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20世纪中国实证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世纪论文,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03)04-0293-06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现代中国思想开放、百家争鸣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愁苦待援的时期，中国人反思过去，学习西方，使西方思想大量涌入，对各种思潮的尝试与接纳成为当时文化的主要特征。西方的实证主义、唯意志论、柏格森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都纷纷进入中国，构成异彩纷呈的思想面面，其中最早形成社会性的思潮当属实证哲学。本文对20世纪中国实证哲学的特色、历史影响以及现实意义作一简要的评述。
一、中国实证哲学的特色
来自西方的实证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的文化背景相适应，与中国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实证哲学思潮。同西方实证哲学相比，中国实证哲学思潮有以下主要特点。
1.外生性
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原有的社会形态被西方入侵者的炮火打碎。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中国人以理性的态度认识到必须向西方人学习。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中国人又把向西方学习推进了一步，即向西方学习哲学，要引进西方文化的根基。实证主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进入中国的。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虽然也出现某些实证观念的萌芽，还有人采用实证的方法从事考据，但毕竟没有形成独立的实证哲学思潮。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遣家和佛家三大学统，均以培养各自的理想人格为宗旨，对于实证哲学本身的探讨鲜有涉及。实证哲学是西方实证科学发展的产物，是以西方实证科学作为基础的哲学流派，它要求从观察和实验的事实及知识出发，摒弃抽象的形而上学原则；它倡导清晰、实证和准确的思维方式，这同中国传统意象思维完全不同。由于中国实证哲学的外生性，决定了它的传人几乎都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下成长的新式学者，而在普通人或非实证主义者中缺少文化同情。从严复开始，到王国维、胡适、丁文江、王星拱、洪谦、张东荪和金岳霖等，他们无一不是西方文化的接受者。这些人引入源于西方的实证哲学，从文化血脉来讲，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疏离，不能不染上西化的色彩。他们要想在中国开拓实证哲学的市场，不能不努力化解中西文化差距，因而面临着较大的困难。经过这些学者几十年的辛勤耕耘，实证哲学思潮在中国学术界已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始终没有成为主导性的话语。
2.社会功利性
实证哲学在中国，首先是作为改造社会的武器，其次才是以哲学的面目出现的，因而带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中国没有实证哲学的传统，它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发展的空间，同它抓住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契机有密切的关系。
严复和胡适等学者都是作为社会改革的倡导者而出现在思想界的，都以实证哲学为其社会变革主张的理论依据。严复提倡“实测内籀”之学，并以此来揭露中国旧文化的空疏和陈腐。他对中学与西学加以比较，认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将西学的“实测内籀”的方法与传统旧学的方法对立起来。到了胡适的时代，中西合流逐渐成为自觉的过程，同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日趋深入。他把实证原则作为一种新学风提出来，鼓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拿证据来”，并以此为扫除旧思想和旧观念的工具。丁文江和王星拱等人以科学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使科学的观念在中国深入到大众生活中。他们引入实证哲学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哲学的理论，而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改造社会和除旧布新的工具。
中国实证哲学思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哲学层面上的知识论探讨；另一是在大众层面上的科学思维和科学风尚的宣传。在哲学层面上，以胡适、张东荪、洪谦和金岳霖等人为代表，他们就知识的形成及真理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研讨，形成独立的见解和思考，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思维成果。在大众传播层面上，实证哲学辐射而形成尊重科学、信奉科学的社会风气，使科学成为大众转变思想观念的坐标系。实证哲学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达到了影响社会舆论的目的。
3.不同步性
实证哲学进入中国之后，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实证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路。从中国实证哲学发展历史来说，先期传入中国的实证哲学尽管来自西方，但毕竟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历程。这一发展历程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线：它常常由于受到国内各种因素的干扰而中断。在西方，实证主义进入逻辑实证论阶段之后，形成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尽管有亲炙于石里克的洪谦作为逻辑实证主义在中国的传人，但实证哲学在中国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都不大，构不成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汇入分析哲学思潮，进入对前实证主义哲学原则的探讨阶段；而中国受实证哲学影响的哲学家张东荪和金岳霖等人仍然沿传统知识论的路线演进，未能与西方实证哲学的发展趋向保持同步。
