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国古代诗歌题材类型的滥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滥觞论文,诗经论文,中国古代论文,题材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题材是组合在文学作品中的一定的社会、历史的生活事件或生活现象。作家通过或结合所选择的题材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认识和感受，便形成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国古代的文坛，几乎是诗的王国。这不仅表现为它的数量多，形式多样，而且其题材内容之丰富多彩在世界文坛上也罕有匹敌。人们习惯上将这些题材内容大致划分为若干类型，比如田家诗、爱情诗、征戍诗、哭挽诗、田园隐逸诗、山水行旅诗等，约有30类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古代诗歌中的这些题材内容类型，一般都经历了一个产生（酝酿），发展（嬗变）的漫长历史过程，而其中大多数类型的源头或雏形都可追溯到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从一个侧面表明《诗经》对后世诗歌的影响的确是至深至远。经初步考察，《诗经》中至少有20个题材内容类型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是：田家诗、风俗诗、讽刺诗、送别诗、哭挽诗、征戍诗、爱情诗、宫怨诗、闺怨诗、悼亡诗、田猎诗、俳谐诗、丧乱诗、咏怀诗、格言诗、寓言诗、宴享诗、田园隐逸诗以及寿诗、祭歌等。限于篇幅，兹撮其要者分述如下。
（一）田家诗 描述农民劳作的辛勤、生活的困窘及其蒙受统治者剥削、压迫的苦况，是为田家诗。此类诗中，《诗经·风·七月》当属最早。它描述了田家全年的劳动过程和困苦生活，是周代社会田家生活的缩影。此外，《诗经》里的《唐风·鸨羽》写农夫深受徭役重压之苦，悲叹“不能艺稷黍”以奉养父母，《魏风·硕鼠》、《小雅·黄鸟》写田家不堪忍受剥削压迫因而产生逃亡和归乡的念头，都是早期田家诗的代表。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诗经》中的这种田家诗的传统在春秋后期至隋1000余年间却鲜有继承者。直至隋末唐初，民间白话诗人王梵志才重又写出真正的田家诗。如其《贫穷田舍汉》一诗就反映了农民“无米复无柴”的困苦生活和深受“庸调”剥削的痛楚。后来，高适在开元年间先行发出“深觉农夫苦”〔1〕的感喟，至中唐时期， 田家诗的创作遂出现了空前热闹的景象。诸如戴叔伦《女耕田行》、韦应物《观田家》、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元稹《田家词》、白居易《观刈麦》和《新乐府·杜陵叟》，以及孟郊《织妇辞》、李绅《悯农》等等，不仅描述了农民在封建剥削和压迫下的种种艰难困苦，而且表达了一种深切的“恤人之心”和“忧民之意”，〔2〕标志着田家诗创作的中心已由周代的民间转入士人阶层；其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浅切通俗、拙直忠厚的风格特征，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诗经·七月》等诗的深远影响。中唐以后的历代诗坛，田家诗便层现迭出，几乎每一位著名诗人都有此类诗流传，此不赘述。
（二）风俗诗 描述一定社会环境里人们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的诗为风俗诗。一部《诗经》，多半是周代乐官从民间采集和诸侯进献周王的民间歌谣，目的之一便是“移风俗”；〔3〕孔子提出《诗》可以“兴、观、群、怨”的观点，“观”亦即“观风俗之盛衰”。〔4〕告诉我们《诗经》中的风俗诗不在少数。 如《陈风·宛丘》写女巫祭舞，班固《汉书·地理志》云：“（陈国）其俗好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女巫之舞具）。’……此其风也。”又如《郑风·溱洧》，写郑人三月上巳之辰采兰于水边以祓除不祥并游春欢会的风俗等，皆为最早的风俗诗。《诗经》以后，诸如屈原《九歌》描写了先秦时期“信巫鬼、重淫祀”的楚地风俗，曹植《泰山梁甫行》“咏齐之风土”（朱乾），高适《营州歌》“写塞外情状”（俞陛云），刘禹锡《竹枝词》“道风俗而不俚”（黄庭坚），陆游《游山西村》写江南古老乡土“风俗之美”（方东树）等，形成了以诗歌描写风土人情和殊方异俗的传统，为后人了解古代社会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生活风尚和习俗，体认古老的华夏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其用赋陈手法写实，充满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创作特色，真朴动人、历历如绘的艺术风格，影响深远。
