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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派诗人，自黄庭坚开始，喜谈“句法”。吕本中后出，传江西衣钵，作为《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作者，他把“句法”研究发展为诗法研究。其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活法”和“悟入”问题。所谓“活法”，即如何灵活运用诗歌的创作方法指导创作；而如何掌握“活法”？他认为，其门径在于“悟入”。这个问题的提出，本是为了挽救江西诗派已经形成的颓风，客观上却引发了诗坛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摆脱江西诗派成规的束缚，推进南宋前期诗歌的变革，起着先导作用。
一
“活法”，是由佛教禅宗所谓的参“死句”、参“活句”的说法演化而来的。《五灯会元》卷十五载德山圆明禅师云：“但参活句，莫参死句。”又《林间录》上卷载洞山初禅师云：“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浯名为活句。”大意是有固定含义的话是死句，无固定含义的话是活句。参“活句”，就是从不确定的话语中参悟出禅机。江西诗人多以此借喻“句法”，吕本中把“句法”研究推进到诗法研究，改“活句”为“活法”，拓宽了它的内涵。他不满意有些江西诗人死守成法，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但“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认为只有摆脱这些成法的束缚，掌握“活法”，诗歌创作才能走出一片新的天地。他毕生都致力于研究这一问题，早期如《外弟赵才仲数以书来论诗因作此答之》、《别后寄舍弟三十韵》等诗中，就提出“活法”问题。稍后，序江西派诗，则将能否掌握“活法”，视为诗人创作是否成熟的标志（注：俞成《萤雪丛说》卷一：“吕居仁尝序江西诗社宗派诗，若言灵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是名活法。”）。晚作《童蒙诗训》、《紫微诗话》、《紫微杂说》、《与曾吉甫论诗》（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九。）二帖等，都从不同侧面探讨了这一问题。而较为完整的表述，则是在岭南时期所作的《夏均父集序》（注：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诗派》引。）。序中说：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而（疑衍）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元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趣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然余区区浅末之论，皆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之法，而非无意于文者之法也。子曰：“兴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今之为诗者，读之果可使人兴起其为善之心乎，果可使人兴、观、群、怨乎，果可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识鸟兽草木之名之理乎？为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则如勿作。
这里，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吕氏对讨论“活法”的范围作了严格的界定。他说：“然余区区浅末之论，皆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之法，而非无意于文者之法也。”宋人认为文章有以天才胜，有以学问胜；以天才胜者，如苏轼所说的，作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流”，“常行其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则近于“无意为文”，也近于无法，难以把握。所以，吕本中把讨论“活法”的问题，限制在“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的范围之内，并非一概而论诗的“活法”。
