动辩证法中得到解决。但这个悖论在韦伯的理论中是无法解决的。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概念想要解决的正是这个悖论。韦伯的理性化理论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悲观主义的历史哲学，其关键一点就是“坚持悖论”。如果说，黑格尔和马克思提倡的是进步的、革命的理性辩证法，那么，韦伯坚守的则是否定的、保守的理性辩证法。事实上，的确如此。“坚持悖论”的现代性框架破除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解放逻辑。“他(韦伯——引者注)建立了一个以物化理论为核心的现代性分析框架，在那里，不仅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历史异化的产物，而且，连同工商业、资本主义文明以及科层制本身，都是人类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的‘铁笼’。这种彻底的历史悲观主义实际上破解了唯物史观建构的人类解放叙述，也‘瓦解’了自启蒙以来就确立起来并在马克思那里依然延续着的历史进步观。”[18] 至此，我们可以简单总结韦伯和马克思在现代性框架上的根本差异。韦伯的理论性质可以用这样的词语表达：“坚持悖论”、悲观主义、新康德主义。描绘马克思理论特征的则是：“辩证调解”、乐观主义、黑格尔主义。 注释： ①探讨韦伯理论阐释范式的著作有：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Scott Lash & Sam Whimster(ed.),Max Weber,Rationality and Modernity,London:Allen & Unwin,1987; Asher Horowitz & Terry Maley(ed.),The Barbarism of Reason:Max Weber and the Twilight of Enlightenment,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Wilhelm Hennis,Max Weber:Essays in Reconstruction,London:Allen & Unwin,1988. ②施路赫特和哈贝马斯都认识到韦伯理性化悖论的两种视角，但两人强调的重点不同。前者更为强调宗教社会学和宗教理性化，后者强调社会理性化对现代社会的构成性地位。标签：韦伯论文; 现代性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价值理性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进步主义论文; 官僚资本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哲学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