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历史和科学革命的社会科学范式新审视——以情报学为例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范式论文,为例论文,社会科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范式的概念和社会科学中的范式
“范式”（Paradigm）是1962年由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Revolutions）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库恩认为，范式是在一段时期内公认的科学成就，这些科学成就为科学共同体（Community of Researchers）提供了问题模型和解决方法，比如：（1）那些被重点观察（observed）和被检查（scrutinized）的科学问题；（2）那些在该学科领域提出并希望被解答的相关问题；（3）这些问题是如何被组织的；（4）科学调查的结构会被如何的解释；（5）一个实验会被怎样操作，以及怎样的实验设备会被用于该实验[1]。
范式的提出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出版，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讨论，波普尔（Karl Popper）、拉卡托斯（Sir Lakatos）、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图尔敏（Stephen Toulmin）和沃特金斯（Uohn Watkins）等人也都参与进来。他们有的肯定库恩对科学革命和科学结构认识上的全新探索，也有的对库恩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这些批判声中，最激烈的是认为库恩范式理论的“破碎性”，主要体现在范式理论的不系统性与范式概念的混乱与模糊。后来库恩本人也承认：“范式一词造成了过分的可塑性，几乎可以满足任何人（或学科）的任何要求。”[2]
库恩面对这些质疑和争论也曾对范式理论进行了多次的修正。1969年，库恩提出了“学科基质”（Discipline Matrix）的概念，来取代此前的范式；1970年，他在写《对批判的答复》中认为，应该把《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两种对范式不同的用法区分开来，即从扩大意义上来使用“范式”以及“范式”本来的意义；最后，在1970年《科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中，库恩强调范式应该具有两种意义：一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一是哲学意义上的“范式”。可以看出，库恩对范式的三次修正其实就是把“范式”的概念具体化，从哲学领域中分解出来的过程[3]。
就目前来看，在自然科学领域，哲学家和各个领域杰出的科学家们通过对历史的审视，似乎对“范式”的内涵达成了某种共识。他们认为范式包括了一个科学共同体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循的世界观，是高于方法和方法论的精神集合。
而在社会科学中，范式的概念是否成立，特别是库恩利用范式这一概念推广的科学革命结构理论是否适用于社会科学，也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曾提到，“在社会科学各部分中要完全取得这些范式，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著名的美国圣玛利亚大学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家伽汀（Gary Gutting）曾说道：“许多科学哲学家拒不给除‘名副其实的’自然科学以外的任何其他学科以充分的科学地位。然而事实上，那些知情的人则说他（库恩）的说明确实不适用于社会科学。”[4]但正如库恩所言，范式有着过分的可塑性，也有相当多的学者试图构建社会科学的范式。美国著名学者、社会学家肯尼思·贝利（Kenneth Bailey）认为，范式在社会科学中就是观察社会的一种视野和参照框架，它由一整套概念和假定组成[5]。
在这些讨论中，似乎忽略了什么。库恩提出范式概念的初衷是什么？他是如何阐述范式的概念和作用过程的？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库恩提出范式概念的初衷是对传统的科学认识观进行批判，他认为科学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和传承的，并且库恩希望从范式的变迁得出科学结构的革命，探寻科学的本质。库恩阐述范式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回到历史。
这里还有必要对科学革命进行进一步的界定。现在公认的是，科学革命是指在16～17世纪之间，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以及化学的思想都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中世纪的观点转变为现代科学的基础观点[6]。但是，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并没有经历这样根本性的变化，它们从发展之初到现在都是各种流派并行，并且很难严格的区分各流派之间的界限。因此，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还尚未有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革命。论其原因，或是社会科学根本就不存在科学革命，或是如库恩在书中提到的，社会科学尚处于前范式的阶段。本文重点不在讨论社会科学是否存在科学革命的命题，因此，本文将继续使用科学革命一词，但应注意其表达的意思与自然科学中科学革命一词的差异。
如何看待库恩范式理论对于社会科学的启示，我们应该持更为审慎的态度。不单纯认为具有了统一的范式才算是一门成熟的科学，而范式也并不是仅仅为了给一些研究团体带上流派的“帽子”，我们应该从范式提出的初衷开始，回到学科的历史中去。
2 历史上的情报学范式
2.1 国外的情报学范式
如果仔细考察范式的问题，就会发现，社会科学范式的构建更趋向于在更小的科学共同体内。极少有学者会去探讨社会科学的整体范式，或是社会科学下的某一子学科的整体范式问题，比如传播学范式、政治学范式、人类学范式等。社会科学家们更倾向于在某一特定的问题上提出范式，这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将会看得更加清楚。下面将以情报学（Intelligence Science或Intelligence Study）为例，探讨这一特殊学科的范式问题。