（三）讽刺诗 冷嘲热讽，婉言刺人的诗曰讽刺诗。此类诗主要针对社会生活中腐朽、落后或反动的人和事，侧重揭露和嘲讽其可笑、可耻、可鄙或可恶的方面，如吴融所说：“夫诗之作……恶恶则讽刺之。”〔5〕《诗经》中的讽刺诗可谓多矣，象《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鄘风·相鼠》、《齐风·南山》、 《陈风·株林》等均属此类，这些诗集中揭露和嘲讽了上层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还有象《小雅》中的《十月之交》、《小弁》、《巧言》、《瞻印》，《大雅》中的《板》、《荡》、《民劳》等政治讽刺诗，或指斥周王和掌权贵族听信谗佞而“不用其良”，〔6〕 或讥刺小人“巧言如簧”，脸皮太厚，〔7〕 或假托周文王指责殷纣王而影射周成王的昏暴乱政，〔8〕或警告暴君如不听群臣劝谏就将“不可救药”。〔9〕这种“怨刺上政”的诗歌对后世的影响尤为巨大和深远，开创了古代诗歌“美刺箴怨”的优良传统。《诗经》以后，如东汉赵壹的《疾邪诗》反映“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惠化为刍”的不合理社会现象，曹魏末年阮籍的《咏怀》（洪生资制度）讥讽攀附于司马氏的儒生“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的伪善行径，〔10〕皆为讽刺诗之佳作。至唐，陈子昂主张恢复“风雅兴寄”，写下了如《感遇》（贵人难得意）、（圣人不利己）等政治讽刺诗，对武则天“赏爱在须臾”的用人政策和劳民伤财以雕像建寺的佞佛行为作了大胆的揭露；杜甫的《丽人行》则讽刺了杨国忠“炙手可热”的权势和他的乱伦行为；白居易更明确提出“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11〕的口号，其《新乐府》、《秦中吟》里的许多篇章极大地发扬了讽刺诗“美刺箴怨”的传统。此后留下讽刺诗的作家代不乏人，难以一一列举。这一类由《诗经》肇端的讽刺诗，以其强烈的战斗精神、冷峭深婉的格调自立于古代诗苑的百花丛中而独放异彩。
（四）送别诗 为人送行，表达离情别绪的诗为送别诗。《诗经》里的《邶风·燕燕》和《秦风·渭阳》为最早的送别诗。其中《燕燕》写卫君送女弟远嫁：“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情意挚厚，感人至深，已被前人确认为“送别之祖”〔12〕从汉末至隋，送别诗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些著名诗人如曹植、王粲、谢脁、范云、何逊、吴均、阴铿、陈子良等， 都有较好的送别诗流传。其中王粲的四言体诗《赠蔡子笃》、《赠士孙文始》与曹植的《送应氏二首》（其一），结合动荡乱离的社会现实抒写别情，加强了送别诗的思想内容。至唐，由于士人们注重游历和交往，送别诗的数量激增。清人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收入的1900余首唐诗中就有送别诗近300首。唐人送别诗大要不出二格：一曰伤别， 一曰慰别。伤别者如王昌龄《送魏二》：“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孟浩然《送杜十四之江南》：“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皆推想分别后行人旅况的寂寥、孤独或惊险，“代为之思，其情更远”； 〔13〕而王勃《别薛华》、张说《送梁六自洞庭山》、 卢纶《送李端》等诗则更将自家身世之感融入别情。这些诗较《诗经·燕燕》在意境上都有进一步拓展。至于象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许浑《谢亭送别》等，更是人们有口皆碑的伤别的杰作。慰别者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昌龄《送柴侍御》：“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高适《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皆能变悲凉为豪放，寓深情于劝勉，不可多得。至于李颀《送陈章甫》、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 或以描述人物著称，或以自我表现为主，为送别诗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五）哭挽诗 哀悼死者的诗曰哭挽诗。《诗经》中的《邶风·绿衣》、《唐风·葛生》、《秦风·黄鸟》为最早的哭挽诗，其中前二首为伤悼亡妻的“悼亡诗”，又可自成一类。 《黄鸟》写的是，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继位的康公遵照其遗嘱， 以子车氏三兄弟（皆有才能者）等177人为他殉葬。“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14〕诗中赞美三良为“百夫之特”，对统治者残忍地“歼我良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和痛惜。后世哭挽诗内容与此相类者不少，如汉乐府《梁甫吟》为齐景公时“二桃杀三士”之事而作，哀叹文武双全的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位义士无端遭谗，被国相晏婴谋害，所以朱嘉征说“如闻《黄鸟》哀音”。此外如白居易《哭孔戡》、李商隐《哭刘蕡》、明代李攀龙《挽王中丞》等，都可谓《黄鸟》嗣音。