中国实证思潮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实证主义也是不同步的，甚至在主题上也缺少相似性。西方实证主义在起步阶段，孔德、穆勒和斯宾塞等人认为哲学应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建立清晰明白的系统，知识应以现象和经验为基础；而严复和王国维等人将实证哲学作为区别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新思潮介绍到中国来。当实用主义在美国流行的时候，师从杜威的胡适接受了它，然而胡适在中国宣讲实用主义时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做了选择：他特别凸显“拿证据来”的理性原则和“有用即真理”的观念，而对实用主义的宗教观几乎避而不谈。西方实证论者把拒斥形而上学当做一项重要任务。西方实证论哲学自孔德以来，一直反对“形而上学”。此后，马赫主义、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一直都采取拒斥“形而上学”的态度。相比之下，中国有实证论倾向的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态度要宽容得多，并不完全认同实证论的反形而上学传统。他们一方面赞成经验论，另一方面，在处理形而上学问题上，又与西方相左。除了胡适和洪谦等人比较坚决地表示反对形而上学之外，其他人如严复、王国维和金岳霖等对形而上学问题都保持了一定的兴趣。严复虽承认本体不可知和不可思议，但并不否认其有意义，不否认本体的存在。金岳霖将知识论与形而上学区别对待，要追求研究形而上学的情感满足。他一方面接着实证哲学提出的问题讲知识论，另一方面着手建立以“道”为核心的本体论学说体系。这些人对形而上学的特殊态度，显然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现象背后终极原因的探寻。
4.不充分性
由于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实证哲学传统，实证哲学思潮很难同固有的思想材料相结合，加之20世纪初中国科学比较落后，无法为它提供科学基础。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实证哲学可以说先天不足。中国社会在20世纪处于急促的变革时期，哲学流派的更迭频繁而迅速，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其他哲学流派很难保持长久的影响力，实证哲学思潮也不例外。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实证哲学可以说是后天不利。由于这两点原因，中国实证哲学思潮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在五四时期，胡适倡导的实用主义相当走俏；到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中国实证哲学思潮达到了巅峰状态，此后便转向衰微。严格地说，中国实证哲学只有十几年的历史，到20世纪30年代就已进入后实证哲学时期，张东荪和金岳霖均要求突破实证哲学的藩篱，着手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不能算是严格的实证论者，只能算是有实证论倾向的哲学家。他们的学说只能算是实证哲学的余波。即便在中国实证哲学的鼎盛时期，胡适和丁文江等人也是宣传和介绍得多，研究和探讨得少。对于实证主义的基本理论，他们没有做出值得称道的建树。
二、中国实证哲学的历史影响
关于20世纪中国实证哲学的历史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1.实证哲学与传统文化
中国与西方在近代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结为中西文化冲突，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人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性，进而认识到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与中国思维方式的区别，于是，讲究精确、实证的思想方法被中国人作为西方科技的根基介绍到中国，既作为发展中国科学的出发点，又作为反省传统文化的出发点。严复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对中西之学做出对比，他说：“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并指出西方“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实测”，“夫理之诚妄，不可以口舌争也，其证存乎事实”。从严复开始，实证的观点开始成为反省传统文化的工具，并在反省过程中使实证哲学得以在中国立足并传播，逐渐形成和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接受实证哲学影响的学者均发表过批评传统文化的言论，都要求走出传统，与世界的潮流接轨。
但是，这只是实证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中国的实证哲学又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中国特色，使之与西方实证主义相区别。中国实证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对程朱派的改造和吸收上。严复虽然对传统旧学有批判，斥之为无用之学，但在方法论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陆王，而对程朱则有保留。这一点上，严复与胡适的看法一致。金岳霖在构造他的知识论体系时，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图将中国固有文化同西方文化结合起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旧瓶装新酒”。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在他的哲学中保留了许多中国哲学的固有名词，如无极、太极、几、数、理、势、情、性和用等，并赋予这些词一些新的含义。在《论道》中，道、式和能等语汇本身都属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充分说明他的哲学体系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实证哲学与传统文化间的作用及影响是双向的。