据Web Of Science可考的数据，第一次正式提出情报学范式（Information Science Paradigm）的是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B.C.Brookes），他在1976年的《情报科学家》（Information Scientist）上，发表了名为《情报科学的新范式》（New Paradigm on Information Science）一文[7]。但很遗憾，该文既没有详细界定情报学范式的概念与内涵，也没有详细地阐述情报学范式的具体内容，只是用了很小的篇幅说明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ICT环境），情报学将会迎来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而新的范式也将产生。
在此之后，很难再见到将情报学范式单独提出的情况了。如上文所说，情报学的范式构建也趋向在更小的科学共同体内，并且在早期情报学的范式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是密不可分的。下面对1976年至2000年间，国外学者对情报学范式研究的情况进行计量学统计，包括对情报学各种层面问题的范式研究情况，仅筛选了被引率超过50的文献，见表1。结果显示，对于情报学范式的考察、提出都是在更小的专业范围内，比如信息检索、知识管理、信息社会等某一具体问题上。
2.2 围内的情报学范式考察
在中国，对情报学范式的研究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对情报学范式的研究在早期深受布鲁克斯的影响，特别是其在多伦多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图书馆档案和情报研究生院所用的讲义整理而成的《情报学基础》。
南开大学分校情报科学系的王崇德在早期对情报学范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这一系列文章主要介绍了布鲁克斯的情报学观点，也讲到不少关于情报学范式的问题，基本都属于介绍国外研究进展性质的[8]。
此后，对于情报学范式的研究一直处于理论讨论的阶段，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2003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梁战平在《情报学若干问题辨析》一文中试图对历史上的情报学范式进行梳理，详细地归纳出情报学的八种范式，包括：机构范式、信息运动范式、解释学范式、技术主导范式、认知范式、知识主导范式、经济学范式和人文范式[9]。该文从历史的角度解读情报学范式的种种问题，但并未关注情报学范式概念和内涵，而仅仅对历史上的情报学范式进行了总结归类。这样的总结归类建立在不确定的概念和内涵上，似乎有些牵强。
2008年，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马费成主编的《IRM-KM范式与情报学发展研究》一书中，探讨了库恩范式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并对情报学的历史进行了考察和定位，还重点探讨了IRM和KM对情报学发展的影响[10]。至此，国内又开始了新一轮对于情报学范式讨论的热潮。该书对于库恩范式概念的详细阐述和对库恩科学发展模式的观点是值得认可的，但在谈到库恩范式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时，该书并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逻辑起点，仅仅提到“我们认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范式并不存在‘不可通约性’，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也普遍存在”，这一经验总结式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而在该书第八章对情报学历史考察与定位的研究中，作者并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范式的问题，这不禁让人怀疑本书对情报学范式审视的意义。虽然该书在情报学领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IRM-KM范式是否存在，并且此范式对于情报科学革命有何意义，需抱以更加理性的态度。
无论在国外或是国内，似乎都存在着这样一个“不可通约性峡谷”。峡谷的一边能够顺利地利用库恩范式体系看待自然科学历史上的科学革命，而在峡谷另一边的社会科学，似乎争吵声从未停止过。从库恩的观点来看，造成这样的原因可能是多元的，包括社会科学发展的滞后和不成熟、社会科学缺少定量和实验的基础、社会科学很少能出现发现（Discovery）或是发明（Invention），这样就导致科学革命发生的突显条件过少。
于是，要真正理解库恩范式对于情报学的作用，似乎要从《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本意出发，对情报学历史进行重新审视。
3 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重新审视情报学范式
3.1 《科学革命的结构》对情报学的启示
由于库恩给出的“范式”概念的破碎性，从概念角度考察情报学范式内涵的起点就不存在。因此，我们试图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案例来查看范式的内涵。
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范式”是影响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世界观，它是比学科内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更高层次的东西。范式应当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内的“逻各斯”（Logos）体系。我们应当注意到，范式构建更趋向于在小范围的科学共同体内。就连库恩也很少提到“物理学革命”、“天文学革命”和“化学革命”，而是“牛顿的力学革命”、“哥白尼的天体物理学革命”和“拉瓦锡的氧气发现”。为了更好地说明这样的观点，下面将详细地考察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到的例子，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库恩并没有试图给我们构造一个大的范式观，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列举的例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理论的革新或突现，比如牛顿力学、量子力学、托勒密天体物理学、伽利略理论等；第二类是创新性的实验，如X射线的发现、光本质的发现等；第三类是定律。