关于“活法”的含义，他解释说：“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辨证地对待规矩或法则，既要遵循创作的规矩或法则，又不要被规矩或法则束缚死了；既要千变万化，又不背离规矩。现在，我们联系他的其他一些论述，对“活法”所包含的基本内容作如下简略的归纳：
一是诗须有为而作，不能背弃兴、观、群、怨的基本要求。这本是孔子提出来的，吕本中重申这一问题，却有现实的针对性。北宋诗坛自“乌台诗案”后，许多诗人，尤其是江西诗人产生了避祸自全的心理，创作上由关注现实转向表现自我。黄庭坚即是如此，他批评苏轼：“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时之忿者，人皆以为祸”。（注：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十六《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陈师道甚至劝苏轼：“士大夫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平居愤愤，切齿扼腕，诚非为己，一旦当事而发之，如决江河，其可御耶？”（注：陈师道《后山集》卷九《上苏公书》。）在《吕氏童蒙训》有这样一则记载：“崇宁间，饶德操节、黎介然确、汪信民革同寓宿州，论文会课，时时作诗，亦有略诋及时事者。荥阳公闻之，深不以为然。时公疾病方愈，为作《麦熟》、《缫丝》等曲诗，歌咏当世，以讽止饶、黎诸公。诸公得诗惭惧，且皆和公诗，如公之意，自此不复有前作矣。”很显然，他的祖父吕希哲也是出于这种心理。吕本中早期无疑是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但随着国家和民族危机的加深和自己阅历的丰富，他逐步认识到这种思想对诗歌创作的危害性。所以，在《夏均父集序》中，他把兴、群、观、怨作为掌握“活法”的基本要求提出来，认为作诗而不能使人兴起向善之心，不能使人兴、观、群、怨，“则如勿作”。在兴、观、群、怨中，他最重视的是一个“怨”字。所谓“怨”，就是敢于面对现实，揭露时政的弊端，批评为政者的不善行为，反映百姓的不满情绪。《诗经》有一篇诗叫《抑》，汉儒认为是卫武公刺周厉王的。欧阳修不同意这种解释，在《诗本义》中认为“遍考古人，未有谓君为小子者，言小子者，武公自谓也”。而吕本中呢，又不同意欧阳修的看法，在《紫微杂说》中借题发挥说：
孔子曰：“诗可以怨。”然则怨者，乃所以甚爱其君也。此固忠孝之道，无所不用其极，有不能忘于心者也。故思之深，则怨之切；念之甚，则痛之深，于常人有是乎？欧公既未察此义。人君习见秦汉以来以怨望为大罪，遂以为常，违君臣规戒相与之道，而启佞人怀利谬敬以事君主心，且使后世庸主督察臣下无复人理，使不得议己，皆此等议论有以发之，不得不详辨也。
他认为“思之深，则怨之切”，“念之甚，则痛之深”，能“怨”，才是真正的爱君的具体表现，才是一种对天下国家负责任的具体表现。一个自外于君，不关心现实的人，是不可能有这种表现的。而且，一味地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就会导致两大恶果：其一，使人君误以为以“怨望”治人之罪是天经地义的，其实，这是违背“君臣规戒相与”之道的；其二，容易让心怀叵测的奸佞之人钻空子。奸佞之人以“谬敬”欺蒙昏庸的君主，假借君主的名义谋取私利，因为人们担心以“怨望”获罪，就不敢揭发他们的罪恶。问题提得非常尖锐。
二是诗须“待境而生”，不能“凿空强作”。在《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中强调作诗“不可凿空强作，出于牵强，如小儿就学，俯就课程”。在《童蒙诗训》中又说：
作文不可强为，要须遇事乃作，须是发于既溢之余，流于已足之后，方是极头。
山谷云：“诗文唯不造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
当时一些所谓的诗人，既不敢面对现实，又缺乏生活感受，“为作新诗强说愁”，作出来的诗，只能是无病呻吟，牵强附会，空洞无物，像学童的窗课，不能称作文艺创作。所以，他一再强调“遇事乃作”，“待境而生”。也就是说，诗歌创作一定要在客观事物有感于胸，形成鲜明的境象，而又不得不发的时候（“发于既溢之余”、“流于已足之后”），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是“为情而造文”，而不是“为文而造情”。“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是作品的灵魂，有了灵魂，作品才会生气流注，才会有震撼力和感染力。
