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生态意识：时代视角与价值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意识论文,生态论文,传统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人们的视角大多集中在传统文化中有关生态意识的材料挖掘与内容整理上，而对传统生态意识时代背景下的理论探讨注意不够，有的甚至给人以现代环境意识在中国早就存在或差点就形成的印象。〔1〕因而， 无论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环境意识的深入研究，还是从现代化实践的现实需要来看，中国传统生态意识后现代视野下的研讨都是十分必要的。
1 自然本体与万物珍视：传统生态意识内涵的现代阐释
中国传统生态意识是古代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基本态度与理性思考，既是我国传统文化伸张扩展的根基，又构成了传统文化系统中的重要内容。从现代角度看，它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天地人合一”系统中的自然本体意识。 特定地理条件与人文背景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审视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时天地人一体化的基本视角，而对这一基本取向的认同决定了不同流派思想家对自然共同的本体意识。道家用有与无、始与母、一与二、阴与阳的对立统一关系，论证了自然界内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的统一性。尽管它也讲“天大，地大，王（王弼注：‘天地之性，人为贵，而王是人之主也’）亦大”（《老子》），但更强调的是自然界本身的自在自足自因，人类最理想的生活生存方式就是顺天以养生，无为而自治。儒家在自然界自身运动规律及内在动因的认识上与道家并无本质差别，只是强调了人类活动中主体能动的一面，尊重自然客观规律基础上的顺应协调，既是儒学自然观的基本原则，也是其社会理想目标。〔2〕因而，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源头儒道两家那里，无为和有为的歧见下有着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天地人一体中人类对自然界（天地）的顺应调适，也就是自然本体的价值意识。
（2）“亲亲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意识。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意识和自然本体意识的价值导向下，很容易萌生出对自然界及其存在的赞美爱惜观念。当然，这仍然可以从两条路径来实现。道家从自然界的自在性自足性论证了万事万物的自在性自足性，任何动植物无论在人看来多么渺小多么卑贱多么不完美，它们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延续存在的理由。儒家一方面极力赞美自然界化育万物的大德，认为天“有无穷极之仁”，“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易·咸·彖》），“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正是由于有了自然界生生不息、日新月异的大化流行过程，才有生命的流畅不滞，盎然不竭，才有了人类的生存繁衍、代代延续，自然对于人类而言有母体之德。另一方面坚决主张人类要“厚德以载物”，要有“爱生爱物”之德。孔子就主张受护野生动物，“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尤其反对当时统治者“乐佚（逸）游（游猎）”的现象，“舜之为君子也，其政好生而恶杀”，“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风翔麟至，鸟兽驯德。无他也，好生故也”。（《孔子家语·好生》）孟子则从“人皆有不忍之心”的性善论出发，从社会与自然一体的角度，论证了从亲亲到仁民再到爱物的道德升华过程。因而，儒道两家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自然界及其存在的价值意义，对人类活动方式与范围做出了道德限定。这些道德规范经过历代学者的总结完善和统治者的教育灌输，对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展开与延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取之有度、用之以时”的生态经济意识。 自然本体价值意识导向下对自然界的顺从感依赖感，再加上对现成有机自然资源有限性的直观经验，使中国很早就产生了适度消耗适时采伐自然资源的生态经济观念。在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们已有大量生态经济的深刻论述。《礼记》的《月令》、《王制》等篇较为系统地概括了这方面的思想，认为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一是要“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因为，“夫易之生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飞，或行，而莫之其情。惟达道德者，能原本之矣”，“故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否则就会“风雨不时，暴风水旱并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息”。（《大戴礼记·易本命》）只有认识并遵从了自然界及其存在的规律与本性，自然资源才会得到永续利用，相反就会使动植物受到侵害，人类自己也会遭灾。二是要“取物不尽物”，用之有度。