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特点及动力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机制论文,动力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郊区化是一种分散型城市化，是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从大城市向郊区迁移的一种离心扩散过程，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5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原有城市趋于饱和并急剧蔓延，包括环境、交通、地价等因素的不断恶化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使得居住和工业用地到主城区以外寻找空间，出现了城市的分散化发展趋势[1](P43)。
我国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意味着中国城市郊区化进程已经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摸清我国城市郊区化发展的脉络和动力机制，无疑对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特点
中外城市郊区化都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逐步富裕，出现为改善居住条件而离心迁移的要求，而城市交通改善、政府政策导向又拉动了这一进程。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郊区化，中国城市郊区化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基础差、双向性和步伐快。
（一）基础差。我国郊区化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之上的郊区化。虽然郊区化的发生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但我国郊区化的社会经济基础远不及西方。西方开始郊区化的时候，城市化水平就已经很高，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市场经济日臻成熟。而我国的城市底子薄、基础差，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城市化水平低。我国1982年的城镇化水平为20.8%，1990年为26.2%，2001年为37.7%。而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化水平达70%以上，2001年达90%以上。我国最发达的上海市1993年人均GDP为9000元，合1050美元，只相当于美国40年代的水平（1941年美国人均GDP为934美元）[2](P17)。即使到了2003年，上海市人均GDP也只有5000美元。
在我国，郊区化的水平和程度也远不及西方。西方城市郊区独立性日益增强，最终成为城市新的经济活动集聚的中心，甚至成为边缘城市，如美国俄亥俄州的德顿、华盛顿州的斯波堪兰，从而使城市发展成多核心结构。我国城市显然没有达到这一水平。
（二）双向性。从宏观上看，我国目前大多数城市仍然处于集聚为主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但这并不排除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国内特大城市郊区化现象的产生，只不过这些城市的郊区化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表现为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及扩散效应同时并存。
1.产业发展的双向性。西方国家发展到后工业化社会，城市由集聚演变为扩散发展，扩散作用强于集聚作用，结果中心城市吸引力越来越小，最后出现经济停滞，即大城市“空心化”或“轮胎化”现象。到20世纪70年代末，郊区已经成为新的主要的产业和就业中心。
我国大城市却出现了产业发展双向性现象。一方面，中心区不但没有“空心化”，反而更加繁荣。由于我国城市发展处在集聚发展阶段，中心区仍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依然是城市经济活动的核心。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原有的中心区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污染较重的工业迁至郊区，而向心性很强的商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集聚中心区，加强了中心区的城市现代化功能。同时，大量资金投入旧城改造，且推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各项建设获得了生机；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的外迁，以及开发区等方面的建设，我国城郊地区获得了飞快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带。
2.人口发展的双向性。人口的郊区化是郊区化最主要的表现之一。无论西方城市还是我国城市，如果出现了郊区化，则必定都有中心区人口向郊区迁移，郊区人口增多，市中心人口相对或绝对减少的趋势。但是，我国人口郊区化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而具有自己的特色。
就迁移的人口阶层和目的来看，西方国家最早是富有阶级从城市中心迁移到郊区，在郊区建立别墅。后来，随着交通、通讯等行业的迅速发展，大批中产阶级为追求良好的生活环境也迁移到郊区。我国郊区化过程中迁移的大多是一般市民和外来流动人口。
随着我国对人口迁移政策的放松，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富裕起来的私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从业人员从乡镇和农村迁往大城市，在城区从事工商业活动；同时，为了方便就业和子女上学等原因，一些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甚至迁往中心城区，从而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人口双向流动现象。
（三）步伐快。中国城市郊区化从起步到现在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但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郊区化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以北京为例，从1991年到2000年，北京近郊区是人口的主要导入区域，也是北京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承载地。这一期间，近郊区人口增长显著，人口密度迅速提高。2000年近郊区总人口比1991年增加了239.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4.2%，高出全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8个百分点，人口密度的增长幅度也远高于远郊区。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北京近郊区人口增长显著，承载了约80%的人口增长。根据人口普查表抽样数据，这一时期由市外迁移到本市的人口中，63.6%的人迁移到近郊区；在城区迁移到其他区县的人口中，78.4%的人口迁移到近郊区。其他大城市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如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的形成，应该说都是我国城市郊区化快速发展的明证。
二、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