回顾中国实证哲学，它不仅作为一种哲学而存在于中国现代学术史，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思潮影响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及其命运的选择。实证原则和实证哲学被中国学者作为异质文化而接受，进而形成广泛的影响，使人们思考的对象从自身修养转向救世治世，从格物致知的修身养性转到讲求实效的科学探索。实证主义在中国有启蒙的作用：它一方面推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学引入中国，成为中西哲学交流与融会的中介。
2.实证哲学与西化思潮
如果说实证主义在西方仅仅是一种学术思潮，那么，实证哲学在中国则是一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取向上，实证哲学起到了倡导呼号的作用。在中国人的文化反思过程中，接受实证哲学的学者始终以异质文化为参照系，运用实证哲学的思想观念作为重新考量传统文化的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由于实证的原则和科学主义的畅行，使传统文化的弊端暴露出来，使文化保守主义受到沉重打击。实证哲学与中国近现代的西化思潮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引导中国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文化取向上选择西方文化。
从严复开始，在“中学”与“西学”之间进行的比较与选择就已开始。在严复看来，中国文化的缺点是“无实”和“无用”，甚至可以说是“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要想改造中国文化，就必须学习优于中国文化的西方文化。他指出：“通则向者之礼俗宗教，凡起于一方，而非天下之公理，非人性所大同者，皆岌岌乎有不终日之势矣”（注：严复：《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9页，第989—第990页。）。严复提出的公理，是指中国文化必须服从的规范和出路，也就是指西方文化。他大声呼吁：中国人再也不能拘守旧思想、旧习俗和旧观念了，出路必然是将目光转向西方。
到了“五四”时期，由于受实证哲学的影响，陈独秀举起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把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大张旗鼓地反对孔教，反对旧道德，反对旧文学和旧艺术。他认定的发展逻辑是：既然民主和科学能把西方引到高度文明发达的社会，那么，也一定能帮助中国达到这一目标。基于这种判断，他曾把西化视为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必由之路。他坚信：“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赛先生），可以求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民主和科学成为向西方学习的突破口，也成为改变中国社会的突破口。
在中西文化的对比选择中，中国第一个实用主义的信奉者胡适提出“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他从对东方文化的不满意，进而主张一切向西方学习。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说：“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西方人大不然。他们说‘不知足是神圣的’。……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精神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更透彻地说：我们必须“死心塌地的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制造的必要预备功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注：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4页—第16页。）
显而易见，胡适的西化思想有些极端，表现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倾向，但在当时对于国人克服守旧心态和形成开放观念是有帮助的。在胡适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理性的态度，批评地吸取实证哲学和西化思潮的合理成分，积极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使改革开放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使中国人民形成放眼世界的眼光和胸怀。
3.实证哲学与科学主义
实证哲学与科学主义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有比较紧密的联系。索雷(Tom Sorell)在谈到科学主义时说：“科学主义是一种信仰，它认为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科学最具权威性、最严密、最有益。”（注：杨国荣：《科学的形上之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第120页。）按照这一说法，把科学视为人类文明发展最高阶段的实证论无疑属于科学主义的范畴，但科学主义的外延显然要比实证论大，科学主义的信奉者不都是实证论者。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史上，实证科学、实证哲学和科学主义构成一条明晰的线索。在“科学”上升为“主义”的进程中，实证哲学起到了催生作用。
从明清之际开始，近代实证科学开始传入中国，可惜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到雍正年间，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实证科学也随之淡出中国人的学术视野。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清朝的国运日衰和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实证科学再次传入中国。中国人对实证科学和西方文明的理解是从“器”与“技”开始的。人们先是感受到“船坚炮利”的厉害，然后产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愿望。在洋务运动中，人们对科学的认识由“器”和“技”提高到“格致之学”，科学以理论形态出现，如数学和光学等，人们对科学的理解也不断地深化。在19世纪后期，维新思想家出现，他们又将对科学的理解推进一步，目光由“器”与“技”，转向其背后的思想观念，对科学的追寻开始上升到“道”的形态。同时，又将科学与世界观和价值观相联系：它不仅就自然对象及其原理发挥其功能，且被赋予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功能。在维新思想家那里，已经出现科学主义的萌芽，不过这时“科学”尚未上升为“主义”。
