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对于中日两国、国共两党各自的性质与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国论文,事变论文,中日论文,性质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5)03-0013-16 多年来，日本一部分有权势的人宣称制造七七事变是为了严惩中国军队的“暴戾”，日本是被拖入战争的“受害者”，“没有谁主张对华战争的”。这些言论不值一驳，分析当年的历史不难发现，以七七事变为肇始的中日全面战争，“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和中国抗日民族自卫战争”，它“极大地改变了两国各自的历史”①。七七事变对于中日两国、国共两党来说具有各自的性质和意义，由于未见专文探讨②，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一、性质：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与中国的全国性抗战 制造七七事变对日本侵略者来说，是“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③，蓄谋已久。侵略中国与扩张领土，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一贯政策”④和既定国策。但具体实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大陆路线，为陆军所支持，陆军方面认为日本的扩充，应从亚洲大陆开始；先向中国开刀。别一条是海军方面所支持的，他们仍以为日本的一切根本问题全要看‘向南洋的进出’如何而定，这即是说，看它怎样向安南、暹罗、马来亚、印度、澳洲、纽西兰的进出而定。”⑤无论怎样，日本均是设想“先向中国开刀”，侵占全中国后，再向南洋进军，称霸世界。 日本实施大陆路线，分作三步走。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日本先后侵占了中国台湾、朝鲜，实现了向亚洲大陆武力扩张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日本计划迈出第二步即侵占中国东北，然后迈出第三步即侵占全中国。1927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策划如何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他宣称：“满蒙不同于中国本部，是日本的特殊地区。”⑥7月25日，他向昭和天皇呈交《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其中强调：“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他还特别声称：由于还未侵占中国而对不起日本天皇⑦。 田中奏折在上海《时事月报》上披露出来后，引起中国和全世界震惊。虽然有人认为田中奏折可能是伪造的，但是“不论‘田中奏折’的真伪，大体上说中了其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历程”⑧。蒋介石在1938年4月1日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也认识到了日本三步走的侵略步伐：“日本自明治以来，早就有一贯的大陆侵略计划，过去甲午之战，他侵占我们的台湾和和琉球；日俄战后，吞并了朝鲜，侵夺我们旅顺和大连，就已完成了他大陆政策的初步；他就以台湾为南进的根据地，想从此侵略我们华南和华东；而以朝鲜和旅大为他北进的根据地，由此进攻我们的满蒙和华北，要想以长蛇封豕的姿势从大陆与海洋两方面来完成他包围中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的野心。”⑨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也发表社论，强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绝不会以取得东北、华北为满足，而这仅是暴日大陆政策中的第二步计划，此一计划完成后，紧接着必然就是第三步计划，他所要的是灭亡全中国。”⑩ 在具体实施第二步、第三步的手段上，日本有鲸吞和蚕食两种，首先采取的是蚕食，即“从地方着手而蚕食全中国”(11)。蒋介石指出：“他明知用鲸吞的方式来灭亡中国，容易惹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招致国际的反对，为要顺利地达到他侵略的目的，他最先所决定的是用蚕食的方式。这蚕食的方式是慢性的，渐进的，第一步先从侵略我们东四省下手，进而占我内蒙古，更进而吞并华北，再掉转头来，侵蚀华南，这样就可以吞灭全中国！”(12)因此，日本每制造一次事变，所弹腔调都是：“完全是由中国军宪的挑衅行为而引起的”；日本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护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也是出于万不得已”；日本“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希望与中国“共同努力设法迅速收拾局面，以便走上共存共荣的大道”(13)。 因此，七七事变不可能按照日本所称作为地方事件来解决，中国决不能吞下蚕食的苦果。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指出：“吾人须知，日本……所取策略，为分化中国，逐步并吞。今日声称对付二十九军，先控制平津，目的达到之后，即将并吞整个河北察绥；河北察绥到手后，必索山东山西；晋鲁之后，又要陇海路。囊括中原及西北，势必及于长江流域。如此逐步侵占，其借口虽为对付某人某军或某某政权，而非整个中国作战。”他特别强调：“吾人决不能为敌人宣传所惑，以为今日战事为日驻津军与二十九军之战，堕其术中。吾人必须认为中国为整个的，中国军队为整个的，无论侵略何处，必须全力以赴。日本进行其各个击破之阴谋，吾人必须以全面抗战答复之。如此始有和平希望可言。否则，敌人步步进迫，吾人着着退让，何异率全国以降敌。”(14)蒋介石也强调指出：对于日本蚕食的毒计，“如果我们不设法及早打破他，我们的国土，让他一块一块的逐渐的吞灭下去，到最后，我们国家亡了，一般国民还不知道，这是敌人最狠毒的一个计划，这是我们国家民族莫大的一个危险！”(15) 日本见蚕食的阴谋不能得逞，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指出：“日本军部公开谋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的管辖，所费心机，大部分俱告失败；日本军部支持的大规模走私行为，不仅成了国际丑闻，而且致使美英等外国都纷纷谴责日本；中国的抗日情绪迅猛高涨，遍及全国，日本人非但未能与南京合作，尽力抑制此种情绪，反而凶相毕露，手段蛮横，致使反日情绪不断加剧。”(16)德国驻华使节指出：1937年4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三项要求：“(一)承认满洲国，并承认满洲国永远属日本所有。(二)签订协定，保证中国不妨碍日本在中国的利益。(三)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权。”这些无理要求被中国拒绝后，“日本遂以无谓的芦沟桥事变为藉口，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动为期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17)日本陆军大臣杉三元宣称：“事态如此，因华武力妨害，致保护侨民及保护平、津间交通线陷于危殆，驻屯军已不隐忍。为遂行其任务及自卫，决定断然膺惩，陆军当局已决意采取适当之重要措施。”又称：“中国事件，前途之发展如何，不能逆料，但军部已决意向前进行，克服一切之困难，俾能达到膺惩华军之目的。纵令中国计划作长期之抵抗，日本军部于达到膺惩华军，令其失去战斗精神之目的以前，亦决不罢手。”(18) 如果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是蚕食，那么鲸吞的含义是什么呢？那就是侵占全中国，然后像日韩合并那样来一个日中合并。11月披露出来的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为：“第一，中国承认内蒙为独立国；第二，华北五省有决定自治之权，中国政府应予承认；第三，直至停战时为止，日军在沪附近所占领之土地当改为日租界，并许其取得通海道路；第四，中国沿海自山海关起，至越南界止，所有各岛附近之捕鱼权，让给日本；第五，中国退出国联；第六，中国不得设立军用航空。”(19)按照第一条和第二条，日本企图在“满洲国”的基础上再次分裂中国；按照第三条、第四条和第六条，分裂后的中国在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被日本紧紧控制；第五条，中国要和德、意、日轴心国站在一起。在1938年1月22日的日本第七十三届议会上，广田弘毅又宣布了“最低之议和条件”4条：“(一)中国政府须放弃联共以抵抗日本及‘满洲国’之政策，而与日、‘满’合作，形成对抗共党之壁垒；(二)在若干地带成立非占区域，并在非战区内成立特殊行政管理；(三)中、日、‘满’经济合作；(四)中国对日赔款。”他宣称：“日本对华并无领土野心，亦不欲华北脱离中国，日本希望中国认清现势，重新合作，以达共存共荣之目的。”(20)按照第一条，中国要与日本站在一起反苏；按照第二条，中国被分裂为若干区域；按照第三、第四两条，中国经济上被日本紧紧控制。如果“和谈”达不到此目的，日本就通过全面战争来实现。中共领导人之一张闻天就此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决不满足于占领平津的。它将依靠平津，首先占领张家口，并吞冀察全部，向鲁、晋、绥、宁、青进攻，完成它创造‘华北国’‘蒙古国’与‘回回国’整个的计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决不以取得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为满足，它所要的是全中国。”