郊区化从本质上说是城市扩散发展效应的结果。因而，无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郊区化的动力机制有许多类似之处。如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交通条件得到改善以及郊区优越区位的吸引。但我国的实际情况又决定了我国郊区化与西方国家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政策的驱动。在中国城市郊区化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政策和制度改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市土地实行行政划拨、无偿使用的制度。由于城市中心区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与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工厂、商店、住宅等均向城市中心区集聚，导致我国大城市中心区工厂与住宅混杂，人口密度过高，环境质量很差。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对原有的无偿划拨土地变为土地有偿使用，最繁华的城市核心区段的地价往往是近郊和远郊同类用地地价的十倍甚至百倍以上。地价的不同导致土地功能的空间置换[3](P24)。中心区较高的地价使土地产出率较低的工厂和住宅退出中心区，而土地产出率较高、能支付较高地价的商业、贸易、金融、保险业等向中心区集中，从而加速了中心区土地利用的重新调整，而郊区吸引了用地较大、收益较低的工业和与之相关的人口。
2.住房制度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进行了住房制度改革，商品化代替了福利性分房，房价因素成了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普通市民为了获得较宽敞的住房，只好作出郊区买房的选择。这无疑推动了居住郊区化。在“九五”期间，上海市在内外环的广阔地带建成近5000万平方米的住房，吸引了市中心区近50万人口前往居住。
3.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我国在1984年放宽了户籍管理对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控制，特别是近几年，许多城市已经在某些方面取消了城市“门槛”，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拥到城市，这些流动人口由于住房、打工等方面的考虑，大多集中在城市边缘区，使郊区人口增长很快，同时也促进了郊区经济的发展。
（二）企业外迁与园区建设的拉动。工业企业的外迁与郊区园区的开发建设，有力地带动了中心区人口的郊区化。因为城市中心区产生的排斥力（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和郊区产生的吸引力（低廉地价、有利区位、广阔空间等），使企业在郊区发展更合算，于是大量的企业从城市中心区迁出。济南市的工业以前80%以上集中分布在市中心区，经过10多年的调整，2000年后中心区企业已减少到原来总数的10%，大约有20多万居民则不得不随外迁企业到郊区安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各地设立了各种类型的开发区，主要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截止到2004年初总数已达3600多个。这些开发区以其特殊的魅力吸引了大量的外来资本，成为各地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正因为如此，各地政府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开发区进行大规模的规划建设，并使之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类开发区的规划面积已达3.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总和。
（三）旧城改造和生活需求的带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居民居住水平很低，城区有许多危险、破旧、狭小、杂乱的房屋，居民迫切要求改善居住状况。改革开放后，旧城改造发展迅速，在危旧房改造中，政府往往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促进原有居民迁往郊外，推动了人口居住的郊区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政府每年都对住宅建设大量投资。如在1991-2000年10年间，全市住宅建设累计投资达1632.5万元，住宅建筑面积增加了9687.1万平方米。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以来，北京市新建住宅在空间分布上以近郊区增加为主，占新建住宅面积的65%以上；其次为远郊区，占新建住宅面积的21.8%，而核心区的住宅增长速度明显低于近郊区且其所占比重逐年减少。这表明居住用地的空间分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住宅建设的重点已经由中心区转移到近郊区，并沿交通干线呈轴状迅速扩展。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北京市人口变化与新建住宅面积呈正相关关系。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居住观念的转变，也是城市郊区化快速发展的动力之一。国际经验数据表明，当一个城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00美元时便出现人口居住郊区化现象；达到3000美元时，人口居住的郊区化现象会比较明显。2000年我国主要城市的人均GDP大都超过了3000美元。大城市中一部分富裕起来的人群，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将住房搬到郊区。
（四）交通和通讯发展的推动。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对城市的演变具有重大影响，我国也不例外。如随着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建设资金大幅度增加，对城市交通与通讯设施的投资也大幅度提高，城市交通与通讯条件得到改善，缩短了城市中心区与郊区的距离，扩大了二者之间的联系，降低了城市中心区对企业和居民的吸引力，促进了中心区企业和居民的外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公路的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到乡村公路交通的发展为居民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对城市中心区人口和职能的空间转移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轿车也开始进入我国的城市家庭，如到2003年底全国私人轿车拥有量达489万辆。有人预测，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
通讯技术对于人口与机构的分布也产生着重大的影响。通讯技术的发展，信息交流的加快，企业获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受时间和空间区位的限制，企业之间、企业的经营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可以在空间上相分离。这样就造成了两种趋势，即企业的经营部门日益向中心商业区聚集，以便及时获取各种信息和服务，而生产和后勤部门则可以分散在郊区进行生产，以节约地租。另外，收音机、电视机等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使人们可以从更广泛的领域里获取更多的信息。郊区和乡下那种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已被打破，在郊区生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城市文明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