正如库恩对范式概念的定义一样，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偏向对更小的范围的科学共同体进行范式问题的讨论，而科学革命也爆发在这样相对较小范围内的科学共同体内。因此对于情报学来说，似乎单独定义“情报学范式”是不合理的。
其次，撇开历史单独讨论范式问题注定是孤立的。无论是提出新的范式，或是总结历史上的范式，都需要对历史进行考察，因为范式是一个历史中的概念，它涉及理念的变迁。而目前还存在这样一种误解，有很大一部分学者，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学者，认为只有一个学科能够提出统一的研究范式，这个学科才算是成熟的，才能得到其他学科的尊重。这不仅是这些学者对库恩本意的自我演绎，也是对自己所处领域的不负责任。无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范式的讨论都离不开历史环境的条件，撇开历史的讨论也只能是就事论事。
3.2 信息计量学历史上的范式革命
信息计量学是情报学一个重要的分支，它的发展既早于情报学的发展，也是情报学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领域。情报学开端于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于60年代，而信息计量学则开端于20世纪初的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曾经有学者对过去50年情报学论文的主题进行了分析，发现信息计量学和信息检索是情报学最大的两个分支，对情报学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库恩的逻辑，对信息计量学（Informetrics）历史上的范式革命进行说明，希望对情报学范式的认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期刊的出现是人类科学，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最早对于期刊本身的研究已经不可考证，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早期对于期刊本身的研究应该是极为简单的。二战结束，随着科技的发展，期刊文献量激增，期刊普遍存在着重复和遗漏文献的现象，对期刊的研究特别是评价问题在当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这时，一个极为重要的定律出现了，即布拉德福定律。这段时间在库恩看来，应该属于常规科学发展的第一步——收集特别能揭示事物本质的那类事实。布拉德福在一个极为偶然的情况下对《应用地球物理学目录》和《润滑作用目录（季刊）》的期刊数量和载文量进行了统计[12]，发现了期刊的载文量和期刊质量之间的某种关系。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1984年，布拉德福的文章被编入《文献工作》（Documentation）一书，才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重视。
按照前文对范式的分类，定律是一种范式的形式。布拉德福开创了一种新的范式，在这种范式的影响下，许多科学家开始关注期刊本身的研究。于是，包括英国文献学家维克利（B.C.Vickery）、美国数学家莱姆库勒（F.F.Leimlkuhler）和格鲁斯（Q.V.Gross）都开始对布拉德福定律进行修正。这不妨看做是库恩所说常规科学发展的第二步——范式不能解决问题的再解决，对范式的适用性和精确性的调整，也就是库恩所说的“解谜的过程”。
也是在“解谜的过程”中，已经有学者开始对引文这一特殊的期刊文献现象进行研究。特别是1955年，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认为，传统的仅对于文献量的统计不能满足评价期刊和检索期刊的需要，开始关注到引文这一特殊的现象。而在同时期，对传统布拉德福定律的研究还处于明显的优势。这可以看做库恩所说的常规范式的危机和科学革命的突现。
最后一个时期，传统的布拉德福学派已经无法解决区域分析法和图形分析法之间的矛盾，并且作为选择核心期刊的办法之一，越来越多的非核心期刊进入了布拉德福核心区中，布拉德福定律也无法解决期刊选择的现实问题。这时候，加菲尔德编制出了《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13]，并且将引文作为期刊评价的手段开始在信息计量学界盛行起来，开启了之后的引文研究时代，一个新的范式产生了，科学革命也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了。
4 结语
情报学是如此特殊的一个社会科学学科。情报学的业务先于情报学理论的发展，而情报学的子学科，诸如信息计量学、信息检索等领域都比情报学本身出现得早。所以，在审视情报学的问题时，我们不得不考虑情报学这样的特殊性。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库恩提出范式的初衷，库恩的本意并没有认为具有了范式才是成熟的学科，也并未将范式作为一种划分流派的工具。库恩希望表达的是通过范式的概念对学科历史进行审视，从而了解科学革命的结构，了解科学的本质。而对于情报学的研究范式，似乎更应该审慎地接受范式这样一个概念，既不能被概念的表面所迷惑，也不能忽视范式作为一种独特的视角，为审视一个学科发展带来的方便性。
其次，库恩范式的概念似乎更适合那些更小的科学团体，这一点通过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案例考察可以很明确地知道。论其原因，要么就是提出统领某一学科的范式不存在，要么就是我们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提出条件。无论是哪个原因，特别是在如今，科学家个性特点特别明确的今天，这种大统一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最后，在今后对范式进行审视和讨论的时候，历史的因素一定是需要被考虑的。范式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概念，它必须从科学革命的过程中才能看出来，若脱离了这样的条件，对范式的探讨无疑是空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