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宋至明时期，中国的货币流通史接连经历了“铜钱时代” “纸币时代” “白银时代”三大阶段。货币转型背后是时代的变革。明代的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晚期,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科技发展上的僵化，经济形态上固守以农业为主的、高度静态的发展模式与客观上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产生的对冲融合，以货币白银化为核心的货币制度演变都是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文：明代以白银作为法定的流通货币，一般交易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白银和铜钱组成了货币主体。而白银在明初作为一种贵重商品存在于皇族与军方。皇族的白银大多数在沉睡，客观上起到了保持白银坚挺的稳定物价的情况，军方的白银却十分活跃。于是大批商人前往边境线与军官们做生意，白银通过商家们的脐带作用被吸到了全国各地，轻度通胀出现的同时也是白银货币化加强的时期。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
从其主观目的出发的客观效果来看，明初国家逐步建立起一元化的宝钞政策，一方面体现了国家统制经济程度的空前加深，这种从属于实物劳役型经济体制的“货币秩序”，过于忽视经济规律，明朝统治者缺乏经融知识的运作简单而又极具刚性，政府缺乏对宝钞的信用体系建设，这一政策反而成为货币白银化力量积蓄的起始点。政府利用白银进行管理制度改革，引发了经济形态的变化，一条鞭法消除了原有赋税系统中实物经济成分，也取消了实物经济中粮食储备这个相对应的安全阀。长久以来潜藏于民间的银，其货币特性不断凸显，屡禁难止。明初几代，白银己然在赋役财政领域不断被行用，但真正意义上逐步突破制度藩篱的赋役白银化变革始于宣德。其后随着时间演进，改革和折银事例不断，先有公私用银的不断发展，后有改折为银现象的显著增加，之后愈演愈烈，解构并塑造着各项贡赋制度本身。
将白银化从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一系列制度变迁并行，比如田赋货币化、徭役货币化等，国家财政收入的货币化，皇室、官俸、军费、政府开支等国家财政支出的货币化以及国家财政与白银货币化的空间分布等，能看出白银货币化一系列制度的变迁是并行的。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从人民生活的角度来看，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同步，并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市场之中，首先影响的是农民阶层，赋役改革把农民和市场连接到了一起。白银货币化与新的经济成分增长，社会各阶层的商业行为、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迁，导致对白银的需求量变大。国计和民生都需要白银，明史专家黄仁宇提出，明既不亡于流寇，也非外敌入侵，而是财政破产因此虽然明朝亡于内外综合因素，但白银紧缩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究其原本，从明朝官僚体制的腐败是白银货币化的又一诱因。明朝的贪污侵蚀到了行政各个环节，在朱元璋的高压整治之后是过度的松弛阶段。伴随着明朝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和民主政权各有成本，但民主政权的成本是相对公开、可控的，中央集权的贪污却是一种隐性成本。军费开支方面，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军费变成了不堪重负的“月供”
如何提高贪污门槛，减少行政成本运作，成了明朝统治者最棘手的问题。而白银化便成为降低行政成本方面的巨大红利，形成简洁有效的官僚治理的有效途径。成化十三年，明朝开始税收改革，同年，军方正式“车改” 。弘治五年，盐法改革。弘治十六年，军方工资改革，将领们的工资允许折成白银发放。但是，明朝以一条鞭法为代表的白银改革只是一种管理制度改革，不是经济改革。明朝政府对白银出现后带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缺少思想准备。
从对外交流来看，由于明代与日本及欧洲间出口贸易的发展，大量白银从海外通过东南沿海流入内地。国初虽然铸有“洪武通宝”铜钱，但铜钱形制滥恶、使用不便，宝钞贬值严重，宝钞对白银的比例常年维持在千分之三左右。最低点时只有万分之三，后来一度有所回升。
白银不可遏止地成为公私交易的主要通货。碎银通货的便捷，使得前期由于币制混乱造成的通货膨胀得到抑制，货币经济得以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明朝的白银化货币改革封建制度没落的不自知的变革，但从维护统治的目的上来说又是自知的。白银化又意味着世界市场化，是转型变革中的中国与正在形成中的整体世界——全球相联系，也即中外变革互动的产物。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明代中国曾积极参与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一个全球新时代的出现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论文作者:王昱坤
论文发表刊物:《科技中国》2018年1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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