(21) 从上可见，从步伐来说，七七事变乃是日本“用以完成田中计划一种步骤”(22)，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侵略东四省的第一步骤，进到准备并实行向全中国侵略的第二步骤”(23)，“实为日本帝国主义要沦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最后一击。”(24)对此，国共两党以发动全国性抗战、全面抗战予以回答。 随着抗日战争的展开，蒋介石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38年3月8日，他对国民党军将领指出：“敌人想把中国的经济教育政治权，操纵在他的掌握；同时，要我们共同防共，其实他想灭亡我们的国家。经济交通政治，都要受他的统制。”(25)7月，他发表《中国抗战之意义与列强应有之认识和努力》：“半世纪来中日关系之历史，已全盘呈露日本之野心，显欲征服我民族，掠夺我国土；藉我残败，建立其大陆帝国，然后以远东霸主自居，悍然支配一切民主国家之活动以操纵全世界之命运。”(26)在1938年双十节，他又指出：“日本军队施其暴力，推进侵略，蹂躏我广大区域，并在占领区域内树立傀儡政权。……显欲彻底消灭我国之独立存在，使我整个民族陷于屈服沉沦万劫不复之深渊。”(27) 根据蒋介石的言论，国民政府是通过三个步骤来发动全国性抗战的。 第一步，宣布“最后关头”一到，就要发动全国性抗战。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指出，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并非偶然，因为“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得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因此，日本处心积虑要侵占中国，中国“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他强调指出：“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抢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他宣布：“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地无分南北”当然指全国，“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当然指全国人民。他要求“全国国民”“准备自卫”(28)。 7月31日，平津沦陷。8月1日，蒋介石宣布发动全国性抗战：“从今天起，希望大家一致奋起，切实猛省，根据过去失败的教训，激发自动奋战的精神，迅速充实各种必要的准备，将来在敌人飞机大炮轰炸之下，枪林弹雨射击之中，我们官吏学生和人民，都能够服从命令，严守秩序，从容赴敌，镇静应战。”他认为：“这就是我们全民族应战的精神，也就是取胜的最大力量。”他强调：“我全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官长士兵和全体民众，都要抱定牺牲决心，同仇敌忾”，“人人应战，处处抗战”，“抗战到底。”(29) 第二步，阐述了必然要发动全国性抗战的原因。8月18日，蒋介石指出：“自从七月七日，倭寇无端在卢沟桥生事，藉此横逞其武力侵略的野心，窃据我平津，蹂躏我同胞，更遣军调将，大举入寇，眼见敌人无止境的侵略，就要陷我国家于灭亡；敌人轰炸烧杀奴辱屠戮的兽性，如不加以正当的制裁，就快要临到我们全国同胞的身上来了！我们为痛惩侵略者的野心，为确保国家的生存，为争取民族的自由，这一决心要发动全国一致的抗战，要与倭寇拼战到底，直到我们获得最后胜利为止！”(30)即是说，全国性抗战是针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此后，蒋介石又在多种场合强调发动全面抗战以针对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月17日，他在对第二战区团长以上军官的讲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发动全面抗战以来，敌人的蚕食毒计已被我们打破了。现在敌人不顾一切，对中国用兵，就是他知道蚕食的计划已不能成功，索性用鲸吞的方式，要来整个的灭亡中国。但是现在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都已经明白日本侵略的野心，凡属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必不容许他侵略野心的实现。我们全国国民，更是无论什么人都知道日本亡我国家灭我种族的恶辣毒计，人人都起来参加这神圣的战争。我们实行全面抗战，抗战到底，就一定可以消灭这个不共戴天的仇敌！”(31)4月1日，他对国民党全党指出：“芦沟桥事件发生，如果我们还不起而发动全面抗战，而要容忍放纵，让他占去平津，囊括华北，不仅我们国家大势已去，民气由此消沉，而且他日以暴力相恫嚇，更要肆其宰割鲸吞的凶焰，我们要苟安一时亦不可能，结果非至亡国灭种不止！所以我们要认定此次事变为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毅然决然要担负此次革命的战争！要以抗战来遏制日本残暴的侵略，进而打破他大陆政策的迷梦。”(32) 第三步，阐述全国性抗战即全面抗战，是由国民党领导的抗战。1937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号召：“唯望我全国同胞不论男女老幼，个个人贡献能力，在中央领导之下，各尽责任，共同一致，努力奋发，必先要集中抗战的力量，然后方得排除暴敌的侵略，使我们民族做一个堪与各国并立于世界的民族。”(33)11月5日，他在最高国防会议上针对性地讲了两点：“要知道我们现在要全面抗战，要持久抗战，要由抗战中求得民族的生存，全靠有一个巩固的中央政府，来推动指挥。如果对于中央政府可以随便造谣中伤，肆意攻击，贬损他的威信，试问如何能够抗日，更如何能够持久抗战来争取最后的胜利呢？所以在此抗战期间，我们个人的言论行动，格外要小心谨慎，不好失了一致抗战的立场。说到此地最堪注意的，就是近来共产党的宣传，我们应特别留心。在此次抗战没有发生以前，他们对本党有很坦白诚恳的表示，并约定陕北特区的行政人员，由中央委派，各军的参谋长政训人员，应由中央选任。如果国民党能容纳他们，他们甚至表示愿意取消共产党。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说好了，并且有文书的记载。自从抗战发生以后到现在，他们不惟不守诺言，而且提出许多新的要求。如此不讲信义，如何能够团结抗日呢？”(34)前者是针对批评国民政府人士而来，后者专门针对中共要求全面抗战而来，中心是强调由国民党来领导抗战。 这样，蒋介石阐述了发动全国性抗战的时机、原因与含义。在他那里，全面抗战就是全国性抗战，两者并无区别；全面抗战是由国民党政府包办的抗战，中共等政党都要在国民党的领导下来抗战。 中国共产党所讲的全国性抗战和全面抗战，与国民党所讲的有着本质的区别。 其一，卢沟桥事变是全国性抗战的起点。朱德指出：“七月八号在卢沟桥又燃起了第二个‘九一八’的号炮。和平已到了绝望的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的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华北的局部抗战走向全国的抗战，从二十九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抗战，抗战到底！”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35) 其二，全国性抗战并非全面抗战；全面抗战亦即全民抗战。全国性抗战是针对地域而言的，即“是全国性的不是局部的”(36)。上述朱德强调了中国开始从华北的局部抗战走向全国的抗战。毛泽东进一步阐述指出：“现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他针对那种“现在的战争已经是全面性的战争”的看法，特别指出：“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37)虽然全国性抗战开始了，但是全面抗战尚未形成。他在9月至11月反复指出：“全民抗战还没有到来，但非此不能战胜日本。”(38)“目前是处于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39) 其三，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只能实行人民总动员的抗战，实行全面抗战，中共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40)。蒋介石在1937年7月29日的谈话中曾强调“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针对蒋介石所言，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强调确实要“发动整个之计划”，“但是甚么是‘整个计划’，要怎样才能‘领导全国一致奋斗而牺牲到底？’”要“如何才能发动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的胜利？”“这决不能从事空喊决不能只在军事上有点准备与行动即算是全国抗战，决不能由一党一派包办，所能做得了的”(41)。8月25日，洛川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今天所发动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地，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以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42)在通过此决定时，毛泽东批评有些国民党人“以为单纯的政府抗战便可以战胜日寇，这是错误的”，指出：“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43)后来，他批评蒋介石所讲的全面抗战“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包含着严重的危险性”(44)。 如何将全国性抗战发展成为全面抗战呢？