三是诗须“自立新意”，不能“只规模古人”。吕本中是提倡学习前人的，但反对简单地模仿，主张“出新意于法度，表前贤所未到”。即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有创新。在《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中说曾几的“和章”固然写得很好，但“少新意”，也就是缺乏创新。又在《童蒙诗训》中说：
老杜诗云：“诗清立意新”，最是作诗用力处。盖不可循习陈言，只规模旧作也。鲁直云：“随人作诗终后人”；又云：“文章切忌随人后”，此自鲁直见处也。近世人学者杜多矣，左规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终成屋下架屋，无所取长。独鲁直下语，未尝似前人而卒与之合，此为善学。如陈无己，力尽规模，已少变化。
所谓“自立新意”，即要有新的思想，新的意境，新的表现手法。诗人在“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进入创作状态时，对所要表现的事物，必须有不同于前人的思索和感受，必须有不同于前人的思想情感表达方式，这样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果一味地模仿前人的作品，“循习陈言”，“规模旧作”，雷同前人的思想，模仿前人的表现手法，就永远走不出前人的阴影。他批评那些一味“规模前人”的作者，犹如“屋下架屋”，规模只能越来越小，永远不可能超越前人。陈师道被江西诗人奉为学杜的榜样，吕本中说他“力尽规模，已少变化”，其他等而下之的，情况可想而知。在《师友杂志》中，有这样一则记载：“政和初，无逸至京师省试，尝寄予书，极相推重，……又语外弟赵才仲曰：‘以居仁诗似老杜、山谷，非也。杜诗自是杜诗，黄诗自是黄诗，居仁诗自是居仁诗也。”谢逸称赞他的诗能自成风格，他引以自慰，其道理也就在这里。
四是诗须就篇论句、论字，不能孤立地讨论“句法”。江西诗人重视句法研究，当然不能一概否定。篇是由句构成的，无句则无诗；字句的优劣文野，对作品的成败有重要的作用。但脱离篇章，孤立地讨论句法，就是本末倒置，往往会有句而无篇，首尾不能该贯，也不是成功的作品。吕本中也很重视研究“句法”的，但在讲“句法”时，是就如何激“活”全篇而论的。如：
陆士衡《文赋》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诸诗，无不如此。但晋、宋间人，专致力于此，故失于绮靡而无高古气味。老杜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语，即警策也。
——《童蒙诗训》
这是讲“警策”对诗文的重要性。认为无“警策”，则不能“竦动世人”，不足以“传世”。但不在立意谋篇上用气力，专意在“警策”上下工夫，就会重蹈晋、宋间有些诗人的覆辙，失之绮靡，缺乏高古浑厚的气韵。又如引徐师川言：
作诗回头一句最为难道，如山谷诗所谓“忽思钟陵江十里”之类是也。他人岂如此，尤见句法安壮。山谷平日诗多用此格。
——《童蒙诗训》
黄庭坚《次韵李任道晚饮锁江亭》的前四句：“西来雪浪如庖烹，两涯一苇乃可横。忽思钟陵江十里，白萍风起縠纹生。”（注：黄庭坚《山谷诗集注》内集卷十三《次韵李任道晚饮锁江亭》。）这是黄庭坚被贬时，在戎州（今四川宜宾）锁江亭看到蜀江奔腾西来的情景有感而发的。说蜀江江面狭窄，一苇可横，但水流湍急，浪花就像煮沸的水一样翻腾汹涌；由此忽然想到金陵江面宽阔，微风吹来就像细绢起了少许的皱纹。一个“回头句”，大起大落，既在增加了诗的跌宕起伏，又强化了所要表达的感情色彩。这是讲“回头句”在篇中的作用，并非孤立地讨论“回头句”的技巧。再如：
潘邠老言：“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江村’，‘翻’字、‘失’字是响字也。五言诗第三字要响，扣‘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是响字也。所谓响者，致力处也。”予窃以为字字当活，活则字字自响。
——《童蒙诗训》
他对响字的理解与潘大临的不同。认为“活”是关键，“活”则响，字字活，则字字自响。这大体上都是就篇论句、论字的。
五是追求“流转圆美”的艺术效果，摆脱生硬枯涩的诗风。黄庭坚、陈师道的诗作总体呈现生、新、硬、健的审美效果，因此江西诗人作品的总体风貌都有这一特点。但有些人不能自出新意，往往只从形式上亦步亦趋地模仿，以至愈下愈滥，不可收拾，其末流则表现为生硬枯涩种种流弊。针对这一流弊，吕本中提出了“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审美要求。这是他对是否掌握“活法”所确定的评价标准。它不仅要求语言平易流畅，而且要求意象深邃，含蕴丰富，声律和美。他在《童蒙诗训》中说：
读《古诗十九首》及曹子建诗，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类，诗皆思深而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也。