春天时，“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麋、不卵、不杀胎、不夭折、不覆巢”。狩猎时，“天子不合围，诸侯不合群”。（《礼记·月令》）这就是要求人们适量地消耗动植物等自然资源，要保持其自我循环的基本要求，即使天子打猎时也只能“围三面而不合”，以免造成对动物的过多伤害。三是要“取物以顺时”按时采伐。一年中，春天“禁止伐木”、“毋焚山林”，夏天“毋伐大树”、“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秋天“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冬天“命渔师始渔”。（《礼记·月令》）这些论述说明先秦时代人们已认识到根据自然资源的数量与自然季节合理发展经济满足物质需要的重要性。生态经济意识对于我国以农业为主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经济结构的形成与长期延续有着重大影响，许多具体方法在今天依然发挥作用。
（4）“以时禁发”、“王者之制”的环境管理意识。 自然本体价值意识和自然资源有限性意识，在导致生态经济意识较早产生的同时，也形成了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的环境管理意识。传统环境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以时禁发”，保证人们按照自然时节变化生产与生活，以便实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地；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无草木）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的理想目标。而它的管理手段有三：一是设置机构，明确职能；二是制定法律，严格执法；三是运用经济手段，科学管理。经济鼓励与限制手段并用，可以有利于自然资源特别是动植物的保护。
总之，自然本体价值意识、生态伦理意识、生态经济意识和环境管理意识，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意识的现代涵义。当然，每一方面的具体内容尚需进一步研究总结。
2 时空隔距与功能局限：传统生态意识价值的另一层面
正象广义的环境问题并不只是现代文明中的伴生物一样，生态环境意识也有着非常古老的历史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就以其完整性、典型性，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系统，既对华夏文明的持续发展起了基础性支撑作用，也对我们现代环境意识的形成与传播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这是包括笔者在内都同意的基本看法。〔3〕但是， 笔者认为，从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看，对传统生态意识的评估还应看到其另外一个方面，即时空隔距和功能缺陷。
（1）从理论上看，它是对传统文明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理解
传统文明是以农业为主导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结构下，粮食种植、桑蚕养殖、牲畜饲养和渔业捕养成为基本的生产方式，定居分散的农村院落则成为社会主体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央集权的但基层间缺乏交往联系的社会制度。传统文化本质上就是对这一文明类型的反映或者说是由它造就的。传统文明限制着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内容及其扩张，也限制着人们去发现尝试满足新需要的生产方式及其手段。淡水、土地、动植物和人组成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态循环系统，而这一系统中人类对淡水、土地和动植物结合形成的生态系统的依赖性有着根本的意义。一方面，人们没有必要对自然界的既存状态及其秩序做出根本改变，因为人们只要能做到取之有度，用之以时，就有可能满足一个社会或群体的基本需要，前提是了解自然界及其存在的生长变化规律并保证大家都按规律行事；另一方面，人们对少数人对自然界规律与秩序的背离或对公共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有较强的敏感，因为这一部分人的活动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因而，对人与自然关系现实模式的社会性或文化性选择，就是儒学“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顺从适应自然基础上的天人和谐境界，因而，传统生态意识是包含于传统文明型态这一整体之中的，不能作简单分割与剥离。
（2）从时代背景上看， 它是对特定社会变迁时期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文化纠正〔4〕 可以肯定的是， 传统生态文化主要形成于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和农耕生产方式的迅速扩大，使人与自然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生态危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剧增，二是盲目开垦采伐，三是统治者狩猎无度。正是生态环境方面的现实问题，引起了各派思想家对自然资源保护的关注和哲学文化层面的探讨。在尊重自然界存在及其规律的前提下适时适度开发自然资源，既是对农业、饲养业、渔业为主的传统生产方式的选择，也是社会大变革中哲学与价值取向的选择。应当说，这种文化纠正与重新定向基本上是成功的，它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化特征的基础。同时，它又有着不容否定的另一个方面，即消极被动的特征。只讲对自然规律的适应，只强调对现有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直接利用是很难使传统社会冲出不断的重复循环而有质的飞跃的，而这也构成了传统文化现代变迁中的基本问题之一。