就是实行8月25日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45)毛泽东解释说：“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先生所手订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救国纲领”(46)。9月29日，他对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只有“达到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实行三民主义与十大纲领、继续支持民族战争之目的”之时，“真正人民的民族战争才能实现。”(47) 总之，日本“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中国“也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48)。这就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中国的全国性抗战、全面抗战，卢沟桥事变对于中日两国的各自性质就在于此。不过，国共两党关于全国性抗战与全面抗战的主张存在原则性的区别，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49) 二、卢沟桥事变对于日本的意义：所谓“新文化创造的战争” 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是建立所谓“新”的日本。这就是七七事变对于日本的意义。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一年，日本五相会议于1936年8月7日通过了《国策的原则》，宣称：“国家的根本政策，是在大义名分之下，内求国基的巩固，外谋国运的发展，使帝国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成为东亚的安定势力，确保东方的和平，为世界人类的安宁和福利作出贡献，以实现建国的理想。”(50)建什么“国”呢？著名战犯土肥原贤二于1938年11月发表《对支国民纲领的根干》(译成汉语时改名为《中日事变的政治意义》)。此文被视为“日本国民必读之文”，其中心是“今次事变是新文化创造的战争”，是“对西欧文化的东洋文化复兴的战争”。围绕此点，土肥原贤二从以下几方面阐述了侵略中国的理论。 其一，之所以要发表此文，是要反驳三类人。一是欧美人士。文章指责他们对“今次事变是新文化创造的战争”“不但不能理解，抑且不欲理解，转假藉人道主义之名，对日本在华的军事行动予以非难”。二是“中国的‘文化人’”。文章指责他们“久受欧美思想的影响，对于日本所希望而行将达到的中日共存共荣，与夫为东洋诸民族确立真正东洋和平的理想境地，误认为侵略主义，而出以盲目的挑战行为”。三是“日本一部分的‘文化人’”。文章批评他们“为战争与文化对立的思想所束缚，对于本国赌历史的运命出于一战的今次事变，加以怀疑”。土肥原贤二总结说：这三类人因为“缺乏对于今次事变的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历史的综合认识，因而发生这种种的谬误”。 其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为东洋诸民族建设东洋”。土肥原贤二宣称：“今次事变的直接原因，虽说是起于芦沟桥中日两军的冲突，但是背后，实另有重大的历史上的原因在”，那就是日本承担着“为东洋诸民族建设东洋”的历史使命。他强调：在西欧诸国“掠夺东洋，征服东洋的历史”下，“其他东洋诸民族”“已尽为西欧诸国的奴隶”，只有日本“犹能一面吸收西欧的新文化，使东洋的产业与生活仍不失东洋本来面目的可能性，创造出来。另一方面，仍保存东洋的文化与传统”。“因此，表面上日本也采用类似西欧诸国的大陆发展，但其任务与地位全然不同。西欧诸国在东洋的大陆发展，其目的止于掠夺与征服而已，初无若何之理想。但日本的大陆发展，为东亚诸民族的东洋建设，是他的理想。”他进而声称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原因就在实现此“理想”：“当满洲事变的时候，日本具有此种理想，且具有实现此种理想高迈的精神与决心，奋然而起。自此以后，日本对此超国家的理想，赌国家之运命，从事诸般之努力。今次中日事变，即日本此种努力的推进。” 其三，日本承担着将“东洋诸民族”从“西欧诸国压制之下拯救出来”的历史使命。土肥原贤二宣称：由于“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其他对立和权力的思想，乃肆其祸毒，使世界完全陷于无秩序状态之中”。“从世界这样无秩序和混乱之中来拯救东洋，且不仅东洋，并从而谋世界新的秩序和新的和平之贡献”，“除日本而外，不能求诸其他。”因此，“日本在前为满洲事变而战，此次为中日事变而战”。“日本自从满洲事变以来，将西欧诸国由十九世纪起，迄至今日所征服的东洋文化，从西欧文化支配下予以解放。为东洋诸民族创造新东洋文化，从事于文化战争。这次文化战争得到胜利，东洋诸民族的生活和产业，便可从西欧诸国压制之下拯救出来。” 土肥原贤二进而声称，之所以只有日本才能作出此“贡献”，原因在于：“日本是摄取现代世界文化最完全的国家，并且对于代表东方文化的印度的佛教文化和中国的儒教文化，是最能保存的。而国民生活重大的因素，印度所没有的，中国所没有的，日本实在都是具有的。”他批评对此种“最不了解者是中国的知识阶级、学生及一般抗日分子。其他不欲了解者如印度之泰戈尔”。他还批评“蒋介石对于日暮穷途的西欧‘德谟克那西’思想，不管它已丧失挽救今日世界危机的能力，仍旧要依附它，图中国国家的发展。同时他又对于今日世界上，美洲地带、欧洲地带、亚洲地带的世界三大地域分权的方向，客观的历史的现实和将来，观察不出来。”他总结说：“所以在今次事变出于一战的日本，一方面对于利用蒋介石，依然侵略东洋文化的西欧‘德谟克那西’这种非进步性，作一有力之主张；另一方面，对于利用中国知识阶级及学生，而对赤化东洋以为世界混乱一地域的布尔什维克的策动，出以正当的抗议。” 其四，只有“真正的全体主义”即“东洋的家族主义”，才是“挽救世界的世界主义”。土肥原贤二首先宣称，在“初以游牧民族的移动植其根基，其后与权力、资本、商品的移动相结合”之下，产生的“现代的自由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已陷于穷途，由此等思想创出的所谓集团安全保障的世界秩序已经破产。”接着，他宣称：“世界从无秩序而发展为秩序的世界，自然不得不建立在全体主义的思想之上。尤其如现下的情形，世界在危机线上，各国准备战争，如果在战争起来的时候，就不得不站在全体主义的思想之上。”以“唯物思想、个人主义、对立思想、权力主义为母胎而发展出来的全体主义，则不能挽救世界”，只有“东洋的家族主义”这种“真正的全体主义”才能“挽救无秩序的世界”。 何谓“东洋的家族主义”？土肥原贤二宣称：“西欧的思想是由流动的游牧生活和权力、资本、商品相结合，逐渐发达而来。反之，东洋的家族主义，是以一定不动的固定的土地，和农业生活为中心，而发展出来。”其特征是：“在自然的区域之中，作成部落，以土地为生活舞台，勤务农业，为保卫土地与生产，对于灾害与疾病之流行，不但家族全体一致应战，同一部落亦全力一致的起而防御。以家族一员为单位，为家族全体的名誉与权利，即以超个人的立场，站在家族全体立场之上。以家族为单位，为部落全体计，即以超家族的立场，站在部落全体立场之上。以部落为单位，为国家全体计，亦即以超部落的立场，站在国家全体立场之上。”他宣称：“东洋人尤其是日本人的精神主义，邻人爱，献身社会精神，一死殉国的思想，是以此家族主义为根基而产生出来的。”土肥原贤二宣称：“东洋的家族主义”，是所谓“今日世界客观的动势”。“所以东洋家族主义所保持的文化与传统及历史，使其发展为新的历史的推动力，不得不认为东洋新文化建设时的重大课题”。正是因为日本“具有家族主义的生活和思想”，才能“为救中国、救世界的战争而出以一战，同时亦即东洋文化复兴之战，更即为世界新文化建设的文化战争而战”。 其五，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实现日本“建国理想”的一步，日本决心“为圣战而战”。土肥原贤二宣称：“日本在日清、日露两战争时，是为存亡兴废危于一发的焦土战而战的。但是结果，便与今日世界的列强并驾齐驱，以至于发展到挽救世界灾难的指导者地位，奠定国家的基础，创造现在的文化。”今日对中国的战争，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其胜败“不仅是关系日本文明与生活的生死关头的战争，客观的说来，也是关系东洋文化与生活的死活不可分的战争”。通过这场战争，“日本指导无榨取的新中国的建设，明白确定其方向，日本决定为东洋民族建设‘东洋之新秩序’与东洋新政治体制的内容，并约定为世界之平和与文化，尽其重大的贡献。”(51) 既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日本“建国”所必需，日本必然要迈出这一步，格鲁总结日本的对华政策走向时说：“按什么程序，用什么方法，将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但扩张主义的贪欲是根本的。人们将会看到，从今以后，不露声色的逐步推进也好，明目张胆的侵略也好，不论用哪种方法，日本都将坚决致力于巩固它对华北和蒙古的控制：我认为这是毫无疑义的。”(52)因此，土肥原贤二在其文章的末尾宣称：“日本为圣战而战的今兹事变，是必得胜利的。因此为文化战争而战，文化战争是必得胜利的。文化战争之胜利，不单看做对日本予以发展的标识，对东洋予以希望，并且是对世界予以理想的新太阳。”(53) 土肥原贤二的腔调，在近些年来相当一部分的日本人口中反复重弹，如“世界历史发展必然发生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等等。词句虽有不同，但都反映了七七事变对于日本建“国”的重要意义。 三、“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七七事变对于国共两党的意义 土肥原贤二的文章发表于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11个月，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一段时间后认为该事变在日本称霸远东及西太平洋地区、建设“东洋和平”进程中具有巨大的“意义”。