哭挽诗的内容在《诗经》以后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1、 所哭挽的对象范围逐渐扩大，但凡帝王、后妃、将相、朝士、隐者、布衣、童子、妇人，乃至缁流、羽客，皆可哭之。以苏轼为例，宋刊《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共收苏轼哭挽（集中题为“伤悼”）诗49首，所悼对象就几乎无所不有。2、哭挽的方式多样化。有借对死者生前业绩、品德的赞美以悼之者，如杜甫《八哀诗》之《赠司空王公思礼》，《故司徒李公光弼》、《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皆但怀其功德之盛”；〔15〕有通过追忆死者生前与作者相交往的情谊以悼之者，如苏轼《吊李台卿》：“弊衣来过我，危坐若持钓”，“我老多遗亡，得君如再少”；有借助死者亡故后情形的设想以悼之者，如李白《哭宣城善酿纪叟》：“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也有直抒胸臆以悼之者，如白居易《览卢子蒙侍御旧游，多与微之唱和。感今伤昔，因赠子蒙，题于卷后》即是如此。附带提及，古代还有一种哭挽诗，是诗人为自己所唱的挽歌，也即古人所谓“临终诗”或“绝命词”。其中有的显得比较慷慨或达观，如陆游《示儿》、陶渊明《拟挽歌辞》；但多数仍属悲凉凄怆型，如孔融《临终诗》、李白《临路歌》等。这些“自挽”之辞当系派生于《诗经》以来的哭挽诗。
（六）征戍诗反映征伐、守边的战争生活的诗叫征戍诗。《诗经·小雅》里的《六月》、《出车》、《采薇》等，描述了“
狁孔炽，我是用急”的紧张战争气氛，〔16〕大将出征，“出车彭彭，旗，中央”的赫赫声威，〔17〕“未见君子，忧心忡忡”的闺妇心理，〔18〕和征夫远戍，“载饥载渴”、“不遑启处”的艰苦生活及其有家难归的痛楚心情。〔19〕此外尚有反映关中征人慷慨从军的《秦风·无衣》，更有集中反映征夫厌战思归的《魏风·陟岵》、《幽风·东山》等，内容丰富。《诗经》以后各历史时期的征戍诗基本上沿着上述作品所开拓的路子发展。如汉乐府《十五从军征》通过一个“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老兵的不幸遭遇揭露了当时兵役制度的黑暗；曹操《苦寒行》、《却东西门行》写行军的艰苦和征夫怀乡之情；而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则代出征的爱国将士喊出了“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的壮志与决心。到了唐代，征戍诗空前兴盛，特别是盛唐“边塞诗派”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以及王维、李白、杜甫等所创作的大量征戍诗，既抒发了从军报国、建功立业的豪迈情志，也表达了征人思乡、过和平安定生活的渴望，如王昌龄《从军行》其四，其一，既歌颂了抗敌御侮的正义斗争，也批判了穷兵黩武的扩边行径，如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杜甫《兵车行》；既写了金戈铁马、忠勇敢战，获得战争胜利的喜悦，也写了将帅无能、赏罚不均，招致战争失败的郁愤，如王昌龄《从军行》其五，王维《老将行》、高适《燕歌行》。这些诗全面反映了当时的边塞征戍生活，较《诗经》亦有很大拓展，而其浓郁的时代精神和慷慨悲壮的总体风格更为后人所称道。
（七）爱情诗顾名思义，表达男女之性爱的诗为爱情诗。《诗经》中的爱情诗可谓多矣。这些诗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写恋情的，如《周南·关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写男恋女；《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写女恋男；《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写所爱对象可望不可即的怅惘；《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写求偶失望的感情。另一类是写欢媾的，如《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写既得爱情的惊喜和甜蜜。第三类是反映爱情受到限制的。《郑风·将仲子》写女子害怕父母和诸兄责骂，不敢让情人逾墙来会；《鄘风·柏舟》则是少女在爱情受到阿母干涉时的表白：“髡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爱情诗在《诗经》以后的历代民歌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汉乐府《上邪》用“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五种不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为誓，表达爱情的坚贞不渝，《孔雀东南飞》写刘兰芝、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的粗暴干涉，不惜以死来殉自己的纯洁爱情的故事，都令人联想到“之死矢靡它”的诗句。