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逊曲线迁移：“全球化陷阱”的一种理论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曲线论文,陷阱论文,理论论文,罗宾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4]01-030926-0899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各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持续扩大的倾向，根据世界银行专家Branko Milanovic基于各国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数据使用PPP方法进行的测算，全球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625上升到1993年的0.659，平均每年增长0.5%，并且有日益加速的趋势；即便是那些居民收入差距原本稳定或呈下降趋势的国家，如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其居民收入差距也开始呈现出逐步扩大的势头。
全球化所带来的各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引起了世界性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这一运动在“八国首脑会议”期间的热那亚反全球化示威运动中达到顶峰，而其主要的诉求焦点就在于反对全球化带来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
面对各国居民收入差距普遍扩大这一“全球化陷阱”，经济理论界给予了各种解释。
1.基于贸易自由化的解释和局限
这一理论解释的基础是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该定理认为当一国开放其贸易后，由于出口商品数量的增加以及相对价格的上升，一国富余要素的回报率和收益率将趋于上升；而国外进口的增加以及要素的流入又会使该国的稀缺要素受损，因此全球化的结果是各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这一解释显然忽视了各国自然禀赋的多样性和实际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即便按照这一理论，当贸易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展开时，虽然发达国家可能减少甚至放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从而降低本国非热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并拉大居民收入差距，但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却可能因此而提高，从而缩小本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因此，全球化条件下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必然的。
2.基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解释和局限
国际资本流动论认为，国际资本的流动将使资本流出国的就业机会减少，资本稀缺度增加，从而阻碍该国相对贫困群体的收入提高和生活条件改善，而境外投资的高额利润回报也将在客观上拉大居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对东道国而言，由于跨国资本并不是均衡地流向所有的产业部门，而只是集中流向其可贸易品生产部门，因此资本的流入只会改善部分部门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水平，而另一部分部门的劳动者则很少从跨国资本流入中获利，再加上“资本替代劳动”效应以及部分投机资本的存在，东道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同样会在国际资本流动中得到扩张。
这一解释的根本问题在于过分谨慎的理论假设，其理论完全奠定在对国际资本流动负面效应的充分构想上。而在实际中，只要流出国资本饱和且资本的投向合理，国际资本的流动将会使双方的福利都得到改善，从而对双方的居民收入差距都产生缩小效应，因此这一理论无法揭示“全球化陷阱”存在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以上两种理论解释的局限性，国内外学者在对经济全球化与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的认为，全球化对收入分配格局有着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而有的则认为，全球化与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没有必然联系。他们最终达成的妥协是，当贸易自由化相对地有利于非熟练劳动就业机会的增长时，当国际资本流向非熟练劳动部门时，收入分配格局就会改善；反之，收入分配格局就会恶化。但这一妥协的结果同样无法解释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全球性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因为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全球性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就只能说明世界各国的贸易自由化和国际资本流动都是更有利于熟练劳动者的。
总体上说，前述两种理论解释的前提都是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在一国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情况下，这两种理论对全球性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解释只能是各国放弃工业化努力的结果。（注：因为只有在放弃工业化努力的前提下，各国才会允许贸易自由化更有利于熟练劳动力的就业，而国际资本流动也更有利于熟练劳动力部门。这也是传统静态国际贸易理论条件下各国的两难选择，即要么牺牲静态比较优势换取长期的动态比较优势，要么放弃长期工业化努力。）因此，要从理论上解释80年代末以来全球性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必须寻求新的角度。
二、罗宾逊曲线“迁移”：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
1976年，为从理论上论证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合理性，罗宾逊提出了一个基于二元经济划分的“仅含极少假设条件且非常简单的模型”，并宣称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倒U变动”是一条“经济准则”。
罗宾逊经典结论提出后，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质疑。批评者认为，罗宾逊经典结论的论证过程是有缺陷的，根据各国罗宾逊曲线对称轴位置的不同，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间可能呈现为三种不同的发展趋势，而不仅仅是“倒U变动”一种。（注：王检贵：《倒U现象是不是一条经济法则？——对罗宾逊经典结论的质疑》，《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
借鉴批评者的改进意见和实际论证的需要，为从理论上解释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本文对罗宾逊模型进行了重新定义。
由于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国民经济系统内部往往存在着开放部门与封闭部门之分，而不同部门的居民收入分配方式间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可以把一国居民整体按所就业部门的不同大致分为两种，并假设他们所占的人口份额分别为
和
；再用
和
分别表示开放部门内和封闭部门内居民收入的对数均值；