在此段时期，国共两党的领袖蒋介石、毛泽东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演讲或谈话，阐述七七事变对于国共两党抗战的历史意义，其共同点是均认为七七事变是“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的历史阶段，不同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蒋介石从四个方面的各个角度阐述了七七事变所肇始的全国性抗战对于国民党的意义。 第一，抗日战争“是为国家生存而战”，是“神圣伟大的民族抗战”(54)，是实现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战争。 其一，中日决战不可避免，抗日战争“就是我们黄帝的子孙人人要救国自救死里求生的唯一最后的战争”(55)。蒋介石认为，日本由于蚕食华北的企图未得逞，乃制造七七事变，同中国进行“直接的决战”。他宣布：“我们为求得国家的自由平等和民族的独立生存，到了忍无可忍的最后关头，就非发动我们全国的力量与日本决战不可！”(56)“现在，我们已到了与日本直接决战的时候！我们现在已到了一个求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唯一时机！”“我们一旦使他不得不和我们直接决战，他要亡我灭我的一切阴谋毒计，无论是瓜分，是独占，是蚕食，是鲸吞，是以华制华，或不战而屈，就都归于失败，再无法得逞！我们就可以从长期抗战当中，从抗战的胜利当中来消灭倭寇，来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57)因此，他对全国人民强调：“到了今天，大家一定要觉悟，不是日本灭亡我们，就是我们灭亡日本……今后我们只有全国一致，发动整个应战的计划，拼全民族的力量，来争取最后的胜利，以保障国家民族的生存。”(58) 其二，抗日战争是国民革命的第二时期，即完成国家独立的时期。蒋介石说：“国民革命第一期的工作在完成国内的统一，第二期工作在完成国家的独立。”(59)他强调：“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必经之途径，中国欲外求独立，内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缚，完成新国家之建设，终不能不经此艰难奋斗之一役。”(60) 其三，抗日战争不仅是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战争，也是三民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蒋介石说：“敌人此次侵略中国，其最大目的，固不仅欲占我土地，屠我人民，灭我文化，而尤在消灭我三民主义与革命之精神。”因此，“对日抗战，乃三民主义与强权暴力帝国主义之战争，亦即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与通常国际间势均力敌之国家相互战争大异其趣。”在日军即将攻占南京、国民政府撤离南京之时，他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鼓励全国人民发扬抗战精神：“我革命精神一日不灭，即我国家民族亦一日不亡，且今日所遭之挫折，尚未达到艰危之极度，若遂自甘退屈，则精神一弛，国随以亡，奴隶牛马之辱，有十百于今日战争之痛苦而不止者。全国同胞须知任何国家，欲解除压迫，完成革命，决非少量代价所可希冀，此日多忍痛一分，将来成功亦多增一分，吾人为国家民族与世世子孙计，牺牲虽巨，无可避，亦无可辞，所谓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者此也。”(61) 综合这三点，蒋介石强调：“我们这一次的战争，是要求国家的生存，求国家的独立而战争的”(62)；“不是普通的国际战争，是中国民族为完成国民革命求得自由平等的革命战争。”(63)他鼓励国民党军将领说：“自有历史以来，被侵略者对侵略者的战争，公理对强权的战争，为民族生存与国家自由的革命战争，没有不得到最后胜利和最后成功的！”(64) 第二，抗日战争“是我们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革命过程中所必经的一个阶段”(65)，经过艰辛的抗日战争，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其一，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必经阶段。蒋介石强调：“因为日本军阀本其一贯的侵略政策，张牙舞爪，暴厉恣睢，要实行武力并吞中国，我们如不举国一致，万众一心来反抗侵略，那不仅我们革命要失败，而且国家民族亦要就此灭亡！所以我们这次抗战，是应事势的必需，是复兴民族完成革命过程中所必经的阶段。”(66)他还指出：“日本既然定下了侵略中国的传统政策，而我们中国国民党秉承总理遗志，必须贯彻挽救中国的决心，彼此针锋相对，绝对冲突，因此，除非日本根本放弃他侵略的野心，撤退他侵略的暴力，中日战争是无法可以避免的！而且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不想求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则已，如果我们要实行总理的主义，贯彻本党救国的使命，使我们祖宗遗传下来的五千年悠久光荣的历史和文化，能够继续发扬光大，使我们广土众民物产富饶的泱泱大国，能够复兴强盛起来，就非打消日本侵略的野心，排除日本侵略的势力，不能达到我们革命的目的！”(67)可见，中华民族要实现复兴必然要经过抗战，中日两国的决战不可避免。 其二，中华民族必然复兴，因为具备了两个条件：“我们有了四千万方里的国土，如此广阔辽远的山河，如此绵互浩荡的幅员……日本无论怎么样处心积虑，怎么样凶横强暴，也不能够灭亡我们国家！所以广大的土地，就是我们战胜敌人第一个最大的条件。其次，我们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拥有全地球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以如此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国家，一个小小日本；要来吞并我们，要想全部消灭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事；凭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前仆后继的来拼死抗战，该能发生怎么样的一种力量！只就这一个事实来看，就可以证明日本绝对不能灭亡我中国！所以众多的人口，就是我们抗战必胜的第二个最大的条件。”因此，蒋介石强调“只要我们坚定自信，加紧抗战，共同一致，奋勉前进，最后一定可以消灭敌人，完成复兴民族的大业！”(68)他宣布“此次抗战，真是我们建立国家复兴民族千载一时的机会”(69)，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复兴中华民族！”(70) 其三，中华民族要复兴，就必须“恢复高台，巩固中华”。蒋介石对国民党全党人士说：孙中山在世时针对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中国的危险处境，定下了这个“革命的对策”，“以垂示于全党同志。”他指出：“高丽(朝鲜)原来是我们的属国，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地势上说，都是我们中国安危存亡所关的生命线，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他进一步强调：“中国几千年来是领袖东亚的国家，保障东亚民族树立东亚和平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为要达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遏止野心国家扰乱东亚的企图，必须针对日本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这是总理生前所常常对一般同志讲的。”可见，蒋介石强调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是收复失土台湾，并使朝鲜独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巩固中华民国的国防，奠定东亚和平的基础。”(71) 第三，“要藉这一次的抗战，来建立一个新国家”(72)，建立一个“民主新国家”。 其一，抗日战争是建立一个“民主新国家”的基础。蒋介石指出：“战衅初开之日，日方豪语，诚足惊人，然吾竭其积储，抗战至今，已张世界之目，揭破日本之夸大，明证其军力之脆弱，不足以雄视全球，目空世界。”又说：“综观现世，以武力蹴成国界，以强暴掠夺国权，已成一般之倾向，中国之牺牲若能挽此狂澜于既倒，牺牲虽巨，非所计也……吾人深信，惨劫后之灰烬中，必能建树起爱好和平之民主新国家。”(73)因此，“我们要克服一切的危险，担受任何困苦和艰难，我们要从抗战中磨炼自身，改造民族，来创造国家的新生命。”(74) 其二，要“排除一切的侵略压迫，造成完全自由独立的国家”，就须恢复三个“力”：“(一)要恢复民族自信力：我们必须使全国国民认识本国历史文化之伟大，在教育上要特别注重于史地课程，使大家尊重本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以及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疆域，而有发扬光大的信心，一方面提高一般国民的国家观念，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们要有坚确的自信，勿盲目崇拜外国而唾弃本国的文化，我们要自信革命必能成功，民族必能复兴。(二)要恢复民族自治力：中国古代无论地方与个人自治力本来是很发达的，人民守望相助的习惯很普遍，地方自治的组织规律很严明，对于个人自治工夫尤为注重，我们必须把我们民族固有的自治力恢复起来，才能实现民权的平等，所以我们必须提高人民的知识和经济地位，培养国民的政治能力，从实际上训练人民有管理地方事务和行使事权的能力，而后民权才有坚实的基础。(三)要恢复民族创造力：我们祖先一切创作和文化，都要比同时期的其他国家高尚而伟大，现在的贫弱的现象，是丧失了创造力的缘故。我们要促进物质建设以解决国计民生的需要，就必须一方面发展我们固有的知能，一方面尽量灌输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技术。”