与此相类的还有南朝乐府民歌《华山畿》里的部分作品，如“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而南朝乐府民歌《子夜歌》、《子夜四时歌》中的大部分作品以及北朝乐府民歌《捉搦歌》（谁家女子能行步）等，都属于恋歌。南北朝乐府民歌中也有少数写幽期密约的欢媾情事，显得较为露骨。这种倾向在明代民歌中发展为极致，不比《诗经·绸缪》的含蓄。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影响，以及屈赋“美人香草”传统的启发，历代文人所作之爱情诗既不很多见，且又往往有所寄托，即便是张衡《同声歌》之类笔涉枕席欢媾的诗篇，也还是“以喻臣子之事君也”。〔20〕李商隐爱情题材的作品较多些，但又常常在有无寄托之间，引得诗评家们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不管它们是否有寄托，倒也真能看出《蒹葭》、《汉广》诸什的深远影响〔21〕从格调上说，古代爱情诗或热烈奔放，或执着坚定，或深挚，或刚烈，不一而足。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第一，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对后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这不仅表现在文学史家们所常说的诸如它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创作方法，“美刺箴怨”的文学传统，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以及“动乎天机，不费雕刻”的语言特色等方面的影响，而且还表现在它对中国古代诗歌诸多题材类型的开创和建构，从而为古代诗歌广泛反映现实生活做出了光辉的典范。《诗经》以后的历代诗歌，虽然在题材内容方面又有拓展，如山水、咏物、题画、赏乐等，但其多数重要题材内容的原型都可追溯到《诗经》；并且还涌现出许多以擅长某种类型诗歌之创作而著称的流派和诗人，如高适、岑参、王昌龄边塞诗派之于征戍诗，陶渊明、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田园山水派之于田园隐逸诗，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通俗诗派之于田家诗，杜甫、元好问、陈与义、汪元量之于丧乱诗，潘岳、元稹、梅尧臣之于悼亡诗。足见《诗经》对后人影响之巨大和深远。第二，《诗经》中的各种题材类型的作品，一般都已初步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田家诗之拙直，送别诗之挚厚、悼亡诗之凄绝、征戍诗之悲壮、丧乱诗之沉痛、宫怨诗之深婉等，后世各类题材内容诗的基本风格特征正是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而形成的，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百花齐放、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三，中国古代各种题材内容类型的诗歌从极其广阔的领域反映了古代社会中的复杂的民族心态，如送别、悼亡诗之珍重友朋、夫妇情谊、爱情、闺怨诗之追求自由美满婚姻，田家诗之反对剥削压迫，丧乱诗之渴望生活安定，讽刺诗之怨刺昏暴，以及征戍诗之反对外侮，厌弃战争和渴望团圆等。这些作品就象一面面镜子，不仅反映了古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充分反映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具有极高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当然，从这方面来说，《诗经》的开山之功又是不可泯灭的。
注释：
〔1〕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其九）
〔2〕《唐音癸》卷七：“韦应物居官自愧，闵闵有恤人之心。”《艺概》卷二：“韦苏州忧民之意如元道州。”
〔3〕《毛诗序》
〔4〕郑玄注
〔5〕《禅月集序》
〔6〕《小雅·十月之交》
〔7〕《小雅·巧言》
〔8〕《大雅·荡》
〔9〕《大雅·民劳》
〔10〕从题材类型来说，古代诗歌中有一些“兼类”现象，如阮籍的这首诗，题为“咏怀”，却又内含“讽刺”，不宜强行“一刀切”。本文所及其它个别作品亦属此类情况，恕不一一注出。
〔11〕《新乐府·采诗官》
〔12〕王士祯：《分甘余话》、方玉润《诗经原始》
〔13〕陆时雍：《诗锐总论》
〔14〕《左传·文公六年》
〔15〕佚名《杜诗言志》卷九
〔16〕《小雅·六月》
〔17〕〔18〕《小雅·出车》
〔19〕《小雅·采薇》
〔20〕《乐府题解》
〔21〕到了宋代，文人涉笔恋情较为普遍，但多用词的形式加以表现，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姑置不论；至于历代“宫体诗”中写艳情者，则多在“病态的无耻”之例，算不得真正的爱情诗，故亦置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