义山《雨诗》“摵摵度瓜园，依依傍水轩”，此不待说雨，自然知雨也。后来鲁直、无己诸人，多用此体，作咏物诗不待分明说尽，只仿佛形容，便见妙处。
文潜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树外天”，“客灯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浅山寒带水，早日白吹风”，“川鸣半夜雨，卧冷五更秋”之类，迥出时流，虽是天资，亦学可及。学者若能常玩味此等语，自然有变化处也。
“思深而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不待分明说尽，只仿佛形容，便见妙处”，“自然奇逸”云云，讲的都是诗歌的艺术特征，在具体作品中体现出这些特征，当然就符合“流转圆美如弹丸”的评价标准了，也就是吕本中所说的“真活法”。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已不是江西诗派的审美取向了。
其他，如告诫初学诗者“径就波澜阔，勿求盆盎清”，“宁失之野，不可失之靡丽；失之野不害气质，失之靡丽不可复整顿”等，都与“活法”有联系。这些问题，都是针对当时诗坛的流弊提出来的，其核心贯穿一个“变”字，既不背于规矩，又不滞于规矩，力求千变万化，自成风格。
二
如何掌握“活法”？吕本中认为，“须令有所悟入”。“悟入”一语，也是来源于禅学。宋代土大夫谈禅之风特盛，以至渗入道学和诗学，而江西诗人尤甚，所以，金人刘迎说：“诗到江西别是禅”（注：《中州集》卷三 刘迎《题吴彦高诗集后》。）。陈师道对从之学诗的晁载之兄弟说：“端能过我三冬学，可复参侬一味禅。”（注：《后山诗注》卷四《寄晁载之兄弟》。）韩驹也对弟子赵伯鱼说：“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注：韩驹《陵阳集》卷一《赠赵伯鱼》。）本中讲“悟入”，当然也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他作为道学家，谈到学道时强调“悟入”；而作为诗论家，讲掌握“活法”时，同样强调“悟入”。
怎样“悟入”呢？禅宗讲“人人都有佛性”，“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关键是个“悟”字。如何得“悟”？却“北渐”、“南顿”之分。北宗讲“拂尘看净，方便通经”的“渐修”法门，注重修持；南宗讲的“直显心性”的“顿悟”法门，认为“一切善恶都莫思量”，即可见性成佛。吕氏家族有“溺佛”的传统，吕本中一生结交过很多佛门朋友，其中如宗杲虽然出自南宗，但反对默然静坐的默照禅，逐步向北宗靠近，提倡“看话禅”，又叫“看话头”。即抓住一个“话头”，不断参究，“须是行也提撕（提醒、琢磨），坐也提撕，喜怒哀乐时，应用酬酢时，总是提撕时节。提撕来，提撕去，没滋味，心头恰如一团热铁相似，那时便是好处不得放舍，忽然‘心华发明，照十方刹’，便能‘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注：《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十八。）达到“悟”的境界。这种参禅的方法，对吕本中影响很大。他把这种方法，作为“学道”“悟道”的门径，又把这种门径引进了诗论。正因为如此，吕本中所谓的“悟入”，与韩驹所说的“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是有区别的。韩驹接近于“顿悟”，而吕本中则接近于“渐悟”。所以，他讲的“悟入”，没有一点神秘色彩，实际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渐进的过程，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大体上是从三个方面实现的：
第一，悟入必自工夫中来。他说：“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也。”在《紫微杂说》中，他说：
天下万物一理。苟致力于一事者，必得之，理无不通也。张长史见公主担夫争道及公孙氏舞剑，遂悟草书法。盖心存于此，遇事则得之。以此，知天下之理本一也。如使张长史无意于草书，则见争道、舞剑有何交涉！学以致道亦然，一意于此，忽然遇事得之，非智巧所能知也。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其愿学者虽不同，其用力以有得，则一也。学者盍以张长史学书之志而学道乎！
在《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中说：