(75)在这里，蒋介石提出了要使中国成为“完全自由独立的国家”，就须发扬民族自信心、恢复民族创造力。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疆域”。 第四，中国不仅“为民族生存与独立而战，同时即为国际和平正义而战”。 其一，“日本侵略中国实为其侵略世界之开始。”(76)蒋介石指出：“日本之侵略中国，不只是要灭亡中国，而且是要独霸东亚；不仅是要排斥各国势力于东亚之外，而且要以强权与暴力来破坏和平，灭绝公理，充其野心之所极，还要征服世界”(77)；“不仅破坏国际信义，而且与世界人类为敌。”(78)因此，他强调：“我们这一战，是形势上事理上万万无可避免的一战，是顺乎天理应乎人心为本国独立生存，为世界和平正义而不能不奋斗的义战！再具体一些说，我们作战的目的，是要救中国，救世界，是要以中国民族保卫独立的牺牲，来换得东亚和全世界的永久幸福！”(79) 其二，中国要勇于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与维持世界文明的责任。蒋介石指出：“日本现在的军阀，正是失了理智，逞其兽性，奔骤驰突，可以冲破一切规范，摧毁人类的一切文明与福祉。”既然英美这些“本来世界上负有条约责任的各国”“都相顾逡巡”，不敢起来承担“制裁强暴，维持国际条约的责任”，那么中国“就只有不惜一切牺牲来担起了这个正义绝续、公理存亡关头的大责任”(80)。他强调：“盖自救亦以救世界，当仁不让，中国愿为世界之前驱。”(81)他认为：“倘我国抗战到底之决心，能导入恢复国际秩序与维护世界和平之正轨，倘我国抗战到底之决心能打击暴力，使暴力永远不再为推行国策之手段，则我国目前所进行之斗争，其意义与结果固不仅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抗拒侵略而已也。”(82) 其三，号召全国同胞发扬维护世界和平、任重道远的精神。蒋介石一则要求全国同胞牢记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教，认为“不但要自救，也要救世界，这就是基督的牺牲、博爱与和平的精神，这个真理，是永久不可磨灭的”(83)；二则要求全国同胞“任重道远，不容少懈”，强调“吾人对于此种伟大使命，既已毅然承当，则不问国际形势前途如何，必当尽其在我，初不必遽形失望，尤不可稍存依赖”(84)。 在阐述上述四个方面时，蒋介石反复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中国要“创造一个新时代”。首先，他说自七七事变起，中国就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这“就是中国革命运动和日本侵略暴力直接决斗的时代，亦就是我们打倒日本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的时代！”其次，他认为这是一个“革命创业的最好时机”，强调：“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真是空前未有伟大艰巨的非常时代；我们当前的机会，真是千载一时难得的机会！我们要发扬光荣悠久的历史文化，就在这个时期；要创立光辉灿烂永远安乐的中华民国，也就在这个时期，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时代，后人得不到的机会！”再次，他提出国民党要“在建立新国家当中来建造世界新秩序，创造一个新时代，以求得一劳永逸的效果！”他认为“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坚决抗战，国际上一个崭新的局面，一个崭新的时代，就必然要出现！这个新的时代，就完全由我们革命军一手造成！”(85) 毛泽东从两大方面阐述了中共所认为的七七事变的巨大意义。 第一，七七事变的爆发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新的含义，中国历史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其一，抗日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即革日本帝国主义的命，中华民族走上了自由解放的道路。毛泽东指出：“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日战争的革命性也表现在这一方面。”(86)这样，“现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那种难堪的奴辱地位，是改变过来了。全中国人手执武器走上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战场，全中国的最后胜利，即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曙光，已经发现了。”(87)因此，毛泽东强调：“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88) 其二，七七事变使中国历史发生两个重大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奠定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指出：这两个转变，一是“‘九一八’以来中国统治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转变到实行抗战的政策”，二是“一二九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由停止内战准备抗战的阶段，过渡到了实行抗战的阶段”(89)，“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90)随后，他在一次报告中指出，抗日民族自卫战争到来的意义就在于：“1.空前地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坚决勇敢的精神，打破了过去的‘恐日病’，给了日寇相当的打击；2.空前地巩固了中国内部的团结与统一，表示了中华民国的新气象；3.使十年来对立的国共两党重返合作，使国民党有了决定的转变。”(91)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又强调指出，七七事变以来最大与最主要的转变是：“由国内各党派各阶级互相对立的局面转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国内战争转到了抗日战争。”“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使得国内国际情况都发生了变化。首先变化了与变化着国内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各个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变化了与变化着国际间的相互关系”。就国内而言，“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2)他还特别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93)。 第二，与上述相联系的是，抗日战争是争取民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历史时期。 其一，民主共和国建立的前提是争取民主，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抗日战争阶段中“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与民众的动员不够，因而没有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须在今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94)。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据以定出一定的政纲和政策……为此，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一切和这个纲领相抵触的东西，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95)可见，要争取民主，就须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要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就必须实行全面的抗战路线。 其二，抗日战争时期要建立的是民主共和国而非工农民主专政。毛泽东指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方面十年来反对实行三民主义”，而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即：“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那么，“为什么共产党现在又申明取消工农民主专政”呢？毛泽东指出：“这个理由我们也早已说明了，不是这种制度和办法根本要不得，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使联合全民族各阶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必需，而且有了可能。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为了共同反对法西斯，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也有了必需和可能。所以，我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民族的和民主的统一战线。我们用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的各阶层联合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在这种基础之上提出的。”