实证科学的传入和发展为实证哲学的传入做了铺垫。为了真正把实证科学引入中国，严复和王国维大力倡导实证方法和实证原则，以期改造传统的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胡适把实用主义引入中国，成为中国第一个实证论者。此后，在王星拱和丁文江等人的努力推动之下，实证哲学终于成为现代中国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
在实证哲学的引导下，1923年发生了有名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次论战是中国科学主义形成的标志。科学在那时的中国已经上升为“主义”，变成一种信念，成为构建理论体系的支点，并且渗透到学术和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始影响和支配人生观。此时，科学已经超出了实证研究的范围，成为价值和信仰的基础。这表明科学主义在中国已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思潮。有相当大一批知识分子把科学当成摧毁传统价值观念的工具，当做更新知识、除旧布新的理论依据，当成勾勒未来理想社会蓝图的主色调。总之，他们把科学当做万能的灵丹妙药，把科学方法作为寻求真理和知识的惟一方法来接受、来宣扬。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科学主义的确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尽管科学主义者极端崇拜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但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机制却往往被他们忽视。在科学主义者那里，科学仅仅成为一种口号而被信奉，几乎成为支配所有观念的依据。科学主义虽然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并不直接有益于科学的发展。人们把科学作为基本教条应用于生活的各种情境，通过对方法的崇拜导致了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科学的形而上学化之后带来的后果是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从而造成科学与人文、理性与价值、生活世界与科学图景之间的严重对立。这种对立对于科学的发展并无好处。从中国现代史看，尽管科学主义风行几十年，但是并未促使科学本身获得相应的发展。不过，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苛责20世纪20～30年代的思想家。他们在当时大力倡导科学主义，对于人们转变观念、对于科学威信的提高，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对此，应予充分肯定。
4.实证哲学与自由主义
辛亥革命之后，大批留学生从欧美和日本回国，并且多在文化教育界任职。他们中的许多人直接接受了欧美自由主义，时常也在报刊发表一些宣传自由主义的言论，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这时的自由主义者尚处于无组织状态，未能在政坛上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有组织、有阵地和有影响，并形成一种政治派别，乃是在实证哲学思潮兴盛以后。有实证哲学倾向的思想家无一不是自由主义者（如王国维），但实证哲学事实上的确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提供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自由主义流派可以说是实证哲学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展开。
殷海光认为，一个人只要具备下列属性中的4种，在中国即可被称为自由主义者：一是批判以孔学为主的传统；二是提倡科学；三是追求民主；四是好尚自由；五是倾向进步；六是用白话文。如果按照这种观点，接受实证哲学影响的学人大都是自由主义者。20世纪20～30年代，实证哲学在中国进入鼎盛时期，自由主义派也随之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活跃在政坛。胡适既是实证哲学思潮的代表，又是自由主义派的领袖。他一改“不谈政治”的初衷，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呼吁建立“好人政府”，组织“人权派”，联络其他自由主义者创办言论阵地《努力周刊》；丁文江发表了《少数人的责任》等文章，阐述他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
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派在中国的命运实在不佳。当清朝政权没落瓦解、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其作用时，中国社会应树立什么样的价值体系还未确定，自由主义思想得到乘虚而入的机会。但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丰厚的生存土壤，随着强力政权在中国的建立，自由主义就被压制下去。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之后，实施“政治训导”，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控制，“三民主义”被教义化，传统的伦理道德也被重新提出来，树为当时的社会规范，其保守的一面自不待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政治被广泛宣传和接纳，政府以强权夺取了民众思想的空间。自由主义者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政治立场。吴稚晖，这位曾经宣扬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无政府主义者，竟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政客；丁文江在1934年后不再鼓吹民主政治，而要求实行理想的“专制”和开明的“独裁”；就连胡适也落到了“说罢人权道王权”的地步。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胡适，人们欣赏他的批判精神，却听不进他的治国方略；他对保守主义和专制独裁的抨击，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他对民族主义的冷漠以及温和的改良主义主张，受到共产党人的批判；他的全盘西化主张，受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猛烈攻击。这些因素注定了自由主义在中国必然失败。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这样分析中国的自由主义派失败的原因：“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注：［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8页。）