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如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如张者，专意此事，未尝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它人观舞剑，有何干涉。非独作文学书而然也。
在《别后寄舍弟三十韵》中说：
因观剑器舞，复悟担夫争。物固藏妙理，世谁能独亨。
他反反复复地以张旭学书为例，讲一个道理：“悟入”没有捷径，不能靠先天的“巧智”侥幸获得，而要靠后天的刻苦学习和探索。他认为，世界的万事万物，所蕴含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人作为认识的主体，领悟其中的道理，并非某一个天才人物的专利，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只要你能够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日琢月磨，必能遇事有得，触类旁通，达到豁然开朗的境界。学道是这样，学书是这样，学诗也是这样。所以，他特别强调：“后生为学，必须严定课程，必须数年劳苦，虽道途疾病亦不可少渝也。若是未能深晓，且须广以文字，淹渍久久之间，自然成熟。”（《童蒙诗训》）吕本中少年时代刻苦学诗，以至呕血而成终身羸疾，但从来都没有松懈过。
第二，强调继承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广泛吸取各个流派的创作经验。吕本中继承吕氏家学传统，在学术思想上，主张“不名一师”、“不私一说”。他几乎遍游当时各个学派代表人物之间，求师问道，不拒绝他认为有益的学术思想，也不拘泥于一家之说，“或有疑异，未尝苟同”。对诗歌创作，他同样采取这种态度。当时一般江西诗人学诗，只局限于杜甫和黄庭坚，而且又不能得杜、黄的真髓，路子越走越窄，吕本中深不以为然。他在《喜章仲孚朝奉见过十韵》中说：
语道我恨晚，说诗公不迂。丁宁入汉魏，委曲上唐虞。历历有全体，匆匆或半途。真当置度外，不敢望庭隅。日月换新岁，江山非故吾。他年有佳句，与画密庵图。
自注云：“山谷论作诗法，当自舜皋陶赓歌及五子之歌以下，皆当精考。故予论诗，必断自唐虞以下。”在《童蒙诗训》中说：“大概学诗，须以《三百篇》、《楚辞》及汉、魏间人诗为主，方见古人妙处，自无齐、梁间绮靡气味也。”又在《别后寄舍弟三十韵》中说：“英华仰前辈，廓落到诸卿”；“凛凛曹刘上，容容沈谢并”。吕本中主张从纵横两个方向遍考而精取，纵向是要求对唐虞以下的古代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都要研究，从“全体”把握诗歌的发展变化规律，摘其“英华”；横向则是要求诗人们拓宽视野，了解同时代各个流派诗人的创作情况，不拒绝吸收任何有益的经验。特别值得注意的，吕本中虽然把讨论的问题限制在“有意为文”的范围，但并不排斥学习“无意为文”者的优秀作品。他说：“读《庄子》令人意宽思大敢作。读《左传》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书不可偏废也。近世读东坡、鲁直诗，亦类此。”“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当永以为法。”（《童蒙诗训》）前引《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中说：“《楚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生，不窘一律矣。如东坡、太白虽规摹宏大，学者难依，然读之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亦一助也。”在要求诗人们遵守“法度”的同时，要突破思想壁垒，“遍考精取，悉为吾用”；李白、苏轼，是与杜、黄不同创作趣向的诗人，他认为虽然“学者难依”，但读了他们的诗作，可以洗涤胸中的沉滞，作起诗来，可以摆脱模式化的束缚，去除“穷苦艰难”的情状。同时，他提醒学诗者：
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如杜子美诗，颇有近质野处，如《封主簿亲事不合》诗之类是也。东坡诗有汗漫处，鲁直诗有太尖新、太巧处，皆不可不知。
——《童蒙诗训》
学习前人，能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是十分重要的。江西诗人学习杜、黄，往往弃其所长，而取其所短。总之，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体悟到诗歌创作的“活法”，才有可能登堂入室，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否则，一知半解，连“庭隅”也不可望及。吕本中本人出于江西诗派，却能超越江西诗派的局限性来研究问题，实属难能可贵。