表示开放部门内居民收入分配的对数方差，
表示封闭部门内居民收入分配的对数方差；Y表示一国居民收入分配的整体对数均值，
表示一国居民实际收入分配的整体对数方差。（注：传统罗宾逊模型是遵照刘易斯(Lewis,1954)的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二元经济划分，这里将其定义为相对开放部门和相对封闭部门是解释全球化条件下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需要，并不影响模型的有效性。）
显然，在只区分相对开放部门和相对封闭部门的情况下有：
再假设一国内部的居民总数为W，而开放部门和封闭部门的居民人数分别为
和
，每个居民的实际收入为
，则有：
统计学上，方差反映的是总体分布的离散程度，将方差取对数后这一性质不仅不会改变，还有利于统计求和的方便，因此可以用居民收入分配的整体对数方差()表现一国的居民收入差距，这也就是罗宾逊所说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而从理论上看，一国居民收入分配的总体差距不仅取决于开放部门和封闭部门内部的差异，还要受这两大部门间收入分配差异的影响，因此，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为：
由于全球化推进本身和一国内部开放部门的扩张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用开放部门所占的比重描述一国的全球化进程。由此，将公式(1)和公式(2)分别代入公式(3)中，消去
，则得到和间的函数关系式：
这是一个二元函数，而
，说明一国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的曲线形式为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注：正是基于此，罗宾逊宣称居民收入差距的“倒U变动”是一条经济准则。）
因为表示开放部门在一国经济总体中所占的比重，故上式的约束条件为
和
，也就是说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主要由(4)式在定义域[0,1]区间内的曲线形式所决定。又由(4)式可以得到：
由于
，所以恒大于等于零；同时曲线对称轴为K=-B/2A。
如果全球化的推进必然带来各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话，则必然要求曲线在
的区间内是单调递增的，即要求曲线的对称轴K=-B/2A≥1，如图1所示：
而当-B/2A≥1时，有
也就是说，全球化条件下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前提是一国开放部门内的居民收入差距高于封闭部门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而且两大部门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太大。
理论上说，这只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由于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本身较发达，而且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居民个体间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上呈现出较大差异，因此在开放条件下，居民收入分配中的自然禀赋因素将充分发挥作用并拉大开放部门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使其远远高于未开放部门（封闭部门）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同时，因为并不存在二元经济，而且有强有力的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因此这些国家中开放部门和封闭部门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并不明显。
而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具备全球化条件下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这一前提条件，因为现实中二元经济的广泛存在以及社会文化传统的差异，都将影响到这一理论前提的成立，从而使这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必然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具体有以下两种情况：
(1)K=-B/2A≤0的情形
此时曲线对称轴在Y轴左边，因此当
时一国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是递减的，即在全球化进程中这类国家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将逐步得到改善。（见图2）：
又当-B/2A≤0时，有
可见这一演变的前提条件是一国封闭部门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相对高于其开放部门内的居民收入差距，而两大部门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则相对均衡。
这比较符合某些东亚和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实情况。在这些国家中，由于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政府主导型经济较为盛行，而政府主导下的某些政策偏好导致了封闭部门内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张；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在开放过程中奉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产业政策，强调本国民族产业的构建和发展，因此其开放部门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封闭部门内的居民收入差距大于开放部门的情况在现实是存在的。比如我国，长期以来相对封闭的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就一直要大于相对开放的城镇，而当这种情况发生在那些二元经济特征并不明显（即
的值较小）的国家时，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演绎。
这一论断在实践中同样可以得到证明。根据费尔茨的研究，亚洲“四小龙”在推行出口导向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其收入分配差距都得到的不同程度的改善（注：费尔茨：《七个开放型小国的就业、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经济学杂志》1984年第3期。），说明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并不具备全球化条件下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必然性。
(2)0＜-B/2A＜1的情形
当曲线对称轴位于的区间内时，则一国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是一条先上升、后下降的二次曲线，而其具体的变动形式则取决于该国在推行全球化前的初始数值（见图3）。当的起始数值在曲线对称轴左边时，则随着全球化推进，一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将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当的初始数值在对称轴右边时，则随着全球化推进，一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将逐步得到缩小。
因为当O＜-B/2A＜1时，有
所以，这一变动趋势的隐含条件是：一国开放部门和封闭部门间的居民收入差距相对较大，而两大部门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则相对均衡。