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只能是一种政治理想，无法同现实社会相容。失败当然在所难免。我们回顾自由主义思想的历程，可以看到，自由主义派与实证哲学思潮几乎保持着同步：一个反映在政治诉求上，一个反映在思想观念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诉求在中国无疑没有可行性，然而作为一种社会批判思潮却并非没有价值。它在多个层面上揭露传统文化的落后性，拒斥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宣扬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理念，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三、实证哲学与当代中国
在20世纪前50年，尽管中国实证哲学发展不充分，但毕竟还不失为一种有较大影响的思潮，在思想界保持着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鼎足而立的地位，与之并称三大思潮。20世纪50年代以后，实证哲学在港台地区还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而在大陆的历史却已经终结了。
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人们把中国实证哲学当成错误甚至反动的思想加以拒斥，这是不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研究走上正轨，人们才摒除偏见，开始认真研究这一在现代中国颇具影响的文化现象，力图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价。中国实证哲学思潮代表人物的著作得以重新整理出版，学术界也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有宋志明和赵德志合著《现代中国哲学》，胡伟希著《金岳霖与中国实证主义认识论》和《金岳霖的哲学思想》，欧阳哲生著《自由主义之累》，杨国荣著《科学的形上之维》等等。
在西方哲学界，近年来人本主义抬头，实证主义不再时髦，已经走上下坡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科技理性或工具理性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在各种批评面前，实证论者自己似乎也有些底气不足。众所周知，逻辑实证主义是西方实证主义最成熟的产物，但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已趋于衰微，割裂科学与哲学关系的企图不得不宣告破产。逻辑实证主义的众多支持者在对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实际上离开了原来的方向。在今天，这种哲学不仅提不出重大的、有影响的论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信，并愿意承认“形而上学”存在的合理性，承认把哲学从科学中分离出来变成一种专门的技术学科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西方哲学界贬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风气也吹到中国哲学界，有些人发表文章对实证哲学口诛笔伐。作者认为，在如何看待实证哲学的问题上，我们不必跟在西方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因为我们的情况与人家不一样。从19世纪开始，西方哲学界就发起批判形而上学的运动，实证主义作为形而上学的对立物越来越极端化，已经走入死胡同。于是，以拒斥形而上学出名的实证主义反而遭到人们的拒斥。实证哲学在中国的情形与西方不同，它先天不足，后天不利，没有经过长足发展，更谈不上极端化了。所以，我们不能把西方批判实证主义和批评科学主义的观点照搬照抄过来。在“左”的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实证哲学作为一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充当“反面教员”的角色，无人去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今天虽然“左”的思潮不再占主导地位，可是我们对实证哲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得还不够透彻、不够深入。如上文所述，实证哲学在反省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培养开放观念、维护科学威信和倡导自由理念等方面，都曾提出有价值的见解。如何提炼其中的合理内核，用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毫无疑问，在未来的中国哲学中仍旧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而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和互动是它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证哲学在当今中国仍有积极的一面。
收稿日期：2003-02-06.
标签：哲学论文; 科学主义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实证主义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胡适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金岳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