第三，强调在长期、艰苦的创作实践中体悟。在吕本中的学术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即“为学惟在力行”。这当然说的是修、齐、治、平问题，但对他的诗论不无影响。谢逸介绍弟子王坦夫至扬州从本中问学，临行，赠诗云：
王郎别我春已晚，索我题诗敢辞懒。读书万卷君所闻，只要躬行不相反。……譬如逆风曳长舰，竭力正在千夫挽。君行念此须饱参，即是溪堂句中眼。自注：无逸尝有《送吴君》诗云：“问我句中眼。”
——《临川王坦夫故从溪堂先生谢无逸学北行过广陵见余意甚勤其行也作诗送之》
在对他的弟弟谈到作诗体会时，又说
短句箜篌引，长歌逼侧行。力探加润泽，极取更经营。
——《别后寄舍弟三十韵》
这都是说，学诗要在读万卷书的同时，努力从事创作实践。他认为，创作中遇到困惑，好比是在逆风中行驶大船，只有纤夫们毫不松懈，竭力牵挽，才能越过急流险滩，进入自由的境界。又说：
老杜云：“新诗改罢自长吟”。文字频改，工夫自出。近世欧公作文，先贴于壁，时加窜定，有终篇不留一字者。鲁直长年多改定前作，此可见大略，如《宗室挽诗》云：“天网恢中夏，宾筵禁列侯”，后乃改云：“属举左官律，不通宗室侯”，此工夫自不同矣。
——《童蒙诗训》
创作过程是不断体悟生活，不断检验“悟入”的过程，也是不断修正自我，超越自我，进入自由境界的过程。。曾季狸说吕本中十六岁就写出的“风声入树翻飞鸟，月影浮江倒客船”（注：曾季狸《艇斋诗话》：“吕东莱诗：‘风声入树翻归鸟，月影浮江倒客帆。’此篇十六时作。作此诗尝呕血，自此遂得羸疾终其身，其始作诗如是之苦也。”）诗句，但我们现在所见到他最早的作品是崇宁五年的，那时，他已是二十三岁以后了。此前作品，很显然是他自己不满意，全部删汰了，而“飞鸟”一联，却在大观二年所作的《晚步至江上》诗中被保存下来。今集中，靖康前后的作品，就有很大变化，晚年也有变化。吕本中被称为“在江西派中最为流动而不滞者”（注：方回《瀛奎律髓》卷十七 吕本中《柳州开元寺夏雨》批语。），实际在创作上，他是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自我，超越自我的艰难过程。
三
吕本中在《外弟赵才仲数以书来论诗因作此答之》中，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时说：
前时少年累，如烛今见跋。胸中尘埃尽，渐喜诗语活。
所谓“少年累”，就是少不更事时，盲目地学江西“句法”，许多条条框框成为创作上的累赘，写起诗来，往往捉襟见肘，不能表达思想感情；只是在去除了这些壅塞内心的“尘埃”之后，才欣喜地看到诗语渐渐活泼起来。吕本中自谓“得句法于黄、陈”，早年不可避免地受到在江西诗人流行的所谓“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方法以及生硬拗折诗风的影响。后来悟出“活法”，力加探索，逐步形成了自己风格。
“活法”和“悟入”的提出，不仅对吕本中自己的诗歌创作的探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在江西诗派种种理论束缚下的诗坛，无疑是一次思想的解放，受到在创作道路上苦苦探索的诗人们的广泛认同。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活法”和“悟入”，就是针对江西诗派一些诗人奉为圭臬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等一类死法而提出的。这本身就是带有变革性的思维，可以启发诗人从自身设置的藩篱中走出来。其二，提倡学习优秀传统，学习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大胆指出江西派诗人奉为偶像的杜甫、黄庭坚、陈师道创作上的缺陷，可以启发诗人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领悟诗法。其三，吕本中用“活法”和“悟入”表述他的诗学理论，是有确定含义的，但它来源于不具有确定性的佛教用语，却给学习引用者留下了广泛发挥的空间。
吕本中久负诗名，与之唱和的人很多，这些人中有不少受到他的影响。如张元干（仲宗）是以词知名的，但诗歌创作也很有成就。早年曾从徐俯问句法，“得江西师友之传”（注：曾噩《芦川归来集序》。）。他与吕本中唱和甚多，特别南渡后的诗作，与吕本中的思想、风格极为相近，显然是互有影响的。在《亦乐居士文集序》中，他评价王承可的诗文说：“前辈尝云：诗句当法子美，其他述作无出退之。韩、杜门庭，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俱名活法。金声玉振，如正吾夫子集大成。盖确论也。”（注：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卷九。）又在《跋山谷诗稿》中论诗歌创作：“如本分衲子参禅，一旦悟入，举止神色，顿觉有异。超凡入圣，只在心念间，不外求也。”（注：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卷九。）可见，他对“活法”和“悟入”之说，是十分赞赏的。刘子翬（彦冲）是一位道学家，父亲刘