（3）从实践效果看，它并没有制止我国生态环境的破坏
传统生态意识的功能与缺陷是与传统的农耕文明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传统农耕文明在具有积极协和人与自然关系一面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也会产生着相应的生态环境问题。这种传统文明形式与相应生态环境问题的内在关联，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另外一个方面，远不是传统生态意识所能克服补救的。归纳起来，它包括三个问题。一是巨大的人口压力。先秦时期思想家都从不同角度注意到人口剧增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人口众多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只是自然灾害与频繁战争使人口在漫长时期内没有出现数量上的巨大增加。但明清以后，人口压力便迅速突显。实际上，人口压力不仅是明末、清末农民大起义的基本原因，也是传统文明形式最终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二是经济结构中的农业偏向。这种农业偏向一方面使得许多生态环境并不适宜农耕的边远地区大面积垦荒种植，短期内有一定经济效益，但最终使之荒漠化，这是我国西北地区大范围持续沙漠化的根本原因。西汉时期曾经十分繁华的丝绸之路上的古国现在早已成为沙漠中的点点沙丘，它们毁坏的原因恰恰是使它们一度兴盛的屯垦。另一方面使自然环境中的各种要素组合越来越局限于农业生产需要。林草垦伐、围湖造田等等，使自然环境本身的平衡遭到破坏，造成了水土流失、动植物种类减少等生态恶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土高原的逐渐水土流失化和黄河的泥沙化。三是传统生态意识的内在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其价值导向而不是具体内容上。传统生态意识是借助于限制人们的需求种类层次和人们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手段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这就决定了它既不能通过限制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统治者的活动而使社会真正出现儒家所希望的人与自然和谐状态，也不能对自然环境由于人为的或自然原因导致的局部暂时破坏加以大规模恢复保护而往往是顺其自然。因而，人与自然农业文明下的协调只是人们特定条件下的理想，而且并未真正实现。
（4）从现代意义上看，它与现代环境意识有着重大区别
就时代背景变迁与文化价值取向变革的相似性而言，传统生态意识与现代环境意识有着十分相近的可比较的性质，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二者存在的重大区别。一是传统生态意识与现代环境意识生成的时代背景不同。传统生态意识是传统文明养育衍生而来的。也就是说，它的积极功能与缺陷都是相对于它的文明母体而言的。现代环境意识是缘源于产生现代环境问题的现代文明的。如果说，古代社会人们面临的主要是自然生态问题，那么，现代人所面对的就是以工业污染为主导的生态、环境、资源和人口结合在一起的环境问题系统。其复杂性艰巨性是古代社会的生态问题不可比拟的。也可以说，古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在传统生态意识等因素作用下是可以长时间延续的，而现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关系按照目前状况是很难持续下去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文明是以人类物质文化需求和利用消耗自然资源能力的极度膨胀与迅速扩张为前提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智力型的反自然的文明。总之，传统生态意识与现代环境意识所处时代不同，面临的问题也有很大区别。传统生态意识解决不了现代环境问题。二是传统生态意识和现代环境意识的文化历史功能不同。传统生态意识作为一个整体是融合于传统农耕文明并作为其有机部分而存在的。这既表现在从思想家到统治者都有较强的生态意识，也表现在人们能较主动地将生态意识应用于生产生活实践。也就是说，传统生态意识尽管在形成发展中也起了一种文化纠偏的作用，但在传统文明中基本上是积极的辅助的角色。现代环境意识本质上却是与现代文明的传统模式相对立的。这表现在它并不只是要求人们注意并克服既存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而是要求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产生现代环境问题的生产生活方式，因而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是一种反面或极端的角色。总之，传统生态意识是属于传统文明社会的，现代环境意识则是属于现代文明社会的，文化纠偏与文化转向就成为二者功能的基本区别。
3 意识更新与视角变换：传统生态意识功能的时代转换
对传统生态意识全面评价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忽视或贬低它对于当代环境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而是要找到一个吸纳前人生态智慧的时代契合点，从而实现传统生态意识的功能转换。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首先实现人类文明意识的更新和传统生态意识审视视角的变换。