这种情况在那些二元经济特征明显的国家中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二元经济的广泛存在，开放部门和封闭部门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相比较而言，两大部门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减值可能并不大。
因为二元经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而这些国家在推行全球化前，其经济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都不高，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大多要经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
在借鉴罗宾逊模型进行动态分析后可以发现，全球化条件下各国整体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并非一致，也不存在持续扩大的必然性。这一点还可以从上世纪70、80年代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数据中可以得到证明。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处于持续拉大的状态。以美国为例，1973-1993年间，儿童的贫困发生率从14%上升至23%，使得战后美国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努力大都付诸东流，而收入最高的1/5家庭的收入与收入最低的1/5家庭的收入之比也呈现出不断上升之势。在欧洲，大多数人不仅忍受着工资增长减缓和就业机会减少的痛苦，而且收入在不断向资产所有者倾斜，到1997年欧盟国家中商业部门利润占增加值的比重比1970-198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了5.5个百分点。可见，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之下，全球化过程中确实可能出现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对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却并未证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必然性。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东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在全球化条件下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而其他国家的收入分配格局要么恶化，要么改善，并未呈现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一致性。
既然如此，那又如何从罗宾逊模型中得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全球性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呢？本文认为，这一现象的真正起因在于各国罗宾逊曲线的动态迁移。虽然各国的经济基础和原始收入分配模式不尽相同，但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文化交流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可能导致各国居民收入分配模式本身的变化。对那些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国家而言，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其本身的罗宾逊曲线可能出现向右的迁移（见图4）。
具体而言，在西方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世界各国都逐渐放松了对开放部门的管制。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其结果是开放部门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渐变大，而当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则各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必然出现向
的回归，即罗宾逊曲线的对称轴逐渐向-B/2A≥1的区间迁移。这一迁移的结果必然是各国居民收入差距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持续扩大。
这一点同样可以从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得到证明。1987年以来，东欧转轨国家和前苏联国家的社会变动最为剧烈，在价值观念上，这些国家采取了对西方传统的全盘接受态度。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罗宾逊曲线向右迁移最为剧烈，与此相对应，这些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趋势也最为明显；而那些本国社会文化传统保留较多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其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则并不明显。这表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全球性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是世界各国罗宾逊曲线恶性迁移的结果。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罗宾逊模型的改进和动态分析后发现，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并不是贸易自由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必然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居民收入分配模式本身的变化，而这一变化的根源又在于西方价值观念主导下各国罗宾逊曲线的动态迁移。因此，要摆脱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全球化陷阱”，根本出路在于：
1.实现各国价值观念的一元——多元回归
根据以上分析，只有保持各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并摆脱西方价值观念的主导，才能够阻止各国罗宾逊曲线的“向右迁移”，使得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不再单一地呈现为持续扩大的趋势。也就是说，只有首先实现价值观念的一元——多元回归，世界各国才具备摆脱“全球化陷阱”的可能性。
2.实现静态比较优势向长期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化
过分坚持静态比较优势的观点不仅会损害到一国的工业化努力，而且会对一国的居民收入分配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单纯注重静态的比较优势会使一国过于注重优势产业的发展，而这在全球化推进的过程中势必导致一国各开放部门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而使增大，并导致该国罗宾逊曲线的右移。因此，实现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化，不仅会推进一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也会对该国的居民收入差距变动产生有利影响，帮助其克服所谓的“全球化陷阱”。
3.加强政府的再分配调节
政府对开放部门的收入分配调节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摆脱“全球化陷阱”的宝贵经验，只有加强政府的再分配调节，才能在全球化条件下阻止收入差距的增大，进而防止罗宾逊曲线的向右迁移。