是一位死于抗金的英雄。他早年学过黄、陈，后与吕本中交游。诗作能自出机杼，清朗明快。靖康以后的作品，充满爱国情怀，其《汴京纪事》二十首广为传诵。《四库提要》说他：“古诗风格高秀，不袭陈因，惟七言、近体派杂西江，盖子翬尝与吕本中游，故格律时复似之也。”也是受了吕本中的某些影响。其诗风后来影响到他的弟子朱熹。受吕本中影响最深的要算曾几（吉甫）。他对“活法”和“悟入”是推崇备至的。曾几与吕本中同龄，入官早于吕本中，而诗歌的成名却晚于吕本中。绍兴初，同流落岭南，两人时有唱和，他向吕请教“诗律”，吕察其“至诚”，教之“甚至”（注：曾几《茶山集》拾遗《东莱先生诗集后序》。）。今存吕氏《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就是这时所作。后来，曾几在《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之》中说：
居仁说活法，大意要人悟。常言古作者，一一从此路。岂惟如是说，实亦造佳处。其圆如金弹，所向若脱兔。风吹春空云，顷刻多态度。锵然奏琴筑，间以八珍具。……尝疑君胸中，食饮但风露。
曾几的诗风，出于江西而能超越江西，抛却生硬拗折，其作品清淡而有思致，应该说，是受了吕本中“活法”的影响。吕本中卒后，曾几一度成为江西诗坛的主盟，他活到八十三岁，许多人从之学诗，如韩元吉、陆游、萧德藻、张孝祥等，后来都是南宋前期很有影响的诗人。
吕本中卒后，由于“活法”和“悟入”之说的影响，诗坛孕育着诗风的变革。在晚一辈诗人中，如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的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都是由此起步，迈向南宋诗歌的发展高峰。陆游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是曾几的入门弟子，曾说：“某自童子时读公（吕本中）诗文，愿学焉，稍长未能远游，而公捐馆舍。晚见曾文清公，文清谓某：‘君之诗，渊源殆自紫微，恨不一识面。’某于是尤以为恨。”（注：陆游《渭南文集》卷十四《吕居仁集序》。）对吕本中可谓景仰之至。后来他对别人传授学诗体会时说：
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常忧老死无人付，不料穷荒见此奇。律令合时方妥帖，工夫深处却平夷。人间可恨知多少，不及同君叩老师。
——《追怀曾文清呈赵教授近尝示诗》（注：陆游《剑南诗稿》卷二。）
所谓“玄机”，当是曾几向他传授“活法”和“悟入”的体会。“律令”二句，与吕本中所说的“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刘克庄说：“陆放翁学于茶山，而青出于蓝。”（注：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七《茶山诚斋诗选序》。）方回说：“（放翁）少师曾茶山，或谓青出于蓝。然茶山格高，放翁律熟；茶山专祖山谷，放翁兼入盛唐。”（注：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三陆游《登东山》批语。）
杨万里开始也是学江西派的，尤其对“活法”和“悟入”之说，颇多发挥。所以，周必大说：“诚斋万事悟活法，诲人有功如利涉。”（注：周必大《平原续稿》卷一《次韵杨廷秀侍郎寄题朱氏涣然书院》。）在《诚斋荆溪集序》，他说自己的学诗体会：“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戊戌三朝，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有所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试令儿辈操笔，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注：杨万里《诚斋集》卷八十。）这段话的关键是“忽有所悟”。即规模前人，则“学之愈力，作之愈寡”；而从前人的创作中领悟诗法，自出新意，则可以出现“浏浏焉”“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创作状态。这就把吕本中所说的“活法”和“悟入”，用自己的创作体会进一步具体化了。近世有一位书法大师对弟子说：“似我者死，舍我者生。”也是这个道理。