（1）对传统农业文明意识的超越
传统农业文明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文明形式，由于它立足于对既有的、易获的自然资源的简单的利用，也就具有易于与自然协和的天然特征。尽管它在现代社会观看来生产力很低下，人们的许多自由包括改变利用自然资源的自由受到了很大限制，但是人与自然之间古朴的谐和，在用后现代观点评价时，往往给人以虚幻的目标感。这也是西方国家一些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我们必须看到，农业文明是早于现代文明的一种文明形式，它既不能全面满足人类物质文化与环境各方面的需要，否则就不会衰亡，更不能解决现代社会产生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也就是说，传统农业文明及其生态意识既不是解决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手段，也不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未来理想。正如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的变迁一样，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而，传统生态意识特别是其基本价值观念由于与传统农业文明的紧密融合，在中国一定发展时期并不是可以无条件肯定的，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反而能在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同时较好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2）对现代文明意识的批判
现代文明意识本质上是对人类理性与能力的信仰，这当然有其正确的一面。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就使人类前所未有地满足其需要成为现实。但是，人与自然关系上由于对人类能力的夸大和人类理性的偏执，呈现为人类对自然无限制无休止的征服，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现代文明发展的主旨。人类逐渐能够更好更持久地在自然世界中生存延续的目标，既包括人们能创造足够的不断变化的物质文化生活资料，也包括人们日益拥有秩序稳定清洁优美的自然环境。而生态环境等许多问题的出现，表明现代文明的传统模式存在着重大缺陷。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导向和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偏向造成的。人类中心主义虽然只是现代人价值层面的自我肯定，却对现代文明中的人与自然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人的主观提升与物的随意贬低使本来一体化的系统变成了人为对立的两极。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偏向又体现为经济利益的至上地位和功利化短期化的生活态度，这就大大限制了人类对于自然万物的审视视野，降低了人类原初具有的自然道德水准。因而，对现代文明意识的批判，既包括它对传统农业文明意识否定的继承，也包括它对传统农业文明意识失落的否定，尤其是传统生态意识失落的恢复。
（3）对后现代文化意识的吸纳
后现代文化意识在此是指西方发达国家本世纪中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思潮。它的缘起当然是对西方国家工业化实践的历史反思，所涉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生态环境问题。就环境问题而言，它一方面主张彻底消除现有的生态环境问题，主张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共同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另一方面主张反对使用可能带来污染的一切能源材料与科学技术，甚至根本否定他们已走过的其它国家仍在走的现代化道路。虽然，在不同具体问题上，不同流派观点并不一致，但都集中体现了一种企图超越现代文明的后现代倾向。对后现代文化意识的吸纳，既有利于较快克服现代文明传统模式的内在缺陷，尽快走向一种真正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和人与自然和谐的道路，又可以使我们深刻理解传统农业文明包含的生态意识的时代价值，牢固确立面向未来的全新文明的价值根基。后现代意识与传统社会意识就其与现代意识的对立而言，有着某种形式上的相似，它反映了人类认识与实践的曲折性继承性，但二者又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是属于不同时代的。
笔者认为，传统生态意识的科学探讨与合理吸收，最关键的就是审视与研究视角的后现代含义的转换。唯其如此，传统生态意识对人与自然关系价值取向的匡正、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珍爱，对自然资源的全面管理，才会脱离传统文明的躯壳，具有普遍的时代的意义。
注释：
〔1〕欧阳志远：《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7期。
王正平：《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1期。
葛荣晋：《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2〕颜炳罡：《社会科学》（沪），1995年第10期。
〔3〕郇庆治：《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4〕郁建兴：《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