(96)总之，他强调：“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这在国内外的形势均须如此。”(97) 其三，“什么是共产党主张的‘民主共和国’”？在1938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民权主义的国家，大体上是孙中山先生早已主张了的，中国建国的方针应该向此方向前进。”(98)毛泽东在7月2日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毛泽东指出：“这样的任务，不但是共产党的，也应该是国民党与其他革命党派的，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99) 对比国共两党的看法，在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走上了独立与解放的道路这点上，两党是一致的。蒋介石强调“此次中日战争，是国民革命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一战”(100)，中共赞成“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为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101)，张闻天指出：“全民族抗战的伟大时期就要来到了。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解放战争，将使中国历史转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使全人类在解放的进步路上前进一大步。这个时期的到来，将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必然胜利！”(102) 但是，国共两党在两大问题上的主张有着本质的区别。 其一，关于抗日战争的革命性。虽然国共两党均认为抗日战争是革日本军国主义的命，但是如何革命，两党的主张不同。针对国民党一党包办抗战的主张，中共主张全面抗战，毛泽东指出：“现在的抗战虽然是革命的，但是它的革命性不完全，就是因为还不是群众战”，只能说是片面抗战(103)。 其二，国共两党都说要通过抗日战争建立“民主新国家”，但是对于这个“新国家”的性质及发展趋势各有主张。蒋介石虽然未具体说明要建立什么样的“民主新国家”，但是从传统“自治”的角度作了解释，其实质是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毛泽东提出建立一个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具体称为“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建立国共两党联合的共和国。毛泽东指出并强调：“向国民党人说明，共产党不但要在抗日问题上与国民党合作，而且要在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新中国上同国民党合作。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几十年的合作，而不是一时期的合作或玩弄手腕。要为统一战线斗争到底。”(104)他又指出：“战争中建立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105)这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发展趋势。 对比中日两国对七七事变意义的各自论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目的不仅在于侵占全中国，还在于作为称霸世界必然的一步，实现其所谓“新日本”和亚太地区“新秩序”的奢想，中日两国的决战不可避免。中国进行全国性抗战，不仅在于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还在于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因此，国共两党均认为七七事变的爆发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应该像毛泽东在一段意义深远的论述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一伟大的民族战争，和中国过去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都不相同。因为这个战争是为了把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状态中从亡国灭种危险中解放出来的战争，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进步的时期进行的；同时，又是在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自寻死路走向崩溃的时期进行的；同时，又是在全世界先进人类正准备着空前广大与空前深刻的斗争力量以便抵抗与战胜德日意法西斯魔王争取世界光明前途的时期进行的。这样三方面因素的结合——以中国进步并且继续进步为主要基础的三方面的结合，就保证了我们的抗日战争一定能够最后取得胜利，而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一定要出现于东亚，并成为未来光明世界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一个中国，不但将造福于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而且将造福于全人类。”(106) ①刘大年：《从京都到东京——记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②学术界围绕七七事变展开的研究，其成果数不胜数，这可以参考荣维木的《卢沟桥事变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及《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宋力和曾祥健的《近10年来卢沟桥事变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等文。当然，有一些学者谈到了七七事变开始全国性抗战的意义，如邓俊生(黄埔军校七分校第18期邓锡善之子)列举说：(1)“卢沟桥抗战为中国对侵略者割地赔款的惯例画上了句号”；(2)“拉开了国、共两党携手抗日的帷幕”；(3)“使全世界真正认识了中国人”；(4)“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了正轨。”(邓俊生：《卢沟桥抗战的历史意义》，中国黄埔军校网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hphrwz0083.html)此外，一些学者如张廷栖分析了卢沟桥事变的地位和作用(《卢沟桥事变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第5期)。但是，学术界较少涉及卢沟桥事变性质与意义的研究，更未从中日两国和国共两党的各自看法角度进行分析。 至于抗日战争整体的研究，集中在几个方面。其一，关于性质和历史地位，代表性论文有：王廷科的《试析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性、整体性和复杂性》(《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李良志的《论抗日战争的历史特征、意义及经验教训》(《党史天地》1995年第1期)、郑德荣及吴敏先的《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胡和勤及王豹的《全面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理论导刊》2003年第8期)，等等。其二，关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与抗日战争的关系，代表性论文有：郭德宏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熊宗仁的《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新觉醒》(《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4期)、陈家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华民族的振兴》(《学术界》1995年第5期)，等等。其三，关于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关系，代表性论文有：胡德坤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改变中国面貌的正义战争》(《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刘学照的《抗日战争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2期)，等等。 ③《首都各界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人民日报》2014年7月8日，第1版。 ④《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7页。 ⑤《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解放社1939年编印，第229页。 ⑥[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23页。 ⑦《田中义一大将的“奏议”》(1927年7月25日)，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金锋、冷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24～225页。 ⑧[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第526页。 ⑨《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1938年4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87页。 ⑩《拥护中共八大纲领》，《新中华报》1937年8月13日社论。 (11)黎平：《怎样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卢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编印，第311页。 (12)《认识抗战真谛与建立必胜基础》(1938年1月1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56～57页。 (13)《日本政府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次声明》(1931年10月26日)，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金锋、冷明等译，第235、236页。 (14)孙科：《全民抗战》(1937年7月29日)，《卢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第91页。 (15)《认识抗战真谛与建立必胜基础》(1938年1月1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56～57页。 (16)[美]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1932至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蒋相泽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8页。 (17)[德]墨尔：《蒋介石的功过：德使墨尔驻华回忆录》，张采欣译，台北学生书局1994年版，第172页。 (18)《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第55页。 (19)《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第55页。 (20)《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第58页。 (21)洛甫：《论平津失守后的形势》(1937年8月2日)，《卢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第268、270页。 (22)顾维钧：《中日冲突无可避免》(1937年8月4日)，《卢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第224页。 (23)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 (24)《李宗仁回忆录》，第477页。 (25)《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1938年3月8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147页。 (26)《中国抗战之意义与列强应有之认识和努力》(1938年9月)，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12～113页。 (27)《确立永久和平之途径》(1938年10月10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第117页。 (28)《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1937年7月1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583～584、584、585页。 (29)《准备全国应战》(1937年8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602、598～599页。 (30)《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1937年8月18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605～606页。 (31)《认识抗战真谛与建立必胜基础》(1938年1月1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57页。 (32)《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1938年4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188页。 (33)《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1937年10月10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45～247页。 (34)《出席最高国防会议致词》(1937年11月5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650页。 (35)《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2页。 (36)《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1937年9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37)《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4～375、375页。 (38)《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1937年9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8页。 (39)《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9页。 (40)《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4页。 (41)李富春：《怎样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卢沟桥事变与平津抗战》，第274页。 (42)《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25页。 (43)《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3～354页。 (44)《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1937年9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8页。 (45)《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25页。 (46)《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3～354页。 (47)《在山西应坚持普遍的游击战争的方针》(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8页。 (48)《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3页。 (49)《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7～388页。 (50)《国策的原则》(1936年8月7日)，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金锋、冷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6页。 (51)[日]土肥原贤二：《中日事变的真正意义》，《北京档案史料》1995年第2期，第18～21页。 (52)[美]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1932至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蒋相泽译，第199页。 (53)[日]土肥原贤二：《中日事变的真正意义》，《北京档案史料》1995年第2期，第21页。 (54)《以光荣的牺牲求最后的胜利》(1937年10月28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635页。 (55)《准备全国应战》(1937年8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599页。 (56)《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1938年4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187～188页。 (57)《认识抗战真谛与建立必胜基础》(1938年1月1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59页。 (58)《准备全国应战》(1937年8月1日)，泰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598～599页。 (59)《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1937年10月10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246页。 (60)《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1937年)，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249页。 (61)《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1937年)，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249～250页。 (62)《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1938年3月8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147页。 (63)《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1938年4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194页。 (64)《认识抗战真谛与建立必胜基础》(1938年1月1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58页。 (65)《认识抗战真谛与建立丛胜基础》(1938年1月1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57页。 (66)《认识抗战真谛与建立必胜基础》(1938年1月1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69页。 (67)《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1938年4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187～188页。 (68)《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1938年2月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120～121、122页。 (69)《认识抗战真谛与建立必胜基础》(1938年1月1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61、57页。 (70)《以光荣的牺牲求最后的胜利》(1937年10月28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636页。 (71)《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1938年4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187页。 (72)《认识抗战真谛与建立必胜基础》(1938年1月1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62页。 (73)《中国抗战之意义与列强应有之认识和努力》(1938年9月)，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第112-113页。 (74)《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1937年10月10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245页。 (75)《建国运动》(1937年7月18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587～588页。 (76)《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1937年)，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250页。 (77)《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1938年4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195页。 (78)《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1937年10月10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246页。 (79)《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1938年4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196页。 (80)《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1938年12月26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583页。 (81)《中国抗战之意义与列强应有之认识和努力》(1938年9月)，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第113页。 (82)《确立永久和平之途径》(1938年10月10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第118页。 (83)《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1937年10月10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246～247页。 (84)《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1937年)，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250页。 (85)《认识抗战真谛与建立必胜基础》(1938年1月17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69、63、62、61页。 (86)《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5页。 (87)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61页。 (88)《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 (89)《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2页。 (90)《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24页。 (91)《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1937年10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8页。 (92)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58、559、560页。 (93)《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3、364、365页。 (94)《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24页。 (95)《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9页。 (96)《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8页。 (97)《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1937年10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54页。 (98)《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1938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2页。 (99)《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1938年7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34、135页。 (100)《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1938年4月1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186页。 (101)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69页。 (102)《论平津失守后的形势》(1937年8月2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页。 (103)《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5页。 (104)《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1937年10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53页。 (105)《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1937年9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9页。 (106)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61～562页。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七七事变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化侵略论文; 世界政府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蒋介石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理想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