在《江西宗派诗序》中，杨万里认为“苏（轼）似李（白）”，是“无待者神于诗者”；“黄（庭坚）似杜（甫）”，是“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注：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十九。）这就是吕本中所说的“有意为文者”和“无意为文者”的意思。最后，他提出“合神与圣”，把学习苏、李和学习杜、黄结合起来，以融会贯通，达到诗歌的最高境界。这正是他最后摆脱江西的束缚，形成自己风格的最好注脚。所以，刘克庄说他是“欧阳公屋畔人，吕东莱派外诗。海外咸推独步，江西横出一枝。”（注：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三十六《题诚斋像二首》之一。）
范成大、尤袤、萧德藻皆不言学江西，实际也是从学习江西开始的，因受到“活法”的启发而走出江西的。范成大的诗歌风格多样善于变化，善于吸取前代诗歌的创作经验。但喜用冷僻的事典和佛教用语，律诗、绝句亦时涉拗峭生涩，依稀可见江西派的影响。尤袤存诗甚少，难窥全貌。方回说他的诗“多淡”，“时出奇峭”。他自己曾声言“奚以江西为”（注：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一 尤延之《甲午春前得雪》纪批。），但从仅存的诗作中，亦可看到江西的影响。如《甲午春前得雪》：“残甲败鳞随处是，被谁敲折玉龙腰。”就是化用张元的“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被纪昀斥为“粗恶”。显然是受江西派“点铁成金”等说的影响。萧德藻，被杨万里誉为除杨之外的“中兴四大诗人”之一。尤袤称其诗“高古”（注：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序》。），杨万里称其诗“工致”，“绝似晚唐”（注：杨万里《诚斋诗话》。）。他早年曾从曾几学诗，无疑是师从江西，又对“活法”有所领悟。他的诗所存甚少，说“高古”，看不出来；说“工致”，是比较恰切的。如《古梅二首》、《登岳阳楼》写景、抒情，遣词、造句，都近于晚唐人。但如“百千年藓著枯树，三两点春供老枝”，“秋浩荡中遥指点，一螺许是定王城。”等句，工致中又带拗折，颇近于黄庭坚的炼句方式。
这个由吕本中提出，经过曾几等人的大力倡导，在当时文坛谈论“活法”与“悟入”，成为风气，甚至被不同流派的诗人们所认同。张孝祥（安国）是以词得名的，但诗歌成就亦甚可观，曾被刘克庄列为中兴诗人的“大家数”（注：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七《中兴绝句续选》。）。韩元吉以为“得之于天才自然者”，他自己是力学苏轼，诗风表现为“清婉而俊逸”（注：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四《张安国诗集序》。）。但他论诗衡文，亦往往以“活法”和“悟入”为言。在《和总得居士康乐亭韵》中，他称赞父亲：“先生义概云天薄，千载参渠活句禅。”（注：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六《和总得居士康乐亭韵》。）其《题杨梦锡〈客亭类稿〉后》云：“为文有活法，拘泥者窒之，则能今而不能古。梦锡之文，从昔不胶于俗，纵横运转如盘中丸，未始以一律拘，要其终亦不出于盘。”（注：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十八《题杨梦锡客亭类稿》。）张鎡（功父）是中兴四大将之一的张俊诸孙。他的诗“清新独造，于萧散之中时见隽永”（《四库提要》语）。杨万里称其“写物之工”，“绝似晚唐”。然亦津津乐道“活法”和“悟入”。其《诚斋以〈南海〉〈朝天〉两集诗见惠，因书卷末》说：“笔端有口古来稀，妙悟奚烦用力追。南纪山川题欲尽，中朝文物写无遗。后山格律非穷苦，白傅风流造坦夷。霜鬓未闻登翰苑，缓公高步或因诗。”（注：张鎡《南湖集》卷六。）又在《携杨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之二说；“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即时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注：张鎡《南湖集》卷七。）姜夔也是以词名世的，诗歌成就亦高。早年学江西，后力学晚唐，杨万里比之为陆龟蒙。然在《白石诗说》中，论“布置”、“精思”、“诗病”、“诗法”、“意格”、“句法”等语，颇与“活法”和“悟入”说有相合之处。后来，严羽作《沧浪诗话》，本是反江西诗派的，但也讲“参活句，勿参死句”，讲“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显然’是受到“活法”“悟入”说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